在人际往来的时候，许多人常常会标榜自己是个“直肠子”，凡事有话直说。但许多时候，人与人之间言语的交流，却需要“弯肠子”，有话直说反而是最不可行的。
“有话直说”，有时候只会让人下不了台。不管是上对下、或是下对上，说话的时候，稍微地迂回曲折，让听的人有思虑、斟酌的空间、时间，反而能够达到“事缓则圆”的皆大欢喜结局。春秋时代的齐景公，是历史上相当有名的一位明君。当朝的宰相，便是史上声名卓越的政治家晏子。
一日，有人得罪了齐景公。景公在盛怒之下，把这人抓来绑在大殿里，并吩咐属下把这个人当场肢解。为了防止臣下阻挠，景公还说，如果有人敢劝阻，便也要一并接受酷刑。
这时候，晏子走了出来，戏剧性地一手揪住受刑人的头发，另一手，则作势磨刀，做出马上要替皇上杀人泄愤的样子。他仰头问齐景公：“皇上，我想了想，发现历史上好像没有记载尧、舜、禹、汤等明君圣主如何肢解杀人，我应该从哪一部分开始砍才好呢？”
齐景公听了晏子的话，马上警觉了起来。他意识到，他想做个明君，又怎能用这样残酷的手法杀人呢？当下他马上说：“放掉他吧！是我错了！”如果晏子当时直截了当地要求景公手下留情，下手别那么残酷，可能就只是火上加油，使景公更加恼怒不已。晏子的高明处，就在于绕了个弯，不着痕迹地点醒，防止了齐景公的错误。
说话是门艺术，懂得说话艺术的人知道，轻话不可重说，会造成分化效果的话不说，会伤人自尊的话不说。如果一定得“说清楚、讲明白”，仍必须牢记“话不可说绝”、“不说最后一句的重话”的原则，给对方留点余地，给自己留点口德、风度。美国著名的政治、实业、发明家富兰克林，早年也是个“有话直说”的直肠子。然而，他发现自己这样的行事作风，不仅常常得罪人，也使得做人、做事都窒碍难行。在朋友的谏阻，以及一番反省后，他给自己定下个规矩，当自己的意见与他人相左的时候，不可直接地与他人冲突，或总是坚持自己才是正确的。
他甚至禁止自己使用一些斩钉截铁的字眼，诸如“一定”、“无疑”，等等，而以“我相信”、“我想”、“我猜想”，或是“目前看起来是这样”来取代。当他发现任何错误时，也绝不容许自己立即享受与人对立的快感，反而会温和地告诉对方：如果在某种情况下，他的意见可能是正确的，不过目前的状况看来并非如此。
很快地，富兰克林发现了这种态度改变所带来的好处。因为，如此一来，即使他在立场、意见上与人有所对立的时候，谈话仍然能够愉快地继续下去。也因为他提出意见的方式令人较易接受，减少了争执，而一旦自己犯错误的时候，也不像以往那样觉得丢脸。同样的，当他有时提出正确意见的时候，其他人也较能够放弃自己的成见来接纳、采用。
这种开始时须费力扭转自己个性的模式，随着时日的过去，越来越轻松自在。并且在之后的50年内，富兰克林不再听到由自己嘴边溜出的武断话语。他认为，他之所以能够担任公职，成功地成为议会的一员，让各种的法案顺利推行，实在应该归功于早年自我训练于自律的习惯。尽管与一般辩才无碍的人比较起来，富兰克林偶尔用字迟疑、辞不达意，但重要的是，他总能够持有自己的论点，并且成功地推展，让人接纳。“事缓则圆”、“曲则全”的智慧，虽然古老，但确很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