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重庆师范大学副研究员
王学振
一
提到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文艺思潮，人们首先就会想到陈铨倡导的“民族文学运动”，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多少年来，陈铨及其“民族文学运动”一直被作为批判的靶子而写进文学史中。但是，如果人们只能想到陈铨倡导的“民族文学运动”，就不很自然了，因为事实上民族主义是中国抗战时期的一种统摄性的意识形态，整个抗战文学因此都充溢着强烈的民族意识，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抗战文学就是民族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笔者认为就创作方法而言，现实主义文艺思潮在抗战时期是主潮；就意识形态而言，民族主义文艺思潮则在抗战文学中居于主导地位。
民族主义在近现代的中国一直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并且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产生了深刻而全面的影响。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民族矛盾更是上升为社会的主要矛盾。1936年底“西安事变”的发生，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全国范围的最终建立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以此为契机，第二次国共合作终于得以实现。1937年清明节，国共两党共赴陕西黄陵县黄帝陵祭祀。次年，两党又一次共祭黄帝陵。黄帝是传说中的中华始祖，国共两党的共祭黄帝，不啻说明了中国国内的各种社会力量已经聚集在抗日救亡的“民族主义”旗帜之下，民族主义成为各个阶级、阶层都能够接受的一种意识形态。抗战进入中后期后，党派意识有所抬头，但也还不足以动摇民族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各党各派基本上还能够做到以民族大局为重，至少是高举民族主义旗号以获取民众的支持。
而文学事实上在抗战前夕就已经开始向民族主义靠拢。当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解散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两个口号’的论争虽然进行得非常激烈，双方却都提出了新文学必须为民族的解放与独立而斗争的目标和任务。它显示着30年代以阶级意识为主体意识的左翼文学向民族意识的归顺。”周扬倡导的“国防文学”，目的就是要求“文学上反帝反封建的运动集中到抗敌反汉奸的总流”；而鲁迅等人主张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给人的印象是他们仍然以“阶级意识”继续关注着以“大众”为主体的文学，其实他们给这个口号冠以“民族革命战争”的限定词，就已经表明在新的形势下文学必然地要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正如胡风所说，“在一切救亡运动解放运动里面，抗敌战争――民族革命战争底运动是一个共同的最高的要求。”
抗战爆发后，文艺界成立了全国性的抗敌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其宣言指出：“为争取民族的自由，为保持人类的正义，我们抗战；这是以民族自卫的热血，去驱击惨无人道的恶魔；打倒了这恶魔，才能达到人类和平相处的境地。”此时广大作家，无论是倾向于国民党的，还是倾向于共产党的，抑或是超然于党派之外的，都心悦诚服地聚集在民族主义的大纛之下。
国民党官方的作家早在1930年代初就曾发动“民族主义文艺运动”，企图以“民族意识”消解阶级意识，达到统一意识形态的目的，只不过当时由于左翼作家的反击，未能得逞。在广大作家自觉地服膺于民族主义的情况下，他们当然会旧话重提。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张道藩个人名义发表、实为国民党文艺政策体现的《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规定文艺要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国策服务，认为“当前的急务”就是“建树独立的、自由的民族文艺”。国民党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创办于重庆的杂志《文艺先锋》也一再宣称其使命就是“要创造我们的民族文学”。当其创刊之时，发行人张道藩写下了这样让人热血沸腾的语句：“谁说纸弹不能杀敌，坚强我们的精神国防，摧毁敌人的心城的，正有待于神圣的文艺部队。”当次年徐霞村、李辰冬取代王进珊主编《文艺先锋》时，《文艺先锋》社再次申明：“本刊所负使命为建树民族文学，在此民族复兴运动的大时代，国人所努力的，就是这个目标，一切都得配合民族复兴来作，文艺当不能例外。”我们不排除官方作家有以民族文学抵制左翼文学的目的，但我们似乎也没有足够的理由怀疑他们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建设民族文学以服务抗战的诚意。
如上文所述，左翼作家在抗战前夕就已开始向民族主义靠拢。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领导人也把统一战线的观念带进了对文艺和文化问题的思考中。1938年4月，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大会上明确指出，文艺工作的“作风应该是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同时是艺术的指导方向”。半个多月后，他又应邀赴“鲁艺”演讲，进一步具体阐述了这个问题。他说，过去中国文艺界在对艺术的看法上，有以徐志摩为代表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有以鲁迅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前者是“一种艺术上的唯心论”，是一种错误的主张，而只有后者才是为中共所坚持的正确主张。接着他明确表示：“但现在为了共同抗日在艺术界也需要统一战线，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不管他是写实主义派或是浪漫主义派，是共产主义派或是其他什么派，大家都应当团结抗日。”在文艺战线的统一战线方针的指导下，左翼作家的阶级意识有所弱化，其民族意识不断增强。比如周扬当时就认为在民族的立场上“革命作家与中间作家之间的界限现在也已成为不必要了”，因为“在全民族战争中不允许有中间的地位，而在民族革命斗争的意义上，但凡用自己的笔服役于抗战的作家都有权利被冠以革命的称号”。艾思奇也认为面对着抗战的现实，“文艺作者一般地都不单只是作为一个纯文艺作者而出现，同时还积极地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成员而活动着进步着”。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下，民族文学成为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关注的热门话题，创造民族文学成为他们一致的追求。比如胡秋原当时就曾出版专著《民族文学论》，探讨“文学与民族”的关系，以及“民族形式”、“民族语文”、“民族体裁”、“民族题旨”、“民族文学之传统性”、“民族文学之世界性”等理论问题。徐中玉先生还曾在国立中山大学文学院专门讲授“民族文学”这一课程，他个人发表的关于民族文学的论文就有十余篇之多，并结集为《民族文学论文初集》出版。笔者在翻检抗战文学资料的过程中，就曾经发现徐中玉先生当年发表的《民族文学的基本认识》一文。鉴于今天的读者难以见到该文，更由于该文代表了抗战时期中国作家对待民族主义文学的一种态度，兹录该文于下，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