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相轻，故班固则短傅毅，乡曲相私，故齐人仅知管晏。合斯二者，而谈艺有南北之见。虽在普天率土大一统之代，此疆彼界之殊，往往为己长彼短之本。至于鼎立之局，瓜分之世，四始六义之评量，更类七国五胡之争长，亦风雅之相斫书矣。《三国志·吴志·张纮传》裴注引陈琳书曰：“自仆在河北，与天下隔。此间率少于文章，易为雄伯，故使仆受此过差之谈，非其实也，今景兴在此，足下与子布在披，所谓小巫见大巫，神气尽矣。”已为北文不如南文张本。李延寿《北史·文苑传序》略谓：“洛阳江左，文雅尤甚。江左贵乎清绮，河朔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按但言“质胜”，即是文输。是以北朝文士，邢邵、魏收实为冠冕，而《北齐书·魏收传》载邵讥收“于任昉，非宜模拟，亦大偷窃”，收斥邵“于沈约集中作贼”；则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机杼。张《朝野佥载》记庾信入北，谓北中文事，“惟韩陵温子昇碑堪共语，馀皆驴鸣犬吠聒耳”。南人轻北，其来旧矣。宋自靖康南渡，残山剩水，隅守偏安，以淮南淮北之鸡犬声相闻，竟成南海北海之马牛风不及。元遗山以骚怨弘衍之才，崛起金季，苞桑之惧，沧桑之痛，发为声诗，情并七哀，变穷百态。北方之强，盖宋人江湖末派，无足与抗衡者，亦南风之不竞也。虽以方虚谷之自居南宋遗老、西江后劲，《桐江续集》卷二十四《次韵高子明投赠》七律论北方词章，亦不得不曰：“尚有文才与古班，诗律规随元好问。”汪尧峰好挦撦南宋作家，而《钝翁类稿》卷八《读宋人诗》第四首亦曰：“后村傲睨四灵间，尚与前贤隔一关。若向中原整旗鼓，堂堂端合让遗山。”遗山论诗，《中州》名集，实寓南宋偏安之意；故苏天爵《国朝文类》卷三十八所载宋流人家铉翁《题中州诗集后》，即云：“壤地有南北，而人物无南北，道统文脉无南北。虽在万里外，皆中州也。而况于在中州者乎”，《则堂集》失收。可谓义正而词婉者。（150—15l页）
这一则讲诗文有南北风格的区别，这是由于南北地域不同，文化风俗不同，学风不同，诗文风格也就有所不同。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由于政治原因，有过两次南北分治，先是南北朝的长期分裂，后是南宋与金的对峙，造成了南北的隔阂，文学上出现南北不同的风格，评论上也有南北之见。
（一）南北朝时期，文评者的南北之见，多表现在南人轻北。比如陈琳因去河北投袁绍，处在文人较少的环境中，成了出类拔萃的文学家，但是，在他给江苏广陵同乡张纮的信中，表示与张纮、张昭相比，还自惭不如，为北文不如南文之说先造了舆论。
温子昇、邢邵、魏收，都是北朝文学的佼佼者，但从《北齐书·魏收传》看，邢魏所以成名，因为邢邵师法沈约，魏收师法任昉，然“皆步武江南，未能自出机杼”，所以，邢魏互相讥笑为“偷窃”、“作贼”。《朝野佥载》也记载了南人庾信到了北方，瞧不起北文，以为只有写《韩陵山寺碑》的温子昇才配与他共语。可见，“南人轻北，其来旧矣”。这里指出，所以有南人轻北的原因，主要是与中国长期以来积淀的文化心理因素有关，一是文人相轻，二是乡曲相私。
南北的文学风格，究竟不同在哪里，据李延寿在《北史·文苑传》里说，南方文风文雅，贵清绮，重形式，文辞华美，以诗擅胜，宜于咏歌；北方文风质朴，贵刚直，重内容，气质高昂，以文见长，便于实用。概括地说，就是北文理胜其辞，南文辞过其意。因为南人北人的自然环境、生活习惯不同，造成性情气质上的差异，已带有传统性，反映到诗文上自然有不同风格。
先说民歌的风格，南北就明显的不同，南方多委婉曲折的情诗，如“朝思出前门，暮思还后渚。语笑向谁道，腹中阴忆汝”（《子夜歌》）。对恋人的思念深沉含蓄。北方民歌抒情的气势豪宕，境界宏阔，情感粗犷，如“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敕勒歌》）。
再说文人的风格，南方重形式和音调，如梁沈约的《登北固楼》：
六代旧山川，兴亡几百年。繁华今寂寞，朝市昔喧阗。夜月琉璃水，春风柳色天。伤时为怀古，垂泪国门前。
又吴均《发湘江赠亲故别》之三：
君留朱门里，我至广江。城高望犹见，风多听不闻。流苹方绕绕，落叶尚纷纷。无由得共赏，山川间白云。
虽是不同题材的诗，却都写得委婉含蓄，自然流畅，给人一种格调清新之感，在音律上已有了律句的格调。北方文人作品的风格，不像民歌的特色鲜明，可能是由于模仿南风，反而缺少北方豪放的气概。如魏收《挟琴歌》：
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苑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下成行。
又，邢邵《思公子》：
绮罗日减带，桃李无颜色。思君君未归，归来岂相识。
这两位都是北朝著名的文学家，可是诗作流传下来的不多，就从这几首明白如话的诗来看，他们确实受到南方香艳诗的影响不小，其中虽也不乏清远敦厚之趣，却不给人格调刚健之感。抛开文暂且不谈，单以诗相比，南北朝时期，北方确实逊于南方，直到南方的庾信到北周，王褒也留在北方以后，他们以清新绮艳的风格吸引了北方文士竞相模仿，才出现了南北风格互为影响的新局面。
（二）北宋灭亡，南宋偏安临安（今杭州）以后，使文坛起了变化。淮南淮北虽如往常鸡犬之声相闻，但已成为南宋与金不同的两个社会。太原的元好问，具有汉民族良好的文化教养和他本人过人的天赋，身处金国，国破家亡之痛，使他在多方面显露出才华，成为金朝文坛上的大家。他文师韩欧，诗师杜甫，词学周邦彦，多方面丰富自己，“发为声诗”，“变穷百态”，不是南方的江湖末派可以相比的。清汪琬好摘取南宋作家诗，但他在评论宋人诗时，把元好问推作中原的代表，这个评价并不过分。让我们看一看无好问诗的风格，如：
南朝辞臣北朝客，栖迟零落无颜色。阳平城边握君手，不似铜驼洛阳陌。去年春风吹雁回，今年雁逐秋风来。春风秋风雁声里，行人日暮心悠哉。长江大浪金山下，吴儿舟船疾如马。西湖十月赏风烟，想得新诗更潇洒。（《送张君美往南中》）
又，《怀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旧隐抛何处？一片伤心画不成。谷口暮云知郑重，林梢残照故分明。洛阳见说兵犹满，半夜悲歌意未平。
两诗沉挚悲凉，读来可歌可泣，创造出自己的声调，自己的风格。
最后钱先生举引元苏天爵的话作这一则的小结：地域有南北之分，人无南北之分，因为南北继承的文化传统是共同的，无论南北相距多么遥远，也都是中州文化。元代以后的诗文发展更证实了苏氏的论断。可见苏天爵的见解是“义正而词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