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学高
我是1961年经过艰难曲折，从美国回台湾途中取道香港回到大陆的，经国家专家局的安排，到暨南大学这所华侨大学执教。到校后梁校长接见了我，介绍了大学的情况，并带我和全体教工见面，十分亲切。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纯淳、真诚和实干。一所新型的华侨大学在短短几年里，从菜田和山坡地上拔地而起，形成规模，这在西方世界也是少见的速度。我到校后梁校长在当时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从生活到工作给我安排得非常周到，使我很快投入工作，从实验室建设到结合生产实践、开展科学研究，把在美国纽约大学研究生院所学到的知识和技术，应用到教学和科研中去，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梁校长认真执行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充分调动全体教工以及海外回国的学者的积极性，使我倍感亲切，有回到自己家的感觉。这一段期间我心情舒畅，干劲很大，成果也丰。
后来由于“阶级斗争天天讲”，梁校长遭受委曲离开了暨大，情况急转直下，我被排在被改造的一边，到“四清”前沿接受锻炼。直到“文革”开始，回到学校，大字报铺天盖地，整个校园面目全非，我也以莫须有罪名被列入审查对象，一场噩梦，十年过去，不堪回首。
暨大复办，梁校长住在以前的学生疗养所，我见到老校长时觉得看到了希望，他艰苦奋斗的作风使我精神振奋。学校办公楼腾出来后，给新调来的教师住，校长办公室搬到临时搭起的工棚，各行政机关都在这简陋的工棚里办公。回校参加复办的教工和新调进的教师、医生对此都很受感动。我自己也从内心感受到老一代的领导干部的艰苦创业、舍己为公、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建功立业的革命精神。是老校长的这种精神鼓舞着我重新挑起了组建生物学系的任务，依靠全系教工，规划了生物学系的发展规划、专业设置及新生物大楼的土建工程。按梁校长雷厉风行的作风，做到了当年复办，当年招生上课。新发展的课程如细胞生物学、环境生理学等，缺乏师资，我就通过加强学术交流和引进人才，聘请了美国纽约康宁学院的美籍华裔学者朱振强教授、美国国防部环境生理所弋德曼将军博士、香港浸会学院生物学系的伍德博士来校教学。语言上的障碍，由我来充当专业翻译。这不仅引进了新知识，而且使学生英语听力和阅读能力提高很快。
由于我自己的研究项目在中山大学时就一直坚持下来，在省计生委支持下，梁校长非常关心，先动工建起了免疫楼，使工作顺利进行。国家决定派我参加世界卫生组织专家委员会的工作，梁校长非常支持，使我能到瑞士日内瓦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总部，与来自八个国家的另九位专家一道，组织领导了一项重大科研项目的国际多中心的合作攻关研究，前后历时七年之久。这不仅增强了我对项目管理的技能，在和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泰国、瑞典、德国、前苏联的九国专家的共事中，还了解到生物技术发展的现状和前景。当时我曾向梁校长汇报并建议生物系改为生物工程系，向基因工程、细胞工程、生化及酶工程（发酵工程）等新型技术发展。梁校长对新生事物非常敏锐，十分赞成。但后来由于生物系内部问题，又逢梁校长因心脏病入院治疗，专业调整未能办成，非常可惜。
1985年我在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工作，由上海二医大校长王一飞教授接任。我回国后参加国家“七·五”和“八·五”科技攻关课题，经过十年奋斗，完成并通过国家验收。国家授予我科技功臣称号，并荣幸地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的接见，国务院授予我特殊贡献津贴，广东省授予我人口奖。
在梁校长的关心支持下，我被广东省人民政府聘为科技咨询委员，协助引进人才和高新技术、新的农牧业优良品种，举办了全国性奶牛胚胎移植技术培训班，引进美国良种奶牛胚胎，移植入粤西土黄牛体内，成功培育出黑白花奶牛。这个技术的成功，使全国受益。又聘请两位美国专家悉弗尔博士和罗伯生博士，他们不仅带来了技术，还带来美国良种奶牛、肉牛新品种，另赠送甜玉米、高蛋白玉米和蔬菜新品种。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取得了种养的经验和成果。又通过世界卫生组织支持及省有关部门的协助，聘请登巴博士、塞柯博士、门斯博士、麦格博士，传授“试管婴儿”技术及计划生育开发研究技术，成功地在全国创造了首例试管婴儿。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下，我们前后派多名学者到美国、瑞典学习，这在二十多年前，可以说是非常难得的。
我的这些成就，得益于邓小平改革开放理论的指引，也得益于梁奇达校长尽心尽力的扶植、培养和支持。他那心存大志、高瞻远瞩的革命精神，及雷厉风行、勇于拼搏的作风，是我永远的精神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