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使强盛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这次事变之后形成的宦官专权的局面，更成为导致唐朝灭亡的一大祸患。
宦官是中国封建专制制度卵孵出的一个畸形怪胎。从西周确立宦官制度开始，各王朝无一例外地沿袭了宦官制度。随着封建皇权的加强，到了东汉，宦官全部由阉割之人充任，不再混杂正常的人。由于宦官是皇帝的私人随从，能满足皇帝在个人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又不像朝臣那样进见有时，受礼法约束，能与皇帝朝夕相伴，因此很容易成为皇帝的亲信，擅权干政。并且，大多数宦官出身社会下层，没有受过教育，有掌握权力的欲望，而无儒学和后人的束缚。一旦得势，会将掌握的权力发挥到最大限度，以求逞一时之快，尽一生之欲，从而打破封建社会的正常秩序。
在中国历史上，凡是宦官专权的时代，没有一个是政治清明的，而宦官为祸最烈的，却是唐朝。唐朝初期，统治者接受历史教训，对宦官有明确的限制。他们只用来侍侯皇帝、嫔妃和管理皇宫事务，不得干涉政务。到开元末年，唐玄宗荒于政务，宠倚宦官高力士。当时高力士权势显赫，贵盛无比，外间进奏的表文要先送到他那里，小事由他直接处理，大事才奏请唐玄宗。太子李亨称他为二兄，诸王公主称他为阿翁，驸马称他为爷，唐玄宗本人称之为将军。其权势之大，可见一斑。不过高力士倒没有什么野心，他至死都像奴才一样效忠唐玄宗。安史之乱以后，宦官势力在纷乱中恶性膨胀，一发而不可收拾。特别是自设立枢密使和左右护军中尉的官职以后，宦官专权进一步得到了制度上的保证。这两个官职都是由宦官专任。前者的职责是把下面的奏章转呈皇帝，把皇帝的诏命下达朝臣，宦官因此能够参予国家机密，上下其手；后者统领神策禁军，神策禁军是国家的主要军事力量之一，负有卫戍皇宫的责任，皇帝实际上处在了宦官的监护之下。
宦官势力口衔王命，手握兵权，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政治后果。朝廷大臣的升迁罢留，常在宦官的把持操纵之下，连位极人臣的宰相都要看他们的眼色行事。因此，宦官专权遭到了一些大臣的激烈反对。当时，宦官衙署在宫城，朝官衙署在皇城，宫城在北，皇城居南，因此人们称前者为北司，称后者为南衙。南衙北司，形同水火，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宦官还勾结地方藩镇势力，藩镇也把宦官势力作为自己在朝廷中的政治靠山，这是造成唐朝长期战乱的主要根源。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现在变成了皇帝的监护人。皇帝的生死废立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唐顺宗以后的九个皇帝之中，除唐敬宗以皇太子继位外，其他八帝都是由宦官擅自拥立的，而唐敬宗最后竟被宦官杀死。皇帝实际上已由宦官的主人变成了宦官的傀儡。
唐文宗即位以后，鉴于祖父唐宪宗、长兄唐敬宗被宦官杀害，自己系宦官所立，不得自由，于是下决心除掉宦官，并且暗暗地在朝臣中寻找可以倚靠的力量。
那时候，朝中的大官分为牛李两个朋党（牛党首领为牛僧孺、李宗闵，李党的首领为李德裕），正在互相进行倾轧。这两党都跟宦官集团有联系，对消灭宦官势力不感兴趣。这样，唐文宗便不得不在较低级的官员中寻找支持。在这种情况下，郑注和李训得到了唐文宗的信用。
郑注本姓鱼，原来是个江湖医生。他敏悟过人，博通典艺，棋奕医卜，尤为精妙。大宦官王守澄担任徐州监军时，郑注曾向他进献可治虚弱萎靡之症的秘方奇药，大得他的欢心，从此成为王的心腹亲信。后来，王守澄升任枢密使，便将郑注推荐到朝廷。唐文宗时，王守澄擢为骠骑大将军、右神策军中尉，权势贵盛无比。郑注在他的提携下，地位也步步上升。
大和七年（833年）。郑注被任命为昭义节度副使。赴任途中，在洛阳认识了李训。李训的先祖陇西姑臧房李氏，是著名的世族。他的远房族祖李揆，曾是唐肃宗的宰相。但到了李训一门，早就家境破落，沦为中小地主。李训自幼聪慧智敏，为人倜傥不羁，富于冒险精神。他擅长辩论，能写一手好文章，于唐穆宗长庆年间进士及第，被任命为河阳节度使府的掌书记。后来，因罪被流放到象州（今广西西部）。唐文宗即位后，大赦天下，他也被赦免放还，闲居在洛阳。李训有着强烈的政治权力欲望，总想出人头地，对所处的低下政治地位极不甘心；同时，由于长期处在统治阶级的底层，他对唐廷弊政和民间疾苦有着较为深切的感受，迫切要求改变唐朝政治腐败的局面。这样，在他那里，个人权势和建功立业已被糅合在一起了。
在这次会见中，李训没有特别着意讨好郑注，而是畅言了自己的理想和抱负，使郑注理解他、同情他。他还谈古说今，纵论天下大事，以历史上的英雄豪杰、仁人志士的义烈之事激励郑注。郑注大受震动，相见恨晚，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二人遂为生死之交。郑注在李训的影响下，从此一改前过，走上了坚决反对宦官势力的道路。
大和八年春，唐文宗突然发病，不能言语。太医医治无效，王守澄推荐精于医术的郑注试试。唐文宗即召郑注返京。郑注路过洛阳，特意邀请李训与他同去长安，把他引荐给了王守澄。因为是郑注所荐，王守澄对李训深信不疑。李训很快得到了重用。
按照李训的打算，取得王守澄的信任固然十分重要，但更为重要的还是要接近唐文宗，因为他是最高权力者。唐文宗本来对郑注十分反感，但自从服用他的药以后，颇见效应，再加上他口灵齿利，善承人意，不久就得到了唐文宗的欢心。后来，郑注又劝说王守澄，请他把李训引荐给唐文宗。王守澄已把李训、郑注看成自己的死党，也乐于把他们二人安排在唐文宗的身边，作为自己的耳目。李训精晓儒经，王守澄就以给皇帝讲《周易》为由，把李训引荐给了唐文宗。因为李训是王守澄引进的，唐文宗对他存有戒心。但在召见过程中，唐文宗被李训的博学多能、机敏才思和精辟的议论深深打动了，对他产生了好感，以为是个难得的奇士。这时，李训还在母丧守制期间，唐文宗便特许他穿上百姓的衣服，号称“五山人”，出入禁中。
李训既得出入禁中，有了接近皇帝的机会，便进而争取获得唐文宗的信任。封建皇帝虽然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是最孤独的人。唐文宗正值盛年，很想有所作为，但他身在九重之内，被周围的人和他自己封闭了起来，身边没有一个可以信赖的人，听不到外边的真实情况。李训、郑注到他身边后，常把朝臣和民间发生的事告诉他，逐渐成了他的耳目，自然得到信任。李训、郑注虽然都是王守澄向唐文宗引荐的，但李训内心对宦官势力一直深恶痛绝，他媚事王守澄的目的不过是把他作为晋身的阶梯，为其反对宦官势力创造起码的政治条件，而郑注在李训的影响下，也已改变了过去投靠宦官的态度，同时他们也都看出唐文宗对宦官专权一直耿耿于怀，满腹怨恨。因此，李训在进讲《周易》的时候，就有意借题发挥，议论宦官的种种罪恶以及民间对宦官的仇恨情绪，鼓动唐文宗下决心铲除宦官之祸。唐文宗这时正苦于对宦官无计可施，看到李训、郑注深受王守澄信任，认为与他们密谋清除宦官势力可以掩人耳目，不致引起宦官的怀疑。唐文宗与李训、郑注在反对宦官势力上的一致立场，使唐文宗对李训、郑注更加信任和倚重了。大和八年八月，李训服母丧期满，即被起用为四门助教，两个月后，又迁为周易博士兼翰林侍讲学士。
李训、郑注虽然深得唐文宗的信任，但他们在朝臣中的政治地位还是很低的。李训不过是个侍讲学士，皇帝的顾问；郑注也仅是临时给皇帝治病的。这种低下的政治地位，对于野心勃勃的李训来说，自然是不能容忍的，何况他和郑注要反对宦官势力，也确实需要更大的政治地位和权力。但是，他们都没有显赫的家世，他们个人也因为自己过去的劣迹而被搞得声名狼藉。在朝廷上下，谁都知道他们是王守澄的人，是靠宦官的门路才得到皇帝宠信的，因此他们在朝臣中十分孤立，遭到普遍的反对。朝中大臣对李训、郑注的坚决排斥态度，严重威胁着他们好不容易才谋到的既得利益和地位，成为他们政治上的首要障碍。于是，他们被迫进行了反击，再次借助王守澄的支持，在朝廷中掀起了一场罢官运动。从大和八年九月起，在将近一年的时间内，李训、郑注在唐文宗和宦官势力的支持下，接连贬逐了李德裕、路隋和李宗闵三位宰相，以及反对他们的大批朝臣。到大和九年九月，李训、郑注在政治上的各种反对势力几乎全被逐出了朝廷，这场罢官运动才告结束。
与罢官运动相对应的，是李训、郑注在朝廷中的政治地位直线上升。李德裕罢相后，李训迁升为翰林侍讲学士，郑注为太仆卿。李宗闵罢相后，又加增李训为兵部侍郎、翰林学士、知制诰。郑注也晋封为工部尚书、翰林侍讲学士。李训的翰林学士、知制诰一职非常重要。中唐官制规定，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可以随时应皇帝的宣召，直接进入内廷，其职责主要是代皇帝撰写任免将相、册立太子、宣布征伐或大赦的诏书。其中拜相的诏书，为了保密，宰相不得经手。所以翰林学士身处政治中枢，兼有皇帝的顾问、幕宾和机要秘书的性质，时人谓之“内相”。这表明，李训实际上已经执掌了国政。
随着罢官运动的深入开展和李训、郑注政治权力的不断扩大，李训开始在朝廷中组织起自己的政治集团。他利用在罢官运动中出现的权力真空，把与其志同道合的人都安排到了重要的职位上。舒元舆是李训的老朋友，李训把他提升为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实际长官，负责纠弹百官过失，地位十分重要。这样，舒元舆就成为李训的主要助手。郭行余是李训在洛阳时的老相识，被召为大理卿。顾师胤与李训是同年进士，被引荐为水部员外郎、翰林学士。其他还有罗立言、李孝本、韩约等人，也都作了安排。李训政治集团遂正式形成。
经过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斗争，李德裕、李宗闵等公卿老臣都先后失败，朝廷中再也没有与李训政治集团相抗衡的力量，王璠等老臣也纷纷向其投靠。攫取权力之路上的障碍已经扫除，大和九年九月，李训、舒元舆同时正式拜相执政，李训仍三日一入内廷，为唐文宗讲解《周易》。拜相执政，位极人臣，是李训使尽权术所昼夜追求的，如今终于如愿以偿。李训政治集团的势力已经大权在握，又深得唐文宗的宠信，达到了极盛的顶峰。于是，他们便开始推行其治国安邦的政治方略了。
宦官专权严重破坏了唐王朝的正常政治统治秩序，是最大的政治祸害。李训集团决定首先铲除宦官势力，使朝廷从宦官“外胁群臣，内侮天子”的政治窘境中摆脱出来，恢复皇帝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中央官僚统治机构的权威性，并在此基础上革新政治，中兴唐朝。
李训、郑注等决心消灭宦官专政的局面，首先是政治革新的需要，同时也有其个人方面的原因。李训集团在秉掌国政之前，一直处心积虑地伪装自己，施展权术，讨好宦官，得到了宦官的迎合，登上了大和时期的政治舞台，而宦官势力也对他们深信不疑，把他们看成是自己在朝廷中的代理人。李训集团对宦官势力这种“外佞内反”的策略，除了唐文宗，外人概不知情。这是李训集团的高明之处和成功诀窍，但他们也因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遭到世人的唾骂，被看成是宦官势力所豢养的走狗。也许是由于这种无处申说的委屈情绪，使他们对宦官势力更加厌恶和憎恨。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朝廷中最重要的政治力量，不愿再遭人误解，受人辱骂，想要洗刷自己。为了争取朝廷中其他政治力量的同情和支持，他们迫切需要改变自己的政治形象。因此，无论从公从私来讲，他们都决心要消灭宦官这股反动腐败的政治势力。
但是，反对宦官得冒极大的政治风险，因为宦官口衔王命，手握兵权，可以假借天子的名义，贬杀反对他们的大臣。在肃宗以来几十年的历史上，反对宦官而遭到杀身之祸的，比比皆是。永贞革新领袖们企图夺取宦官兵权的不幸下场，人们更是记忆犹新。因此，李训集团吸取了永贞革新反对宦官失败的血的教训，尽力避免与宦官势力发生正面冲突，不去公开夺取宦官的兵权，而是继续采取“外佞内反”的策略，用迂回曲折的办法，逐步蚕食和各个消灭宦官势力。
大宦官陈弘志，是元和末年弑杀唐宪宗的元凶。此事人所共知，朝野共愤。李训集团决定首先拿他开刀，这既可以赢得朝廷上下的舆论同情，又可以封住其他宦官的嘴，使他们无法反对。于是，李训奏请唐文宗把在襄阳担任监军的陈弘志召还，使他失去地方的凭借，接着派人在路上把他杖杀了。接着，李训集团又利用宦官内部的矛盾，把和王守澄争权的左神策军中尉韦元素、枢密使杨承和、王践言等人处死。
王守澄眼看大批宦官被逐被杀，心中暗自高兴，以为从此在宦官中再没有人敢出来与他对抗了。其实，他已上了李训集团的大当。王守澄固然在宦官中少了许多争权对手，但宦官势力也在总体上大大削弱，李训集团可以回过头来集中收拾他了。这时，另一派宦官势力以仇士良为首，过去也有拥立唐文宗之功，却遭到了王守澄的嫉恨，一直受到压制。在逐杀韦元素时，李训有意奏请唐文宗，由仇士良来代替韦元素，出任左神策军中尉，用来牵制王守澄的兵权。现在，李训集团又在仇士良的默许下，奏请唐文宗任命王守澄为左、右神策观军容使，兼十二卫统军，免去他右神策军中尉的职务。王守澄的这个新职，表面上看来是荣升，实际上徒有虚名，失去了对禁军的直接控制。不久，李训集团以唐文宗的名义，赐毒酒毒死了王守澄。对外，则假称王守澄突然发病死去，并赠封他为扬州大都督。
王守澄被鸩杀后，剩下的最大宦官势力只有仇士良了，再没有任何一个宦官集团能与其对抗。李训、郑注等人感到，如果继续采取利用宦官之间的矛盾，使他们自相残杀的办法，已经行不通了。于是，经过一番策划，李训集团决定改变策略，搞突然袭击，把宦官势力一网打尽。
王守澄是拥立唐文宗的老宦，由于是秘密鸩杀，对外并没有宣布他的罪状。同时，为了安抚其他宦官，唐文宗诏命定于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把他安葬在京东浐水上的白鹿原。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本来，在这以前，李训、舒元舆和郑注就已商定，由郑注出任凤翔节度使，作为以后株杀宦官的外应力量。现在，他们决定郑注赶在十月赴任，在当地精选壮士，作为亲兵。待十一月安葬王守澄时，一方面请唐文宗下诏，令仇士良以下的大小宦官头目前往浐水为王守澄送葬；另一方面，由郑注以保卫参加葬仪人员安全为名，带领亲兵到葬地，乘机把宦官一网打尽，全部杀死。商量好了之后，郑注便到凤翔（今陕西凤翔，唐时为都城长安西边重镇）去准备兵力，同时又安排亲信担任京城内重要军职，广召豪义之士，以备举事之用。
看来，这是一个十分可靠的计谋，只要仇士良等离开自己的巢穴，前往浐水，自然就成为瓮中之鳖了。
可惜，这个计划并没有实行。原来，李训一直嫉妒郑注，怕他立功得势，因此在郑注赴任以后，他便召集自己的党羽说：“如果这事干成了，功劳就会被郑注一人占了去。不如先下手，杀了宦官再驱逐郑注，咱们就可以独得大功。”于是，李训和舒元舆、韩约等人秘密制定了另外一个行动计划。
大和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清晨，唐文宗像往常一样，按照逢单日会见群臣接受朝贺的惯例，驾御紫宸殿。百官入班完毕，左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上前启奏：“金吾左仗院内石榴树上，夜来降有甘露。”甘露，就是甜美的露水。寒冬降露，极为罕见，在封建社会被看作为天赐的瑞祥之物，预兆着来年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于是，群臣舞蹈再拜，相次称贺。贺毕，李训出班奏道：“甘露夜降，天赐吉祥。金吾左仗院与宫城邻近，陛下应当亲临观看。”唐文宗准奏，御驾出紫宸门，来到禁门外的含元殿上。宰相近侍立于阶下，文武两班列于殿前。唐文宗先命宰相及中书、门下二省长官先去察看。李训等人去看了好一阵子，回来启奏说：“臣等已经仔细验视过，看来不像甘露，请不要马上向外宣布，免得天下闻讯朝贺。”唐文宗故作惊讶，不相信地说：“难道是韩约妄报？”于是令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弘志率诸宦官再往金吾左仗院察看。
这时金吾左仗院内早已埋伏下金吾卫士，只等众宦官到来。仇士良、鱼弘志等大小宦官果然中计，大摇大摆地走来。眼看已经入瓮，大功马上告成。不料，就在这间不容发之际，韩约突然临阵畏缩犹豫，没有立即发出暗号。仇士良等见韩约行动反常，脸色不对，已经起了疑心。就在这时，一阵风吹来，掀起幕布，暴露了里面的伏兵。仇士良等大惊失色，知道上当，仓惶向外逃奔。守门的士兵见仇士良要逃，打算把门锁死，不料被一个宦官喝住，吓得浑身发抖，大门说什么也锁不上。这时的仇士良等人，早已夺门而出。
仇士良等奔回含元殿，报告唐文宗发生了事变。李训知道事情已经败露，急忙向殿下的卫士大喊：“赶快上殿保卫皇上！护驾有功者，赏钱百贯！”宦官却抢先把唐文宗拉上软轿，向内宫逃去。李训眼看大事不好，赶快上前紧攀软轿，高声说：“臣奏事未完，请陛下不要回宫。”仇士良大叫道：“李训造反了！”唐文宗很生气地说：“李训不会造反！”仇士良哪里肯听，挥拳向李训打去，因为用力过猛，反而被绊倒，李训乘势压将上来，从靴中拔出利刃，向仇士良刺去。由于其他宦官前来救护，仇士良才脱险未死，软轿继续向宣政门方向抬去。这时，金吾兵数十人已冲到殿上，罗立言率京兆府士卒三百余人，李孝本率御史台从人二百余人也从东、西两面登上含元殿，与护送唐文宗软轿断后的宦官展开激战，打死打伤宦官十余人。此时，仇士良等劫持着软轿，把唐文宗抬进了宣政门。李训仍然紧攀着软轿不放。一个宦官朝着李训的胸口猛击一掌，把他打翻在地，软轿遂乘机抬入宫中。于是，宫门关闭，唐文宗完全落入宦官手中，宫内响起了宦官们一片欢呼万岁的喊叫声。其他文武百官吓得各自走散了。
仇士良等挟持唐文宗入宫后，立即命左、右神策军副使刘泰伦、魏仲卿各率禁军五百人，冲出阁门，疯狂报复。他们逢人便杀，中书、门下两省官员及金吾吏卒一千余人争相出逃，来不及逃走的六百余人全被杀死。仇士良还分兵关闭诸宫门，搜捕李训党人，又有吏卒和百姓在皇城交易者一千余人被杀，横尸遍地，流血成渠。各主管部门的印鉴、簿书、图籍、帏幕、器皿也遭抢劫破坏，荡然无存。后来，仇士良又派出二千余名骑兵，分头大搜京城和出城追捕。舒元舆、郭行余、罗立言、韩约以及宰相王涯、贾涑和河东节度使王璠等先后被捕。韩约因抗言无罪，当场被杀。军士们在长安城中大肆搜索，把那些阔人家的财产洗劫一空。流氓、地痞、恶少趁机报私仇杀人，抢劫店铺，闹得满城乌烟瘴气。
再说郑注按照原定计划，亲率亲兵五百人从凤翔出发，直奔王守澄的葬地。走到半路，听说李训已经失败，只好带兵返回。这时，凤翔监军张仲清已经得到仇士良密令，见郑注回军，便出营迎接，请他到监军府议事。郑注倚仗卫兵众多，随张仲清前往。此时监军府已经埋伏好了甲士，只等郑注到来。郑注入府，刚刚落座，伏兵便一拥而上，将他杀死。张仲清立即命人将郑注的首级送到长安。郑注手下的将领、幕僚以及他们的家属、亲兵等一千余人，也全被张仲清杀死。
李训见唐文宗已被抬入宫门，知道事情无可挽回，便从一个随从官吏的身上脱下一件绿衫，自己穿起来逃出宫去了。他单骑逃到终南山，投奔好友宗密和尚。李训打算削发假扮和尚，藏身寺院。不料被人阻止，只好又向凤翔逃去，打算投奔郑注。不料刚刚出山，便被抓获，押送京城。走到长安附近的昆明池时，李训担心受到宦官的严刑折磨，便对押送他的士兵说：“现在到处都有捉拿我的士兵，抓住我的人，会有一大笔赏钱，还会升官。你们不如把我杀了，悄悄拿我的头入城请功。以免被别人发现夺走。于是，士兵杀死李训，把首级送入长安。
十一月二十三日，舒元舆、郭行余、罗立言、李孝本等李训集团的主要成员，和并非李训集团的宰相王涯、贾涑以及河东节度使王璠，由神策军监押，被腰斩于长安的独柳树下。他们的亲属，不论亲疏，甚至连不懂事的孩子，也都惨遭杀害。其妻女，没有死的，统统没为官奴婢。
仇士良痛恨宗密和尚收留李训，把他抓来，打算杀掉。宗密坦然地说：“贫僧认识李训多年，也知道他要造反。但是，我佛慈悲，救苦救难，不爱身命，死也甘心。“宦官鱼弘志听了十分佩服，便奏请唐文宗，赦免了他。在这场大屠杀中，除了唐文宗以外，宗密和尚大概是唯一受到牵连而又被宦官放过的人。
李训集团所领导的政治革新运动，才刚刚进行了三个月，正当他们对宦官集团取得节节胜利、准备大展宏图的时候，不幸在关键时刻，由于韩约畏缩犹豫的偶然原因，功败垂成，人头落地，以悲剧结束。此后，宦官专权又一直延续了几十年，直到唐朝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