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们在漫漫的长夜中跋涉了几千年——有人被锁于深院之中，终身哀怨；有人成为封建礼教的牺牲品，郁郁而终；有人发出了微弱的反抗之声，可是却没有应答……历史终于步入了现代，她们——中国的妇女们不再愿意接受这种任人安排的命运了，她们要努力争取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而她——邓春兰（1898—1982年），便是其中的佼佼者。她是中国勇闯大学女禁的第一人，也是中国首批进入高等学府的男女同校大学生。
鲲鹏志远高
1898年7月3日，一名女婴在甘肃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今属青海）出生，她的父母为她取了一个美丽的名字——春兰，雅洁、清新，象征着新生，象征着希望。这是一个充满温馨的家庭，她沐浴着爱的阳光，快乐地成长着。她的父亲名叫邓宗，毕业于京师大学堂，在兰州教育厅任职，他思想开明，主张民主，更提倡男女平等，曾经在辛亥革命时期为争取民主自由而积极奋斗；母亲名叫梁析熙，在甘肃省立师范教书。在这样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家庭里，她并没有因为是女孩而受到歧视，相反，父母对她百般呵护，毋庸置疑，与那个年代的许多女孩子相比，她是个幸运儿。7岁时她进入了本县的初等小学读书，后来全家迁居兰州，她又继续在兰州接受教育。
在她16岁那年，年轻的邓春兰与安徽青年蔡晓舟自由恋爱结婚。蔡晓舟是一个热爱民主自由的青年，所以，在婚后她并没有停止自己的学业。五四时期，《新青年》杂志的发行使得“民主”“科学”的新文化思想启蒙运动广泛兴起，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都分别著文批判封建专制主义与“三纲五常”等传统伦理道德，邓春兰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努力学习新知识，接受新思想。
1919年3月，著名的教育家蔡元培先生在一次演讲中呼吁男女受教育的机会应当平等，身在兰州的邓春兰看过这篇演讲文章后，心中久久不能平静，对于她来说，这真是“晦暗神州，新曙光，一线遥射”。两个月后，京城爆发了声势浩大、震惊中外的“五四”运动，并很快波及全国许多城市，她欢欣鼓舞、喜不自禁。眼前的事实使她看到了青年们抵御外侮、救亡图存的决心与力量，也使她认识到：只要愿望良好并且努力奋斗，那么，没有什么不可能！
1919年5月19日，她勇敢地给远在北京的蔡元培先生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她一吐自己心中多年的夙愿，希望大学能够解除女禁，实行男女同校的政策，使女子有能够进入高等学府深造的机会。她写道：“职业、政权、一切平等，都需要提高我们妇女的人格，这也合乎人道主义……况且女子没有能力怎么能够在社会上做事呢？所以万事平等，都应该以教育平等为基础。”她分析了开放女禁的必要性与重要性，认为女子要想真正与男子平等，必须首先做到教育平等。她还恳切地要求：“春兰暂代表全国女同胞要求先生，在中学添设女子班，等到她们升入大学预科，便实行男女同班……以此为全国女子开一个先例。”（原文为文言，笔者翻译，下同）她的言论有理有情，读起来让人精神一振。
关山万里行
但是，她的努力并没有立刻得到回应。当时的北洋政府对外软弱无能，对内又极尽血腥镇压之能事。蔡元培先生对这样的政府忍无可忍，愤然辞职离京，这封信并没有寄到他的手中。虽然信没有寄到蔡元培先生手中，但由于她的呼吁，还是发生了一件“平地起惊雷”的事。就在邓春兰投书呼吁后不久，喜讯从北京传到了兰州：北京女子高等师范要来甘肃招考女生！她毅然报考，成绩优异，她被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录取了。
为了求学，也为了给全国的女子作一个“敢为天下先”的表率，1919年7月25日，邓春兰和其他5名被录取的女生一起离开兰州，赴京求学。
考虑到当时兰州到北京的路上土匪出没，很不安全，她们改换了赴京路线：从兰州乘羊皮筏子顺黄河东下，然后在宁夏中卫改乘木船，行至内蒙古包头，再改乘老式大车驱车丰镇，再乘火车沿京绥铁路东行，经过居庸关最终到达了北京。历时一月有余。兰州距北京，关山万里，路途艰险，这样遥遥数千里的旅途对于6位从未出过远门的女孩子来说，实在是艰难备至。在路途中，她们屡遭凶险，备尝艰辛。然而，“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她们不愧为新时代的精英骄子，历尽千难万险，终于抵达北京。邓春兰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们这次出行，历时一月有余，行程数千里，备尝艰辛困苦。想到小时候自己体质虚弱，娇养成性，离家不过百里，便泪水涟涟，思家心切，如果时间更长，就归心似箭；而这次离别家乡亲人，远走异地，所经历的困难，更胜过男子，而精神体力反倒健旺起来。由此看来，女子在生理方面未必比男子差。况且今后的世界日新月异，我们女子怎么能够经常呆在闺房中不出呢？所以此后，我应当振作精神，致力于学术，以此来服务于社会，这岂不是一件令人激动兴奋的事吗？”
“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真是一名气度不凡的奇女子！这番话在今天看来，仍然是金玉之言，掷地有声。她们的这次远行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这标志着中国的现代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她们身先士卒，为当时二万万的妇女同胞作了表率，也在近现代妇女解放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才学比须眉
邓春兰在离开兰州前夕，二次草拟了一份题为《报界诸先生转全国女子中学及高等小学毕业诸位同志书》的呼吁书，再次大声疾呼全国的妇女同胞应为争得教育平等而努力抗争，她说：“与其单单凭借他人提倡，不如自己努力奋斗，天下哪有不耕耘就收获的道理呢？”她将呼吁书和给蔡元培先生的信一并投书北京新闻界，希望得到回音。
就在邓春兰等人艰难赴京的途中，她的呼吁在北京乃至全国引起了轰动。北京《晨报》以《邓春兰女士上书请大学解除女禁》为题，将呼吁书和信全文刊登，北京、上海的许多重要刊物也先后报道了这一消息。她的呼吁得到了许多新文化主将的支持与共鸣。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都先后发文，表示支持男女同校的主张，并以此为契机讨论妇女解放的问题。
邓春兰以自己的努力表明了她和中国广大妇女同胞走出家的樊篱，在社会这个广阔的天空中振翅高飞的愿望，而她的“飞翔之梦”也在不久之后得以实现了！
1919年底，蔡元培先生回到北大，他被邓春兰坚韧顽强的求学精神感动，公开向外界宣称：“北京大学明年招考时，要是有程度相当的女生，尽可以报考，一旦成绩合格，理所当然应该录取。”邓春兰怀着激动的心情报考了，1920年2月，她和另外8名女生正式成为了北京大学的学生，她们也是我国历史上男女合校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邓春兰进入了哲学系继续深造。付出总有回报，她的努力不但使自己的“飞翔之梦”得以实现，而且也打破了高等学府不招收女生的禁令，这一页历史终于翻过去了！
1923年，邓春兰以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她对家乡情深意笃，毕业后回到了兰州，任教于兰州女子师范，她兢兢业业，把自己的所学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下一代。解放后，邓春兰被聘为甘肃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担任第四届甘肃省政协委员，继续努力工作了几十年。1982年6月9日，这位伟大的女性安详地闭上了自己的双眼，离我们远去了！邓春兰——这个雅洁的名字，永远地留在了妇女觉醒的史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