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金雄
暨大,不仅是我前进道路上的示标,也是我人生历程的推动器。在暨大几年的学习,开启了我闭塞的思维和迷惘的视野,使我沿着曙光照耀、却又布满坎坷的征程,勇敢地前进。
然而,当我想起这些往事、想起我能奇迹般地在高等学府学习,必定要激发起我对暨大领导和导师们的感激之情,特别是梁奇达校长对我的关怀和爱护,更令我毕生难忘。
那是1958年8月下旬的一天,当我乘车到达暨南大学校门时,一下车就有人迎上前来,询问我是否是来学习的。当时我是调干生。给了介绍信后,便随接待人员到学校行政大楼报到。手续很快就办妥了,当我接过证件后,一看手上那块长方形校章时,我一下子难以相信自己真的成了暨大的学生,我久久地凝视着那枚校章,激动得热泪情不自禁地往下滴……是啊,像我这样一个家贫如洗、只读过四年小学的人,真的能用两年时间补习完初、高中课程吗?两年后真的能考入本科吗?时过不久,老问题尚未得到解答,新的问题又摆到面前。全国一哄而起,大学要停课参加大炼钢铁。大炼钢铁还要定任务,要达标。因为当时要“超英赶美”,要大跃进,放卫星。可是,这样一来,我们的补习时间便大打折扣,两年一眨眼过去了半年。大炼钢铁刚结束,接着又来一个新任务:到芳村筑铁路,担泥抬沙,放卫星。这样一折腾,补习时间只剩不到一年。我想,以我这样的文化基础,不足一年时间是无法完成初、高中课程的补习任务的。最要命的是,预科却因我来自渔区,安排我到理工班学习,以便我升本科后到生物系(水产捕捞专业)就读。在理工班上语文课还好,可与大家同步,但一上数理化课,我便成了“鸭仔听雷”,只听到声音,都不知讲的何物。于是我决定打退堂鼓,请辞退学,返回原单位。
不料此事很快反映到学校领导中去,先是预科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坚持下去,后来梁奇达校长亲自召我到他办公室,一见面就问我:“你不是强烈要求读书吗?为什么又要退学呀?”我说,我要求的是学文化识字,因为在下面工作,看文件、做记录都要文化。但到这里要学数理化,我没念过初中、高中,数理化我一窍不通,怎么能学下去呢,强留下来,也只是浪费时间,不如返回单位工作,梁校长听了,表示理解。接着又说:“你既然想学文化识字,调到文科班嘛,用不着退学回去,好不好?”我不假思索地答:“好好好!”梁校长说:“你基础差,到文科班也不是没有困难,要学得好,就要不怕困难,想办法克服困难,办法就是多看、多听、多问。学习好,是一项任务,就像你在下面工作一样,要完成任务就要动脑筋、想办法,现在你的任务就是读好书、多识字,基础差,更要加倍努力,笨鸟先飞嘛。”
梁校长这番话,对我既是激励,又是鞭策,更是动力。在往后的学习日子里,我几乎每天都加班加点学习,晚上经常复习到十二点以后才睡觉。结果,我用半年多时间,便完成了补习课程,顺利地考上本科中文系。
在暨大中文系学习两年后,学校成立了一个师资培训班,此班设在历史系,没想到我竟被调到该班学习。该班所学的内容我较熟悉,诸如哲学、历史,毛主席的“矛盾论”、“实践论”等,这些我都可以胜任。但顾名思义,师资培训,学后不是要留校当教师吗?每想到要留校工作或教书,我就怕得起鸡皮疙瘩。自问以我这样的学识和能力,与大学生和高级知识人才打交道,自愧不宜、不适、不妥。因此,我决定向学校申明,我不适宜留校工作,也不喜欢在大城市生活,希望回到基层去,一辈子在基层工作、生活。有一天,我在晨运回来的路上遇上梁校长,我上前向他问好。梁校长问我学习怎样,我说很好。他说:“你们中文系有个大文学家肖殷当系主任,是从延安出来的,你们要好好向他学习。”我说:“是啊,肖主任是个很热心的导师,这两年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关于文学方面的知识。可惜,我已经不在中文系了。”梁校长“哦”了一声,抬起头望了我一眼。我接着说:“我到了历史系的师资培训班,毕业后可能要留校,但我很不想在大城市生活,也不想在学校做老师,希望能返回基层工作。”梁校长听了,好像很理解我的想法,几乎不假思索地说:“你的想法好,在基层工作不会脱离实际,不会脱离群众,实践出真知、出人才就是这个道理。”我一听,高兴极了,问:“梁校长让我回中文系好不好?”梁校长说:“好。”果然没过几天,就通知我回中文系学习。从这件事我悟出一个道理,老一辈的革命家,都非常重视基层、重视群众、重视实践。十年后,我已返回珠海市委工作,省作协领导找我谈话,要调我去省里当专业作家,我不想去,便找当时已担任省作协党组书记的肖殷同志反映情况,要求放弃调我。肖殷同志说:“你选择留在基层很好,搞文学要有生活,生活底子越厚对写作越有帮助,作协可以不调你。”这事又一次证明,老一辈革命家都强调扎根基层,强调实践对干部成长的重要性。
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被从佛山地委调回珠海经济特区工作,梁奇达校长出于对创办特区的关怀和对暨大出来的年轻人的爱护,曾多次来珠海探望我们,鼓励我们。有一次,那是90年代中期的一天,晚饭前我到他下榻的地方探望他,闲谈中他满怀激情地对我说:“我来了几次珠海,每次来都感到变化很快,变化很大。过去,我们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的路子走了20多年,都没有一个定准。现在看来,邓小平同志指引的这条路走对了,全国经济蓬勃发展,群众的生活改善很快,再过十年八载,中国会变得更强大,你们应该趁现在年富力强,多为国家出力,多作贡献。”梁奇达校长这番话,直到今天,我一想起来,仿佛他就在我面前,谆谆地嘱咐我们:要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竭尽全力!
梁奇达校长,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