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率领农民闸沟造地
大寨位于虎头山西麓脚下，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石山区。地势由东南到西北倾斜，相对高差277米。虎头山下，八道大土梁夹着七条大沟，犹如一把把利剑，将山坡劈成七股八岔，山间沟中还有17条小沟。山岭沟谷相间，山高坡陡，纵横交错，起伏不平。山坡岩石裸露，怪石嶙峋。梁上黄土覆盖，天长日久，风蚀水浸，切割得支离破碎。河沟坡度大，平日里乱石滚滚，雨季一到，则山洪暴发，形成灾害。在当地，人们这样形容大寨：“山高石头多，出门就爬坡。地无三尺平，年年灾情多。”解放时，全村约800多亩耕地，零零散散地分布成4700多块，大的不到三亩，小的要好几块才能凑一亩，就斜挂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这些坡梁地缺边少堰，缺肥少水，耐不住干旱，经不起雨涝，“地里上肥地边流，冲走肥土露石头”，“三天无雨苗发黄，下点急雨地冲光”。更糟糕的是，一年中，无霜期只有五个多月，多半时间处在寒冷中。自然环境贫瘠，粮食产量自然不高，亩产量一般只有三四十公斤，好年景也不过五十公斤左右。祖祖辈辈生活在这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大寨人，已经习惯了顺从或忍受大自然所带来的恶劣环境，除了祈求上苍风调雨顺，他们不曾想到向大自然挑战。然而，这穷山恶水在社会主义时代，在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人手里，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要说陈永贵率众闸沟造地，得从1951年的天津之行说起。那次陈永贵感触很深，并由此开始思索山区农村的发展之路，立下了改变山区落后面貌的雄心壮志。
那年，陈永贵作为山西省农民代表团成员，赴天津参观华北物资交流展览会。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娘子关，第一次见到了太行山以外的世界。广袤平坦的华北平原，一望无垠的滚滚麦浪，青翠碧绿的满园蔬菜，看得他心花怒放。展览会展台上那一台台大型拖拉机、收割机、五铧犁，更令他钦羡不已。回来的路上，代表们在车厢里热烈地谈论着，平原地区的代表兴高采烈，山区的代表们却有点心灰意冷。陈永贵紧锁眉头，一袋又一袋地抽着烟，不时望望窗外一眼千里的辽阔平原，思绪又回到了大寨那被分割成4700块的800亩土地上。他多次陷入沉思：平原条件优越，无法比拟，山区条件恶劣，但可不可就山区地势作一些改变？想来想去，他竟想出了山区建设比平原建设的诸多有利条件：平川的土地亩数是死的，而山区地势宽，拓展潜力大，闸完了沟，修好了梯田，东一块西一块，串联起来，就能展出十几二十亩地来；挂在山坡上的梯田，一台一台的，哪一块也通风透光，利于密植，这一点平川万万比不上；山里人吃苦耐劳，有精耕细作的习惯，不论地边、地墙、地角，都要种上粮食，不浪费一寸土地；山区还能多种果木，多养牛羊……想到这里，陈永贵眉头的疙瘩解开了，他兴奋地拍拍同来的下思乐村党支部书记王帮寿的肩头，说：“老伙计，咱对平川机械化，一不眼红，二不等待，咱走咱们的路子。粮食产量，咱要跟他平川扳跌（摔跤），要扳过他们。”
天津回来后，陈永贵互助组加强了田间管理，获得农业生产大丰收，但没有搞大的土地基本建设。1953年，初级社成立，土地归集体统一经营，为陈永贵施展抱负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平台。
建社一开始，陈永贵就在酝酿大寨的十年造地计划。大寨当时300来口人，800多亩零零星星挂在七沟八梁一面坡上的薄地，稍微闹些灾荒就难免挨饿。要将大寨这块黄土地变成米粮川，唯一的出路就是把这4700多块薄地并成大块，将七沟八梁治理成平平整整的田地。具体做法是将“沟”垒起一层层石坝，再填上土，使耕地小块变大块，斜坡变平原。
这是一个前人不曾有过的设想。按照这一设想，陈永贵将引领大寨人走上一条非同寻常的创业之路。为了和大家达成共识，陈永贵一次次和社委会干部谈，和党员谈，和社员谈。支部会上，他慷慨陈词：“组织起来，就是要显示和发挥集体的力量。过去各户不敢办、办不成的事，咱们不仅要办，还一定要办好、办成功。穷山恶水困扰咱们多少年了，为生存，为发展，咱们首先要向荒山进军，向大自然要粮。”
然而，向大自然宣战，毕竟是开天辟地第一次，无论是干部、党员，还是普通群众，一开始都心存疑惑，反对者不在少数。吴思在《陈永贵沉浮中南海》一书中详细地描写了一次讨论会上的争论：
庄稼人爱地，不反对修地。可是工程大了，听起来险了玄了，便难免有点二话。
“干甚不成哩？非要修梯田？误工多，得利少，粮食能卖几个钱？”
“劳力少，任务大，什么时候能完成？”
陈永贵感到这个会要砸。村里不少精明人——通常是富裕中农——都对他的十年造地规划不感兴趣。他听着越来越多的反对意见，火气一阵阵地往上蹿……
“瞎胡闹哩！”反对的话越说越重了，“你人要走路，水也要走路。人有人路，水有水路。常言道：人不和水斗，鸡不和狗斗。你有多大本事敢跟龙王爷斗？”
“对着哩！河沟是谁走的路？河是水走的路！你把河沟修成地，水往哪里走？一水冲了你，还不是白误工？”
……
“胡来么！”一位姓贾的摇头说，“要是能改，老辈子早改了，还轮得着你？”
陈永贵压不住火了。他最不爱听这话，他就不信他领导的农业社不如旧社会。陈永贵冷冷地问道：“旧社会能改？你旧社会就能改变了？嗯？”他显然抓住了理，连珠炮一般地追问那位说漏了嘴的姓贾的社员：“你怎么改？那山是谁的？地是谁的？你怎么去改变？现在的山是谁的？地是谁的？坡是谁的？过去是什么制度？现在我们是什么制度？”
反对者沉默了。陈永贵训人喜欢抛出一连串的问句，他又问道：“你不创造条件，那好条件什么时候来？天上会给你掉下来？它自己会给你跑出个好条件？它能不能自己跑来？你改造它嘛！已经有了改造自然条件的力量了，有了社会主义集体经济，你还没有力量改造它？什么龙王爷马王爷？龙王爷有什么了不起？斗一斗怕什么呢？”
一场激烈的交锋过后，大家的思想仍旧不通。这也难怪大家一时转不过来，大寨的自然条件太差，社员的生产工具又十分简陋，除了扁担就是箩筐，凭这，大寨的穷风水能变吗？
第一次会议失败后，陈永贵认为要让大家接受十年造地计划，思想转变是关键，“首先要思想变，土地才能变，技术才能变。思想不变样，什么也不能变。可是，思想不好变，它是活的。变思想要依靠贫下中农起带头作用。集体经济是千里马，贫下中农是千里人，有千里马没有千里人不行。先把贫下中农的思想提高，再去带动富裕中农。”在第二次会议召开前，他就去找过去和他一起扛过长工、打过短工的二十多个老贫农、老雇工商量，研究对策。这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坚决地支持了陈永贵：“就这么干吧！又不用贴什么，贴也是贴上点劳力，还能贴了咱房屋、土地、牲口、农具？”陈永贵满心欢喜地说：“这就好，只要你们带头干，把大家带动起来，就能成功。”
再开会。大家心里还是充满疑虑：“山大沟深，满村不过五十几个劳力，猴年马月才能把地修好？”陈永贵用愚公移山的精神号召大家：“山再大，沟再深，治了一山少一山，治了一沟少一沟”，“三年不行五年，五年不行十年，我们这辈子不行，还有我们的子孙后代。只要咱全村人拧成一股劲儿，坚持干下去，总有一天能改变风水，改变命运。”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争论，一次又一次的动员，党员的思想统一了，干部的思想统一了，社员的思想也统一了。于是，1953年冬，大寨打响了改造山川面貌的第一场战斗。
第一个改造的目标是白驼沟。白驼沟，长1500米，宽10余米，总面积4.5万平方米，沟掌海拔985米，沟口海拔940米，高差45米，沟两边分布有零星梯田5.2亩，是大寨七条沟中最小的一条。
改造行动在冬天开始。太行山的冬天，寒风刺骨，滴水成冰。合作化以前，单靠个人的力量造地、修地是根本不可能的。面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冬天的大寨人只能偎在炕上，依靠少运动、多睡觉、少吃饭来减少粮食的消耗。1953年的冬天，这里却热火朝天。
为了确保改造工程成功，陈永贵带着贾承让、梁便良、赵大和等到白驼沟，进行实地观察和勘探，确定打坝的数量，又召集支委、社委开会具体部署，并给大伙下了命令：“这是农业社的第一个造地工程，也是实施十年造地规划的头一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只能干好，不能干坏！”
安排部署妥当，大寨五十多个劳动力顶着凛冽寒风全部进了沟，就连71岁的贾金元老人也不顾干部的劝阻，整天和年轻人一起干活，胡须上结了冰凌，还咧着嘴跟周围的年轻人说：“我爱修地，可一辈子没修下地。现在这么好的机会，就是不挣工分，白干也乐意！”闸沟垒坝需要大石头，梁便良等壮劳力负责抬石头，往往一块三四百斤的大石头从河沟挖出，梁便良将铁绳往石头上拦腰一箍，穿上抬杠，和另一个社员一撅屁股一使劲，就吭哧吭哧抬到了坝上。陈永贵是垒坝能手，带着四个强劳力专门负责垒坝，“二三百斤的大石头，两人一努劲，垒上去了。石头把他们两只冻得麻木的手碰破了。血一点一点滴在石头上，陈永贵却好像没有那么回事，连火都不烤一烤。”宋立英带领妇女们担土垫地。土塄到处都有，只是冻得厉害，妇女们一镢头下去，刨出的却只是一道白印，但她们毫不松手，不停地挥舞着镢头，等到满身热汗时，坚硬的土被刨下一片。那段时日，他们每天天不亮就出村进沟，星星眨眼才收工，一天在工地十余个小时，早午饭就吃在地里。天冷路远，刚出锅的热饭，挑到工地上，上面便冻了一层冰，干得满头大汗的大寨人戏称之为“冰碴饭”。梁便良后来回忆说：“冰碴饭不是大寨人实在想吃，因为这也和打仗一样，形势逼着我们非吃不可。”陈永贵后来也说到过冰碴饭：“谁不想吃好的？如果把冰碴饭和热面条同时端上来，谁也是先端起热面条吃。可是，在冰天雪地里，哪里来的热面条？”
这一年，大寨超额完成了国家粮食统购统销任务，好多人白天在山上干高强度的劳动，回了家却吃不上饱饭。但就是依靠这样的物资条件，他们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才休息。刚过完年，正月初三，便又上了工地。就这样，大寨人用一个半月的时间，共投工1700个，打坝25条，造地9亩，完成了对白驼沟的改造。这是大寨人破天荒地第一次通过自己的力量，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取得的胜利。
初战告捷。大寨人高兴得合不拢嘴。陈永贵更是异常兴奋，他对大伙儿说：“白驼沟是依靠农业社集体力量治理的，没有合作化就不会有这些坝这些地。以后白驼沟改个名字吧，就叫合作沟。”白驼沟，合作沟，这名字起得真好，大寨人由此看到了集体的力量，看到了合作的威力！
治理白驼沟的行动引起了昔阳县委的高度重视。年底，昔阳县推举陈永贵出席了晋中地区劳模大会。陈永贵在会上作了典型发言，他不仅讲得实在、客观，而且口齿伶俐，具有一定的逻辑性。地委书记岳忠泰在总结讲话时说：“大寨的陈永贵很有头脑，是个很好的人才。希望其他合作社也像大寨那样，不仅要搞好当年的生产，而且也要搞好农田基本建设。这样，集体经济才能发展壮大，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逐步发展出来！”
在治理白驼沟前后，雄心勃勃的《十年造地计划》逐渐在陈永贵头脑中成型。这项规划的目标是：条条荒沟变良田，块块坡地变梯田，变跑土、跑水、跑肥的“三跑田”为保土、保水、保肥的“三保田”，旱涝保收夺丰年。具体做法是：沟里分段打坝，坡梁地打基筑埂，对于土层薄的地块担土垫地，对于坡度大的地块起高垫低。采取的步骤是：先易后难，先小后大，全面规划，集中治理。时间安排是：每年秋后集中劳力治沟，春节到春耕前集中劳力平整土地，夏秋两季抽空打埂，并维护现有土地。
十年造地计划先拿到支委会，又拿到支部会讨论，征得支部大会同意后，又拿到社员大会上宣布。陈永贵以他天生的雄辩口才说服了村民。于是，一场更大规模的造地计划展开了。
到1955年春，战天斗地的大寨人把后底沟闸住了，赵背峪沟闸住了，小背峪沟也被闸住了，昔日的荒沟都变成了能种庄稼的田地了。
事情进行得似乎很顺利。然而，陈永贵领导大家在治理狼窝掌时，却一连失败，两次受挫。
狼窝掌，是大寨七条沟中最大的沟，社员们叫它“黑老山沟”。沟长1500米，宽约13米，高低落差约200米，总面积87912平方米。这条沟山高坡陡，乱石堆积，野草丛生。相传常有野狼出没，因此得名狼窝掌。狼窝掌最险恶的时候是每年夏秋时节的雨季。由于沟深坡陡，高低落差大，每逢大雨，四面八方的雨水汇集到这里，山洪就像凶猛的野兽一样猛扑下来，一块块巨石在洪水的冲击下顺势乱滚，肆虐横行。民间有“狼窝掌三大害，山洪饿狼石头块”的说法。在这样一条异常凶险的沟里打坝造地，只有陈永贵想得出，干得出。
合作化以后这两年，大寨不仅治理了白驼沟，也对后底沟、赵背峪沟、小背峪沟、念草沟、麻黄沟进行了整治，可是要在狼窝掌里动土，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时就有不少人心里犯嘀咕：白驼沟能治、后底沟能治、赵背峪沟能治，难道这狼窝掌也能治？
陈永贵生怕大家不同意，直到1955年冬才提出来，先在支委会上赢得支持，后在群众会上通过。陈永贵善于左右人们的思想，与其说是征求全体社员的意见，倒不如说是逼得大家跟着他走。当他说“同意的请鼓掌”时，会场上一片掌声，再说不同意的举手时，却没有人举手。计划就这样通过了，尽管背地里有不少人反对。
第二天，治理狼窝掌的会战开始。陈永贵、贾进才、贾来恒等干部打头阵，率领全村58个劳力上了狼窝掌。炮声、锤声、开山打石的号子声，以及此起彼伏的吆喝声，在狼窝掌的上空回荡，构成了大寨村特有的创业交响曲。寒冬腊月，凛冽的西北风卷起地上的积雪呼啸着，人们往外伸伸手，都感到如刀割一般疼，而狼窝掌却是一派沸腾的景象。擂捶打石的、凿眼放炮的、拴上铁绳抬石头的、挥起镢头掘冻土层的，一个个浑身冒汗，没有丝毫的寒冷。就这样，全村58个劳力全部上阵，披星戴月起早贪黑地大干了一个冬春，筑起了38条石坝，填了几万方土，造出了20多亩地，狼窝掌终于变成了一层层簸箕形的梯田，从沟口渐次升高，直达沟掌，谁看了都赞不绝口。
春天来了，大家满心欢喜地在新造的田地里播下了希望的种子，期盼着秋天的丰收。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到了夏天，一场大雨从天而降，山洪咆哮而来，将38道堤坝冲得无影无踪，新造的土地被毁殆尽。面对“一冬辛苦一水漂”的局面，陈永贵和大寨的共产党员们、社员们心急如焚，他们冒着大雨冲进狼窝掌，手拉手防洪护堤，腿上长了疮的赵大和跳进半人深的泥浆里，用身体去堵缺口……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
社员们心痛，陈永贵痛得更深更切。看着洪水过后的惨景，他的心都碎了。他蹲在一道坍塌的大坝前，不停地抽烟。他没有文化，不懂力学，有的只是经验。经验告诉他，石块小，容易被冲走，根基浅，表土一动坝就塌。因此，石头要大，基础要深。有了这些措施，他还觉得不踏实，决定在上游修一个小水库，使雨水往下冲时有一个缓冲过程。
想好了办法，陈永贵又去动员大家。当时劝他放弃的人不少，说风凉话的人也不少。陈永贵再次找原来的穷苦人要求支持，又找反对者个别谈话，工作总算做通了。
1956年冬天，狼窝掌第二次响起了大战的号子。这次他们总结了第一次失败的经验，将条条石坝的基础挖到了一米半深，坝身由1层加到了4层，石头也全用的是一人搬不动的大石头，还在上游修了一个1亩地大、2丈多深的缓洪坑。整整三个月，30多道大坝又一次筑起，20多亩耕地又一次平展展地出现在人们面前。工程做完后，人们说：“这下可放心了！”
大家又一次春季播种，夏季锄草，只有陈永贵一到天阴就提心吊胆，一下雨就往狼窝掌跑。然而，老天爷并不体恤陈永贵的心情，又一次大张龙口。半夜里一声霹雳，一阵闪电雷鸣后，大雨如注，陈永贵一骨碌爬起来，点燃一只马灯，提了一把铁锹，就跌跌撞撞地跑向了狼窝掌。他从下往上检查，一道道堤坝查看，见都好好的，不觉有些宽慰。不料快到上面的水库时，忽听一阵沉闷的响声，如脱缰野马般的山洪奔泻而下，摧枯拉朽似的冲开了一道道堤坝，顷刻间所有的田地化为乌有。陈永贵两眼一黑，软瘫在泥地里。
本来五社合一的“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受挫就是一大打击，两治狼窝掌的失利，使陈永贵雪上加霜，打击自然不轻。村子里传出了各种风凉话：“人有人道，水有水道，要把这么大的水闸住，水往哪里流？”“卖豆腐置下河湾地，浆里来，水里去。”“跟上你们白白挨了两个冬天，往后守在家里闲一冬，不挣工分也不闸这条沟了。”
陈永贵在后来的一次讲话中描述当时的形势：“这一下可不仅是地富反坏反对，他当然反对，贫下中农也动摇了，支部里也提出问题来了：‘群众意见都提得对，不要搞，就是非要搞！这不是失败了两次啦？还要再搞？’”
陈永贵的心里很不是滋味。他认定的事，一定要干下去，决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一定要成功。在他心目中，闸沟造地是展示合作化优越性的舞台，也是捍卫社会主义的阵地。就此偃旗息鼓，既扫了农业社的威信，又给集体脸上抹了黑。可是，再干必须要大家干，必须有必胜的把握。怎样才能通向成功呢？
一连几天，陈永贵一直在狼窝掌转悠，蹲在坝上发愣，站在山坡上凝想，坐在地上不停地抽烟。他在反复琢磨失败的原因，为什么那么大的石头经不起水冲？有一天黄昏，他望着自家的窑顶出神，突然一个念头闪过：窑顶的上边是一座土山，压力那么大，为什么这么多年来窑洞压不塌？他又联想到后底沟有一座石拱桥，人来车往几辈子，它愣是纹丝不动。想来想去，陈永贵的思维集中在了这窑这桥的拱形构造上。一个奇思妙想产生了：变直线坝为拱形坝，拱背朝着上游，山洪泻下来的时候就冲在拱背上，这样定能承受住洪水的冲击。
有了新的方案，陈永贵的心里踏实多了。这时，县领导的鼓励和贾进才等的支持，无疑又给了陈永贵巨大的力量。
二战狼窝掌失败后，县委书记张怀英专程到了大寨，找陈永贵谈心。陈永贵见到书记，一脸的苦笑，伤心地说：“这么多人，吃着冰碴饭……”张怀英想让陈永贵轻松些：“吃冰碴饭那又有什么？你们吃还是坐在那里吃呢，想当初我们打游击，肚子饿了也不能不跑，边跑边朝嘴里塞，塞的都是冰碴饭，一顿饭吃了十几里地。”随后，又是安慰又是鼓励，临走时说了一句：“革命哪会有一帆风顺？失败了再来嘛！”
面对又一次的失败，有些干部没了主意，纷纷询问陈永贵该怎么办？陈永贵当然想干，可苦于没有万全之策，不好明说。一天，贾进才遇见陈永贵，问道：“今年还干不干？”陈永贵仍没有直接说出自己的想法，而是反问道：“你说还干不干？”贾进才说：“我说，还干。咱们豁出去三次五次失败，总要把它干成。”
这正好合了陈永贵的心思。于是，陈永贵召集了支部会议和党员大会，将自己的具体想法全盘托出，让大家讨论，最终达成一致。
1957年冬，陈永贵凭着一种坚忍不拔的精神，再一次领导大寨人开始了造田运动，三战狼窝掌的劳动号子又一次吹响了！
开工的前一天晚上，大寨党支部也像前两次那样，召开了三战狼窝掌的誓师动员大会。陈永贵是天才演讲家，他站在高桌子前，一边抽烟一边进行着精彩的演说：“前两次塌了坝，换来了咱们的新套套，叫做坝要拱形，地基五尺，下宽上窄像梯形。上两次石头是干砌干垒的，这次全部用石子填空，灰浆灌缝……咱倒是要看看是洪水厉害，还是咱大寨人厉害！”一阵热烈的掌声过后，陈永贵开始分配战斗任务，领任务者一个个信心百倍，志在必得。
这次的任务比前两次更加艰巨。根据党支部的安排，这次的治理办法是：“坝基要深，坝头要登，石灰灌浆，砌垒三层，打拱形坝，留滴水坑”。全沟要筑32条大坝，最高的坝是8米多，灌浆用的石灰就要3万公斤。打坝用的石头要从离狼窝掌三里多远的金石坡开采，几万方土被水冲走，又要重新垫起来。完成这样巨大的工程，依靠的只是大寨人的两只手和两个肩膀。开工那天，只有60多个劳动力的大寨，竟有70多人出工，其中有17对夫妻一起进了沟，7户社员全家上了阵。人们按照预先的安排各干其事，早上和中午照样吃着冰碴饭，狼窝掌又一次沸腾了！
老党员贾进才在这次改天换地的工程中担负开凿石头的任务。每天启明星一露头，他就背着三十多斤重的大铁锤上了山。寒风刺骨，他的双手冻得开了裂，开石时榔头一震，裂口鲜血直流，滴在石头上，头上的汗珠也滚到石头上，而他还是干得那么欢。开工第十天，一场大雪下了尺把厚，上山的路被封死了。贾进才仍早早起来，踏雪进山，扫开工地上的雪，打碎冰凌，便丁丁当当干起来。开山凿石既是一项苦差事，又是一项技术性工作。金石坡上的石头有的大得出奇，几锤下去不见丝毫动静。这天，贾进才就遇上了拦路虎。有一块石头石纹细腻，质地坚硬，是上好的垒坝材料，可无隙无缝，不好开口。老英雄一连砸了98锤，当最后一锤落下时，只听“咔嚓”一声，一道缝才整整齐齐地从大青石上裂开。待其他社员们来到工地时，贾进才已经打好了一堆石头。送饭的这时也挑着饭送到了工地，揭开砂锅一看，稀粥早已冻成了冰疙瘩。有人劝他点火烘一烘，可是地上那么厚的雪，到哪里去找柴火？贾进才端起锅来就吃，还呵呵一笑：“咱是穷苦人出身，身子骨没那么娇嫩，出上几身汗，冰碴饭就变成热的了。”大家听了，很是感动，有人就说：“老贾，有朝一日你下世了，大家定为你立个碑。”贾进才又笑笑，说：“狼窝掌二十多条大坝，哪条坝不是我的碑，还用再立！”贾进才就是这样，哪里有苦活累活，他就出现在哪里。在这次改田中，他一个人开出了一千八百多方石头。
开石不易，运石也难。没有像样的路，车马又不多，所有打坝用的石头基本靠大家沿着山间小路一块一块抬到沟里。到了雪天，运料就更加困难了。梁便良、贾来恒等四个人，在没膝深的雪地里从山上往下抬石头，一路上不知摔了多少跤，四个人都滚成了雪人，却天天超额完成运料任务。
贾进才、梁便良、贾来恒等人的实际行动是对陈永贵的莫大支持。
在大家苦干大干的时候，陈永贵这个征服大寨山水的头号决策人更是处处干在前头。这次，他仍然负责垒坝，石头不论大小、方圆，在他手里都是随心所欲由他摆布的东西，放到哪里都合适，而且又快又好。陈永贵一边干活还一边鼓舞士气：“天冷冷不了热心，地冻冻不了决心，寒风吹不倒信心，这才是大寨人的骨气哩！”火车跑得快，全凭车头带。有了陈永贵这样的领头人，大寨人哪一个也不愿后退。
凭着这股热情，凭着这股志气，大寨人在零下2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干了27天，比计划提前3天完成了任务。狼窝掌，这个大自然给大寨人设置的最顽固的一道堡垒，终于被攻克了下来。
狼窝掌通过前后三次治理，总投工6700多个，打石坝42道，造成沟坪地22亩。
到1962年，陈永贵领导大寨人顺利完成了土地基本建设十年规划。十年中，大寨人在农田基建方面共投工21万个，占总投工量的40%以上，平均每人每年干120天，每个劳动力移动土石方1000多立方米，每人每年担石头880多担，强劳力每年往地里担粪、担庄稼五万公斤……如此坚持十年不改，不仅治理好了七条沟，在那里垒起了总长约15公里的180多条大坝，修下了两条盘山渠，两个水库，3000多个鱼鳞坑、蓄水池，把300亩坡地垒成了水平梯田，还新增了80多亩好地。另外，还把200亩梁地大部分围起了一尺多高的地埂，400亩坡地修起了笔直如墙的石堰，变成了水平梯田，将原来4700多块土地连成了2900多块。这些坡梁地都有了土埂或石埂，既蓄水，又保土保肥，为秋水春用、抗旱防涝、稳产高产打下了基础。在没有水浇、电力和机耕的条件下，他们的粮食产量，从1952年的118.5公斤，增长到1962年的387公斤，成为解决当时全中国所面临的人口增长与耕地紧张矛盾的成功范例。
二、坚持科学试验
陈永贵是种地能手。解放后有了土地，他成天琢磨着怎样才能把地种好。埋头于土地钻研，他几乎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在他第一次走出山西省界，看到太行山以外的土地，看见外省的庄稼时，便产生过奇想，要在他的这块多石少土的土地上创造出奇迹来。段存章在《我在大寨十三年》一书中，这样写道：“不用请算卦先生，我就能断定陈永贵是土命，要不他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那么全身心投入，‘爱地如命，视土如金’。”“爱地如命，视土如金”这几乎成为大寨人和后来常年跟随陈永贵的服务人员对陈永贵的一致评价。
对土地，陈永贵有着一种顶礼膜拜式的虔诚。他常说：“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多，不会种地的，地越种越少。”说来也怪，他种什么长什么，种什么就丰收什么。这种神来之笔除了得益于他对土地的热爱，还得益于他大搞科学种田。
陈永贵搞科学种田，缘起1953年的两件事。
这年夏天，县里有一位农业技术推广站的技术员在大寨辅导科学种田。他告诉大寨人：白发病的谷苗不能喂牲口，牲口吃了拉出的粪便仍带有病菌，下到地里会传染庄稼，如果要喂，得把病株的上半截切下烧掉，喂没病的下半截。村民听了不以为然，认为技术员在故弄玄虚，我们祖祖辈辈不都是这样喂的吗？也没有把谷子都变成白发病。陈永贵也有些半信半疑。怎么办？试验。他悄悄地用白发病谷草沤了20担肥，施到了一块八分的谷子地里。出苗、长苗的时候看不出有什么区别，可一到出穗，果然是白花花一片，100株苗竟有82株染上了病。他新奇地把大家叫到地边，用事实告诉大家：专家的意见是正确的，种地也得讲科学。
也是这一年，县城脚下的东关农业社试种金皇后玉米获得高产，县里组织人参观。陈永贵就向人家要了些种子，还刨根问底打听该怎么种。春天，他悄悄在离村子最远的一块沟地里试着种了两亩。东关是平地，大寨是坡地，金皇后又是新品种，他对试种没有把握，因此没有声张。从小苗出土起，他天天绕道去看。开始，别的玉米长得枝叶茂盛，金皇后还是细秆细叶。但陈永贵没有灰心，沉住气一直等到秋天，别的玉米早已秆枯叶黄不长穗了，金皇后后劲大，秆粗叶壮还正长呢。试验结果，每亩金皇后比其他玉米多打15公斤。
打那时起，陈永贵便开始种试验田，一种就是几十年。当时有人不理解，问他：“该怎么闹就怎么闹吧，为什么还要搞试验呢？”陈永贵说：“不管什么新技术，都有它产生和推广的条件，都不是灵丹妙药。如果不问青红皂白，就拿来推广，万一大面积上失败了，不就打击了群众推广新技术的积极性了吗？因为，过去一家一户搞生产，庄稼种好种坏，只不过是几亩地、几口人的问题；如今成了集体，集体种坏了庄稼，就是关系几百亩、几百口人、甚至是影响国家的大问题。”关于种试验田，陈永贵在一次讲话中说：“我从1953年开始种试验田，地一共换过三回。第一回是找背人的地试验，谁都看不见，原因是怕失败了丢脸。第二回就不怕丢脸了，可是老固定在一块地里搞试验。后来我想：种庄稼和开工厂不一样，工厂里的机器有一定的型号，用多少马力都有谱谱。种地是五谷杂粮甚也种。这样搞试验是不是能适合咱这坡、平、圪梁、洼的情况呢？不能。因为，既然搞试验，白土、黑土、红土这些地的土质、气候、条件都要研究，光固定一块地，试验出来的东西，不一定所有的地都适应。”就这样，陈永贵开始根据不同的土质、地块搞试验，常常同时种好几块，试验种子，试验肥料，挖地深浅，水分多寡，苗株疏密……通过多年的一系列的试验，陈永贵在选种育种、入种、套种、密植、耕作、施肥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新技术，掌握了一整套别人难以掌握的种地绝招，总结出了一整套几乎包罗大寨所有土地的经验。
他亲自试验选种育种和因地种植。
解放前后，大寨村民主要是依据“母壮儿肥”的传统观念选种，即在长势优良的大田里，挑选秸秆粗壮、穗大籽饱的作物单独收藏，作为家用种子。其中，谷子为大宗作物，品种有毛毛谷、鱼肚白、八叶叶、武安谷、大白谷、二白谷、冒州黄、代州黄等三十余种，其次为玉米，主要品种有大黄、二黄等几十种。合作化后，农作物由个体自由种植变成集体统一按计划种植，要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必须在选种育种方面大做文章，淘汰低产品种，精选优良品种。什么品种产量高？必须靠试验。通过试验，评选出两种优质谷：大寨谷和冒州黄，它们抗旱抗涝又抗风，产量比其他品种高出许多。在玉米种植方面，淘汰了生长期比较短的品种，扩种了生长期比较长、生产潜力较大的金皇后等良种，培育出了“晋杂一号”等新品种。
大寨地形复杂，有沟里的、坡上的、朝阳的、背阴的，它们的土质、光照、湿度、温度等许多条件又各不相同。经过反复试验，从1958年开始，将过去按片安排作物、“一刀切”的做法，改为逐块安排。根据不同的地形、地块，选种不同的品种：沟凹地水分足、地力肥，就种喜欢雨水、需肥多的；阳坡地干旱、地力薄，就种耐旱的、需肥少的；梁地风大、地力差，就种株矮、抗风的；背阴地冷，就种生长期短的。就是在同一块地里种同一样的庄稼，也很有讲究，以播种玉米来说，一块地就有四个标准：朝阳地方深度是三寸半，背阴地方只种三寸；高处株距是一尺八，低处只有一尺五，这样，就使向阳地背阴地一齐出苗，高处低处长得一个样。
他长期密植，试验如何合理密植。
过去，受种籽、地力、肥料等条件的限制，大寨一直有“稀种薄收”的习惯，老辈子的种田经验是：“玉茭地里卧下牛，还嫌玉茭稠”，“稀谷饱，稠谷秕”，一亩地玉米植株七八百株，谷子八九千株。陈永贵不信这些老套套。1952年，他就在互助组开始进行密植试验，将每亩玉米增种到1500株，谷子增种到14000株。当年，谷子每亩增产60公斤，玉米增产116公斤，获得县政府授予的丰产奖。1953年，陈永贵开始大面积推广密植。1955年春季，根据土地肥力，陈永贵提出谷子留苗密度要达到2万株，玉米要达到2000株，但遭到大多数社员的怀疑和反对，大田全部按原计划种植，只留了少量地块试验。秋后，亩均密度1400株的玉米亩产140公斤，亩均2000株的亩产200公斤。群众认识到密植的好处。1956年，谷子种植密度达到每亩2万株，玉米每亩2000株，小麦、豆类等作物也相应增加了种植密度。当年，全社粮食获得增产，平均亩产160公斤，超过上年15公斤。1958年人民公社化后，遵照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合理密植”，对不同品种和不同土地的种植密度进行了比较试验。经过反复试验，找到了各种土地不同作物的合理密植数据。其中，“晋杂一号”适宜上等肥土地，每亩密度1800～2200株；“二黄”玉米秸秆硬，抗风力强，宜于一般二坡底，每亩密度2200～3500株；“安东黄”秆矮茎粗，抗风早熟，易在土薄地种植，每亩密度2800～3000株。这样，有效地利用了地力、肥力及作物品种的自然优势，使密植成为大幅度增产的一个有效手段。
当然，密植也不是越密越好。1965年后，大寨连续几年粮食增产速度减慢，但一直找不到原因。一天，陈永贵劳动时，发现有一片玉米苗长得秆粗叶茂，这块地的土质、肥料与其他地块基本相同，为什么长势喜人？经过观察比较，陈永贵发现这块地植株较稀。秋后，这块地的亩产比一般地块增产20%左右。据此，陈永贵提出适当稀植。那年下种不久，陈永贵外出开会，由大队长贾承让负责生产。为保险起见，贾承让将后种的地照原来的密度下种，形成了两种不同种植密度的对比实验。经过对比，发现植株多的地块，玉米秆高大，叶子又宽又厚，不利于通风透光，影响了授粉，造成穗小籽虚，而植株减少的地块，则秆粗穗大，籽粒饱满。秋后单打单收，同为“晋杂一号”玉米，每亩2000株的，亩产500公斤，而每亩1600株的，亩产却达560公斤。从此，种植不再一味求密，而是主张根据地力、通风透光条件和品种来合理密植。
他反复试验如何提高肥效和因地施肥。
合作化以前，大寨的作物主要施用农家肥。谷地、麦地用羊粪，其他农田施用大粪拌炉灰、炕土或经过压熏闷制的熏肥、绿肥等。合作化以后，陈永贵认为要提高地力，光改良土壤还不行，必须在施肥上下功夫。那一年，他在赵背峪沟两分玉米地里施用大粪搅拌炉灰的农家肥做试验，作物秆粗叶大，增产明显。1954年，又在麻黄沟的7亩玉米地里如法炮制，打算做高额丰产试验。不想，事不遂人愿，从夏到秋，庄稼逐渐萎缩，非但没有增产，产量反而比一般地还低。为什么头一年行？第二年就不行了呢？陈永贵组织干部社员、农业技术人员一起研究，认为问题出在土性上，赵背峪沟是红黏土，上灰渣粪可以减轻粘黏，起到改良土地和增加肥效的双重作用，因而增产。麻黄沟是沙土质地，保水、保肥性能差，再施用灰渣粪，土地变得更加松散，水肥流失加重，所以减产。通过这次试验，干部社员明白了“种庄稼没窍，肥多就好”的旧谚语并不全有道理，施肥也得讲科学。
听说化肥能提高产量，1956年，陈永贵又组织试施磷肥。第一年，夏天把磷肥施到地里，到秋天时刨出来还是白的，没有起任何作用。有的社员说：“这肥料不顶事，何必多花钱！”陈永贵说：“国家花钱修起磷肥厂，难道专门造废品？恐怕是上法不对头吧，咱们再试试看。”第二年，他们把磷肥和农家肥合起来作追肥，效果还是不明显。第三年，他们把磷肥和成稀汤，和农家肥搅拌起来，发酵一个月，使用的时候，再按磷肥的数量，配上5%到10%的氮肥。这回很见效，庄稼秸秆坚硬，倒伏少了，籽粒更饱满了，产量明显提高。
过去收了庄稼，那些秸秆便随便扔在了地里，陈永贵觉得这样既浪费又不好耕种，后来他想了个办法，将玉米、高粱等秸秆运回去铡碎，拌上水和家畜粪，再搅和后用土蒙起来，让它发酵。40天后，秸秆就腐烂发黑了，再上到地里，肥力大大增加。这种办法经推广后，每年大约有20万公斤的秸秆还到田里，每亩有250多公斤玉米秸秆沤肥还田，既有效利用了废物，又大大提高了地力。
陈永贵就这么不断研究着，每年试验着。通过不断试验，他逐渐摸索出了不同土性施用不同肥料的有效办法：红土地黏性大，上灰渣肥；沙土地土性松，施土肥；背阴地阴凉，施骡马粪；阳坡地地性热，施猪粪；沟洼地土层厚、地力肥，施秸秆肥；岭坡地土层薄、地力瘦，施圈粪。这样，有机肥和无机肥的结合使用，弥补了土地板结和营养成分单一的缺陷，使大寨的耕地越种越肥。
他组织试验作物的播期和播序。
按照新技术的要求，作物要适时下种，即要适合地温。大寨山地多，老人们常说：“谷雨前后，安瓜点豆”，“小满玉茭芒种谷，不迟不早正合适”，这些传统经验是否一成不变呢？从1956年开始，陈永贵带头种试验田，领导社员进行粮食作物播期试验。试验发现，小满种玉米弊端多多，此时播种，到玉米抽穗时正好赶上头伏的干旱和大风。因此，陈永贵认为种玉米宜早不宜迟，将其播种期提早了半个月，由立夏提前到谷雨。谷雨前后种洼地玉米，能躲过大风头，又不怕雨季水浸倒伏。而在洪水来得猛的地方，将玉米的种植期提前至清明，这样，等第一场洪水下来的时候，玉茭已长大，就不会被洪水淹了。在播种顺序上，祖辈是先坡地，后梁地，最后种沟地，经过试验改为先沟地后坡地，最后梁地。因为沟地日照短、发育慢，提前下种有利于早出苗，延长生长期。
他不断试验禾苗的移栽法。
合作化以前，因旱涝及山害等原因，地里缺苗断垄现象比较严重。传统的补苗方法是补种，在原来的垄眼处开沟或刨坑下种。这种方法虽能保住全苗，但容易形成参差不齐的“老少苗”，影响收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陈永贵组织大家展开讨论，有个社员说：“往年雨天锄苗，把拔掉的谷苗扔在地边，雨后就活了，移苗行不行？”大家觉得有道理。于是1953年，陈永贵带领大家开始试验移栽谷苗，在间苗前将尚未完全扎根的谷苗移栽到短缺的地方。结果发现，凡是雨后及时移栽的不仅成活率高，而且长势与自然苗无异；凡是墒情差的，移栽成活率很低。通过试验，还找到了谷苗移栽的一些技巧，如移栽时间，要在谷苗长出新根时移栽才能成活，等到白根一变黑，就移不活了。要是遇上阴雨天，谷苗长出新根来，移栽效果最好，移一株活一株。不久，又试验成功按谷苗株距刨坑浇水移栽。
1956年，陈永贵又开始试验在麦茬地里移栽谷苗。这年夏天小麦发黄时，陈永贵问贾承让：“收了小麦能不能再种一季谷子？”贾承让说：“收了小麦小暑了，种谷迟了两个节令了，能行吗？”陈永贵却从移苗补苗中受到启发，说：“能不能把谷子种稠一点，等麦收后匀出谷苗移栽到麦茬地里？”贾承让一想，有道理。说干就干，果真一举成功，移栽的谷子和种下的谷子长得一模一样，秋后打的粮食也不比种下的谷子少。从此，大寨也可以一年两熟种植，结束了只种一季庄稼的历史。
谷子缺苗断垄的问题解决了，玉米和高粱能不能采用同样的办法呢？1960年夏天，大家又着手解决这一难题。开头，有人说玉米根大，移不活，有人说移苗要带籽，要不，即使移活也不出穗不结籽。陈永贵说，不试验得不出结论，试试看吧！试验的结果，玉米、高粱移苗同样能成活，带籽不带籽一样能出穗，能结籽。
他提出玉米三深种植法。
耕作技术方面，陈永贵提出变“三浅”为“三深”。三浅指浅耕、浅种和浅锄。“三深”是与“三浅”相对应的深耕、深种和深刨，具体做法是秋后深耕蓄墒，变秋涝为春墒；春天深种防旱、保苗、蹲苗；夏天深刨蓄水养墒。
1956年秋后收割，沟地玉米亩产300公斤，而坡地、梁地玉米亩产只有50—150公斤。陈永贵琢磨着这其中的差距，逐渐领悟到：沟底里每年淤土，活土层厚，既抗旱又耐涝，而坡梁地虽说成了梯田，水土不流失了，但活土层仍不够厚，长不出好庄稼。因此他认定深耕能加厚活土层，能提高粮食产量。之后，他又组织社员讨论、比较，引导社员认识深耕具有增厚活土层和保墒、保肥的重要作用。合作化后，大寨大部分土地使用牛耕，不能一次耕得很深，陈永贵便用套耕的方法解决这一问题，即前面一犋牛深耕4寸，后面一犋牛在耕过的犁壕里再加深2寸，使活土层加厚到6寸，这样就增强了土壤的蓄水保墒能力，减少了水土流失，变秋涝为春墒，缓和了春旱，促进了农作物的增产丰收。这就是深耕。
昔阳一带长期流传着一句农谚：“深耕浅种，强如上粪。”按照这一传统，玉米一般种2寸深。过去土薄肥少，为了利用表层肥土，浅种是有道理的。但一件事情使陈永贵对这一传统做法产生了看法。有一年，贾承让给一名军属耕地，种得深了，迟迟不出苗，出苗后长得也不好。而陈永贵种得浅，出苗早，长得也壮。但到了拔节的时候，陈永贵种的那块地却越来越落后了，贾承让耕的地里的庄稼越长越好，一亩地多收了六七十斤。于是，陈永贵开始搞深种，经过试验，总结出了因地因品种而不同的播种深度。一般阳坡地和梁地地温上升快，土壤湿度低，出芽快，由原来的2寸加深到4寸；阴沟地低温上升慢，地凉潮湿，发芽慢，由原来的2寸加深到3寸。播种时，下种方法也有讲究，播后用脚踢少许土将种子覆盖，再在上面踩上一脚。如果墒情干旱，要死踩，将玉米种子直接用脚踩实，使种籽和土地紧紧地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有利于种籽接墒吸收水分，另一方面又能保住墒情不易蒸发。如果土地水分多，就活踩，轻轻地踏一下，以免形成土壤板结。
和深耕深种相配套的是深刨。深种以后玉米的根扎得深了，怎样才能满足深处根系对土壤中空气养分的需要呢？1958年县委号召推广外地深锄的先进经验，陈永贵也想起了一件往事：互助组时，他在小背峪种过半分地玉米，因为草多，他就狠着心用镢头深刨了一次，刨下有七八寸深。没想到，这一刨刨出了名堂，半分地收了上百斤玉米棒子。党支部研究了这一经验，认为深刨有好处，能抗旱，能抗涝，还能清杂草，决定组织大家推广。这年玉米中耕的时候，陈永贵叫大伙扛上镢头上地，要改浅锄为深刨，刨到七八寸深。不少人不理解，说自古就是用锄头锄草的，从没听说过用镢头刨草地，认为深刨会伤了玉米的根，会跑了墒。开始时，大伙还尽量把镢头当锄头使，浅浅地刨个地皮。陈永贵不答应了，在后边督促着，非让刨到七八寸。一些社员赌气了，他们憋足了劲儿，像打夯一样喊开了号子：“深刨！深刨！深刨！”一镐头下去就是一尺深。这一喊一刨反倒让陈永贵心虚了，不知这一尺深将会是什么结果。等到伏天暴雨一来，深刨的作用显现出来了，镢头刨过的小土坑变成了一个个小“水库”，为玉米的旺盛生长保存了大量的水分。秋后，深刨玉米比上年增产一百多公斤。陈永贵在大会小会上总结经验，讲深刨的好处：能大量蓄水，增强抗旱防涝能力；便于作物生长，不会伤了主根；通过深刨，把犁底的冷、寡、死土翻上来，表土翻下去，有利于土壤的热化；深刨后，土壤空气流通，有利于微生物生长；有利于斩草除根；有利于秋耕。后来，深刨成为大寨人最具特点的一种田间耕作方式。他们在玉米定苗、长到1尺高之前，用9寸的镢头在玉米行间距2寸半到3寸的地方刨一个鱼鳞坑，要刨得深、刨得匀、刨得细。刨的时候，人要光脚入地，有序踩动，刨过后留下一个一个脚窝子，下雨的时候就成为了一个个盛水的坑。刨的深度因地因苗而异：苗小深刨，苗大浅刨，以免伤根打叶。沙地、漏地（土层薄，下面是石头底子的地）和淤土地不宜深刨，以免水肥下渗流失。经过深刨，早期可以蹲苗发根，以后又能蓄水保墒，还能控制水土流失，防止夏季洪灾。
陈永贵创造的三深法，是经过研究、试验而逐渐完善起来的一套耕作制度，它们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有了深耕，活土层厚了，才有可能深种；深种之后又必须深刨，才能满足深处根系生长的需求，促进作物的正常发育。这一制度先在大寨继而在整个昔阳推广开来。一开始，是陈永贵逼着大家这样做，到了20世纪80年代，没人逼了，昔阳的农民还在深种、深耕、深刨。三深法已经“成为人多地少、精耕细作的中华民族创造的农耕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他提出间作混种，实行“四不专种”、“三不空”。
大寨受地形地力和群众生活习惯的影响，长期以来有这样一个种植传统：沟地、肥地种玉米，坡梁地、瘦地种谷子、豆类和高粱。但沟地肥地不多，每年只能种二百多亩玉米，占粮田种植面积的30%。玉米是高产作物，要提高粮食产量，就得扩大玉米的种植面积，可是以往坡梁地种玉米一亩只打二三百斤。陈永贵就和下乡的县技术员共同研究，沟地土层厚，每年夏天淤积一层活土，抗旱耐涝肥力高，自然高产，而坡梁地经过几年的改造，土层加厚了，肥料也多了，种玉米说不定也行。于是1957年，调整了作物的布局，扩大了玉米的面积，缩小了谷子、豆类的面积。那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8万公斤，仅玉米就产了8.6万公斤。
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扩大，社员生活所需的小杂粮相对减少，生产与生活发生了矛盾。如何既提高产量，又能满足社员的生活需求，陈永贵又带头搞试验，并参照县劳模会上白羊峪公社白羊峪大队党支部书记王殿俊介绍的“高产带高产”的经验，试验“四不专种”，实行多种作物间作和混种。
“四不专种”就是不专种豆、不专种麻、不专种瓜菜、不专种高粱，这些农作物都带在其他作物地里。具体做法是：在玉米行里带种大豆或眉豆（又叫菜豆）、芥菜等；在谷子地里带种高粱、小豆或绿豆；在山药蛋地里带种芥菜。带种的原则是：“高埂种瓜，低埂种麻，埂根种高粱。”实行带种，不仅两种作物都能增产，还有“小倒茬”的作用，对改良土壤和保证下一年增产，都很有好处。
为了充分利用土地，在实行“四不专种”的同时，还推行了“三不空”，即地边不空、地墙不空、地角不空。这是根据当地的地块零碎，地边、地角、地墙多的情况提出的。陈永贵组织社员算了一笔账：全大队2900块耕地，一块地一道边，两个地墙，四个地角，合起来总共有2万多个地边、地墙、地角，加在一起约30多亩土地，能种7万多株苗。每亩产量按350公斤计算，可以多打1万多公斤粮食。社员们觉得有道理，就照他说的办了。每年春播、秋种，每个生产队都要固定劳力，专种地边、地墙、地角，使所有土地，不论块大块小，都种得砌边砌堰。来大寨参观的人，看到他们把地种成这样，都不禁点头称赞道：“真种到家了。”
这样，“四不专种”和“三不空”相配合，既提高了产量又顾全了品种。后来，群众对这种搞法你一句我一句地凑成了一首歌谣：“高垄吊倭瓜，低垄种小麻，陇堰根底种高粱，大豆小豆满地爬。春天吃菜有芥辣，秋天摘回大窝瓜。”
有了陈永贵带头科学种田，大寨的试验田搞得红红火火，山前山后、好地差地都有试验田，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有试验田，大队长贾承让有试验田，不少村民也有试验田。注重科学种田，将造地和养地相结合，使过去“跑水、跑土、跑肥”的“三跑田”变成了“保水、保土、保肥”的“三保田”，贫瘠的土地被逐渐改造成了疏松、提墒、保暖、吸水、高产的海绵田。
大寨农业技术不断出新，粮食连年增产，引起了昔阳县领导的重视。他们经常派干部去大寨蹲点、指导、总结、推广，加速了大寨经验普及三晋大地的步伐。1956年2月，陈永贵和宋立英出席山西省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被授予省级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大寨新胜农业生产合作社被授予“粮食增产先进单位”。1957年2月，陈永贵、宋立英出席山西省农业社第一次代表大会，各获奖章一枚，大寨农业社受到奖励。1958年3月，陈永贵出席山西省第二次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再次荣膺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桂冠。
三、号召干部带头劳动
陈永贵曾说：“干部干部，先干一步。”从互助组时期起，陈永贵就坚持了以生产领导生产的工作方法，几十年如一日，坚持参加生产劳动。每年下来，他实作的劳动日，都超过了一般社员。在他的带动下，大寨的党员干部时时处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练就了一身过硬的劳动本领。
早在试办初级社的第一年，大寨就有些社员说：“集体好是好，就是拉不起困难户，养不起干部”，还有的说：“过去是一人坐轿四人抬，现在是一伙人坐轿一伙人抬”，“他们办社？用不了几年，非让他们吃塌不可。”的确，只要算一算大小队干部有多少，就可以看出社员的负担有多重。支书、大队长、会计、妇女主任、民兵连长、治保主任、贫协主席、赤脚医生、小队长、保管员……陈永贵听到这些说法后，马上明确表示：“如果是真正的困难户，我们就是要往起拉，新社会不同于旧社会，旧社会穷人死了也没人管，现在共产党领导，我们对困难户不能看着不管。至于干部，我们保证不叫大家养活。党教导我们，干部是群众的勤务员，如果让群众养活，那不就成了群众的老爷了？”
在入社后的第一个支部会议上，陈永贵就告诫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要横下一条心，绝不占公家一点便宜，让他们看看，共产党员是不是他们说的那种人！”会上宣布把参加集体生产劳动作为衡量一个干部的标准：谁当大寨的干部，谁就得说在前，干在前；不劳动的人不能当干部，劳动不过硬的人就不能算好干部！并规定，党员的劳动要好于一般群众，支委的劳动要好于一般党员，支部书记要好于支委。这么一来，意味着他这个支部书记的负荷必须超过其他任何人。后来，大寨干部参加集体劳动的制度逐渐规范化，规定除重病和外出开会，党员干部每年劳动要达到300天以上；四个不能算：开会不能算，检查生产不能算，在村里办公不能算，外出联系工作不能算；五个不准：无特别重大的事情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村里开会，不准占用劳动时间在办公室办公，不准耽误社员的劳动时间，不准在劳动时间内找人谈话，不准借检查生产躲避劳动；四个一样：干部和社员一样出工，一样评工，一样记工，一样编组劳动。干部只能比社员早出工晚收工，不能借口工作忙，迟出工早回家；晚上开会时间无论长短，第二天早上必须按时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干部只能在劳动中当标兵，不能在评工时当标兵，不管多辛苦，报酬不能超过同等劳力的社员。干五活：干部要带头干重活、难活、脏活、险活、关键活，提倡“跟我来”，反对“给我上”。有陈永贵的倡导，又有制度作保障，大寨干部普遍养成了同社员一样参加劳动的良好风尚。
从上述制度看，陈永贵所说的劳动，就是生产劳动，不包含用脑和在办公室办公。在他看来，脑力劳动和办公室工作都不是劳动。直到他生命即将结束时的那段日子，才认识到劳动并非仅仅是卖体力，他忏悔似的对看望他的老朋友说：“过去我老对机关八小时看不惯，以后才明白，八小时工作制还是巴黎公社用生命和鲜血争来的呀！”
陈永贵说到做到，身体力行，率先垂范，用零时间工作，挤整工夫劳动，模范地执行了自己定的干部参加劳动制度。
干部群众一样参加生产劳动，在劳动和工作时间的分配上，自然会出现一些矛盾。尤其是在大寨这样的重点村，外地来参观的人员络绎不绝，支书和主任连应付参观、参加会议、整理材料、制订计划、检查工作也忙不过来。陈永贵工作忙，头绪多，有时候会因一些零碎事情影响到他下地劳动。为了解决劳动和工作的冲突问题，他们一面采取了支委集体领导分工负责制，充分发挥集体领导的作用和全体干部与党员的积极性，一面打破常规，将会议搬到饭场，将办公室搬到地头，支部研究、安排工作、解决问题都通过“三会”进行，即碰头会、饭场会、地头会，不占用任何劳动时间。每天晚上，陈永贵要召开支委碰头会，总结当天的工作，商量第二天的劳动安排。安排的结果就在第二天的饭场会上向社员宣布，边吃饭，边开会，边讨论。饭场会一完，陈永贵等干部就和社员一起下地，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就利用劳动休息时间开地头会。大家坐在地头，抽袋烟，喝点水，干部们抓紧时间谈些劳动安排或其他事情，这就叫地头会。这种深入实际，与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做法，可以使干部经常保持头脑清醒，做到一切工作从实际出发。
高级合作化后，大寨和周围的武家坪、金石坡、高家岭等合并成一个高级社，陈永贵任社主任，而管理委员会当时设在武家坪。这段时间，陈永贵不得不坐在办公室工作，他在《领导生产就得带头实干》一文中诉说了自己这一时期因不能参加劳动的苦闷心情：
没办法，我只好天天钻在办公室里搞计划，扣数数，作汇报。领导生产不下地，思想工作不见人。没几天，我就觉得肚里空洞洞，实在不得劲。秋收下来，大寨反倒不如其他几个村增产多。社员们有怨言。这时，我再次下定决心：说成啥也不老在办公室钻了。我更加明确地认识到：工作好与坏，先要看生产；要领导好生产，就得去参加生产；要搞好思想工作，就得和社员打成一片。
1958年“大跃进”，工作实在太多了，陈永贵提出：“工作越紧，干部越要参加劳动。”为了在百忙之中能抽空参加劳动，他将试验田搬到了村边，有时候还把下乡的干部请到地里来，一面干活，一面谈工作。这样，他除了外出开会和特殊情况，几乎没有一天不下地劳动。1959年，他就做了486个劳动日，创造产值1000余元。有些亲戚朋友怕他累坏了身体，关心地说：“永贵，你可不能和俺们比，俺们是吃过饭就是个劳动，你公事挺忙，白天黑夜劳累，身体怎能抗住？只要你操心把头领好，大家稍微鼓鼓劲，就能把你的营生赶回来。”他总是笑笑：“过去富裕中农盖三间房，娶个媳妇，还得苦干三年，咱们现在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股干劲还行！况且，不参加劳动就不容易很快发现问题，那怎么能搞好工作！”1963年3月，阳泉、介休、孝义三个市、县的人连续参观大寨三天，陈永贵既要领着他们参观，又要介绍经验，尽管如此，他没有少干一点儿活。每天早上他比社员早起一个钟头，上午劳动到11点，参观的人来了，就领着他们参观，12点左右开始介绍经验，到下午1点左右参观结束。参观的人一走，陈永贵吃过午饭，就又到了地里，晚上再迟一些收工，这样起早贪黑，中午少休息，就把两个多小时的活赶出来了。由于妥善安排了工作和生产，这三天中，两个社员抬石头，他一个人垒，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生产队包给的五丈长、七尺高的一道石坝任务。
后来陈永贵名声越来越大，成了全国的著名劳动模范，会议越来越多，来大寨找他“取经”的人也络绎不绝。但陈永贵一直心系黄土地。许多人事后回忆，陈永贵经常为不能下地干活而头痛。一次他到县里开会，在闲谈中对人说：“哎呀，自从廖部长走后，三个月没有在家里吃过一顿中午饭了！”廖鲁言在1964年考察大寨之后，大寨就成为中国农业的一个先进典型，来访的记者、来参观的各方人士越来越多，怀着对这位劳动模范的崇敬，人人都希望能见上他一面，都想与他谈一谈。为了不影响参加劳动，陈永贵就躲在地里，连中午也不回家吃饭。有人见他有了这么高的声誉还在地里劳动，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他总是说：“咱是劳模嘛！不劳动还能当模范！”“文革”初陈永贵当县委书记后，虽说他有一个办公室，除了开一天会中午不能回家在那里休息外，从没有在办公室坐过。即使开会到深夜，他也要回去。如果是白天散会，回到大寨不进家门就下了地。以后陈永贵当了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坚持参加生产劳动也从没有放松过，只要一回大寨，一进村就直奔地里。
在劳动中，陈永贵总是哪里有困难就出现在哪里，什么任务重就承担什么任务。摇耧下种是重活，有人不愿干，他一连干了半个月。帮助妇女学技术，是件麻烦事，他首先去当教师。1959年夏天玉米追肥时，二队老是完不成任务，社员们说主要是劳动定额太高，他就去二队参加生产，并且在劳动中和全村有名的头等劳动健将贾成富展开了竞赛，大大超过了贾成富。在他的带动下，不仅大鼓干劲提前四天完成了任务，还进一步树立了劳动光荣的观念。这一年，通过“红勤巧”劳动竞赛，大寨管理区在农业生产上的32个男劳力，平均每人做劳动日410个，比1958年增加了60%。27个女劳力，平均每人做劳动日280个，比1958年增加了1.3倍。1961年春季锄小麦时，队干部把各个地块都按工分编了号，一些社员掂量着工分挑肥拣瘦。离村不远有一块二亩大小的麦地，几位社员包工后，走到地头一看，发现这块地里的草多，便反悔了，到别的地块去干，撂下这块麦田没人管。陈永贵看见，没说什么，自己选了这片麦田锄了起来。那几位社员见陈永贵闷头干活不说话，预感到陈永贵要发脾气。没想到，陈永贵不但没有训人，还做了检讨。他说：“定额搞得不合理，是我们干部主观，脱离实际。”
赵忠祥曾经写过一篇回忆陈永贵的文章，文中真实生动地描写了他1963年在大寨采访时见到的陈永贵：
……我就在离陈永贵不远的地方，一边儿干活，一边儿看着他干活。陈永贵总是在干这一天里最重最难干的活。
他在一片黄土堆前，抡起一把开山的镐，像豹子一样有劲而灵活，一下两下，一大块黄土“哗”地落下，再一下两下，又一大块落下，那浑身的劲儿爆发得那么猛，那么准确，那样巧妙，看他干活，也是一种享受。他是大队全体人员的头儿，但他不是监督别人劳动的头，他只专注于干他的活儿，在他周围没有偷懒的人。大家从心里服他。
陈永贵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并将参加生产劳动作为衡量、考核干部的一个重要指标。1956年，大寨和几个邻村合办了“新胜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陈永贵忙于高级社的各项事务，就安排了一个党员负责大寨的生产。这个负责人忙于组织管理，忽视了参加劳动。陈永贵回村后了解到这一情况很是不满，立即召开了支部会。会上，陈永贵叫这个党员汇报近段的工作情况。他刚汇报了一半，就被陈永贵打断了：“这三个月你参加了几天劳动？”这个党员借故说事情多，忙不过来。陈永贵说：“我忙还是你忙？我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你三个月参加了几天劳动？怪不得工作上不去，地头都不到，还能把工作搞上去？”就因为这事，陈永贵和几个支委碰头，在会议结束时，宣布撤销了他代理生产队长的职务。
贾承让在1958年时已担任党支部委员，仍兼任会计。白天劳动晚上开会，往往夜深人静后才在煤油灯下清理账目，只读过几天小学的他，常常记账到凌晨两三点，第二天一早，照常上地。当会计十年来，两袖清风，没错一笔，人称“万笔清”。后来从学校回来了一个年轻人，党支部经过研究，让这个年轻人接替贾承让当会计。开始时，这个年轻人劳动还算积极，财务手续也办得利索。没想到几个月后，发现他仅出工一半时间。这在大寨是绝不允许的。陈永贵知道后，先是对年轻人说：“不上地劳动不沾啊，咱大寨没有不参加劳动的干部。”见年轻人没有实际行动，又将此事提到支委会上研究，决定这个年轻人不能当干部，先过好劳动关再说，又让已经当了大队长的贾承让重新当了会计。那个年轻人在经过了长时间的考验后，劳动不错了，才又重新当了会计。上任之前，陈永贵又和他进行了认真严肃的谈话，讲干部是为人民服务的，讲贾承让的模范事迹，讲共产主义伟大理想。
曾任昔阳县人大常委会主任、昔阳县委副书记的孔令贤在其《大寨沧桑》一书中，议及陈永贵号召干部参加劳动时，提到了这样一件事：
还是在办高级社的1956年，陈永贵、贾承让、宋立英等干部到了大社工作，大寨成为大社的第一生产队，由经营管理比较有办法的老党员贾承庆担任队长。按说贾承庆土改时入党，初级社时积极肯干，一个八分五的劳力，干一天活能赚到22分，将生产队长的担子交给他应该是合适的，放心的。可是过了些时日，陈永贵回村，在地头跟社员攀谈，人们纷纷反映，贾承庆自当了生产队长后成了“甩手掌柜”，不经常参加劳动了。一查记工表，贾承庆在3个月内劳动不达30天。陈永贵生气了，通知到大社工作的大寨党员全部回村参加党支部会议，批评帮助贾承庆。陈永贵在会上带头检查对近几年村里做的工作估计过高，错误地认为大寨无论拿出哪个社员也比别村干部强。有了这种骄傲自满情绪，才对贾承庆的工作不太过问，以致出了差错。而贾承庆，无论大家怎么帮助，就是不肯好好检查思想。于是，党支部决定，建议社员大会撤销他的队长职务，从大社抽回梁便良来担任队长。此后贾承庆才觉悟过来，一如既往积极劳动，也更加关心集体。众人看他有了转变，又选其当了副队长。
在陈永贵的严格要求和身教重于言教的影响下，大寨党支部、大寨的每一个党员，个个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人人都是参加劳动的模范。1959年，一般党员全年劳动日都在400个左右，最少的也不下260个。《大寨村志》有一份1966年到1973年大寨干部年平均劳动天数的统计：陈永贵每年出勤234.3天，接替陈永贵担任支部书记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平均每年田间出勤288天，大队长贾承让每年出勤351.5天，副支书梁便良每年出勤350.5天，妇联主任宋立英每年出勤310天，副大队长贾来恒每年出勤250天，民兵连长贾长锁每年出勤352.5天。这些干部中，有许多感人至深的故事。贾承仁当了二十多年保管员，经他的手进进出出的有几百万斤种子、粮食，从来没有错过、烂过，或是丢失过；贾承让当会计十年，如前所述，账都是抽时间做的，两袖清风，没错一笔，人送美称“万笔清”；梁便良为了防猪瘟，竟然在猪圈睡了一个月；老英雄贾进才开山打石，打坏的大铁锤无法计算，打断的铁锤把也统计不清，那两只结满厚厚老茧的铁掌便是历史的见证。
陈永贵熟悉大寨的每一块土地。他从小给地主、富农放牛放驴，扛长工，几乎在大寨每一块土地上劳动过。解放后又和群众一起治沟治坡，一道修整、耕种土地。哪块土地什么颜色，什么秉性，他知道得一清二楚。他还熟悉大寨村的每一个村民。他从小跟穷哥们一起劳动，后来又和村民们一起搞土改，创办互助组，成立合作社，村里谁是什么脾气，谁干什么活计合适，他了解得清清楚楚。应该说，即使陈永贵不参加生产也可以领导好生产。可陈永贵说：“领导生产，就得参加生产。”在他看来，干部参加生产好处很多。
首先，干部参加劳动是一种很好的垂范社员的方法，能有效地带动社员参加生产的积极性，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
陈永贵说：“干部不参加劳动，社员的积极性就调动不起来。”村看村，户看户，社员看的是干部。干部实际下地劳动就是一种很好的影响和感染社员的方法。青年社员贾吉义，和陈永贵同住一院，原来上地总是得等队长叫，后来看到陈永贵晚上工作到深夜，白天还要一样和社员下地劳动，很受感动，渐渐地就转变好了。
一次，社里决定盖房子，在社委会上讨论这个问题时，有人提出了石头从哪里来、怎么往村里运的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意见很难统一。陈永贵说话了：“算了吧，这个事不讨论了，到时候就有了办法。”过几天就要动工了，他却不叫讨论，大家猜不出其中的原委。第二天上地劳动，到中午收工时，陈永贵走在路上，他瞧见一块石头，把镢头一放，叫过一个社员指着那块石头说：“你给我搬上肩。”然后，陈永贵一手扒着石头，一手拿着镢头走了。看到陈永贵这样，社员们也一个个找到石头扛了起来，头天晚上参加社委会的人们此时才如梦初醒，纷纷效仿起陈永贵来。团支部看到这种情况，赶忙组织了“青年突击队”，并规定了“时不空过，路不空行”的临时制度，上工时担粪，下工时扛石头。当天晚上开支委会，陈永贵夸奖说：“孩子们干上来了，老的怎么样？老将出马，一个顶俩嘛！”从此，他们就利用下工的机会，每人每天捎带两块石头，不几天就把盖房子所需的石头问题解决了。陈永贵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他说：“要是在会上讨论，怕到现在也讨论不出个办法来。可这几天一不派劳力，二不出工分，就把石头搞回来了！”这件事后来传到县委，被作为“身教重于言传”的典型事例广为流传。
陈永贵在1963年的一次讲话中讲了一件事，颇能说明干部的带动作用：
去年秋天，队里担谷子，早上定额是担三回。我早上也去担了，担谷的人，最大的是二十七岁，最小的是十六岁，一共是十二个人。我是四十九岁，数我岁数大。年轻人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着。他们担了三回谷，完成了定额，该收工了，我还在后面担呢！他们看见这情况就说：“永贵叔还在后面，咱们不能收工，咱要收工，留他一个人担，多不好，他这么大年纪还担谷，我们这么年轻应该多担一点儿。”他们就又去担了一回。我趁他们担第四回还没有回来的时候，就坐在场里想：我一个人再担一回，也只能多担两捆谷，他们十二个人，多担一回，就能多担二十四捆谷。今天早上我要是不来参加劳动，这二十四捆谷恐怕就不能担回来了。”
其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站在生产第一线，能随时了解生产情况，及时发现并切实处理各种实际问题。
陈永贵在工作实际中体会到，干部在会上征求社员的意见，请社员批评自己，这时候干部和社员的界限是很明显的，社员发表意见不免有些顾虑，但是，如果干部和社员一起劳动，社员有意见就会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他说：“只要我们能经常和大家在一起劳动，真正和群众有说有笑地打成一片，大家就会有意无意地把那些在会议上很难听到的情况和意见告给你。这样，我们的工作就好做了，生产上的瞎指挥现象，就能避免和减少。我们大队来自群众中的各种意见，有90%都是通过干部参加劳动听到的。1960年，只是我一个人，就通过田间劳动，听到了群众提出的意见400多条，解决社员迫切需要解决的各种问题73件。”
一次，陈永贵去参加锄谷，锄得又快又好。社员们说：“全照你挽得，谷子可要增产了！”陈永贵听了，觉得话里有话，就一面进行调查，一面到各大队检查，果然发现有的社员在耕作上存在着求量不求质的不负责任的现象。于是，支部立即开会，制定了有关各种作物的质量标准，开展了提高劳动质量的宣传教育，制定了劳动质量连环监督检查责任制，从而大大提高了农活质量。
1961年春天，陈永贵和社员贾承运一起在山上种谷。贾承运曾经和陈永贵在一个地主家里当过长工，关系本来就不错，现在两人又合使一张耧，自然有说不完的话。贾承运说：“谷子喜欢通风透光，现在的耧，行距窄，容易出秕籽，行距宽些，株距近些才好。”陈永贵一听有道理，马上答应试一下。从地里回来，就跟队长商量，又和技术员研究，最后经过社员会讨论同意，请木匠和铁匠把行距七寸的耧改成了一尺的耧。第二年春天，用一尺耧种了谷，效果很好，秕谷减少了，亩产增加了20公斤。
第三，干部参加劳动，能更加深刻地体会到社员的疾苦，密切党和群众的关系，是了解群众、联系群众一种根本方法。
陈永贵曾说：“不关心群众生活，就是不关心社里的生产，生产的好坏，要看对群众关心的如何。”陈永贵说得好，更体现在行动上。
1958年，陈永贵在劳动中发现贾承昌劳动情绪不高。经了解，是老贾家人口多劳力少，生活有困难。为此，支部召开了专门会议，一面制定了帮助人口多劳力少的户的具体办法，实行了粮食供给制，调整了劳动分工，让家中人口多的劳力尽量担任能够多做劳动日的工作，帮助他们克服了生活困难。一面开展了共产主义的前途教育，提高了他们的劳动积极性。
社员牛国栋的三女儿生了重病，因医药费花得太多，不能继续治疗，生命垂危。陈永贵知道后，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交给牛国栋，要他治好女儿的病。感动得牛国栋到处说：“爹亲娘亲，谁也不像共产党亲。”
1959年夏天，天气异常炎热。到了晌午，大家个个汗流浃背，真有点吃不消。可是社员谁也怕别人说自己不能吃苦，谁也不提意见。陈永贵和党支部的委员们，根据自己的切身体验，提出了改变作息时间的建议：早晨上地提前一小时，晚上收工推后一小时，中午增加两小时的午睡。这个建议立即得到了全体社员的赞同。作息时间的修改，使劳动效率大大提高。
1960年春节前，党支部决定放假五天，让社员们好好过了年。这个消息一公布，大部分社员欢天喜地。而部分担任炊事、放羊工作的社员却心生不快，他们说：“干咱这行工作就是不沾，过年过节连个走亲戚的机会都没有。”听到这个反映后，陈永贵又召开了支部会议，决定在春节放假期间，由党员和干部代替羊工和炊事员的工作。除夕那天，有的党员跑到山上，从羊工手里接过鞭子，陈永贵则领着全体支委，走进了食堂，围上围裙，拿起了菜刀。春节一大早，社员们被请到了席上，由党员、团员端饭，陈永贵等干部一桌挨着一桌给社员敬酒。
第四，干部参加生产劳动，有利于逐步提高干部的生产技术水平，加强对农业生产的技术指导。
陈永贵早就是大寨的技术能手，但在考虑推广某项新技术时，由于没有经验，有时也很难决定。为此，陈永贵主张干部亲自动手种试验田。陈永贵的试验田是从1953年初级社时搞起来的。对有些试验，他也拿不准，如在开始推广密植时，他也不知道密植到什么程度最合适。他就和老农、技术人员一起反复试验，总结了多次成功和失败的经验和教训，终于得出了当地各种作物不同的密植标准和密植后应采取的技术措施，保证了农业生产稳步上升。
几年来，大寨在农业技术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广了新品种，改革了耕作方法，使用了新的化肥、农药。这许许多多的新技术都是在试验田试种成功之后，才推广到大田里的。干部动手搞试验田，不仅使干部学会了技术，便于正确指挥生产，而且也使群众相信科学，树立了科学种田的观念。
关于干部参加劳动，早在1957年5月，中共中央就发出了《关于各级领导人员参加体力劳动的指示》，但在全国包括昔阳并未形成风气。到1959年，大寨村干部在陈永贵带领下带头参加劳动的事迹引起了昔阳县委的重视。昔阳县委据此又发出要求干部参加劳动的指示，并且通报推广了陈永贵、李千周、张老太、王殿俊等优秀干部参加劳动、领导生产的经验。在这些文件中，县委反复告诉基层干部：“干部参加劳动，在建设社会主义事业中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它是联系群众、领导生产、提高干部的重要方法”。同年10月，县委在全县生产大队和生产队两级干部中，开展了一次大规模的教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县委采取层层树标兵的办法，集中总结了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和沾尚公社党支部书记李千周参加生产、领导生产的经验，并将陈永贵的经验印刷成书，当作党课教材，发给全县生产队的党支部，让全县生产队和农村党员学习、讨论。同时，还在县城举办了一个大寨模范事迹展览会，组织3万多基层干部和社员来参观。县委和全县12个公社党委，又先后组织6000多人次到大寨参观。
通过学习陈永贵等人的经验，昔阳县许多基层干部认识到“不参加劳动就领导不好生产”的道理。在此基础上，昔阳县委积极改进工作作风，控制会议次数，压缩会议时间，减少材料报表，县委书记张怀英、县长王贵科等人更是率先垂范，扛着工具到城关西大街的赤土坡整修土地。县委干部下乡，也是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参加劳动。到1960年，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已蔚然成风。
1961年5月，中共华北局书记李雪峰由山西省委书记陶鲁笳陪同前往文水县调查，时任文水县委书记的是刚从昔阳调来的张怀英。李雪峰一听张怀英来自昔阳，就说：“听说大寨搞得不错，你给我汇报一下大寨好吗？”张怀英向李雪峰讲了大寨的很多事情，还特别谈到了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情况。听了张怀英的汇报，李雪峰感慨地说：“这就对了，真理就在这里嘛！干部能不能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这是关系到我们党变不变颜色，社会主义能不能巩固的大问题。大寨有个陈永贵，昔阳有那么一大批干部，他们能和群众滚到一起，好多问题都能解决。”李雪峰离开山西后，向毛泽东写了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书面报告。
此时，中共晋中地委正在对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情况进行考察。1963年1月5日，中共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形成《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并上报中共山西省委。《报告》说：“一九五九年以来，昔阳县的大队和生产队干部，参加劳动一年比一年多，补贴工分一年比一年少。”报告列举了1959年至1962年昔阳县干部的实际工作日和干部补贴工的统计数字，还介绍了中共昔阳县委在干部参加劳动方面所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1963年1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批转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批语说，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参加劳动能否形成社会风尚，是能否真正做到民主办社、勤俭办社的一个极端重要的关键问题。昔阳县的经验证明，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否有决心，是否能以身作则，带头示范，是否能坚持不懈地在广大基层干部中进行必要的思想斗争。
李雪峰的报告、晋中地委农村工作部的《考察报告》和中共山西省委的批语，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3月23日，中共中央将《关于昔阳县干部参加劳动已形成社会风尚的考察报告》和中共山西省委的批语转批给各中央局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转批指示稿说，干部参加劳动，是党的优良传统之一，是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极为重要的政策。认真贯彻执行这项政策，对于农村工作来说，其重要性是很明显的。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对于人民公社各级干部参加劳动问题已经做出明确规定，可是直到现在，不少地方还没有认真贯彻执行……应该请他们好好读一读昔阳县的经验。昔阳县的经验证明了：这项政策能否得到正确执行的根本关键，恰恰在于县委和公社党委是否有决心，是否以身作则……应该说，昔阳县的同志们能够这样做，所有各县也可以这样做的。中央要求各省、市、区党委、地委，认真帮助县委弄通道理，结合整风整社工作，把人民公社工作条例关于干部参加劳动和补贴工分的规定，抓紧加以解决，以利于人民公社的巩固和健全发展。5月9日，毛泽东又在《浙江省七个关于干部参加劳动的好材料》的批语中高度评价了昔阳四级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事例，认为此举是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有效武器，并希望全国农村的支部书记都能像昔阳的干部那样，积极投身到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不久，《人民日报》于6月3日发表社论《干部参加劳动的伟大革命意义》，指出：“山西省昔阳县的四级干部，几年来无例外地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是一件具有伟大意义的事情”，“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党联系群众、艰苦奋斗的革命传统之一”，“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来说，更是带有根本性的一件大事。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我们面临着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项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伟大革命运动。干部参加劳动，是我们领导好这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我们在国际和国内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切实保证，是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社论号召各级干部，特别是县、社、大队和生产队四级干部，都有必要认真学习昔阳县的经验，把干部参加劳动坚持下去，创造出更大更好的成绩。《红旗》杂志在1963年第13、14期合刊上也发表了题为《干部参加劳动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带根本性的一件大事》的社论，同期还刊登了山西省晋中地委农工部撰写的《昔阳县四级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一文，详细介绍了陈永贵等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先进事迹。这样，全国性的学习昔阳四级干部参加劳动的热潮迅速掀起。
四、坚决不放高产卫星
从1957年九十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届三中全会起，毛泽东就多次批评“反冒进”。所谓“反冒进”是指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刘少奇等人在1956年针对国民经济建设中出现的计划指标过高、基建规模过大以及由此引发的急躁冒进倾向所发表的一些批评性意见和采取的一些应急措施。在“反冒进”中，刘少奇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这一方针为中共八大所接受。八大在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党的任务，就是要随时注意防止和纠正右倾保守的或‘左’倾冒险的倾向，积极而又稳妥可靠地推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但从1957年下半年，随着反右派斗争的扩大化和1957年经济建设速度的适当放慢，毛泽东在党内一系列会议上对“反冒进”方针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公开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他说，由于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四十条和“促进会”的概念，1956年我国整个经济文化事业有了一个很大的跃进。可是，有些同志低估了成绩，夸大了缺点，说1956年冒进了，吹起一股风，把“多快好省”的口号、四十条、“促进会”这几个东西都吹掉了。他提出，一个“多快好省”、一个四十条、还有一个“促进会”，都是好东西，不能吹掉，必须恢复。1958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在杭州、南宁分别召开了有部分中央和地方领导人参加的工作会议，3月，在成都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这几次会上的多次谈话中，对“反冒进”的批评不断升级，说“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是政治问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毛泽东对“反冒进”的严厉批评，使中共中央领导人中不再有人对加速发展战略公开表示反对了。在这种背景下，大跃进的宣传调门越来越高。1958年5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制定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过于强调人的主观意志和主观要求，忽视了经济发展的规律，把建设速度问题提到了十分重要的地位，认为：“建设速度问题是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的问题。我们的革命就是为了最迅速地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经济本来很落后，我国的外部还有帝国主义，只有尽可能地加快建设，才能尽快地巩固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此，会议制定了不切实际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1956年9月八大一次会议时建议的指标相比，工业方面普遍提高一倍，农业方面普遍提高20%～50%，其中，钢产量从1200万吨提高到3000万吨，粮食产量从5000亿斤提高到7000亿斤。会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展开。
“大跃进”的发动是从掀起农业生产高潮开始的。
八届三中全会不仅揭开了批评“反冒进”的序幕，同时也揭开了发动农业大跃进的序幕。全会基本通过了《一九六五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会议还做出了《关于在今冬明春大规模开展兴修农田水利和积肥运动的决定》，要求反对“右倾保守”，立即掀起农业生产热潮。10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建设社会主义农村的伟大纲要》的社论，号召各地根据农业发展纲要制订一个积极的生产计划，指出“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的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要求巩固农业合作化制度，要求大力提高粮食和其他农作物的产量……要求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内大多数合作社的生产和收入赶上或者超过当地富裕中农的水平，要求有关农业和农村的各方面工作在十二年内都按照必要和可能，实现一个巨大的跃进。实现这些目标，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的面貌将焕然一新”。这是党中央第一次通过报纸正式发出大跃进的号召，也是第一次以号召形式使用“跃进”一词。
1957年11、12月，各省、市、自治区相继召开了党的代表大会，贯彻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以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批判“右倾保守”，落实四十条，部署农田水利建设和积肥运动。11月，为庆祝苏联十月革命40周年并出席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毛泽东率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赴莫斯科。会上，受苏联提出15年赶上和超过美国重要产品的产出量的启发，毛泽东提出中国要在今后15年内钢产量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赶上和超过英国的战略口号。《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即《农业四十条（修正草案）》所规定的各项指标，随即与工业方面赶超战略一起作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这年冬到1958年春，全国农村动员了六七千万人掀起了以兴修水利、养猪积肥和改良土壤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这实际上揭开了农业大跃进的序幕。
“大跃进”的主要表现是片面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不断地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经济指标。伴随着高指标，浮夸风日益泛滥开来，这成为1958年农业大跃进的显著特征。1958年夏收期间，各地不断报高产，纷纷放“卫星”。6月8日，报纸率先报道河南省遂平县放出亩产1052.5公斤的“卫星”。6月26日，又报道了江西贵溪县水稻亩产1170公斤的“卫星”。随后，“卫星”越放越大，水稻“卫星”亩产最高的是《人民日报》9月18日报道的广西环江县红旗农业社亩产65217公斤，小麦“卫星”亩产最高的是9月22日《人民日报》报道的青海柴达木蹇什克农场亩产4292.5公斤。
浮夸风带来的后果非常严重。它使许多人产生一个错觉，以为我国的农业问题解决了，粮食吃不了了。从这个错觉出发，中共中央做出了一系列的错误决策，其中之一就是用农业逼工业，把全党和全国的经济工作重心转移到工业、首先是钢铁上来，引发了全党全民大炼钢铁。
对于全民大炼钢铁一事，陈永贵不感兴趣，他坚持认为农民就是管种地的，别的事有别人管，把地荒了去炼钢铁就是不务正业。但他是劳模，炼钢铁是上级的命令，他不能不带头。困惑中，他去找县委书记张怀英，问可不可以不去。张怀英自然不能说不去，只是说：“去吧，地里我组织学校去帮帮忙。”陈永贵无奈之下，派出了一些劳力到外村帮着运铁矿，但心思始终放在大寨田上。
在全国几千万人齐上阵大量钢铁的狂热背景下，在浮夸风已成为一种社会风气的年代，陈永贵领导的大寨人却安心于种地。他们没有放高产卫星，没有震天的口号，没建小高炉，更没有出现砸锅交铁之类的荒唐事，而是扎扎实实地在土地上干了一年。那一年，他们通过专种种子田的方法来提纯选种，培育出了高产、耐旱、秆壮、抗倒伏的优良品种；那一年，他们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农业八字宪法”中的“合理密植”，对不同品种和不同土地的种植密度进行比较试验；1958年，大寨粮食亩产达到了271.5公斤，提前九年实现了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中规定的粮食指标。这对于一个几年前亩产只有50多公斤的穷山村来说，着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当时，公社设了一面流动红旗，敲锣打鼓送到了大寨，陈永贵郑重地接了过去。他成竹在胸，自信在昔阳这块土地上没有一个大队能够超过大寨。
1958年秋，“山西省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在太原召开。会议一方面表彰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杰出贡献的积极分子，一方面准备为1959年北京召开的全国劳模会议推荐人才。陈永贵和昔阳县其他几名劳模张老太、王殿俊、张银周等人一道出席了大会。这次大会上，陈永贵和李顺达作为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前就座。李顺达是老劳模了，早在合作化初期就因成绩突出受到过毛泽东的表扬。从会议的安排上，可以看出中共山西省委对陈永贵是非常看重的。分组讨论会上，不少人都在谈论炼钢的事，讨论放高产卫星。当时各地不断放卫星，山西的一些领导也有点着急了，产量要喊上去，必须依靠这些劳模们，尤其是李顺达和陈永贵这两个特级劳模。然而，这两位劳模却让那些领导大失所望了。
据作家张映泉记述，当时会上安排有专人注视李顺达和陈永贵的表情，一有动静就及时汇报。在这个关键时刻，这两位劳模表现出了他们可贵的品质，尽管十分想去北京，也不愿用说谎来换取这份光荣。注视表情的人汇报说，李顺达不说话，那个陈永贵成天叼着烟杆，脸上似笑非笑，不知在想些什么。
讨论者都是庄稼人，一年到头和土地打交道，种什么庄稼，能收成多少，个个心知肚明。陈永贵没有加入这种讨论，听得不耐烦时，他甩出这么一句：“亩产千斤、万斤，我那地打不下。我也不相信他们的土地能打几万斤。真要能打那么多，我请他们到大寨去吃拉面。”拉面是那时昔阳待客最好的饭食，只有在年节和贵客临门时才可以吃上。但别人似乎不领他的情，说人家打了那么多粮食，谁还用得着到你那儿去吃拉面。陈永贵笑笑说，那他就连拉面也吃不着。
然而，浮夸风不是一个陈永贵就能顶住的。在这次会议之前，中央曾在西安召开了会议，就如何提高粮食产量问题，有八位副总理讲了话。这次西安会议对各省市压力很大，山西也是如此。当时省里已经准备推荐李顺达和陈永贵参加全国劳模大会。出于对劳模的爱护，也为了使劳模能紧跟形势，在小组摸底会上，一位领导先问李顺达的产量能不能上去，李顺达说：“我的产量上不去了。”又问陈永贵，陈永贵笑了：“我要能上去，早就报上来了！”会上又让他俩报产量，说报不上高产量，就不能推荐进京参加劳模大会。李顺达说：“能报我早就报了，用不着催。”陈永贵坚持说他亩产270公斤。领导对陈永贵说：“根据大跃进的形势，你们的产量得往上提一提，起码达到亩产1000公斤，不然不好往北京推荐呢。”这个建议被陈永贵拒绝了，他说：“大寨1958年亩产量比上年提高56%，已经是大跃进了。去不了北京，那就不去吧。报了拿不出来怎么办？”
为了做通劳模的工作，上级派晋中水利局的一名干部到大寨找陈永贵谈话，要他跟上形势，说只要陈永贵把粮食亩产报到1000公斤，保证他进北京。陈永贵执意说：“我没有打下的，一斤也不多报，打下的，一斤也不少报。”承担这项工作的雷震一同志后来在回忆这段历史时写道：
1959年春，我随《山西日报》副总编辑康溥泉同志到大寨考察，就住在陈永贵家。当时省委有个安排，想让陈永贵出席国庆十周年北京群英大会，顺便让我们落实一下1958年大寨的粮食产量，落实的结果是574斤。当时陈永贵的态度非常明确：宁肯不上天安门，产量一斤也不多报。在大跃进时期，浮夸风昏天昏地的年代，陈永贵是晋中地区唯一没有说假话的劳动模范。在全国我只是知道，彭大将军在大跃进年代是没有说过一句假话的。
由于没有紧跟形势，不搞浮夸，陈永贵进京参加劳模会的资格被取消了，失去了一次大好机会。但他不说假话，敢说真话，体现出了一种铮铮铁骨，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陈永贵没有进京，心里并未因此而难过。参加1959年全国劳模会议的代表不少是“卫星式劳模”、“坐火箭的典型”，会上的卫星一个比一个放得高，甚至出现了亩产几十万斤的。最为典型的是湖北省孝感县一位19岁的女社长，在会上发誓说亩产不上万斤，她就不结婚。她的发言，引起了记者的争相报道，但后来却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批评。
可是，当时的浮夸风已经遍及神州大地，不可能因周恩来的批评而扭转，更不会因陈永贵的真言而发生变化。在陈永贵到太原开会之前，昔阳县一些地方已经为提高粮食产量折腾起来了，放卫星之风也已经吹到了大寨，到处在刨坑堆肥搞什么千斤田万斤地了。时人管这种做法叫“刨穴窝”竞赛，即刨一个大坑，装进切碎的秸秆，再在上面铺上一层土。据说，这样就可以打下几千斤上万斤粮食了，这叫做“科学种田”。陈永贵不准大寨人刨，说该怎么种地还是怎么种地。为了把这项工作搞得有声有色，当时的组织者还采用流动红旗的方式，在竞赛中输了的村子得主动敲锣打鼓把红旗送给赢了的村庄。
这么搞对大寨的压力很大。干部们预感到大寨很可能会把红旗输给别人。当时陈永贵在省里开会，干部们担心陈永贵回来后怎么交待？听说陈永贵太原散会后到阳泉办事，村里就派贾害和特地到阳泉找陈永贵汇报。贾害和说由于大寨没有“刨穴窝”，流动红旗怕是保不住了。陈永贵说，穴窝是我不让刨的，丢了红旗我来送，一杆红旗也没有多重，我一个人就可以扛着送给他们。别人干什么咱管不了，咱该怎么干还怎么干，眼下要做的工作第一是搞土地的里切外垫，第二是组织劳力把秸秆切碎沤肥。你先回去照我的话安排就是了。
陈永贵原本打算在阳泉多住一天，后来怕误了给别的队去送红旗，就提前一天回到了大寨。一路上，看见地里铺满了刨坑堆肥料的人们，他越看越生气，说了一句话：“堆成山也产不了一万斤。”回到大寨，陈永贵径直来到了地里，看到大伙都在搞土地加工，在切秸秆沤肥，他放心了。作为一个农民，陈永贵心里再清楚不过了：人哄地皮，地皮哄肚皮；要想多打粮食，就得多施肥、勤管理。第二天一早，陈永贵亲自扛着红旗，没有敲锣打鼓，没有随行人员，把红旗送到了在竞赛中“取胜”的村社。
在举国上下都跟风走的形势下，陈永贵能够顶住瞎指挥风，坚持按部就班种田，谁也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气和耿直。
尽管陈永贵失去了出席1959年全国劳模大会的机会，但在这年的国庆节，他却昂首挺胸地登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见到了伟大领袖毛主席。这自然是陈永贵自己奋斗的结果，也同当时反感放卫星、工作扎实的地县领导的关心分不开。
1958年大寨取得亩产271.5公斤的好成绩后，时任地委书记的王成旺曾亲自来到大寨，和大寨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在劳动生产中，陈永贵给他讲了大寨粮食高产的诀窍，讲了耕作技术的改革和试验田的作用，他问陈永贵：“按你现在的生产条件，你的产量还能不能再提高一点？”这次，陈永贵和在省城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上的态度大相径庭，他想了想，答道：“潜力还是有的。如果上边再多供一点肥料，还可以提高。”王成旺又具体了解了大寨使用化肥的情况，并专门把县委书记张怀英找来，希望他能多给大寨供应些化肥。他对张怀英说：“大寨的粮食单产提高幅度这么快，对国家的贡献这么大，可是化肥供应还不太多嘛！你能不能在化肥供应上多给他们吃点偏饭？”张怀英说：“化肥供应，全县都是按上边的政策供应的，大寨卖粮多，当然也比其他地方多供。但是，超出政策范围就不多给了。不仅大寨，我对刀把口、白羊峪也是这样。”王成旺说：“为把大寨的产量再上一上，是否超供一点？”张怀英笑了：“我多给，怕别人不服气，这反倒对大寨不好。”王成旺点点头：“你考虑得周到。不过，按大寨的贡献，化肥供应还有点少。陈永贵不错嘛！那个宋立英也不错，撑起了半边天。大寨就是有人才！”化肥没有多供，但地县领导处处流露出对大寨的关心和对陈永贵的爱护。
1959年，大寨粮食总产量达到23.5万公斤，亩产量达到308公斤，每个劳动力生产粮食4700公斤，公共积累88万元，每户平均万元。这一年，陈永贵被树为昔阳县农村党支部书记的标兵，应邀到北京参加了国庆十周年庆典活动。
一到北京，庄严巍峨的天安门，车水马龙的长安街，人头攒动的人民大会堂，一齐向陈永贵袭来，使他左顾右盼，目不暇接。然而，首都最吸引他的、最让他激动不已的是见到了毛泽东主席。秦怀录在提到这段历史时，详尽地描述了陈永贵见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时的激动心情：
渴望已久的愿望实现了。陈永贵心里惦念的毛主席出现了！毛主席招手健步向这边走来，广场上响起了欢快的乐曲。陈永贵激动地把那块白毛巾从头上摘下来，用手高高举过头顶，也和山西其他劳模一样挥动着，高呼着“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在拥挤的人群中不由自主地把脚步移向了前边。他一面呼喊着口号，一面偷偷地用白毛巾擦一下滚下来的泪花儿。
住进中南海的日日夜夜，陈永贵的心里十分舒畅。他知道这一次进京是多么不容易，这是在那块黄土地上奋斗的结果。这些天来，他随集体游览了北京的名胜古迹，出席了晚会和各种招待会，这是他一生想不到的事情。那一次，周恩来总理亲自到劳模们的住处接见他们，要他们一一报出自己的姓名。他也和来京的其他劳模一样，很恭敬地报出“我是山西昔阳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周总理也和对其他劳模一样，只和他握了一下手就过去了。但在陈永贵心里却刻下了一个难忘的印记。
陈永贵赴京前，县里领导曾嘱托他见到毛主席时握一握他老人家的手，向他老人家问声好。陈永贵自然将这些话深深地藏在心里，牢牢地记在脑海中。当他登上观礼台时，更希望毛主席能走到自己身边来。可惜，观礼台离天安门城楼还很远，他只能仰望并大声欢呼“毛主席万岁”，却没有机会和毛主席握手，向他老人家问好。不过，在陈永贵和大寨人看来，能参加国庆十周年庆典，能登上观礼台，已经是一件破天荒的、意义深远的事情。因此，当陈永贵从北京凯旋时，大寨响起了震天的锣鼓，男女老少喜集村口夹道欢迎。北京归来后，陈永贵更加信心百倍，意气风发，在大柳树饭场，他兴奋地对乡亲们说：“好好干吧，过不了几年，咱们这儿也要实现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社会主义前途大着哩！”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728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