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特劳斯决心不再放过这一次机会。他已经快65岁了，他明白，自己的政治生命是十分有限的。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他必须叫赫尔穆特·科尔从总理候选人的位置上滚开，否则，他将永远实现不了自己的梦想。施特劳斯只要想到这一点，心中那股追求事业的火焰就熊熊燃烧起来。1980年10月5日——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联邦德国将从无数英雄中角逐出一位新总理。他要向世界证明，这位应运而生的新总理，非他施特劳斯莫属。在比登科普夫和汉斯·卡策尔等人的策划下，1976年的联邦议院选举科尔成为了联盟党的候选人，以48.6%的选票败给对手施密特。施特劳斯不只一次地认为：如果当时他能代替科尔领导联盟党进行竞选，他将胜券在握，使施密特一败涂地。在一次被泄露给公众的谈话中，施特劳斯断言，科尔缺乏成为联邦总理的性格和头脑。而基民盟的政治家们，也缺乏一种足以压倒对手的战略战术。
从那以后，施特劳斯处处同科尔作对。甚至示威性地宣布结束27年以来同基民盟组成的共同议会党团。但是，施特劳斯知道如果他想击败所有的对手成为联邦总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基督教社会联盟只存在于巴伐利亚州（基民盟在这里不提出自己的候选人），最多只能赢得相当于全国选票的十分之一。因此，施特劳斯一直酝酿着，在巴伐利亚州之外组建一个新党，来扩充他的势力。
但是，施特劳斯的计划刚刚问世就遭到科尔的强烈反对。科尔声称，如果基社盟执意那么干的话，基民盟将首次在巴伐利亚州提出针对基社盟的候选人。施特劳斯退缩了。如果惹恼了拥有80万党员之众的姊妹党，他将什么也捞不着。虽然在他看来科尔是那样无能。但是，施特劳斯有时不得不依靠科尔，利用科尔。为了两党的共同利益，基民盟和基社盟又站到了一块儿。然而，两党间的这场明争暗斗却留下了难以愈合的伤痕。
1979年上半年，基社盟许多代表人物对施特劳斯的建树大肆吹捧，力图将他推到总理候选人的位置上。与此同时，库特·比登科普夫——这位在科尔的提携下成长起来的路德维希港人、科尔的同学、一年后的威斯特伐伦—利珀州委员会主席的前秘书长，这时候也反戈一击，要求将科尔党的主席职务与议会党团领袖职务分开。
眼前的形势对科尔来说，显然是不利的。这时，这位反对党领袖不得不当机立断作出战略抉择。是暂时放弃总理候选人的资格以求息事宁人；还是接受以“施特劳斯—比登科普夫为轴心”的联盟党反对人士的挑战？科尔想到这些，不由暗自苦笑，这个抉择无疑需要巨大的勇气和魄力。
尽管许多人对科尔寄予厚望，但是，科尔经过一番思想斗争之后，决定放弃竞选总理，而在5月28日提议恩斯特·阿尔布雷希特为联盟党总理候选人。基社盟则一致推举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7月2日，联盟党通过一次投票表决，结果施特劳斯以135票的多数获得该党总理候选人资格。
这个结果公布之后，立刻引起相当多的基民盟成员的不满。他们不甘心也不愿意看到这个好处落到比基民盟小5倍的基社盟手上。阿尔布雷希特和维尔弗里德·哈塞尔曼在下萨克森州带领96000名情绪激动的基民盟成员示威性地举行联名信行动，责问科尔，为什么扮演了一个“低头忍让的联合议会党团主席”的角色，拱手把总理候选人让给基社盟？阿尔布雷希特提议，要求在基民盟和基社盟各自推举一位最高候选人参加联邦议院竞选。
但是科尔理智地拒绝了阿尔布雷希特的要求。他认为这是原则问题，作为基民盟联邦主席他应该尊重选民的决定，而不能像一个肤浅的市井小民那样出尔反尔。
科尔开始兑现自己的承诺，着手筹备1980年10月的联邦议院竞选工作，人们惊奇地发现这位曾经欲问鼎联邦总理的雄心勃勃的反对党领袖不但没有因为失去竞选的资格而垂头丧气，反而显得轻松、自信。他一方面全力以赴地参与竞选，仿佛此次会战的主角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另一方面则有条不紊地处理日常事务，履行一个政治家的职责。一位自称“科尔密友”并“十分知情”的人士在1980年5月18日的《明镜》周刊中证实，科尔在暗中全力支持施特劳斯参加竞选。
科尔对他的命运到底是怎样想的，观察家们和好奇的民众挖空心思，推测各种可能。他们对科尔的真正意图却不得而知。但是人们不得不佩服他，甚至连那些昔日对他存有偏见的新闻媒介、政治对手们都认为，应该重新看待、评论这个法尔茨人。1980年4月3日，是科尔50岁生日，在这一天《斯图加特日报》向他表示祝贺时，欣喜地评说，科尔是一个“虚怀若谷、气度非凡的人”。
当然也不乏冷嘲热讽，但是科尔在舆论褒贬面前不亢不卑。他不想在这方面花费太多的精力，他需要的是权力、是如何巩固自己的地位。
1980年初，科尔重新组建了议会党团领导班子，力图打破官僚程序，加强公民对联盟党的信任。新的领导机构中有6位基民盟副主席和2位基社盟副主席，在组建不久，他们就按部就班地履行各自的职责。
这时，施特劳斯作为联盟党1980年总理候选人已经成为既成事实，“战略委员会”和“竞选委员会”已经开始运行为他效劳。一些基民盟人士成为了施特劳斯的追随者，他们的想法和施特劳斯一样，认为科尔是个庸才。另一部分人则认为，让施特劳斯试试吧，他很可能会失败。了解施特劳斯的人难免会为这位基社盟领导人产生几分忧虑。他们知道，这位联盟党的候选人远不如他所吹嘘的那样受欢迎。但是，不管怎么样，施特劳斯已经为自己投下了赌注，决心同施密特背水一战。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机会。
或许是施特劳斯流年不利，所有的情况都那么糟糕，令人嗟叹不已。在施特劳斯的导演下，联盟党迎来了30年来最惨痛的选举结果。
在竞选过程中，施特劳斯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他风尘仆仆地从一个竞选集会赶到另一个竞选集会，汗流满面地高呼着1976年科尔在联邦议院竞选时所使用的口号“要自由不要社会主义”。有时候，施特劳斯松开衣领手舞足蹈，毫不留情地对政府加以抨击。但是，他有时又变得小心翼翼，看上去像一个胆小怕事的谦谦长者。人们弄不明白，施特劳斯怎么了？
结果令人遗憾，施特劳斯进行宣传的地方，得票率反而下降。从这位巴伦伐利亚人的演说词中，人们很难找到值得信服的地方。例如在埃森，选民们居然以历史性的突破第一次将信任的目光全部倾向了社民党。
施特劳斯失败了，而且败得非常惨！他说，这一切完全是天意。北莱茵—威斯特伐伦州的领导人海因里希·克普勒的猝死，给他的竞选带来了料想不到的晦气。与1976年相比，下萨克森州、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巴登—符腾堡州的选票都明显下降。联盟党内约60万前选民竟然把信任的目光转向社民党和自民党。施特劳斯找不到任何口实来责怪科尔或其他人。
在大选的当晚，施特劳斯拖着疲惫的身躯出席了记者招待会，他心口不一地说，他——施特劳斯将来一定会是巴伐利亚的总理。谁都知道这是一个用以慰藉的谎言，这位巴伐利亚人很早之前就吵吵闹闹要当联邦总理，可是，事与愿违，他得到的选票比被他称之为“无能”的科尔1976年的48.6%更少，甚至连巴泽尔在1972年所取得的44.9%选票都未达到，他获得的选票只占44.5%。
施特劳斯是一个失败者。他在回答电视记者的提问时承认，他可能犯了错误。但是，当他领悟的时候，已经为时晚矣。在这之前，科尔和盖斯勒曾经提醒过他，可是他却充耳不闻。
施密特再一次成为了联邦总理。社民党获得了42.9%的选票，较1976年减少了0.3%，而自民党的选票却增加到了10.6%。
“两个巨人的搏斗”已经降下帷幕。人们也许会对施密特攻击施特劳斯时的情形记忆犹新。施密特曾经“很不得体”地将施特劳斯比作“像公牛撒尿，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在竞选集会上，这个汉堡人只要提到施特劳斯的名字，听众就会暴发一阵哄笑。接着，全场安静下来，人们满怀希望地注视着施密特。施密特压低声音，无限忧伤地说：“这个人连自己都不能控制。”然后，他向后退一步，把一根手指指向空中大声说道：“不能让他来控制我们的国家！”
也许，这个时候人们忘掉了施密特具有一种表演天才，他有办法也有能力激发听众的情绪，使他们感动万分。这种才能使他受益匪浅。
但是，白热化的竞选活动使得施密特元气大伤。竞选的最后几个星期，施密特患了重感冒，他看上去显得心力交瘁，他脸色苍白，声音嘶哑，完全没有了昔日的神采。到了1981年，他的健康状况再度恶化，甚至需要立即动手术。
“两个巨人的搏斗”的结果是令人失望的，施密特表面上是胜利者，但是他的前景并不乐观。在联邦议院竞选结束半年之后，科尔说：“每个人都感觉到，这次大选胜利的基础已经崩溃，联邦总理的威信已不复存在。社民党内冲突激烈，它尽管表现出了人事安排之争，但实际上却暴露出原则纲领上的深刻分歧。我不知道自民党在这种变化了的情况下准备承担哪种角色？”
两位政治家出人意料地从竞选斗争中获得了好处，一位是根舍，另一位是赫尔穆特·科尔。科尔在竞选中公正无私地支持他的盟友施特劳斯的举动使得他的反对者和竞争者大为震动。如此君子风度，不仅仅是一个“好”字可以形容的！在命运的十字路口，这位赫尔穆特·科尔的抉择到底包容了什么，蕴含了什么，又向世人启迪了什么，诉说了什么？似乎作出怎样的估价都不为过分。
1980年10月5日，如果科尔取代施特劳斯领导联盟党参加联邦议院大选，也许同样不会给联盟党的党员和他的拥戴者带来最好的结果。但是，在这一天，科尔的政治远见却是无可争议的，他的两项预言都得以证实。第一，如果自民党不愿意同联盟党合作，联盟党将无法改变在野党的命运；施特劳斯将不能逾越巴泽尔在1972年所创下的选票大关。第二，自民党在弗莱堡举行的党代会上肯定会宣布继续同社民党合作。
科尔在支持施特劳斯参加竞选一事上襟怀坦白，对待党内同志的“错误”同样也做到了仁至义尽。以库特·比登科普夫为例，这位同乡兼同学是由他一手“捧”上来的。在1976年，比登科普夫曾经感恩图报地将科尔推到了联盟党总理候选人的地位；但是在1978年底和1979年初，比登科普夫却突然不顾友情叫嚷着要把科尔的党主席职务同议会党团领袖职务分离，并和施特劳斯结成联盟，共同反对科尔。
基于比登科普夫的行为，科尔完全可以在职权范围内，给这位同学吃一点小小的苦头。但是，在这件事上他却既往不咎，依旧同比登科普夫友好相处。记者恩斯特·迪特尔·卢埃克在1980年8月31日的《星期日图片报》上，透露了这位反对党领袖对比登科普夫的看法：“科尔穿着衬衫，手里拿着一杯酒水混合饮料，靠坐在一个黑色皮沙发椅上，开口说：‘库特在杜塞尔多夫也够难的！’没有气恼，没有失望。这个人可以始终心安理得地使用‘光明正大’一词而不必为之脸红，尽管他的友情时常被人卑劣地滥用。”
也许正是因为科尔的宽宏大量和超群绝伦的政治才能，在联盟党内他一直拥有大量的追随者。在1980年10月7日，联邦议院大选后的第二天，他再次被联邦议院联盟党议会党团以214票中的210票确认为议会党团主席。
科尔感到自己胜利在望。在波恩，他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自信、快乐。这时，他不必像从前一样左顾右盼，隐匿锋芒。他领导下的议会党团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自豪地承认了自己的反对党地位。当联邦总理施密特发表政府声明之后，科尔又以一个反对党领袖的身份针对声明中的缺点予以中肯的批评。科尔对施密特的指责是无懈可击的，施密特在羞愧之余，不得不承认声明确实缺乏远见卓识，没有向民众勾画出国家的美好前景。
不仅如此，施密特还明显地感到自己的“世袭领地”受到侵犯。这个反对党领袖科尔居然公开向总理建议，应该将外交政策和安全予以区别对待。这两方面曾经一直属于前联邦国防部长施密特管辖，但是，科尔现在却中规中矩地介入了！科尔绝非无能之辈！
总理施密特的领导力量在逐渐减少，他特别信赖的维利·勃兰特在这种情势下也异常清醒地同施密特的声明保持距离。他可不愿意同施密特一样受到科尔的攻击。联邦德国的政治气候发生了变化，新闻媒介慢慢地淡化了原有的门户之见，对反对党领袖科尔产生了好感。1981年2月10日的《汉诺威汇报》用称赞的口吻评论到：
“人们几乎可以作这样的估计，联邦议院的真正获胜者将不再是施密特，而是科尔。实际上，这次联邦议院大选巩固了这位反对党领袖的地位，并削弱了联邦总理的地位，而且削弱到连悲观者到了10月5日还意想不到的地步。”
联邦政府已经不能像以前那样对反对党进行责难。在科尔咄咄逼人的攻势下，施密特在议会中很难发挥他的口才。有时，他与科尔之间的辩论竟然像谈判一般，相互一问一答。不仅如此，科尔还注意辩论的策略，而不是搞盲目的唇枪舌剑。他的6位议会党团副主席同科尔配合默契，步步为营，迫使政府只有招架之攻，没有还手之力。
科尔的谈吐和风度俨然是一位咄咄逼人的国务活动家，不仅仅只是一个反对党领导人。施密特在这种攻势下噤若寒蝉，他居然不能从脑海中搜寻一句半句来回击科尔。
1981年3月9日，当科尔驱车前往曼海姆参加基民盟第29次党代会时，来到阔别多年的“玫瑰园”小憩。1947年科尔来到这里的时候才17岁，当时他是青年联盟的成员。为了倾听到库特·舒马赫的演讲，这个热血沸腾的小伙子，凭着一本假护照，从法占区路德维希港来到了美占区曼海姆。荏苒光阴，34年之后，当昔日的那位路德维希港人重温故地的时候，这里已经物是人非了。当年的那位青年联盟的小伙子今日已经成为联邦德国屈指可数的政治领袖。
科尔徜徉在“玫瑰园”中回想往事，一时不由心潮起伏，浮想联翩。
在基民盟党代表会上，科尔遇到了施特劳斯。双方各抒己见，在友好和谐的气氛中，使人看到了一种“崭新的联盟感”。在会上，科尔认为，为了国家的利益，基民盟、基社盟有义务为政府提出建设性的替代方案。而不能像施特劳斯所提倡的那样，一味地通过对政府的攻击以迎接议会大选这一“真相大白之时刻”。科尔说，联盟党准备再当4年反对党。
科尔的讲话赢得了包括基社盟头面人物施特劳斯、齐默尔曼·施托伊伯和多林格尔在内的人的喝彩。选举时，科尔以715票中的689票当选为联邦执委会主席。
科尔问鼎总理座位的雄心是毋庸置疑的，为什么他在基民盟党代表会上提出准备再当4年的反对党？科尔的言行很快引起了曼海姆记者的兴趣，当科尔接受这位记者的采访时表示“如果这届政府由于不再有能力治理国家而提前解散的话”，他将不会放弃从前的主张，即在合适的时候“通过边门进入政府”，而不准备“让一种目前不会使他获得成功的局势牵着鼻子走”。
科尔的声明是不言而喻的，他是在等待，等待自民党在不久的将来向联盟党的靠近，等待一个成为“德国政治的替代力量”的最佳时机，等待“直到权力自动落到他们的身上”。这正是科尔多年一直所奉行的水到渠成、瓜熟蒂落的策略。但是，这位反对党领袖绝对料想不到，在翌年的10月，他的政治抱负就得以实现了。这个事实的来临，对于文韬武略的科尔来说，是来得太迟了呢？还是来得太快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