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从鲁西聊城走出来是傅斯年人生中的第一个大转折点的话，那么从北京前往英国便是傅斯年人生中的第二个大转折点——在胡适的指导下开始全面深入地学习西方文化的同时，他的内心深处也开始泛起了波澜，觉得自己应该像老师胡适一样前往欧洲去留学。
他在写给俞平伯、罗家伦等同窗好友的信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自己当时的心境与想法：“近二三年来，更蕴积和激出了许多问题。最近四五个月中，胸中的问题更大大加多，同时以前的一切囫囵吞枣答案一齐推翻。所以使得我求学的饥，饥得要死，恨不得在这一秒钟内，飞出中国去。”
1919年12月16日，只带着一件简单行李的傅斯年从北京前往上海，准备从上海坐轮船前往几千公里之外的英国求学，他在临行前给一位朋友写了一封信，特地注明这对他人生意义深远的一天，“要把放洋的那一天做我的生日。”
1920年1月2日，和前来送别的好友们依依惜别之后，傅斯年和俞平伯登上了驶往英国的轮船——他们都是庚子赔款官费留学生。第一次登上远离故土的远洋轮船之后，傅斯年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的内心没有对于远航的兴奋与激动，充斥着他的内心的却是对于祖国的忧虑。临行前在上海所暂住的这些日子里，他目睹这座有着“东方巴黎”称誉的城市里的种种繁华，但是他也看到繁华背后那阴暗的一面，烟鬼、妓女、小偷等不良人群在这个城市的很多个角落里一脸迷茫地活着，这让他心里非常难受的同时也发出了这样的感慨，“不止可以骇然，简直可以痛哭一场。社会组织不良才有这样的怪现状；‘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
从上海远渡重洋前往英国无疑是一场漫长的旅程，在海上航行了一个多月以后，傅斯年和俞平伯才在英国的利物浦上岸。一个礼拜后，傅斯年办妥了伦敦大学的入学手续，正式开启了自己的留学生涯。
毫无疑问，一直靠别人资助读书的傅斯年在异国他乡的求学生活注定是清苦和艰辛的，就在他努力适应留学生活的时候，与他同来的俞平伯却突然不辞而别，直接乘船返回国内去了——傅斯年和俞平伯一直是非常要好的同学，他们同为新潮社成员，在新文化运动中并肩作战，可是这个时候，俞平伯却突然做出了这样一个令傅斯年措手不及的决定，如果俞平伯就此离去，那么傅斯年在英国的留学生活岂不要更加的孤独？
所以，在听闻俞平伯准备离去的消息之后，傅斯年急急忙忙从伦敦抄近道前往法国的马赛阻拦。不过，他在出发之前怎么也不相信俞平伯会因为过不惯异国羁旅的清苦生活而返回国内，还认为俞平伯可能是突然患上了某种精神疾病才就此返回呢！但是，结果却并非傅斯年所料想的那样，当他气喘吁吁地将俞平伯拦截在归国的路上之后，一问才明白，生性内向又刚刚结婚的俞平伯是第一次离家远行，清苦的生活和对新婚妻子的思念让俞平伯很是痛苦，所以他决定回国。
送走俞平伯从马赛回到伦敦大学之后，傅斯年也一度产生了返回祖国的想法。但是，出于对西方文化的热爱，他最终还是坚定地留在了伦敦。等到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静下心来的傅斯年开始跟随史培曼（Spearman）教授学习实验心理学，同时也选修了物理、化学、数学等自然学科的课程。
在伦敦大学学习了半年之后，傅斯年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变得比出国前沉稳了许多，他在给老师胡适的信中这样说道：“于科学上有些兴味，望空而谈的文章便觉得自惭了……来途中心境思想觉得比以前复杂，研究的态度稍多些，便不大敢说冒失话……”
随着对留学生活越来越适应，傅斯年的学习涉猎范围也越来越广，他开始对英国文学、世界历史、政治学等学科感兴趣起来。据他的同学回忆，当时的傅斯年几乎将萧伯纳的所有戏剧作品看了个遍。
1923年9月，傅斯年告别了伦敦大学，前往德国柏林大学继续他的留学之旅，他从伦敦到柏林求学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当时的柏林大学被誉为“欧洲最有学术气息的大学”，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勃郎克的量子论都是当时轰动全球的学说，而傅斯年所感兴趣的语言文字考据学更是柏林大学的“招牌学科”；二是，当时在柏林求学的中国留学生人数远远比伦敦要多，陈寅恪、愈大维等人就在柏林，傅斯年的很多北大校友也在柏林求学，因此在柏林的留学生活远远没有伦敦那么孤寂。
从伦敦辗转来到柏林的傅斯年马上和陈寅恪、愈大维等人成为了好朋友，并在这里再度遇到自己的北大同学罗家伦和毛子水等人。当时，在柏林留学生中最著名的就属陈寅恪了，他与傅斯年一样都出身于家学渊源的官宦世家。在来到柏林之后，傅斯年马上和陈寅恪一样，成为了柏林留学生中的青年翘楚——与傅斯年同年进入北大的一位校友在听说傅斯年到来之后曾说了这样一句流传甚广的话：“陈寅恪与傅斯年，中国未来的希望，他们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一直觉得自己人文学科造诣十分深厚的愈大维在认识傅斯年之后却决定改学自然学科，因为他发现傅斯年的人文学科造诣是他永远也无法企及的——被傅斯年的渊博学问给彻底“征服”的愈大维发出了这样的感慨：“搞文史的人当中出了个傅胖子，我们便永远没有出头之日了！”
在办理好柏林大学的入学手续之后，一直对于知识非常“饥渴”的傅斯年马上发奋了起来。在此后的几年之间，他学习的专业虽然以文史哲为主，但是为了在研究文史哲方面有更大的突破，他又继续学习一些数理化方面的知识，很多时候就连一些没有学生愿意听的冷门课他也去听讲。有一回，傅斯年和罗家伦、毛子水等人一起去康德街的一家中国餐馆吃饭，几个人吃完之后便在饭桌上聊天。这时，同座的毛子水偷偷打开了傅斯年身旁的一个大书包。原本以为书包里面有什么好东西，打开后却发现，里面竟然装着三本大部头的地质学书。毛子水平时挺严肃，马上笑了起来，并对傅斯年说道，“这部书是博而寡要，傅孟真读他是劳而无功。”傅斯年当时气得不行，可是又拿毛子水没有办法，只能一个劲儿地用脚跺地板——这只是一个发生在傅斯年身上的小插曲，但是却也深刻地显示了傅斯年在留学柏林期间博览群书的用功劲头。
傅斯年在柏林留学期间虽然不像在伦敦时那么孤独寂寞，但是生活水平却并没有提高多少，甚至可以说比在伦敦时更为糟糕。当时，中国正值军阀混战时期，各方势力都在忙着抢夺地盘，哪里还会顾及那些在异国他乡艰难度日的穷留学生呢？据《中国留学教育史》记载：“民国八、九年至民国十三、十四年，军阀祸国，财政收入皆充内战之费，一般正当支出，因而无着，国内之欠薪累累，国外留学生之所费，无法汇出。”
陈寅恪的女儿在谈到父亲的这段往事之时曾说：“父亲在德国留学期间，官费停寄，经济来源断绝，父亲仍坚持学习，每天一早买少量最便宜的面包，去图书馆度过一天，常常整日没正式进餐。”在那时候，傅斯年的情况也比陈寅恪好不到哪里去，他的家里只剩下老母亲和弟弟，根本无力去接济远在欧洲的傅斯年。傅斯年在给刘半农的一封信中表述了自己当时所遭遇的困境：“中国自有留学生以来，从未遭此大劫。”而刘半农给傅斯年的回信则是：“可怜我，竟是自有生以后从未罹此奇穷大苦也。”而在傅斯年写给罗家伦的另一封信中，他则详细记述了自己当时的凄惨窘境：“幸与老陈（指陈寅恪）定了一约，他先把二十镑之马克给我，我交了学费及他种零费，借给一位更穷的朋友三十马克，交了这月房钱，今天只剩下四个半马克，愁得这两天无以为计也。”
就这样，傅斯年和很多的留学生一起在求知的岁月中忍受着贫困的煎熬，他们富于学而贫于财，在如此艰苦的日子里一待就是好几年，就如同深深扎进土地中的大树，不管头顶是烈日还是风雪，都一如既往地坚持了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