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近人论诗界维新，必推黄公度。《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五古议论纵横，近随园、瓯北；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铁云；七绝则龚定庵。取径实不甚高，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尹师鲁论王胜之文曰：“赡而不流”；公度其不免于流者乎。大胆为文处，亦无以过其乡宋芷湾。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电化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譬如《番客篇》，不过胡稚威《海贾诗》。《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不过《淮南子·俶真训》所谓：“槐榆与桔柚，合而为兄弟；有苗与三危，通而为一家”；查初白《菊瓶插梅》诗所谓：“高士累朝多合传，佳人绝代少同时”；公度生于海通之世，不曰“有苗三危通一家”，而曰“黄白黑种同一国”耳。凡新学而稍知存古，与夫旧学而强欲趋时者，皆好公度。盖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亦犹参军蛮语作诗，仍是用佛典梵语之结习而已。（23—24页）
这一则讲清末黄遵宪的诗。在康有为、梁启超提倡维新运动时期，康有为在《与菽园论诗》中说：“新世魂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主张在诗歌上融合欧亚，创造异境新声。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提倡“诗界革命”。梁启超《夏威夷游记》中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成其为诗。”“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钱先生认为“若辈之言诗界维新，仅指驱使西故”，所以称他们为“诗界维新”，不称为“诗界革命”。钱先生推“《人境庐诗》奇才大句，自为作手”。黄遵宪的“奇才大句”是怎样造成的？黄遵宪在《人境庐诗草自序》中写：“仆尝以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今之世异于古，今之人亦何必与古人同。尝于胸中设一诗境：一曰，复古人比兴之体；一曰，以单行之神，运排偶之体；一曰，取《离骚》乐府之神理而不袭其貌；一曰，用古文家伸缩离合之法以入诗。其取材也，自群经三史，逮于周秦诸子之书，许郑诸家之注，凡事名物名切于今者，皆采取而假借之。其述事也，举今日之官书会典方言俗谚，以及古人未有之物，未辟之境，耳目所历，皆笔而书之。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不名一格，不专一体，要不失乎为我之诗。”康有为《人境庐诗草序》：“及久游英美，以其自有中国之学，采欧美人之长，荟萃熔铸而自得之。尤倜傥自负，横览举国，自以无比。而诗之精深华妙，异境日辟，如游海岛，仙山楼阁，瑶花缟鹤，无非珍奇矣。”这样推重黄遵宪的诗。钱先生有不同看法。认为他的五古议论纵横，近袁枚、赵翼，歌行铺比翻腾处似舒位，七绝则龚自珍。语工而格卑，伧气尚存，每成俗艳。大胆为文，亦无以过其乡宋湘。对于“无以过其乡宋芷湾”的评语，钱仲联先生说：“以单行之气运用于七律，正是宋湘诗的专长，而作者生长在宋湘的家乡，很早从《红杏山房诗》中有所濡染，也是无可置疑的，所以在他的早期作品中如《武夷道中作》等五律里，还明显地保存着学习宋湘诗的痕迹。”（《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至于“伧气尚存，每成俗艳”的评语，又见下论黄遵宪诗。
钱先生对别人赞黄遵宪诗的新境界、新意境有不同看法，认为“差能说西洋制度名物，掎摭声光化电诸学，以为点缀，而于西人风雅之妙，性理之微，实少解会。故其诗有新事物，而无新理致”。钱先生论严复、王国维诗，就是从新理致着眼的。这样观察，就比较深刻了。推重黄遵宪诗有新理想的，如梁启超《饮冰室诗话》：“《人境庐集》中有一诗，题为《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半取佛理，又参以西人植物学、化学、生理学说，实足为诗界开一新壁垒。”又像《番客篇》，写南洋华侨风俗及其悲惨遭遇。这些诗就是写新内容的。钱先生认为这些诗还没有新理致。钱先生认为《番客篇》，不过像胡稚威的《海贾诗》，写海上商人的生活。像《以莲菊桃杂供一瓶作歌》（黄遵宪在新加坡华侨佘山楼养病，那里“杂花满树，无冬无夏，余手摘莲菊桃李同供瓶中”，见《己亥杂诗》自注），以莲菊桃花合在一起来抒发不同种族的团结思想，像《淮南子·俶真训》里以“槐榆与桔柚”合在一起，来比把苗族迁到三危，使苗族与三危地区的人合为一家；像查初白《菊瓶插梅》，来比高士合传，佳人同时。不过黄遵宪生在清末，所以不说“有苗三危通一家”，而说“黄白黑种同一国”了。这是说，黄遵宪诗里写的，类似的内容前人也有写过，不过时代不同，说法稍有不同罢了。又提到“赡而不流”，说黄遵宪的诗，赡而不免于流。即内容丰富而文辞不够凝炼吧。
（2）
评黄公度诗一节，词气率略，鄙意未申。吴雨僧先生颇致不满，尝谓余曰：“‘新学而稍知存古’，亦大佳事。子持论无乃太苛乎。”先生素推崇公度，曩在清华大学为外语系讲授中国旧诗，以公度之作为津梁。余事不挂心，鬼来擘口，悚谢而已。钱君仲联笺注《人境庐诗》，精博可追冯氏父子之注玉溪、东坡，自撰《梦苕庵诗话》，亦摘取余评公度“俗艳”一语，微示取瑟而歌之意。胡步曾先生命余订其《忏庵诗》，因道及《谈艺录》，甚许此节。先生论诗，初与胡适之矛盾相攻，后与雨僧先生凿枘不合，二人之所是，先生辄非之；余未渠以其言自壮也。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弢叔与公度如使君与操。弢叔或失之剽野，公度或失之甜俗，皆无妨二人之为霸才健笔。乾嘉以后，随园、瓯北、仲则、船山、伽、铁云之体，汇合成风；流利轻巧，不矜格调，用书卷而勿事僻涩，写性灵而无忌纤佻。如公度乡献《楚庭耆旧遗诗》中篇什，多属此体。公度所删少作，辑入《人境庐集外诗》者，正是此件。江弢叔力矫之，同光体作者力矫之，王壬秋、邓弥之亦力矫之；均抗志希古，欲回波断流。公度独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斯尤难能罕觏矣。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与弢叔之昌言：“不喜有明至今五百年之作”（符兆纶《卓峰堂诗钞》弁首弢叔序，参观谢章铤《赌棋山庄文集》卷二《与梁礼堂书》），区以别矣。梁任公以夏穗卿、蒋观云与公度并称“诗界三杰”，余所睹夏蒋二人诗，似尚不成章。邱沧海虽与公度唱酬，亦未许比肩争出手。余称王静庵以西方义理入诗，公度无是，非谓静庵优于公度，三峡水固不与九溪十八涧争幽蒨清泠也。观《人境庐集外诗》，则知公度入手取径。后来学养大进，而习气犹余，熟处难忘，倘得沧浪其人，或当据以析骨肉而还父母乎。辑者不甚解事。如《春阴》七律四首，乃腰斩为七绝八首；《新嫁娘诗》五十一首自是香奁拟想之词，“闺艳秦声”之属，乃认作自述，至据公度生子之年编次。此类皆令人骇笑，亟待订正。《日本杂事诗》端赖自注，椟胜于珠。假吾国典实，述东瀛风土，事诚匪易，诗故难工。如第五十九首咏女学生云：“捧书长跪借红毹，吟罢拈针弄绣。归向爷娘索花果，偷闲钩出地球图。”按宋芷湾《红杏山房诗草》卷三《忆少年》第二首云：“世间何物是文章，提笔直书五六行。偷见先生嘻一笑，娘前索果索衣裳。”公度似隐师其意，扯凑完篇，整者碎而利者钝矣。（347—348页）
这一则再论黄遵宪诗。钱先生在上一则里论黄遵宪诗，评他“伧气尚存，每成俗艳”。钱先生在清华大学念书时，老师吴宓是不赞成这样批评的，吴宓《人境庐诗草自序跋》：“谨按嘉应黄公度先生，为中国近世大诗家。《人境庐集》，久已流传，脍炙人口。二十馀年前，梁任公尝称其最能以新思想新事物熔入旧风格，推为诗界革新之导师。”钱仲联《梦苕庵诗话》称：“《人境庐诗》，论者毁誉参半，如梁任公、胡适之辈，则推之为大家。如胡步曾及吾友徐澄宇以为疵累百出，谬戾乖张。钱锺书则又以卑格俗艳评之。予以为论公度诗，当着眼大处，不当于小节处作吹毛之求。其天骨开张、大气包举者，真能于古人外独辟町畦。抚时感事之作，悲壮激越，传之他年，足当诗史。至论功力之深浅，则晚清做宋人诗一派，尽有胜之者。公度之长处，固不在此也。”这里不同意贬低黄遵宪诗的说法，包括“卑格”“俗艳”的说法在内，但并不具体批驳，所谓“取瑟而歌”之意。胡先（字步曾）《读郑子尹巢经巢诗集》：“梁任公所著《清代学术概论》云：‘直至末季，始有金和、黄遵宪、康有为，元气淋漓，卓然称大家。’此语大足以证明任公之于诗实浅尝者也。”“黄公度、康更生之诗，大气磅礴则有之，然过欠剪裁，瑕累百出，殊未足称元气淋漓也。”徐英《论近代国学》：“金和、黄遵宪、康有为之诗，谬戾乖张，丑怪已极。而梁启超谓其元气淋漓，卓然大家。阿其所好，非通论也。”这是对黄遵宪诗本有不同评价。
钱先生又称：“余于晚清诗家，推江弢叔与公度如使君与操。”曹操煮酒论英雄，称：“天下英雄，惟使君（刘备）与操耳。”认为江湜与黄遵宪诗可以匹敌。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称江湜《伏敔堂诗录》：“大概长处在意致新缓，气势流畅，随笔写来，不窘篇幅。而短则在贪多就熟，步骤太快。步骤太快之病，比之作山阴道上客，光景虽好，终嫌行步匆忙，不能深细领略也。”钱先生称黄遵宪诗赡而不免于流，江湜诗也这样，“贪多就熟，步骤太快”，赡即多，步骤太快即不免于流了。
钱先生又讲黄遵宪时与乾嘉以后时的风气，认为乾嘉以后各家的诗，形成一种风气，流利轻巧，不矜格调，写性灵忌纤佻。遵宪少作也近这种风格。黄遵宪后来的诗，“不绝俗违时而竟超群出类”，即不反对这种风气，却能够超群出类。他怎样超群出类？钱仲联说：“在黄遵宪当时的中国诗坛，笼罩着浓厚的复古云雾。主要出现了这样几个流派：一是模仿汉魏六朝的湖湘派，以邓辅纶、王闿运为首；一是模仿宋诗的江西派和闽派，当时号称‘同光体’，以陈三立、沈曾植、陈衍为首；一是标榜唐人风格的，以张之洞为首，他的门人樊增祥、易顺鼎隶属于这一派；一是模仿西昆体的，以李希圣、曾广钧、曹元忠为首。‘同光体’在这个时期独占上风。这些流派，模古的目标不同，其为模古则一。”“遵宪自称他的诗为‘新派诗’。”（《人境庐诗草笺注》前言）黄遵宪的诗不同于当时几派的模仿古人。钱先生又指出：“其《自序》有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岂非明示爱古人而不薄近人哉。道广用宏”，所以又和江湜不同，能“超群出类”。
钱先生又称黄遵宪大胆为文处，无以过其乡宋湘的诗。按顾莼《红杏山房诗抄题辞》：“淋漓元气，充塞高厚。人随化运，孰能窥牖？有大力者，负之而走。陶冶在心，端倪在手。或一卷书，或一杯酒。兴来莫遏，挥斥万有。”这里讲的，跟黄遵宪诗有一致处。如“元气淋漓”，“人随化运”，“挥斥万有”都是。这里又指出黄遵宪《日本杂事诗》咏女学生一首，仿宋湘《忆少年》，但宋湘是反映少年时生活，是确切的。黄遵宪缺乏日本女学生生活，所以扯凑完篇，显得“整者碎而利者钝”了。又称他的《新嫁娘诗》是“闺艳秦声”之属。钱先生评黄遵宪诗的“俗艳”，或指这一部分的诗。黄遵宪自序称“其炼格也，自曹、鲍、陶、谢、李、杜、韩、苏讫于晚近小家”。但也说“然余固有志焉而未能逮也”，他自认为没有达到。钱先生认为他的五古近袁枚、赵翼，歌行似舒位，七绝则龚自珍，取径实不甚高，并没有做到从陶、谢、李、杜、韩、苏炼格，所以说他“格卑”。大胆为文处，不超过宋湘，不能改变“格卑”的评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