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大文豪苏东坡40岁那年，在山东诸城，曾写过一阕《江城子·密州出猎》。它的下阕是：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在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的国货运动中，年轻的中国工业资本家们，也颇有苏东坡当年那种“挽弓射狼”的豪气，瞄准洋商们垄断中国市场的常用热销产品，一个又一个地创造新品，然后投放市场参与竞争。
1923年6月的一个上午，骄阳当头，上海很多人都摇着芭蕉扇。突然，鼓乐齐鸣，张崇新酱园店的推销员王东园，满头大汗地推着一辆插满彩旗的小车，一路叫喊而来：“天厨味精，完全国货，价廉物美，胜过味の素！欢迎一试！”小车四周立即围满了人，有的开瓶用手指蘸一点尝尝，味道果然不错，于是你一瓶我一瓶地买了起来。
天厨味精的研制者吴蕴初，是上海兵工专门学校化工专业的1911年毕业生。他看到日本调味粉“味の素”席卷中国市场，就花4角钱买了一瓶“味の素”，经过化学分析，他知道“味の素”就是谷氨酸钠，可以从植物蛋白质中提炼。于是他就在自己的亭子间里试制，日以继夜，在试制中，盐酸的酸气，硫化氢的臭味，弥漫四溢，邻居们一次次骂上门来。经过一年多的试验，终于制成了几十克成品。
上海酱园业巨商张崇新酱园店老板张逸云，看中这个产品，出资5000元，与吴蕴初合办，取名“天厨味精”，天上的庖厨，意思是：“此味只应天上有。”由酱园伙计走街串巷，推车叫卖。由于价格便宜，又是国货，味道也好，销路就逐渐打开。张逸云继续投资，和吴合股，办起了天厨味精厂。最早推车叫卖的王东园，担任了营业经理。
天厨味精的行销，给日货味の素的销路带来严重威胁。日商铃木株式会社通过日本驻华大使馆，向北洋政府商标局提出抗议，他们借口“味精”两字是从“味の素”广告“调味精粉”4字中取来的，要求商标局取消“味精”专用名称的注册。
这道理显然站不住脚，“只许我卖味の素，不准众人叫味精”。一时舆论大哗。王东园一次次地跑北京走门路交涉，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天厨味精厂终于取得胜利。在1923年，天厨味精年产3000公斤，1924年年产就达9000公斤。以后每年销售量扶摇直上，他们在1926—1927年，将味精制造方法先后取得英、美、法等国专利，到1928年年产量竟达到51000公斤。
在中国市场上，天厨味精赶走了日货味の素。但制造味精的主要原料盐酸，还要靠日商岩井洋行供应，日本人通过控制盐酸来压榨“天厨”。为摆脱控制，吴蕴初决定办盐酸厂，正好越南有家法国人开设的盐酸厂，因经营不善停业，吴花了9万元买了下来，集资20万元，将该厂搬到上海周家桥，取名为天原电化厂，意思是，为“天厨”提供原料。
1930年11月天原正式投产，生产盐酸、漂白粉和液碱，中国开始有了氯碱工业。它为“天厨”提供原料，并生产漂白粉和液碱，在和日商、英商的激烈竞争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
“天原”的产量增加，需用的耐酸陶器也日益增加。装盐酸用的是日货盐酸坛，而生产需用的耐酸化学陶器，要向法国购买，价格十分昂贵。于是，吴蕴初于1934年在上海龙华又开办了天盛陶器厂，意思是为天原解决盛器。它生产的多种工业用陶，填补了我国化学陶器的空白。
天原电化厂在电解食盐时发生的氢气，除做合成盐酸外，还有多余。吴蕴初利用这些多余的氢气，制成合成氨。1932年，他以便宜的价格从美国购进一座中型合成氨试验工厂，筹资100万元，在“天原”的对河开办了天利氮气厂。“天利”，就是利用天然氢气的意思。1935年秋正式投产，中国第一家固定氨工厂诞生了。它生产硝酸，生意兴隆，还销往日本。
天厨味精厂经过数度改组，改名为上海天厨味精厂股份有限公司，吴蕴初任总经理，到1936年，味精年产量已达22万公斤。他从振兴我国化学工业的愿望出发，创办了天厨、天原（包括天盛）和天利三个轻重化学工业企业，构成一个实力雄厚的“天字号系统”。
上海，这个旧时的十里洋场，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但也是人才辈出的地方。人们惊奇地发现，近1百年来，当时被看成是“尖端产品”的“洋货”，只要在上海滩“登陆”，不消多时，就会有与之相媲美的“国货”投放市场，而且价格特别便宜。例如，电器、新药、仪表、珐琅、塑料等等。并不是上海人特别聪明，而是“东渐”的“欧风”，打破了人们按部就班的生存方式，这里早一个节拍接受来自西方的民族压迫和工业文明。也不是“老上海”们特别喜爱工业文明，说实话，它有不少跟我们格格不入的东西，而是因我们已到了非接受它不可的时候了！工业文明中最活跃的基因，是创造，是探索未知，而不是程式，不是“晒太阳，等天上落铜钱”。
如今，电扇已逐渐被空调所代替，但老一代的人还记得“华生电扇”。华生电器，从上海滩走向全国走向世界，是一个曲折而精彩的故事——
记得20世纪40年代末，在有些中小城市的“豪华理发厅”里，夏天还用着“布风扇”，几层缝制的白布夹在竹片中，下面缝一圈“荷叶边”，一个学徒坐在凳子上不紧不慢地拉着绳子，“布风扇”就会给理发顾客带来丝丝热风。如果这也算“风扇”，也只是聊胜于无而已。可以想像，在1912年左右，当洋货电风扇刚投入上海市场时，会引起多大的轰动效应？电钮一揿，扇叶飞转，满室生风，多么不可思议！
当时有三个青年人：布店营业员叶友才、洋行会计杨济川和木行跑街袁宗耀，出于好奇，从微薄的工资中挤出钱来，买了一架美国奇异牌电扇。爱好电器技术的杨济川，拆散电扇，将每一个零部件，找白铁店、铜匠店和翻砂作坊，依样画葫芦地复制，然后三人齐力组装，经过半年多努力，终于在1915年试制成功两台合格的电扇样品。
但是，要批量投产，他们没有钱。于是，袁宗耀拿着电扇样品，去找扬子保险公司经理、苏州电灯厂大股东祝兰舫，希望他能投资，祝兰舫看了样品，十分欣赏他们的钻研精神，但他当时正为偷电之风盛行伤透脑筋，买进口的电流限制表，价格昂贵，用户负担不起。他要求他们先做电流限制表，以应急需。三个青年人无可奈何，只好先把电扇制造搁下。
杨济川在电表研究中，发觉电流限制表原理简单，但进口货结构复杂，他大胆设法简化结构，当年造出样表送苏州电灯厂试用，结果很满意，祝兰舫第一批就定货2000只，每只定价5两银子，仅为洋货价格的一半。叶、杨、袁三人满心欢喜，他们雇了六七名工人，在上海横滨桥租屋办厂，厂名“华生”包含着“为了中华民族生存”的意思。
电流限制表打开销路，资金逐渐充裕，他们从单一的电表生产，发展到生产电压表、开关、输电变压器和直流发电机；以后又不断添设备，产品品种又增加了交流发电机、高低压开关和电灯厂全套配电盘等。工厂搬了三次家，到1925年，他们扩建厂房40余间。增添工作母机100余台，工人增加到300余人。这一年，他们开始生产华生电扇。到1935年，华生已拥有10个分厂，华生电器厂改组为华生电器股份有限公司，1936年，华生电扇年产达3万余台。
华生厂，是在和外国厂商激烈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的。当早期华生为苏州灯泡厂生产电流限制表，定价5两银子，外商得悉后立即跌价倾销，从原来的10多两跌到每只电表2两。而华生的创始人宁可不要利润，坚决奉陪到底，用发电机和变压器的利润，来弥补电流限制表的损失。华生厂的发电机每台售价1000两银子，而相同规格的外货，每台售价却为2000两。在竞争中“杀”红了眼的外商，一下子将2000两降低到600两……
在疯狂的跌价竞销中，真正给华生厂带来生机的，是华生电扇的问世。这次华生电扇正式投放市场，已远远不是10年前他们试制时的情景了，在批量生产前，他们对美货奇异电扇作了仔细的技术分析，专找“奇异”的缺点，用来彻底改进工艺，提高质量。
例如，他们将原来的铸铁底座，改为用钢板拉伸，既减轻重量，又减少加工量；他们给华生电扇增加机械通风部件，使电机升温降低；摇头部分用铝合金代替铸铁，使用时更加轻巧灵活；他们在电扇钢风叶上镀镍，使外形更加美观……
这样，华生电扇在结构和质量上全面超过了奇异电扇。但他们仍不放心，每台电扇出厂前，都经过严格检验，其中36英寸至60英寸吊扇，除在厂内作一年的运转试验外，还曾一度在苏州作连续6个月的运转试验。
为了超过洋货，华生电扇厂不是靠喧嚣的口号、热闹的宣传，他们靠的是科学的态度，靠的是他人难以想像的实干。
所以，华生电扇一上市，立即成为热销产品，并进入东南亚市场。这时，国内爆发了五卅运动，抵制洋货运动方兴未艾，华生电扇更成了“天骄”，奇异电扇的销路则步步后退，经销奇异电扇的美国慎昌洋行，不得不跟“华生”谈判，愿意出50万美元，要求收起“华生”这块牌子。这违背了华生办厂宗旨，理所当然地遭到叶友才等人的反对。
当时的华生电扇，质优，价廉，美观，销售量占国内市场十分之八九，如果在今天，早就可以说是“覆盖全国市场”，但那时的企业家们似乎着重于“苦练内功”，还不太习惯于大吹大擂。在外国，菲律宾、安南（越南）、暹逻（泰国）、新加坡、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小吕宋、爪哇及南洋各城市的大电料行，都经销华生电扇，外销占华生厂产品的三分之一。从此，外货电扇在中国市场几乎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