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话语是关于文化观念嬗递更迭的言说，是关于历史进步的合法性论证。启蒙叙事糅合了想象与记忆，诉说人类的精神窘困和苦难，并强调通过灵魂改造完成启蒙价值理念的转换。启蒙叙事希冀以现代价值理念替代传统价值观，在启蒙者看来，历史总是不断发展前进的，而启蒙思想正是对传统进行全方位转换的符合历史进步规律的现代价值理念，接受启蒙后的人类价值体系一定优越于之前的价值体系，人类社会也因此更为进步。由此，在启蒙叙事中，时间只是单维单向地存在于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中，时间元素在启蒙叙事中变得单纯又单一，相比之下，空间元素在启蒙叙事中意义阐释的任务更重。对于需要从故事中探寻意义的启蒙叙事来说，空间不仅具有结构功能，而且还常常被赋予理念之光让其获得深远的象征寓意。启蒙叙事中，空间不仅给人物活动提供了环境背景，而且空间设置也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组合，决定了人的存在方式，因此，在意义寻求过程中，空间成为启蒙理念的有效编码之一。无论是唐吉诃德的流浪世界，还是但丁《神曲》中的天堂、炼狱和地狱三重空间，都是与作者对世界的认识与启蒙价值的评判标准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中国文学建构了独特的启蒙言说方式，鲁迅提出的“铁屋子”的文学意象成为典型的启蒙空间，彻底打破或冲出“铁屋子”成为20世纪中国作家在启蒙叙事中表达的共同企盼。新时期文学强烈地感受到“文革”给民族心理造成的精神创伤和带来的信念危机，在启蒙言说中不自觉地沿用了五四文学的空间架构。
一、启蒙文学的空间特征
（一）启蒙文学的空间意象
福柯在理解康德思想体系中的“启蒙”含义时指出，“在任何情况下，启蒙被这些先在关系的限制所规定”。这就表明，任何一个文化语境中，对于启蒙价值的理解都存在着“先在关系”，即启蒙价值的理解与原先的文化环境直接相关。新时期启蒙叙事是在洞开天窗后对因封闭造成的心理伤害乃至魂灵扭曲的再叙述，在这点上与五四启蒙文学发生的动因相似。五四文学启蒙是在打开国门接受了西方文化后感受到中国社会的黑暗重重，于是强烈呼唤启蒙，以期获得理性启迪，确立自由自主的民族精神。而新时期确立的启蒙精神也在思想解放运动拨开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氛围后，才意识到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的压抑和非理性。
启蒙叙事中，封闭、黑暗的精神空间是造成权力无限扩张、人性异化的苦难源泉，在与世隔绝的环境中，个体只能愚昧无知、身处苦难，即使是即将死亡也毫无知觉，马克思甚至用“密闭棺材”来比喻中国近代社会。令人窒息的封闭空间是人们在接受启蒙理念时对旧的环境的共识，营构窒闭和压抑的叙事空间也是启蒙叙事展开的前提。新时期文学的启蒙叙事也有意突出权威化的社会文化环境造成的人性压抑和精神伤害。“伤痕文学”的矛头直指政治运动造成的精神创伤。由于承受精神创伤的人们不明真相，不能在信息对等的情况下作出清醒的判断和理性的认知，因此其后的“反思文学”揭示了中国当代史上人性扭曲、践踏人格和无视人情的大量历史悲剧；“寻根文学”的萌生则源于民族自尊的表达，长期处于自闭状态的民族苏醒后，在世界文化冲击下感受到强大的压力，故而着力去挖掘中华民族的“优根”，以此来显示自身的民族文化身份……不同启蒙的言说都是因为感受到思想的受限、观念的闭塞和精神的压抑，反观自身处境而产生对理性原则的强烈渴念，希冀通过改造环境和置换空间获得人性自由和人格尊严。启蒙话语既拒斥传统的思想观念，也饱含着对新的精神价值的渴求。启蒙的过程就是把人性从精神奴役中解救出来，朝着自由人性迈进，在理想化的目标指引下，启蒙运动被视为充满着艰难和苦涩的人类精神抗争之路。
（二）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空间特征
新时期文学启蒙叙事通过梳理各种历史事实和人生经历建构了闭塞、黑暗和郁闷的空间，并深刻剖析其阻碍历史进程和违逆人性发展的深刻寓意。此时空间环境已经转化为文化意象，表现出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它具有一定的等级建制。设置等级构成秩序的根本目的就在于长期地维护特权的存在。特权是少数人集结了社会权力和利益，并且无须经过任何程序合法性论证的权力。在具体空间内，权力分配不公将导致各种不平等现象的产生，造成人性扭曲和精神压抑，因此，它是明显违背启蒙的理性原则的。新时期文学特别关注人欺人、人压人、人整人的社会不公现象，认为产生和延续这种不公现象，并使之泛滥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制造人间苦难的施虐者、施暴者背后有着强硬的特权的支撑。宗璞的《我是谁？》中的韦弥遭受非人性的待遇，她作为一个正常人的权力被剥夺，而另外一些人却拥有了即使伤害他人也不会受到制裁的特权；《狗儿爷涅》中的“狗儿爷”被剥夺了他视为“命根”的土地，就是另外一些人在权力机制的运作中，利用特权对他进行掠夺的结果……在无可逃离的局促又逼仄的空间中，扼杀人性成了自然而然的事。因此，新时期文学强烈呼唤用理性原则来重新建构新的社会秩序，依据人们的意愿和理智，打破围绕着特权设立的等级制度。
其次，启蒙叙事的空间设置封闭又狭小。启蒙话语致力于世态人心的拯治，尤其关注民族灵魂所长期浸染的传统文化氛围。中国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观念深入人心，那是依据亲缘关系为基础的伦理秩序建构起来的，被视为“家”的扩展的“国家”，不仅是人们认同权力秩序的空间，而且也是人们精神的庇护所。随着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换，纵向的伦理建制开始向横向的契约关系转型。以纵向的伦理为基础的权力秩序成为现代社会的异己力量，原来的社会模式也转变为异己空间。“铁屋子”象征结构的宰制作用显得尤为突出，来自空间的压逼变得尤其强烈，似乎忍耐和克制已经到了极限。
五四时期，先哲们就已经开始转换权力和信息的传输通道，将原来由殿堂、厅堂等家国中的空间形态转换为向四周扩展的广场形态，甚至视广场为理想的社会公共空间。传统的权力传输模式与现代信息传播相较，显得更为狭窄而局促，这种权力空间保证了自上而下的纯粹的权力意志的效用，保证了权力的绝对性和纯粹性。新时期文学也借助启蒙话语揭示了封闭空间造成的非理性的泛滥和理性的缺失。《班主任》、《伤痕》、《天云山传奇》、《芙蓉镇》等作品关于拯救的呼唤隐含着普遍存在的社会悲剧，而这些悲情故事所以会普遍存在，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真理的有意遮蔽和对真相的隐瞒。当真理来到人间时，这些饱受苦痛的悲剧人物大多有拨开云雾见天日的感觉。在面对启蒙空间时，与五四启蒙文学的指涉不同，新时期文学的启蒙言说现实针对性更强。五四文学中的启蒙者意识到传统伦理道德和旧的文化观念漫无边际又无所不在地遍布于人们的精神空间，冲决“铁屋子”几乎只存在理论上的可能，所以，五四启蒙文学弥漫了痛苦和绝望。相对来说，承受“文革”浩劫的新时期文学在面对“旧房子”时表现得更为乐观，启蒙者虽然也自觉压抑痛苦，但还是能在现实中找到“开门”的钥匙，哪怕只是开个门缝，总能找到透气的可能，总能看到希望。他们在把目光更多地投向“门外”的同时，也就避免了对黑暗的不断开掘和更为深刻的痛苦发问。
最后，启蒙空间只能凝滞而又孤立地存在。在启蒙者看来，思想文化的改造是形而上的精神领域的探索，是内化于人心的灵魂工程。精神领域的工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个渐显的过程，因此处于封闭空间中的人们将长期受到煎熬。设置的启蒙叙事空间将是静止不变的，甚至是恒常地存在，唯其这样，传统观念的作用才会深入人心，甚至成为不用经过理智层面就能不自主地作潜意识表达，这是传统观念长期压抑和驯化的本能反应。由于启蒙叙事设置的空间环境孤立，与其他文化环境间缺乏沟通交流，因此，排除了空间外的异质力量，陈规和习俗才能稳定而又完整地得以保留。设置了孤立和静止的空间后，也就排除了空间边界线上和空间之外的干扰和纠缠，这样，启蒙理性对原有空间的掌控和把握也显得更有自信，启蒙目标也更为确定。事实上这也是“本质”目标下对社会现实的简化处理。
为了突出新旧观念的比较，新时期启蒙叙事往往设置了封闭的启蒙空间内外的比照，在相对固定的内部空间中，上演的总是摧残人性和蹂躏弱者的人间悲剧，打开空间就隐含着拯救的希望。而在对待旧空间的态度上，新时期文学表达比五四文学启蒙话语的言说要松动。五四文学大多倾诉难以抑制的苦闷、没有出路的痛楚，而新时期文学往往较为乐观，经常能在现实中找到解救的方法。同样是“救救孩子”的呼唤，《狂人日记》是在自己深陷囹圄的情况下把希望寄托在未来社会，而《班主任》中的张老师则是迈着坚定的步伐充满自信地朝着宋宝琦家走去；同样是对精神肉体的分离表达，《梦珂》和《莎菲女士的日子》中的苦闷灼热而又无处寄寓，而张贤亮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绿化树》等作品中，主人公固然物质和性欲贫乏，但总是能得到善良女性的慰藉和体贴。新时期文学在体制中进行启蒙叙事，其空间的设置显然不如五四时期深刻和尖锐，在启蒙话语的传达中，也不如五四那样感受到旧环境的如铁般的沉重，甚至还有对住惯的“铁屋子”某种难以割舍的细腻而微妙的情感。
二、新时期启蒙叙事的空间形态
启蒙作为一种哲学体系，需要回答历史进程中的总体性和同一性问题，然而，当文学叙事以形象的方式体现启蒙思想时，只能以具象存在于不同的历史阶段或文化场域。因此，元启蒙叙事就会产生松动，空间意象形态由此分化。新时期文学启蒙言说存在着三种模式的空间架构：一是以当代中国历史为框架和民族集体记忆为基础的宏大空间。二是以个人经历或记忆为基础的写实性的空间设置。这两种都是以当代人们的经历记忆为基础，将社会视为启蒙叙事的言说空间。三是超越了现实社会的超验性空间设置，以寓言神话的言说方式进行启蒙叙事。
（一）集体记忆中的宏大空间架构
“文革”结束后，人们大多认为“文革”浩劫源于理性缺乏，从而造成愚昧和欺瞒。人们普遍有种劫后余生的感觉，急需理性来光照现实世界进行精神重建，启蒙的要义及其现实任务就是揭露真相和提倡说真话。此时，启蒙叙事的空间设置与人们的经验和记忆有关，这是与现实世界直接对应的空间环境。当人们震惊于剧烈的政治变动时，服膺于时代变动节奏的作品最容易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在作品中强调与时代相连接的情境，既能够在作品中确证作者主体，又能够引起读者的强烈共鸣。面对现实，又由于个人和集体话语的分延而建构了不同的空间设置。
首先引发作者创作冲动的，大都是与集体记忆相关的题材。启蒙的首要任务就是以新的观念来证伪和反思，而能够承担宏观社会关系处理的只能是宏大叙事，与这种宏大叙事相联系的是宏伟和开阔的历史时空，因此，许多作品便选择了中国整体社会为叙事空间。《人啊，人》选择的是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背景，《李顺大造屋》和《陈奂生上城》选择了中国农民的生活状态，《班主任》忧虑的是中国的教育环境……在一类人物或者是一个行业的典型空间设置中，人的本质力量、人的普遍性和整体性审视成为文学的主导，文坛上自由的、独立和自尊的人的呼声此起彼伏。面对着广泛意义上的人性沦丧和人格践踏，改变外在环境来博取生存空间成为实践基本人权的前提条件。此时的个人记忆和经历等同于国家民族的经历和记忆，个人生存空间就等同于整个社会，个人经历的痛苦就是人民经历的痛苦。广袤的空间设置使得叙事者在讲述个体故事时不自觉地纳入了国家民族叙事，认同了家国同构的传统叙事空间模式。在可以无限演化的空间中，趋向中心的个体在以传统道德伦理为基础建构的纵向秩序中，在精神上完全认同中心发出的国家意志的表述。处于公共领域核心的国家意志很快地弥合、调和甚至遮蔽了个人空间的各种矛盾和具体的意愿表达。沿用了共同的空间模式，新时期初期文学启蒙话语的言说在观念上颠覆和背叛原有的特权机制，但是在思维结构上却认同了政治伦理的设置。因此，在审视新时期初期的文学作品时，总是感觉到它依然没有完全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窠臼，如果将意识形态泛化为一切追求意义的价值体系，认可关系的存在即权力的衍生，那么，启蒙的话语言说似乎将与当代文学的宏大叙事并轨，启蒙似乎远未达成它拟定的目标。
（二）个人体验下的情感空间设置
单一的国家民族的社会责任固然可以让人产生豪迈慷慨之气，同时也容易使责任意识泛化。只有具象化的悲剧缘由，才能意味着更为具体的责任承担和更为具体的人性表达。于是启蒙的言说寄寓在细分后的更为具体的小群体空间或个体生存现实，作品的内容转向重述深藏在内心隐秘处因政治环境的关系而被抑制了的个人、家庭或者家族的苦难经历。这是在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社会语境中被剥夺了叙事资格后又重新发声的新叙述声音。个人意识、家庭观念等作为被强烈的革命话语边缘化了甚至隔绝了的话语，在新时期启蒙思潮的催生中重新萌发。在与家的空间联系中，亲情和爱情等人类的情感问题成为组成人性的合理部分，对这样一些情感的扼杀成为人们心头抹不去的创伤和惨痛。当读者进入叙述人敞开的心扉和受虐者的内心世界时，就会因对应该存在的空间被肢解，依托这些空间而存在的情感被抹杀的人间悲剧产生深刻的同情，从而对剥夺这些情感的社会现实产生抵触，引发要求改变社会环境的情感冲动。所以，这一类写实空间设置事实上是沿用了大的空间套着小的空间的叙事模式。小空间内的情感表达成为叙述者价值意义的赋值对象，而大空间就无形中成为了被否定的空间设置。如《伤痕》就是通过个人记忆的方式来颠覆集体记忆的，陈国凯的《我应该怎么办》以个人情感的痛苦来控诉“文革”历史。文学擅长的是情感，而情感是与个体的生活经历和体验联系在一起的。在文学表达中，以贴近个人情感的小空间内的价值来否定大空间的观念的情节模式更容易打动人心，更容易被读者接受。
（三）超验式文化空间形塑
第三种启蒙空间的设置是超验式的，是对文化的反思和人性的深层拷问。很难说，“寻根文学”中变异的、离奇的空间架构能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对应，对这类故事，作家往往通过寓言与神话的方式进行陌生化处理。在这样的空间设置中，作为启蒙的叙事空间几乎与中国社会现实完全脱离，故事发生的背景经常是虚化或泛化的，即使有，也不重要，突出的是作为文化空间的存在，如朱晓平的《桑树坪纪事》、郑义的《老井》和刘恒的《苍河白日梦》等。这些作品都在故事中设立了相对独立的少受社会干扰的空间系统，生存于其中的人物活动和故事发展往往是完整而自主地演进的。作者虚化了现实背景，而后按照其理性原则设置了一个叙述所需要的空间，投射现实而又与现实拉开一定距离，将启蒙价值原则熔铸于叙事表达中，以突显人物形象的精神力量和意志表达。由于文本有意拉开距离，获得了一种纯粹的理性思考的权力，叙事者就使自己成为不介入事实的旁观者，变成了纯粹的理性思考者，这样的文本叙事往往能够获得较为深刻的意义表达。“寻根文学”在斑斓的神话世界中追寻色彩各异的文化样式时，却意外地发现，文化的样式都是自成体系的，在不同文化版图上很难缝合，每种文化样式只能以完整的文化范式荒诞地存在。这一发现与返身到深入文化反思之前的理性追求完全背离。各种文化形态的存在不仅无法整合出意义，反而突显了空间的形式功能，滑向形式的游戏中，这也是寻根文学为何在叙述上与注重形式的先锋文学潮流会有那么多关联的原因。
由集体记忆主导的宏大空间设置、以个人记忆为主线的套中套空间设置以及远离现实社会的超验式的空间设置，不断变迁的空间设置说明新时期启蒙文学话语难以维系一种恒定的言说方式。不断嬗变中的话语模式既显示出作家不断调整自身姿态的努力，也隐含着新时期文学意义边界的模糊和驳杂。
三、空间结构与情节模式
文学叙事中，叙述者的权力永远是受限的。在有限的权力范围内，叙事者对世界的阐释能力取决于叙述者观察世界的视野和视角，也取决于文本给定的空间，包括空间形态和空间的架构方式。启蒙话语是关于意义价值的言说，启蒙的过程是用一种新的价值体系取代旧的价值体系的过程，空间架构在某种程度上直接影响了启蒙叙事中的意义的广度和深度。
（一）启蒙叙事形象关系图式
在新时期文学的启蒙叙事中，启蒙的理性原则和人性诉求成为所有启蒙言说中不断重复的意义价值。统一的无可置疑的价值体系中，或显或隐地存在着关于启蒙言说的普遍规律。启蒙叙事存在着启蒙者对被启蒙者的精神拯救的情节模式，其中与启蒙者相对应的是由能够承担精神引导，能使被启蒙者走出黑暗、愚昧并获得理性的智者人物来承担，在现实社会中则经常由师者来承担。被启蒙者需要得到精神观照和精神拯救，是因为他们处于困境中，对于启蒙者来说，使受虐者摆脱精神困境是确证启蒙者的存在意义。这样，启蒙者/被启蒙者在现实世界和启蒙叙事中就转换为师者/受虐者关系。
启蒙叙事中，最为基本的关系就是启蒙者与被启蒙者间的关系问题。启蒙者通过精神疗救完成对被启蒙者的精神拯救，但在启蒙叙事中，被启蒙者不一定认同或理解启蒙者的善意，从而导致启蒙拯救的失败。
对于启蒙叙事来说，启蒙者对应的社会角色是师者形象，启蒙者是通过师者的精神传输完成功能价值的，但是师者并不完全等于启蒙者，有时，其功能将会溢出叙事中启蒙者的设定。同样，被启蒙者对应受虐者形象，但受虐者也不等同于被启蒙者，两组人物关系不是价值意义上的对抗，只是形态功能上的互相照应。
师者形象在启蒙叙事中与受虐者构成一组若即若离的对应关系。受虐者的痛苦是多方面的，但受虐者的现实生存痛苦，启蒙者给予较少关注等。启蒙者对受虐者的拯救是通过心灵引导完成的，救赎只落实在精神领域，因此，现实层面的肉体苦痛和生存窘境要么悬而未决，要么通过受虐者个人思想的成熟来引导其理性的行为，当然未必能够在文本叙事中得以解决。
通过形象的意义所指和功能作用，启蒙文本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情节模式，虽然20世纪的中国启蒙文学的叙述可能不能涵盖所有的情节模式，但是启蒙叙事在这样的固定的空间架构中不断地开发着新的启蒙情节，进行启蒙价值意义的新探索。如果我们确定这种人物关系模式并将它视为启蒙文学情节设置和人物安排的内在规律，那么，关于启蒙的故事基本可以简化为人类如何挣脱精神束缚的故事。人类如何反叛权力的故事及人类如何臣服于权力并成习惯的故事，这就是所有启蒙叙事的基本模式。这些故事都必须在特定的空间内才能有效，这样，空间架设就不仅仅是角色的存在空间，而且已经转换为赋予意义和象征功能的文学意象，具有普泛意义和普遍功效。在典型的启蒙情节模式中，启蒙的言说最终表现为重建精神秩序的话语权，表层的启蒙故事的空间设置对应的是人类的精神空间和灵魂世界，李欧梵指出“‘铁屋子’意指那种被骚扰着的黯淡的内心”，揭示了启蒙叙事中空间意象的精神内涵。
（二）空间意象与启蒙书写限度
20世纪初期的五四作家秉持启蒙价值理念，共同感受到社会环境对个体自由和人性的压抑和钳制。《呐喊·自序》中鲁迅与金心异的对话引出了“铁屋子”这一形象比喻，这一文学意象成了20世纪初的启蒙叙事经典空间设置，鲁迅笔下的鲁镇、茅盾笔下的江南乡镇、巴金笔下的“家”、曹禺笔下的周公馆几乎都是这一典型意象的具体形态。身处“铁屋子”中的人们，深感虚妄又抗争绝望，打破“铁屋子”成为这些启蒙叙事的共同目标，仅仅开窗或者破门都无法彻底地拯救“铁屋子”中将要窒息的人群。新时期启蒙言说应和于政治变动，深受中国当代革命叙事影响的当代作家，虽然深切感受到种种历史悲剧给当代人留下的苦难和辛酸，但是怀抱理想的启蒙者并没有放弃希望，苦难虽然沉重，但是他们还是希望通过“开窗”或者“开门”的方式来迎接理性之光，他们甚至没有彻底打碎“旧屋子”的强烈反叛态度。由此，新时期文学中的空间设置并不似五四时期那样沉重而抑郁，已经破旧的“铁屋子”无力阻挡理性之光。在面对这样的空间设置时，秉持启蒙理念的叙述者充满了矛盾：他们深感到这样的空间有碍于启蒙原则的践行，而且也将在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被淘汰。但是，他们也意识到理性原则带来的并非全是光明，也不是拯世的唯一方剂，再加上“铁屋子”毕竟是自己曾经生息的处所，就如自己已经久住了的房子，在最后舍弃的时候不免充满沧桑。因此，新时期作家在面对旧的“铁屋子”时已经没有五四启蒙者的坚决和慷慨。在《爸爸爸》和《马桥词典》的结尾，刑天寨被放弃，马桥将被现代观念改造，叙述者都流露出动人的伤感；张炜的《古船》中，面对着充满了苦难的洼狸镇，启蒙者隋抱朴也不主张放弃，而是勇敢地承担起改造的任务；而在其后的《柏慧》和《九月寓言》中，张炜流露了更多的故土难弃的依恋。而王蒙从他当年的“少共心态”中解脱出来，进入中国文化和知识分子的思考时，就充满了矛盾和犹疑，既对延误知识分子成长为启蒙者却扭曲了心灵的中国社会文化环境深恶痛绝，同时也在深刻反思知识分子自身的精神立场，还不时地对中国知识分子进行嘲讽、批判和揶揄（《活动变人形》）。
新时期启蒙叙事空间架设与转换隐含着启蒙者言说时理智与情感的背离，也意味着启蒙话语将从新神话模式中解救出来，体现了对启蒙话语的神性表达的警醒。启蒙话语不是无限的，启蒙话语自有其言说的限度，不是所有的好文学都必须为启蒙话语所收容，启蒙话语不能涵盖所有的生命体验。在这里，笔者绝无贬低启蒙的意思，但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启蒙的界限。人性的内涵非常丰富，是无法用任何疆界来限定和规范的，而以文学审美的方式进行的启蒙叙事最终是无法用哲学思辨式的理性判断得到终极答案。突破启蒙疆界也给文学创作打开了新的空间，在人的内心深处，能够进行规约的空间是有限的，在更大领域内，甚至无须任何理念包括启蒙理念就可以显示自主状态的生命力，可以尽情展示生命的自由形式。史铁生等作家在生命的独特感受中展现偶在的生存状态，在独特的生命感受中自然地拥有普遍的生命归依；张炜则深入到底层的精神世界，在《九月寓言》中展示为苦难包围的村的人们的自由的生命形式，在现代社会和为外人视为毒性四射的古老村庄间选择中，虽然把最后的趋势留给了现代文明形式，但是在情感上并没有完全否定那一遥远又古老的村庄的精神价值；尤凤伟的《毒蛇不会毒死自己》讲述了承担启蒙责任的知识分子也同样面临着生存问题，在生存面前表现出求生的本能和欲望，同时在生死底线前，表达出非常可贵的人性和人格尊严……这些作品显然已经突破了启蒙的言说而深入到更为宽广的生命腹地，以真切的生命体验和真实的生活感触体会着人与天与地的融合，建构突破人类族性的生存界限，体会着人类返回更大的精神宇宙的努力。
新时期启蒙叙事空间界限的模糊表明了对叙事权力的清醒认识。启蒙叙事权力受限于作者对启蒙的理解，受限于作者对启蒙理念感知世界、把握事物本质的信任度。空间越密闭，理念对精神空间的掌控能力也就越强，启蒙理念对人心的渗透力也就越强。而新时期文学中启蒙文学的部分空间的敞开表明了叙述者对启蒙理念的存疑心态。新时期文学中启蒙的文化背景与五四时期已经大为不同，新时期文学中的启蒙者形象与鲁迅笔下的启蒙者形象也有很大区别。鲁迅笔下的启蒙者身形枯槁，形容憔悴，却是一副孤傲的神情，虽受尽挫折却充满着至死不悔的悲怆。叙述者质疑启蒙的效果，质疑秉持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形象，但是并不怀疑启蒙的信念。而新时期文学中的启蒙话语总是在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并且在21世纪，质疑声音愈演愈烈。阎真《沧浪之水》中的池大为因为不能放弃知识分子的清高而影响到作为父亲和丈夫的家庭角色，本该承担启蒙职责的知识分子对自身的启蒙立场产生了质疑。在卫生厅的空间设置中，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存在，连秉持启蒙理念的启蒙者最终也只能放弃信念而纳入到权力的争斗中，那么，启蒙还真的能够指引其他的受虐者在理性之光的指引下达成人性自由的彼岸吗？世纪之交的文化场域内遍布理想的质疑和启蒙自信的缺失。类同于当年五四启蒙的空间模式内，启蒙者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而已经接受了启蒙理念的知识分子不仅没有坚守自身的价值立场，反而锦衣玉食，成为权力斗争的制胜者，成为社会的新贵，精神觉醒后不仅不能冲出“铁屋子”，反而徒增精神痛苦而导致灵肉分离。经历了一个世纪的启蒙，却终未逃离鲁迅曾经提出的“回来”抑或“堕落”的预想，启蒙的前途如何呢？它使人们打上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新时期的文化场域中，随着西方思潮和多种主义的不断地涌进，叙述者的立场在不断地变迁挪移，启蒙叙事空间意象的隐喻和象征也在不断地变更，启蒙话语也由此变得更为迷离和模糊，启蒙精神价值也在与其他关于人性的意义表达中交织融合。严格的启蒙叙事并不存在，更多的只是各种融合和逐渐分化的启蒙话语的言说。在这样的文化多元的时代语境中，很显然，启蒙已经无法成为时代的核心，也无法解决所有的社会现实问题和解释所有的文化成因。启蒙话语的先锋意义不再突显，但是对人文价值的关注依然是现代社会无法或缺的精神因素。启蒙理念已经部分地被实践、被认识甚至内化在现代人的行为准则中，但是并未涵盖整个社会。新时期文学启蒙空间既开不开、欲合不合的状态形象地表达了启蒙在当下中国的境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