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王其伦《奔走在乡村》
汪孝杰
最初熟悉王其伦这个名字，是从文学刊物上。每每读到刊物上其伦的诗，总感觉到一股浓浓的乡情扑面而来；那些淳朴而形象的语言和意象，常常在我内心深处泛起阵阵涟漪；他通过诗的语言和意象传递的对乡村以及乡村人的那份质朴的情感，就仿佛是在替我倾诉心声。那时候我不认识他。
2000年，这个曾经以其诗歌让我“动心”的其伦居然来到了我的身边，成为我的同事。成了同事以后，交往仍然不多，因为我很少在办公室看到他，他经常在乡下采访。而他的名字，我则几乎每天都要见到，而且一天要见几个——因为他的发稿量很大，发稿最多的一个月，达到了70多篇，这在报社是从未见过的。
有一次，我看到了他的一篇整版通讯《红色旅游何时红》，有感于一段时期深度报道欠缺的现状，我结合这篇作品写了一则报评贴在“评报栏”上。这之后，他主动与我进行交流，我们关于业务的讨论交流也就逐渐多了起来。
《遵义日报》的读者群中，农村读者占了相当的比例。但长期以来，由于报社记者数量少，应付机关的采访任务都常常捉襟见肘，深入基层采访就更困难了；再说，深入农村基层，跟在城市机关部门采访相比，其辛苦程度大多了，涉及到的具体问题也多多了；短时间去去可以，要长期这样，很多人吃不消。因此，虽然一直在强调贴近基层，但来自基层的稿件仍然不多。其伦到了报社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采访过机关部门的稿件，都是来自基层的。2002年春，他多次爬上人迹罕至的高山，深入虫蛇出没的丛林采访，40多篇带着泥土芳香的新闻作品在遵义日报一版《访农家话增收》栏目陆续发表后，获得新闻同行和广大干部群众的普遍好评。2002年经济版开辟《经济视点》栏目，几乎成了他的个人专栏，在这个栏目中，他发了80多篇，其中不少稿件被基层干部剪贴作为学习资料。2003年，我与其伦、夏一军一同采访《四在农家》系列故事，看到他采访中与农民交谈时的自如，同是农民出身的我产生了一种自愧不如的感觉。其伦自己说过一句话，在城里待的时间稍长一点，就觉得心里闷，一旦沉到基层，跟农民们交谈，就精神倍增。从其伦进入遵义日报社工作到现在，他每年都有作品获奖，而几乎每一篇获奖的作品，都与乡村有关，与农民有关：获贵州新闻奖一等奖的《13万头母牛为啥不下崽》、《四在农家——遵义农村的小康之路》，获贵州新闻奖二等奖的《五百村民出租土地生财》，获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一等奖的《温州客商想回家》、《余庆经验催生我国一项计生新政策》，获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二等奖的《余庆计生农民喜领“养老证”》，获中国地市报新闻奖三等奖的《谁为带头人带路》……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是农民问题；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中国共产党的几代领导人，无不重视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其伦出生农民家庭，家境贫寒，经历坎坷。当初从事文学创作，其伦心里牵挂的是乡村、是农民，如今从事新闻工作，他牵挂的仍然是乡村、是农民，从最朴素的观念来认识，是因为他的血管里始终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是因为他对农民的生存状态、情感愿望有着深入骨髓的体会，是因为他对农村的发展变化了如指掌。而从一个较深层的角度去思索，是否可以说，“三农问题”也渗入了他的潜意识中，成为一个新闻工作者自觉关注的问题？
如今身居城市的其伦，始终保持着农民身上值得敬仰、值得珍惜的诸多美好品质：淳朴厚道，勤劳善良，顾全大局，自强不息。在遵义日报工作的最初几年，他的父亲年老多病，爱人分居在凤冈，孩子读书无法照顾，虽然内心歉疚，但总是以工作为重。2004年3月，他接受“四在农家”的报道任务，正在余庆县罗家坡采访，听到三哥打电话称父亲重病住院，他没有放弃工作，直到采访结束后才赶回离采访地点140多公里的凤冈。在医院守候父亲的两天两夜，他为了把稿子及时发到报社，坐在父亲的病床前坚持写完稿子，连病中的父亲看着他辛苦的样子，也老泪纵横。很多时候，哪怕白天采访累了或是病了，他都躺在床上写稿子。
凭着对新闻事业的热爱，凭着忘我的奋斗，其伦取得了令同行羡慕的成绩，除了获得一系列新闻作品奖，他还荣获全国、全省优秀新闻工作者称号。但是，他并不满足。他经常跟我一起探讨：下一步我该怎么走？我该怎样超越自我？如今，他正在加紧政治和业务理论学习，全面提高自己的思想、业务素质。我相信，《奔走在乡村》这本书，只是他新闻生涯的一个阶段性总结。奔走，奔走，本着自己的信念，沿着自己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他将走进一片更加辉煌的天地。
（作者系遵义日报高级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