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著名的改革家，前有商鞅，中有王安石，后有张居正。张居正改革的失败，可能是大明最大的遗憾，也可能是整个中国封建时期最大的遗憾。如果他成功的话，明朝可能会再延百年国运，真正将资本主义的萌芽给发展起来，成为谁也无法动摇的参天大树。
历史没有如果。
作为—个雄才大略的政治家，张居正对明王朝所面临的问题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当时国力匮乏和盗贼横行都是由于吏治不清造成的。官吏贪污，地主兼并，引起“私家日富，公室日贫”，加之皇帝的穷奢极欲，百姓因此才饥寒交迫，落草为寇。由于张居正客观地分析了当时的社会矛盾，正确地把握了问题的实质和关键。
基于上述看法，张居正决定从整顿吏治开始他的改革。万历元年（1573年）十一月，张居正上疏实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他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夕奉行”。
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张居正在施行考成法时，将追收逋赋作为考成的标准。万历四年规定，地方官征赋试行不足九成者，一律处罚。同年十二月，据户科给事中奏报，地方官因此而受降级处分的，山东有17名，河南2名；受革职处分的，山东2名，河南9名。这使惧于降罚的各级官员不敢懈怠，督责户主们把当年税粮完纳。由于改变了拖欠税粮的状况，使国库日益充裕。可见，实行考成法虽是一种政治改革，但它对整顿田赋、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仅靠考成法增加的收入仍是有限的，仍远远不能满足王公贵族的无限挥霍。张居正认为理财还是要以节用为主。他所进行的一系列改革几乎都在围绕这个中心进行。
比如他通过加强对官吏的考核，裁减冗员，节省朝廷的俸禄开支。据对“两京大小九卿及各属，有沉滥者裁之”，竟“汰冗员二三”。同样，张居正也通过各种途径削减朝廷的军费开支。他一方面与鞑靼人修好，通贡互市，保持边境安定，减少战争费用，另一方面也大量削减抚赏开支。
同时，张居正还要求封建社会的最高统治者皇帝勒紧裤带，和大家一道过紧日子。他不仅多次向神宗提出“节用爱民”，“以保国本”，而且在皇室的奢侈性花费上，也是锱铢必较，寸步不让。万历七年（1580年），神宗向户部索求十万金，以备光禄寺御膳之用，张居正据理力争，上疏说，户部收支已经入不敷用。结果，不仅免除了这十万两银子的开支，连宫中的上元节灯火、花灯费也被废止。在张居正的力争下，还停止重修慈庆、慈宁二宫及武英殿，停输钱内库供赏，节省服御费用，减苏松应天织造等，使封建统治者的奢侈消费现象有所收敛。他还请求将为明神宗日讲的时间放在早上，可以节省晚上的灯火费用。
张居正在整顿吏治、厉行节约的过程中，不仅自己廉洁奉公，而且对家属也严格要求。儿子回江陵应试，他吩咐儿子自己雇车；父亲生日，他吩咐仆人带着寿礼，骑驴回去祝寿。万历八年，张居正次弟张居敬病重，回乡调治，保定巡抚张卤例外发给“勘合”（使用驿站的证明书），张居正立即交还，并附信说要为朝廷执法，就不能不以身作则。
作为一名杰出的理财家，张居正深知只顾节流尚不足以解决问题，而要彻底改善国家财政状况，还需要进一步开辟财源，增加收入。但张居正反对通过“开利源”来理财，因为他早年曾较多接触下层人民，深深懂得安民养民后国富的道理。那么，如何才能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呢？当时明王朝的庞大机器都由田赋支撑，而田赋收入因土地兼并和负担不均而很难增加。为此，张居正提出惩办贪污，清理欠赋和清查田亩等三项措施，其中尤以清查田亩声势浩大。
万历六年（1578年），张居正以福建为试点，清丈田地，结果“闽人以为便”。于是在万历八年，张居正上疏并获准在全国陆续展开清丈土地，并在此基础上重绘鱼鳞图册。
全国大部分地区根据户部颁布的《清丈条例》对田地进行了认真的清丈，由于大部分州县清丈彻底，革豪右隐占，额田大有增加。万历八年（1582年），全国田地为7013976顷，比隆庆五年（1571年）增加了2336026顷。随着额田的增加，加之打击贵族、缙绅地主隐田漏税，明朝田赋收入大为增加。
张居正很清楚，仅靠清丈田亩还远远不能彻底改变赋役不均和胥吏盘剥问题，不进一步改革赋税制度就无法保证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将会有更多的贫民倾家荡产，不利于社会的安定。赋役改革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一旦过多触犯权宦土豪的利益，弄不好就会引起强烈的反对，使自己的所有心血前功尽弃。
“一条鞭法”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当时，不少地区已在试行适应本地区的赋役改革方案，如应天府（今江苏南京）的“里甲银”，浙江、广东的“均平银”，福建的“纲银”，还有江南的“十段锦”，以及有些地区的“一条鞭法”等。
一条鞭法最早于嘉靖十年（1531年）二月，由南赣都御史陶谐在江西实行，取得了成绩。此后王宗沐在江西，潘季驯在广东，庞尚鹏在浙江，海瑞在应天，王圻在山东曹县也都实行过一条鞭法。海瑞在应天府的江宁、上元两县“行一条鞭法，从此役无偏累，人始知有种田之利，而城中富室始肯买田，乡间贫民始不肯轻弃其田矣”，做到了“田不荒芜，人不逃窜，钱粮不拖欠”。
万历五年（1579年），山东东阿知县白栋推行一条鞭法，全县钱粮均按地丁起科。但由于这种做法触犯了官绅的利益，他们便制造浮言，营造舆论，企图废止。幸亏张居正及时派人前往各地巡察，才知道下面的官绅歪曲事实。于是张居正认为一条鞭法不仅不应反对，而且可以“不分南北”，在全国普遍推广。万历九年（1583年），他终于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实行一条鞭法。
—条鞭法是中国田赋制度史上继唐代两税法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的项目和征收手续，使赋役合一，并出现了“摊丁入亩”的趋势。后来清代的地丁合一制度就是一条鞭法的运用和发展。
一条鞭法的施行，改变了当时极端混乱、严重不均的赋役制度。它减轻了农民的不合理赋役负担，限制了胥吏的舞弊，特别是取消了苛重的力差，使农民有较多时间从事农业生产。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一条鞭法所实行的赋役没有征收总额的规定，给胥吏横征暴敛留下了可乘之机，这是它的主要不足。
“一条鞭法”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张居正在军事上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他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的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张居正的理财并不限于一味地为朝廷公室谋利，而且也十分重视人民的实际生活。他通过多种渠道设法减轻人民的赋役负担，有时还直接提出减免人民的税负。万历十年（1584年），随着清丈田亩工作的完成和一条鞭法的推行，明朝的财政状况有了进一步的好转。这时太仆寺存银多达400万两，加上太仓存银，总数约达七八百万两。太仓的存粮也可支十年之用。这年二月，张居正上疏请求免除自隆庆元年（1567年）至万历七年（1579年）间各省积欠钱粮。另外，张居正还反对传统的“重农轻商”观念，认为应该农商并重的主张，也反对随意增加商税，侵犯商人利益。这些做法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潮流，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百姓的负担，缓和了一触即发的阶级矛盾，对历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居正于国事日以继日地奔忙，连19年未得见面的老父去世，他都未能服丧守制。万历九年（1581年），57岁的张居正，终于劳累病倒。
万历十年六月二十日（公历7月9日），张居正病逝，舍弃了他16年始终不放的权力和十年来竭诚拥戴的皇帝，撒手人寰。死后，神宗为之辍朝，赠上柱国，谥“文忠”。他带着平生的抱负埋入了江陵的墓地，可他哪里知道，自己一生为国任劳任怨的功德，换来的竟是家族子孙的大难。
张居正一切的改革着眼于地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因而不得不在某些方面损害一些官僚、大地主的利益。他自己在政策及用人上也存在一些失误，他死后，有些人就开始了肆意的报复和攻击。而神宗呢？张居正在位时，他不是一直尊其为师吗？那是出于需要与无奈。他早已耿耿于张居正的震主之威。但碍于他正当权，没有发作。他当国十年，所揽之权，是神宗的大权，这是效国的需要，但他的当权便是神宗的失位。在权力上，张居正和神宗成为对立面。张居正的效忠国事，独握大权，在神宗的心里便是一种蔑视主上的表现。这是帝王的逻辑！张居正既死，神宗这个已经成年的以享乐和追求财富积累为天性的年轻皇帝，开始寻找一种复仇的快慰。
张居正逝世后的第四天，御史雷士帧等七名言官弹劾潘晟，神宗命潘致仕。潘晟乃张居正生前所荐，他的下台，标明了张居正的失宠。
不久，言官把矛头指向张居正。神宗于是下令抄张居正家，并削尽其宫秩，迫夺生前所赐玺书、四代诰命，以罪状示天下，还差点开棺戮尸。他的家属饿死的饿死，自杀的自杀，流放的流放，逃亡的逃亡，一代能相之家竟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
人亡而政息，张居正在位时所用一批官员有的削职，有的弃市。而朝廷所施之政，也一一恢复以前弊端丛生的旧观。致使刚刚中兴的明朝，又走向下坡路。整个神宗一朝，没有人敢为张居正呼冤。
然而国衰思良臣，直到天启二年（1622年），明熹宗为激励臣下，才想起昔日的大功臣，予以复官复荫。然一切俱已晚矣，世间已无张居正！
明代家具
明朝社会稳定，农业和手工业发达，工匠有更多的自由，尤其是明中后期，商品丰富，流通渠道广泛，外贸开放，大城市、城镇经济迅速兴起，尤以江南与南海地区最为显著。明清时期，成为家具的重要产地。
明范濂《云间据目抄》中有这样一条：“细木家伙，如书桌禅椅之类，余少年曾不一见，民间止用银杏金漆方桌。自莫廷韩与顾、宋两家公子，用细木数件，亦从吴门购之。隆、万以来，虽奴隶快甲之家，皆用细器，而徽之小木匠，争列肆于郡治中，即嫁妆杂器，俱属之类。纨绔豪奢，又以椐木不足贵，凡床橱几桌，皆用花梨、瘿木，乌木、相思木与黄杨木，及其贵巧，动费万钱，亦俗之一靡也。尤可怪可，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瓮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由此可窥得明代后期苏、松地区家具与民风之一斑。
明代是自汉唐以来，我国家具历史上的又一个兴盛的时期。随着当时经济的繁荣，城市的园林和住宅建设也兴旺起来，贵族、富商们新建成的府第，需要装备大量的家具，这就形成了对于家具的大量需求。明代的一批文化名人，热衷于家具工艺的研究和家具审美的探求，他们的参与对于明代家具风格的成熟，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郑和下西洋，从盛产高级木材的南洋诸国，运回了大量的花梨、紫檀等高档木料，这也为明代家具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明代家具有造型简练、结构严谨、装饰适度、纹理优美的优点，工艺制作和使用功能都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这一时期的家具，品种、式样极为丰富，成套家具的概念已经形成。布置方法通常是对称式，如一桌两椅或四凳一组等等，在制作中大量使用质地坚硬、耐强度高的珍贵木材。家具制作的榫卯结构极为精密，构件断面小轮廓非常简练，装饰线脚做工细致，工艺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形成了明代家具朴实高雅、秀丽端庄、韵味浓郁、刚柔相济的独特风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