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与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30多倍，外贸进出口总额增长了40倍多。外汇储备大幅度增长。这些成绩的取得与大量FDI是分不开的。翔实的资料、数据证明FDI对中国弥补投资缺口、增加就业机会、促进出口、稳定人民币币值发挥了而且将继续发挥重大影响。同时，外资促进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拉近了中国同世界各国的联系，世界人民创造的先进文明成果传人中国，开阔人们的视野，这又促进政治改革的进程、文化事业的繁荣。但不容忽视的是，FDI是一柄双刃剑，只有“双赢”才能使得相互利用持续发展。目前，中国利用FDI的负面影响已有所浮现，对FDI的成效进行社会经济评价的各种争论也不绝于耳。
4.2.1 认为FDI对中国经济贡献突出的观点
持FDI促进中国经济发展观点的人认为，FDI从以下几个方面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正面影响。
1.经济增长效应
（1）FDI对投资缺口的弥补作用。
根据宏观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任何一种经济要持续稳定地发展，必须保持社会总供给和社会总需求的平衡。从总供给看：国民总收入等于消费、储蓄和进口之和，即：GNP=C+S+M；从总需求看，国民总收入等于消费、投资和出口之和；即：GNP=C+I+X，因此，从理论上讲，国民总收入应等于国民总支出；即：C+S+M=C+I+X，简化后得：S+M=I+X。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总供给和总需求通常难以平衡。一方面表现为社会总投资大于国内总储蓄，即：I-S＞0，出现“储蓄缺口”；另一方面，表现为进口大于出口，即：M-X＞0，出现“外贸缺口”。弥补这两个“缺口”的唯一办法是适当利用外资，特别是FDI。外资作为一种外部的追加资源，既可以作为国内“储蓄缺口”的补充，维持适当的投资规模；又可用以弥补“外贸缺口”，促进国际收支的基本平衡，引进必要的先进技术和生产设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卓有成效地引进外资尤其是FDI有效缓解了建设资金的不足，促成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增强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后劲，逐渐成为中国国民经济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课题组研究认为“在净出口贡献率为零，消费、需求增长8%-9%的条件下；GDP要增长7%的话、资本形成总额要达到36036亿元，以固定资本投资形成额的93%计算，固定资产投资规模33513亿元，固定资产吸资增长率为13.4%，投资率为38.1%，如果要GDP增长8%，资本形成总额要达到36858亿元，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要达到34278亿元，投资增长率达到16%，投资率为38.6%。在中国民间投资机制尚未完善的环境下，FDI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仍将扮演重要角色。由于FDI是以国际可兑换货币（例如美元）计价的，因此FDI还为中国节省了大量本应用于进口发展经济所需机器设备和材料的外汇，从此意义讲，FDI不仅起到弥补投资缺口的作用，而且还起到弥补外汇缺口的作用。
（2）FDI拉动了GDP增长。
中国自1983年开始大规模引进外资以来，FDI以平均每年约30%的增长率高速增长，到2002年上半年，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大外资输入国。外资企业具有内资企业所缺乏的品牌优势、信息优势、融资优势、技术优势和管理优势，其中的技术和管理优势更远胜于内资企业。它直接带来了社会需求创新效应、人力资源创新效应、产业创新效应和技术创新效应，并通过对国内企业的示范作用，间接地促进了中国经济结构的改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最终带动整个经济水平的实质性提高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即经济学理论上的正的外溢效应。
（3）FDI增加了就业机会。
中国是一个拥有13亿多人口的大国，劳动力近7亿，解决庞大劳动力资源的就业问题始终是党和政府工作的重点。大量外资流入中国，在中国投资设厂，无论其流入哪个行业，都将带来新的就业机会。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情况来看，如果没有外资流入所直接或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中国经济结构二元矛盾给就业方面带来的压力就很难解决。在中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从业人数以广东、福建两省为最。这些区域的外商投资企业主要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制造业部门，如纺织、服装等。FDI还会通过原材料和零部件的供给来创造后方关联的间接雇佣效果，其数量并不亚于直接就业人数。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在三资企业中工作的劳动者人数从1984年底的3万多人上升至1993年底的三百万人，而到1995年底更高达1700万人，十几年来几乎是成倍数增长。从1992年到1994年问，外资创造的就业机会占总从业人员的40%，虽然，外资在中国就业结构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国有部门基本提供不了就业机会的情况下，继续扩大发挥外资的作用对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同时也有人争议说：中国目前部分外企到华投资是为了雇佣低廉劳动力，他们要求劳工从事简单繁重的体力或手工劳动，虽然扩大了就业量，但对中国劳动技术进步的影响是不利的。
（4）FDI促进了出口。
由于发展中国家其出口商品结构固有的弱点和国际贸易条件的不断恶化，其出口始终徘徊不前，难以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出口增长不力，将严重制约其利用外资和进口必要的物资、消费品的能力，使其难以通过与发达国家的商品交换实现资源的质的转换和量的追加，从而严重阻碍经济的发展。而FDI在受资国生成的企业可以利用外方投资者在国际市场上业已形成的市场营销渠道，把产品推向国际市场，为受资国进入国际市场提供了便利，从而为增加出口创造条件。
2.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效应
（1）FDI提高了资本形成质量。
外资嫁接国有企业，使原来国有企业变成中外合资企业，把低质量的资产存量变成高质量的资产存量，同时，将先进的经营理念、技术、管理、营销、市场网络带到合资企业；改善了资本存量的质量。近几年，大量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其投资的较大份额投向技术、资金相对密集的行业，从而提升了中国的产业结构。跨国公司向中国企业购买零部件和原材料，对其质量、技术和性能要求较高，有时提供相应的技术标准和技术援助，无疑提高了中国关联产业存量资本和新形成资本的质量。
（2）FDI加快了技术进步。
世界范围内的技术流动愈来愈以跨国投资作为载体，跨国公司掌握着85%以上的先进技术。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加剧了彼此间的竞争，迫使它们提高技术水平，投资技术先进的项目，从而加快了中国的技术进步。据对1996—1997年度中国最大500家外商投资企业的分析，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电子、交通运输设备、电气机械和食品加工等行业，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企业销售额的比重大约达到66.9%。一项研究表明，33家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项目中，有17家企业提供了填补中国空白的技术。另一项对日本在华40家企业的调研表明，这些家企业绝大多数技术先进、产品有竞争力，如果将新技术、填补空白技术和先进技术三种类型的企业加在一起，共有39家，占全部调查企业的95%以上。
另外，按着新增长理论的看法，对外开放和FDI的大量进入可以产生一种“溢出效应”（spill0ver），加速了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从而使发展中国家可以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赶超效应”。厄瓦·沃尔士（0we·waltz）的实证研究表明，技术创新是一种动态过程，具有创新能力的公司主要存在于发达国家，但通过国外直接投资，知识起到关键性的激励作用。
实证研究也表明，FDI的溢出效应明显。沈坤荣（1999）利用各省的国际直接投资总量与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作横截面的相关分析，得出了FDI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每增加一个单位，可以带来0.37个单位的综合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结论。姚洋（1998）利用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的资料，从中随机抽取了12个大类行业中的146704家企业作为样本，进行了多因素回归分析后得出结论认为，与国营企业相比，国外“三资”企业的技术效率要高39%，港澳台资企业要高33%；并且在行业中如果国外“三资’企业数量的比重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每个企业的技术效率就提高1.1个百分点。何洁、许罗丹（1999）借鉴Feeder（1982）计量方法，利用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方程，得出结论：FDI带来的技术水平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对中国内资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作用就提高2.3个百分点。
（3）FDI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
①FDI的分布结构符合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
在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初期，外商在中国的投资比较密集的行业主要是服装、鞋类、电子元器件、箱包、塑料制品、皮革制品等劳动密集型加工工业。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随着世界著名跨国公司在华投资的增加，中国产业结构迅速升级，FDI主要集中在微电子业、汽车制造业、家用电器业、通信设备业、办公用品业、仪器仪表业、制药业、化工业等行业，都是技术、资金密集型的行业，产业结构升级明显。1999年中国工业部门的资本边际生产率远远高于非工业部门，是非工业部门资本边际生产率的2.6倍（吕铁，周叔莲；1999），外商将更多的资本资源配置到工业部门将有利于提高整个经济的资本生产率水平。此外，在实际利用FDI的过程中，中国还制定了“以市场换技术”的战略，对属于高新技术的外商投资项目给予更优惠待遇。
2001年，中国加人世界贸易组织以后，通过利用外资推动中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力度进一步加大，中国政府决定进一步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允许外商投资企业在境内A股和B股市场上市，外商投资企业可收购境内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外资可以参与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的重组和处置，外商投资企业可与国内企业合并，通过市场竞争促进产业、产品结构升级。在此基础上，中国还根据国有企业改革的现状和任务，积极引导外商投向传统产业和老工业基地的技术改造；通过嫁接方式，盘活国有企业存量资产，促进企业技术升级和管理水平的提高。
②FDI在产品需求上拉动工业结构的升级。
一方面，FDI会带动一批配套生产企业，通过中间投入品的本地化，带动中上游产业的发展，并将其带入国际市场，使中国能够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分工和竞争，提高了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从而为中国产业结构升级提供了一条捷径。另一方面，外资企业通过出口商品结构的转变，增加了对机械、运输设备等制成品的海外市场需求。20世纪90年代以来，工业制成品的出口基本上占外资企业出口商品90%以上，其中机械及运输设备的出口比重一直呈上升态势，现在己达到出口商品总额的50%以上。
（4）外商投资促进了中国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为大量引进外资以加快经济的发展，就必须改革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为此，中国逐步对价格管理体制、金融体制、财税体制、投资体制、内外贸体制、外汇体制等经济管理体制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渐进式“改革。以外汇市场为例：1980年10月，中国开始办理外汇调剂业务；1986年，外汇调剂业务由中国银行移交国家外汇管理局，开办了外商投资企业间的外汇调剂业务；1998年后，各省市都建立了外汇调剂中心，进一步扩大了调剂范围，1994年，实现人民币在经常项目下的有条件可兑换，实现以银行间外汇交易市场供求关系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1996年，实现人民币的在经常性项目下的可兑换，并谨慎引入外资银行：1997年，先后在上海浦东新区、深圳特区特批少数外资银行试营人民币业务。1998年，增加试营人民币业务的外资银行数量，扩大业务规模；1999年取消外资银行在国内增设分支机构的地域限制。由此可见，外汇体制改革是随国民经济发展、按预定的计划逐步推进的，FDI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5）促进了中国经济国际化。
①外资熟悉国际市场，同时外商投资企业多为“出口导向型企业”，这加强了中国经济同世界的联系。
②外商投资企业的外向型经营为内资企业起了示范作用，使内资起转换观念，面对国际和国内市场进行生产经营，而不再仅仅局限于国内。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和利用国际市场的能力不断提高，使中国经济同世界经济的联系日益紧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不断提高，这与外商投资有密切的关系。
②外商投资企业还推动了中国的经济体制同国际接轨。外商投资企业是按国际惯例进行生产经营的，它们必然要求中国的某些法律政策同国际惯例接轨，从而促进了中国在建立法律政策方面向国际靠拢。
4.2.2 认为FDI对中国经济带来了负面影响的观点
1.FDI恶化了国际收支状况
FDI虽然最初能够有助于弥补一国的外汇缺口，在短期内改善其国际收支状况。但是，从长期看FDI也有促使其国际收支恶化的因素。
致使一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分别是外商在一国的初始投资（用I表示）；FDI企业的产品出口收入（用X表示）；FDI企业因为替代一国的部分进口而使一国解决的外汇（用S表示）。而FDI恶化东道国国际收支状况的因素主要有以下5个：分别是FDI企业汇回跨国公司母国的利润、利息（用P表示）；FDI企业付给跨国公司母公司的技术转让费、许可证使用费、设备租赁费等（用F表示）；外商投资企业从跨国公司母公司进口设备（用M1表示）；FDI的原材料进口、零部件或中间产品的进口（用M2表示）；FDI企业抽回跨国公司母国的资本额（用K表示）。
可见，FDI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是以上8个因素的综合反映。如果用A表示FDI对东道国国际收支的影响，那么用公式表示为：
按照上述公式，如果结果为正，那就表示FDI有助于改善东道国的国际收支状况；结果如果为负，就表明FDI对东道国的国际收支状况有副作用。
在以上的8个的因素中，X、S、P、K和M2是影响东道国国际收支状况的最主要因素。决定X 的是FDI企业的产品出口比例；决定S 的是FDI企业生产的产品的进口替代率；决定P和K 是的是跨国公司的在东道国的发展战略；决定M2 的是FDI企业的国产化率。可见，那些产品出口高、国产率高、进口用汇少、利润和资本很少抽回的FDI，将有助于改善东道国的国际收支状况。那些出口率低、国产化率低、而进口量较大、利润和资本大量抽回母国的外商直接，则会对东道目的国际收支平衡有害。
2.FDI引起了通货膨胀
按马克思的解释，通货膨胀是由于流通的货币量超过实际需求的货币量，从而引发货币贬值、物价上涨。按着西方经济学的说法，通货膨胀是由于“太多的货币追逐较少的货物”，从而引发一般物价水平持续的、相当大的上涨。尽管两种说法有一定的分歧，但是，两者都承认通货膨胀实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都同货币的过量发行紧密相连。
货币方程式（MV=PQ）清楚地显示了货币供应量与通货膨胀的关系。其中，M是货币供应量，V是货币流通速度，P是物价水平，Q为产量。在短期内，货币流通速度基本上会保持不变，也就是说V可以被视为一个常数，而Q（产量）则受到生产能力的限制，所以，M（货币供应量）的增长速度一旦超过了Q的增长速度，就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涨，从而引发通货膨胀。
从中国来说，FDI主要通过3个渠道引发了中国的通货膨胀。
（1）FDI增加了对国内配套人民币的需求，导致人民币超量发行，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压力。
利用FDI，需要大量人民币配套资金；如建立开发区，必须首先进行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这要花费大量的资金。而这部分资金在大多数情况是不可能指望外资的，要花费人民币配套资金。据有关部门测算，每建成一平方公里的开发区，基础设施投资需要大约一亿人民币。另外，利用FDI还需要流动资金。如同外商举办中外合资企业，就需要一定比例的流动资金来帮助新成立的合资企业购买生产所需原材料、燃料以及发放工资、奖金等。如果利用FDI规模过大，其对人民币配套资金的需求量过高，将有可能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失控，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压力。
（2）利用FDI会在一定时期内加剧国内商品市场供求的紧张状况，从而对通货膨胀产生压力。
虽然利用FDI的最终日的是增加社会商品的总需求，帮助中国缓解供求关系的矛盾，但是，在引进外资的前期，也就是在所建项目建成投产之前，尚不能为社会提供供给，反而会由于外资项目建成所需，从而引起国内建筑材料、机器设备、原材料等生产资料的供求紧张状况。另外，FDI中的相当一部分资金（大约为40%）会转化为生活消费基金。他们形成的对生活资料的巨大需求，也将可能促使国内生活消费品价格的上涨。
（3）利用外资虽然能够增加中国外汇收入和外汇储备，但是，外汇占款会推动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从而给通货膨胀产生压力。
外汇占款是从银行的角度所提出来的，是金融机构信贷收支表中的资金运用项目。从外汇管理的角度看，是结汇大于售汇时的差额。近几年来，由于外汇储备的急剧上升，外汇占款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了人民银行基础货币投放的主渠道。
3.FDI冲击了中国民族企业
对中国现代化而言，FDI在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对中国民族工业产生了巨大冲击。
（1）外商支配若干行业的市场。
据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资料，全部独立核算的外商投资企业的工业产值只占全国独立核算工业企业产值的14.7%，其总的市场份额不是很高，但从市场结构上分析，外商投资企业正在控制一些重要领域、关键部门的市场。
①外商投资企业在新兴产业和高技术领域的国内市场占有率不断增加，部分已占据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例如，微电子行业是各国现代化过程中都试图占据的制高点，而中国生产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前8家企业中，合资企业有5家，独资企业1家，国有企业2家。在6家外商投资企业中，外商出资大约占总投资的66%，中方企业出资占总投资的34%。从产品的技术档次上讲，外资企业普遍高于国有企业。在移动通讯行业，美国摩托罗拉在天津投资2.8亿美元，建立独资的移动通讯企业，垄断中国的移动通讯市场后，又在天津投资7.2亿美元建立独资的集成电路芯片企业，并投资2亿多美元在上海、四川、江苏、辽宁等省建立8家企业，由于市场占有率高，该公司原计划到2000年在华投资12亿美元，结果到1995年，其投资已达12亿美元。计算机行业中，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已在中国建立了一家独资公司并下属6家合资公司，还有其它类型的合作伙伴72家，遍布中国各地，成为计算机行业在中国投资最多的公司。计算机能够形成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多出自外商投资公司。
②高利润行业的市场有被外商占据优势的倾向。外商投资在产业上多选择下游产业，在产品上多选择最终产品，而且都是市场前景广阔、利润率极高的大众消费品，相应地必然将成本高、利润率较低的行业留给国内企业经营。其结果必然是利润向外商大幅度倾斜。从机械行业来看，仅汽车、电工、工程机械和石化通用机械就占全行业引进外资金额的75%。医药行业的外商投资企业基本上都集中在生产制剂方面，而生产原料的几乎都是国内企业。新兴产业和高技术产业一般利润很高，外商在市场销售中占有明显优势。
在大众消费品中，外商投资企业在一些高利润行业也占有优势。如洗涤剂行业，外商投资企业在合成洗衣粉、香皂的生产量已分别占全国同类产品总产量的37.6%和35%。自行车行业中，三资企业整车生产能力已占全国总生产能力的36.36%。
③外商投资企业纷纷向中国传统长项行业大量投资，挤占很大份额的国内市场。例如，中国机械工业原来有比较好的基础，但由于外商大量投资，形成更大的生产能力，而出口又不占主要比重，因而挤占国内市场。纺织工业即是中国传统长项产业，又是中国主要出口产业，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其中有不少是出口导向型企业，但其产品的内销比重仍然不低。到2005年底，中国纺织三资企业占全国纺织工业总值的19.6%，出口收入占其总销售收入的57.3%，可见纺织品行业的出口比例不低，外向型企业不少，但仍有42%左右的产品内销，说明对国内市场的影响也仍然不小。
（2）中国品牌面临严峻挑战。
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和高度一体化的今天，一个国家名牌产品尤其是国际名牌产品的数量是其经济发展水平的直接参照物。据联合国工业计划署的调查表明，名牌在整个产品的品牌中所占比重不足3%，但其市场占有率高达40%以上，销售额50%左右，名牌的核心要素是高质量的产品和服务，超常的市场占有率，鲜明的企业形象，高水平的技术和管理，以及由此形成的高效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购买力的不断增强，巨大的国内市场对外国企业有越来越大的吸引力，外国企业凭借优质的产品，高超的技术、雄厚的资本纷纷逐鹿中国市场。面对咄咄逼人的外国品牌，越来越多的中国品牌黯然失色。在国内市场上，来自发达国家的国际品牌充斥市场的每一角落。公路上奔驰的是尼桑、福特、沃尔沃、甚至合资公司也打着洋品牌；家用电器有索尼、飞利浦、松下等；通讯行业、传真机、摄像机国外品牌市场占有率已达98%-99%；国内几家快餐店挑战麦当劳、肯德基的失败说明这两家快餐店在中国快餐业的垄断地位不可撼动。大量的事实证明：外资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实质是品牌的竞争，中国名牌正经受着严峻的考验。
4.FDI在一定程度上引致国内失业扩大
FDI具有扩大就业、转移就业及扩大失业效应。就中国而言，1980-1995年期间，外商投资企业以扩大就业为主。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直接就业人员，20世纪80年代初期为几十万人，到1990年达到200万人，到1995年则提高到1600万人。1996-2003年期间，外商投资企业以转移就业为主。据统计，在外商投资企业的直接就业人员，1996-1998年仍为1800万人左右，1999-2001年为2000万人左右，2002-2003年为2350万人左右，一直徘徊在占全国非农业劳动人口的11%左右。但与此同时一些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竞争中失利，导致大量工人下岗，在一定程度上引致国内扩大失业问题。
5.FDI中加工贸易比重过高、国产化率水平较低，造成产业传导链条较短。
FDI通过其产业带动效应（后向关联、前向关联和旁侧关联等），可以迅速提高东道国某一产业群落的整体实力。一般地，外资项目产业关联系数越高，产业带动效应也就越大。就中国而言，FDI项目多为“组装工业”、“无根工业”，加工贸易比重过高；从FDI的后向关联效应看，国产化的整体水平不高。于是乎造成产业传导链条较短，“飞地效应”明显。这也是外资对民族工业冲击和影响的一种方式。
4.3 关于利用FDI与产业安全引发的争议
4.3.1 有些学者认为FDI中国产业安全构成了威胁
随着吸引外资的迅速发展，在国内市场和外商投资企业竞争的加剧，使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出现了困难，感受到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有的国有企业经受不住这种竞争的冲击而陷入困境，出现停工、停产乃至破产的局面。由此引发了关于产业安全的讨论。
在认为外国直接投资已对中国民族工业造成威胁的意见中，相当一部分是将改革开放、引进外资之前中国国内已有的工业（亦即主要为国有工业）视为民族工业。这些意见的共同之处是将民族工业与外商投资视为彼此对立、此消彼长的关系，不同程度地将外资的进入对民族工业造成的冲击与国家的经济自主及产业安全联系起来，有的甚至向非经济方向引申。因此，认为“引进外资到了认真总结经验的时候了”、怀疑“是利用外资还是被外资利用”，疾呼“对民族工业加以有力保护势在必行”，甚至提出“对外开放、利用外资有没有一个限度”的问题，这些意见在国内某些工业部门是相当突出的和有代表性的。这种观点认为外商投资冲击中国民族工业的主要表现是：
1、外方垄断技术，认为在引进外资时“以市场换技术”换来的并不是先进技术。现有的外商投资企业绝大多数属于劳动密集型的加工组装企业，外商转让的是低档次、过时甚至是被本国淘汰的技术；即使在为数不多的属于成熟型先进技术产业范畴的合资企业（如轿车、通信设备），外方对核心技术仍封锁甚严。多数企业中根本没有设立技术开发部门，也没有外方“滚动转让”技术的协议，而中方原有的自主开发能力逐渐萎缩，技术开发基本为外方控制，技术来源越来越依赖于国外。除技术垄断外，在商标品牌、质量标准等方面，很多合资企业对外方也有很大的依赖性。
2、外资抢占中国市场。外商投资企业产品在特定领域市场占有率迅速提高（如通讯器材、碳酸饮料）；外资不仅在中国的短项领域（如微电子、新型材料）“抢滩登陆”，而且在传统长项产业（如服装、食品）“大举进攻”，吞食或排挤了相当一批老的“国产名牌”产品；外资不仅急剧挤占了原有国产牌号的市场，而且由于所占据领域一般具有“先行者垄断”的特点，而对后起的品牌进入市场客观上形成了强大的壁垒。
3、组建合资企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外商越来越倾向于以中国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为直接投资对象，而许多国内企业出于种种短视或局部考虑，往往饥不择食，不计血本，中方国有资产往往被人为地低估，或者外方投资设备时以次充好，抬高进口原材料、散件价格，特别是以技术投资时作价高估等做法，冲淡了中方资产的价值，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同时外方获得了在合资企业中的控股地位。加之，外方可能在日后的扩股中利用资金优势步步为营，不断扩张。长此以往将危及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影响到社会主义经济的健康发展，有人甚至提出，“照此趋势下去，中国的经济将有可能成为民族工业没有市场的市场经济。”
基于上述看法，有些人对中国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有关政策提出了一些意见，主要有：
1、在利用外资的规模上，认为应有一个总量限制，而目前中国的外资已经够多了。这种意见把外资仅视为填补国内投资一储蓄缺口的手段，因此国内储蓄率的高低就成为衡量外资规模适度与否的主要标准。认为目前中国国内储蓄率空前高涨，今后有可能长期保持在40%以上，用以支持9%左右的国民经济年增长率没有问题，外资的积极作用由此相对下降；同时，外资的负面效应不断增强，突出表现是“外资取代内资、国内资本闲置”。于是，得出结论认为近两年中国外资的数额已经超出“适度规模”的界限，应对外资的流入加以限制。此外，还提出，如果在发展出口创汇方面不存在问题，引进技术和设备对外汇的需求就可以从大量依靠外资转向主要依靠出口创汇，何况中国已有1000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应充分利用这笔资金。
2、在利用外资的方式上，主张利用外国间接投资（即对外借款），而不是大规模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理由是，这种方式既能用外资购买本国产业发展、技术升级所需的关键技术和设备，又能保持自身的经济自主和安全。持此观点者多以日本、韩国的经济发展为例证。日、韩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曾对本国市场和民族工业实施过相当程度的保护，尤其是日本，在战后既缺资金、又缺技术的情况下，仍对外资敬而远之，待国内产业基础得以巩固、实现经济自主后，才逐渐有限制地实行“资本开放”，且仍以对外借款引进技术的方式为主，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相当缓慢。因此。认为“凡是在国际经济竞争力方面提升迅速的国家，基本上都是以利用间接投资方式为主要途径”，并根据这条“国际经验”，提出中国也不应大规模引进外国直接投资，利用外资政策应向间接投资倾斜。
3、在外国直接投资的主体上，主张继续鼓励和规范中小型投资，而对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加以限制。理由是，国外中小资本流入不足以形成对国内某些行业的垄断性控制。而跨国公司的国外投资，目的在于扩大在东道国的市场份额，通过投资办厂绕过某些贸易壁垒以及进行集团内的价格转移，获得最大利润。这与中国提升技术水平、促进产业升级和增强竞争力的目标有“直接冲突”。
目前，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已由港澳台等地的中小资本为主转为跨国公司大规模系统化投资激增的趋势，而从今后长期看“中国的经济发展对外资已无强烈需求”，于是，跨国公司直接投资控制中国关键行业、从而抑制民族经济的发展、降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以及大量外资流入增加中国政府实施宏观调控的难度等负面影响就突出起来，最终不利于中国的经济安全。
4.3.2 有些学者认为FDI对中国产业安全没有构成威胁
这种观点首先认为，“民族工业”的概念中带有一定的殖民色彩。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化、国际经济的日益融合和新兴科学技术的飞跃成长，经济全球化已成为当代世界经济发展的本质特征。它的直接结果有两个：第一，生产交换以世界而不是以国别为界，追求世界级规模，实现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最佳配置，取得最大竞争力和最大利益；第二，部门内分工和贸易日益发达，成为国际分工的主导形式。因此，孤立于全球产业之外的纯粹意义上的民族工业已经不复存在。在传统含义上使用民族工业的概念，已经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必须要从新的视角来认识保护和发展民族工业问题，要有新的发展思路。狭隘意义上的民族工业发展思路只能导致民族经济的萎缩甚至消亡。为此，有的同志提出以“国内工业”的概念取代传统的“民族工业”的提法。利用外商投资与产业安全并不矛盾，而是可以合理结合的。
基于以上认识，持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
1、不应把外商投资企业看成是民族经济的对立物，因为国内资金约占外商投资企业的30%，而外资中又有60%左右属于港澳台资本，其产品除了一些用外国公司的专有技术、配方、诀窍等生产的、商标所有权掌握在外方手里的外国品牌的产品外，其他属于合资或合作企业的产品（品牌），应看作是我们的民族产品（品牌）。对此，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作过形象的说明：“例如，目前中国内搞建设，电梯供不应求。电梯分两种，一种是从国外进口的电梯，另一种是国内生产的电梯。国外引进的电梯叫真洋货，中国国内合资企业生产的电梯叫“土洋货”。当我们购买真洋货的时候，增加的就业是外国的就业，增加的税收是外国的税收。当我们购买“土洋货”的时候，增加的就业是中国的就业，增加的税收是中国的税收，而中国工人在这个过程中还学习到了先进的技术。假如国内电梯企业生产不出质量过关的产品，我们宁肯多办些合资企业……（因此）保护民族工业，应理解为保护境内的工业。”实际上，并非外商投资把中国的民族经济冲击得发发可危，相反，富有活力的民族经济正在倔起，一些新兴的民族品牌已经或正在外商投资企业中产生。更何况外资的进入同时带来了先进的市场观念、竞争意识和名牌意识，带动了民族经济的发展。总之，外商投资有助于重建和加强民族经济，积极有效地利用外资，是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发展民族经济的必然选择。
2、要正确认识“以市场换技术”的原则，在一些中国技术落后、短期内难以靠自身努力发展起来的产业（如汽车、飞机、移动通讯、大规模集成电路等），通过利用外资填补空白，摆脱大量进口，最终形成国内产业，是必要而且可行的；在一些国内已有一定技术水平的竞争性行业（如饮料、食品、洗涤剂、化妆品等），外资控制比重较大，国内原有企业受到较大的竞争压力，但从这些行业发展的最终结果看，相当一部分企业通过合资壮大了实力，不但增加了国内市场份额，同时还促进了出口；一部分虽末合资，但在竞争中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产品质量等有了很大提高，仍占有相当的份额；这应当是正常现象。
3、要实事求是地分析利用外资中出现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近年来在利用外资中国有资产流失现象的确存在，有的甚至相当严重，但这主要是管理不善所致，况且国有资产并不只是流失于外资，并非利用外资的必然结果。相反，积极、合理、有效地利用外资可以成为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重要手段。
4、对外商投资企业吞并“民族品牌”问题应作具体分析，除了利用外资的水平不高外，不应忽视品牌本身的先天不足：有些名牌产生于物资匮乏的计划经济条件下，质量、款式、包装几十年一贯制，无法适应市场条件下的竞争；中国的经济运作机制不能为名牌的保持和发展提供资金、技术、人才、管理等各方面的条件。因此，名牌本身名不符实，或是名牌拥有者不能凭自己能力保持并发展这一名牌，加之中国宏观上未能为其创造、保持和发展提供适宜的条件，这些才是民族名牌消失的深层原因。以保护求发展不是中国品牌发展的根本出路。外商投资“乘虚而入”，填补丁我们在经济体制、企业机制方面的不足，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商投资与民族品牌的结合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5、对跨国公司来中国投资的利弊影响应作客观分析，纵观全局，其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积极影响远远超过其消极影响，而且中国与跨国公司的合作刚刚起步，不可将“开头”当做“过头”，宜对其采取鼓励的政策，同时加强投资引导和监督管理，那种以“保护民族工业”为由来抑制跨国公司投资的策略是不可取的，认为吸收跨国公司投资必然损害产业安全的观点更是不可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