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秀明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启蒙”口号曾振奋一时，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中国历史文化进程。新时期以来，探讨和反思启蒙一直是学界的热门话题。启蒙的历史作用毋庸置疑，在整体国民物质精神普遍贫穷的情况下，引进和运用西方先进的思想文化对他们进行启蒙，有其深刻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这也是现代知识分子人文承担的一个具体表现。它合乎中国的文化传统，也与西方文化所倡导的知识分子职责和身份特征相一致。以我之鄙见，承担社会责任和义务，对于知识分子而言是份内的事，它不能因为政治任务的紧迫而放弃。在今天，文学文化生存环境虽已发生重大变更，但启蒙的传统不能丢，启蒙仍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2005年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专设“现代启蒙思潮与百年中国文学”选题，就反映了这个问题的重要。近百年中国文学的发生、发展和流变是与启蒙思潮的崛起、嬗变息息相关的，启蒙是我们从事现当代文学研究绕不过的一个论题。
众所周知，启蒙萌生于中世纪的西方。它的本意是用理性之光“照亮”世界，并以此建构现代人的精神价值体系，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精神资源。然而启蒙话语在设置令人景慕的人类前景时，自身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逻辑悖论和历史局限。启蒙理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二元对立，强烈的理性色彩使启蒙者惯于以普遍性来概括世界本质特征，确证启蒙话语的合法性，将启蒙思想居为绝对真理。这种把启蒙批判性“神话化”的姿态，容易导致启蒙者对自我批判和自我反省的忽略，从而造成启蒙话语的尴尬和被动。20世纪启蒙者高擎思想启蒙大旗，颂扬理想和希望、挥洒激情和勇气时，往往过多地留恋于自身的立场和位置，执著于自身的精神表达。在启蒙话语由启蒙者向被启蒙者传输时，由于失去了被启蒙者一端的精神响应，于是，拯救他人的思想启蒙不仅变成了启蒙者的喃喃自语，而且有时还反过来窒扼了文本创作的精深博大。
在现代文学史上，鲁迅是最早洞悉启蒙话语的理论背反和历史局限的一个伟大而清醒的作家。他一方面为减轻启蒙者的寂寞，使其“不惮于前驱”而大声呐喊、不遗余力地启蒙；另一方面又不断质疑启蒙话语的合理性，怀疑启蒙理论对被启蒙者的拯救效用。他在大声疾呼“救救孩子”时，却伴随着长长的无奈叹息（《狂人日记》）；他在充满期待地为夏瑜的坟添上花环时，却又发出革命者死得不其所的悲愤和绝望（《药》）。自称遵命的鲁迅，始终保持着对启蒙的高度警惕，在虚幻间对灵魂进行不断地拷问，终其一生，坚韧又艰难地探寻自身、知识群体乃至整个民族的精神价值。与之相较，新时期后以“救亡压倒启蒙”来概括五四启蒙精神的消隐，虽影响深广却有失简单，启蒙精神的流失不完全是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外部压力所引起的，而是还其自身的原因。启蒙理论的引进和运用，有颇多是不适于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启蒙者之所以理直气壮地以精神导师自处，在于他们假设自身已经解决了精神价值体系的建构，作为文化阶层，他们以为自我并不存在精神问题，当我们将这种简化了的启蒙理论返回到20世纪中国社会文化生态语境，特别是20世纪后半叶社会文化语境遭遇“后现代”理论时，它的自我特征、矛盾尴尬就日渐突出。启蒙精神的核心在于反思，只有跳出封闭僵硬的经院式的思维理念，融进新知，参与现实，把它纳入到当下文化文学建设的动态系统中去，才能呈现饱满的生命活力，真正变成“有思想的学术”。
实践告诉我们，20世纪90年代后的启蒙依然是一个难度很大且未竟的文化系统工程。在启蒙过程中，我们一方面要超越狭隘的文人意识（人文精神不等于文人意识），避免孤芳自赏和精神自恋，另一方面又不能退回书斋做所谓的纯而又纯的学术研究，放弃比知识更重要的意义诉求；一方面要走出象牙之塔，关注大众的、日常的，眼睛向下向小，另一方面又要保持独立品格，有批判，有抵制，有坚守。这当然很难，但惟其如此，启蒙文学及其研究才有意义，值得我们为之付出代价。
陈力君在这方面进行了很好的探索。在这部历时五年写就的、以新时期文学为研究对象的理论专著中，她注意到了启蒙话语自身上述的种种悖论：面对社会文化转型及其日益世俗化的倾向，作为人文知识分子，不得不恪守职责，进行启蒙，然而一旦返回具体严酷的现实语境，又身不由己地陷于某种尴尬和困惑；在充分论证启蒙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合理性的基础上，对知识分子话语进行了剖析，并借用代言与立言两种言说模式，概括了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知识分子的承担、选择和追求，指出启蒙话语中的内在矛盾、冲突及纠葛产生的动力。同时，陈力君还在著作中精心设置了多维空间，安排了不少别出心裁的章节，结构完整，颇有新意。如从文学史的纵向发展，该书将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划分为政治道德批判、精神文化反思和“后启蒙”阶段，这既符合新时期文学的实际，又符合启蒙话语的发展过程。从启蒙精神的角度，该书抽离了“苦难叙事”、“流浪叙事”和“疯癫叙事”三种不同的形态，透射了新时期文学由理解世界、行为表达到存在状态的启蒙表达。进而，书中归纳的启蒙文学的形象类型则更具创见，其中“启蒙者”、“被启蒙者”与“师者”、“受虐者”间的对应关系，以有力的例证找到了启蒙文学这一影响深刻的艺术形态与社会现实间的紧密关联和存在依据，以坚实的文学研究归纳了启蒙文学的内在规律，揭示了启蒙文学的书写机制。而启蒙文学的空间研究则转向启蒙文学存在的物化形态，提出了20世纪启蒙文学存在的普遍问题和内在限制。著作的最后一章，作者运用自己建构和归纳的一整套启蒙文学审美机制，以刘心武、韩少功和阎真为对象进行新式启蒙文学分析和评判，具备了有力的后盾，据此得出的结论也能避免雷同且自足。
陈力君的著作始终立足于文学本体来考察新时期文学启蒙话语的流变，这使她避免了纯粹从思想文化角度考察启蒙的空泛。与宏观的思想文化视角相较，文学的感性特征具备了开放性，甚至可以打通单一的文化史和思想史的个别领域。在大量的以思想文化考察20世纪启蒙价值的研究中，文学有可能为启蒙话语的新言说提供新的视角，纯粹的文学研究也可能成为研究启蒙价值的现代学术的新路径。文学研究不能离开文学、语言、情感、形象等概念，当启蒙文学回归到文学时，当启蒙理念与文学相对接时，这一研究方式比纯粹的理性评判、史实例证具有更丰富的生命色彩，文学熔铸了作家对世界的理解并转化为个人的生命体验。面对启蒙这样理性色彩浓厚又在文学创作中留下深刻影响的命题，完全以思想文化研究代替文学研究有失简单和偏颇。
陈力君是我的师辈、已故的著名现代文学专家郑择魁的弟子，于2001年至2004年跟我攻读博士学位，毕业后前往苏州大学师从朱栋霖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在新浙大合并后的九年多时间里，从事人文科学的教师经历了不小变动。高校体制改革、院系调整都给原来比较纯正的学术研究带来了潜在而深刻的影响。然而，在不算特别稳定的学术环境中，陈力君依然表现出对学术的执著和坚守，她痴迷于她所从事的事业。在确定了选题后，她通过各种渠道搜集资料，认真思考，刻苦钻研，力求在前人基础上有自己的创新和突破。因此，其博士论文答辩受到了评审专家及答辩委员们的一致首肯。博士毕业后，她继续进行这方面的研究，终于在博士后出站报告中完成了系统而完整的理论构建。这部著作的出版是陈力君连续几年努力的证明，也是持之以恒的性格的体现，我感到欣慰，也为她感到高兴，同时也相信她在以后的学术道路上将会为现当代文学研究提供更多厚实的学术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