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卓森
梁奇达校长走完了人生的历程，离开我们已一年多了。每想起我在暨大读书和工作时与梁校长的相处，受到他那亲切的教导还历历在目，令人难忘。
我与梁校长接触最早的那一年是在1958年的9月。那时，我刚刚考入暨大历史系。9月初的一天上午，我们报到早的同学在校体育馆集中，梁校长走到我们同学中来。初时我们并不知道他就是我们的校长。因为在我们的心目中，大学校长应该是威严的、西装笔挺的。但当初我们见到的梁校长却是衣着简朴，穿的是白布衬衣蓝西裤，脚上系着唐装鞋，手上拿着一把葵扇，操着五邑人的口音，面露微笑，语言生动风趣。后来我们才知道这位简朴的中年人是我们的党委书记兼副校长。在这次集会上，梁校长针对同学中出现的认为暨大刚复校，教师力量和教学设备不足，因而信心不强的情绪，提出暨大复校初期存在的这些困难在中侨委、广东省委、省政府的关心和支持下是可以逐步解决的。并指出，教学硬件固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要有一个好校风、一个好的学习氛围，要靠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他这一番话，给我们同学指明了学习方向，坚定了我们在暨大学习的信心。
1959—1960年间，当时社会上出现一股所谓批判“走白专道路”的思潮，严重地干扰着大学校园内的学习。梁校长多次召集学生干部座谈，严肃指出不应把认真读书与“走白专道路”等同起来。在校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读书越多知识越广越能成才。并向学生提出要向那些已经成才、对国家作出贡献的老教授学习，要像这些老教授那样沉迷读书，要钻下去求甚解。这些教导深深打动了我们，激励着我们。在当时一片所谓批“白专”的思潮中，坚持学生以学为主，鼓励学生全心全意读好书，这种精神是难能可贵的。
1961年，我在政治师资培训班还未毕业，就被借调到学校党委宣传部工作，开始我思想不通，认为在大学搞一般宣传工作低人一等。到党委后，我见到梁校长的机会多了，他知道了我的心情，多次鼓励我安心党的宣传工作，向我指出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并说像我这样抽调到党委机关边工作边读书，更能结合实际，有针对性地研究一些理论问题，学到从书本上学不到的实践知识，这样也就更能促进个人的成长。他的教导和鼓励，使我安下心来投入到学校的宣传工作中去。
1961年末1962年春，当时正值全国处于经济困难时期，物质生活极为贫乏。在这时期，梁校长要求我们搞政治思想工作的部门既要与群众同甘共苦度难关，又要深入到学校各个方面做思想政治工作，了解师生的思想动态，及时掌握师生的思想脉搏。遵照梁校长的指示，我们深入师生到中去，与师生一起学习政治、讨论形势，收集了大量对当前形势的认识和看法，其中特别是对当时为满足部分群众高消费需要的高价商品（主要是食品）意见最为不满。师生们反映说“高价食品不吃肚痛（因为食品供应不足），吃了心痛（因为工资低，购买一个高价点心要花20多元人民币，占工资收入很大部分）”。我在编写宣传动态简报中把这一观点作为标题突显出来。对此，有些同志担心突出这一观点作标题过于尖锐，提出修改为平淡一些较好。我们把草稿送给梁校长审阅。他阅后作了肯定，并指出收集政治思想动态，就是要收集一些特别突出的东西，编写简报就是要把一些尖锐的动态加以归纳，这样的资料才有用，如果平平淡淡，这种资料就没什么价值了。
经济困难时期怎样组织开展对师生的形势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这是一个新课题。当时普遍的做法是“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和请工农群众忆苦思甜。我们也这样开展了。我们请了多个文艺团体进校表演歌舞、歌剧、话剧，开始阶段还过得去，但到中间阶段，请了三名农民和一个有名的歌剧团表演忆苦思甜的歌剧，师生反应冷淡，效果不好。梁校长发现这个情况后，找我们宣传部研究，提出我们搞的宣传教育太简单，没有针对性。指出我们宣传教育的对象是港澳和华侨学生，不能用像国内一般群众宣传的手段和方法，要我们认真进行探索，摸出一条新路子，要用中国发展的具体事实、具体例子、用向前看的方法来启发师生，提高他们克服困难的信心。根据这一指示，我们改变过去那一套简单的宣传教育方法，多次组织形势报告会，请新华社广东分社、中南局宣传部的领导来校作形势报告，通过这些报告使广大师生了解国情、社情，了解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了解我国在国际上地位的提高，从而坚定了师生们的信心。
为了更形象地向师生进行形势教育，我们宣传部拟举办形势教育展览。我们把意见向梁校长作汇报。梁校长肯定地说：“这个形势教育展览办得及时。”并马上作决定要求各个部门都要从人力、物力上支持。开始时，我们缺乏经验，展场少，摆设序列有点乱。梁校长知道后立即指示要把新教学大楼五楼大课室让出来作展览用，并要各系抽调有搞展览经验的教师和有美术专长的学生参加展览的筹备工作。当一切就绪之后，梁校长又亲自到展馆视察，并要求各系的党支部、团委组织师生前往参观；还要中文系的周毅老师与广州有关报社联系向外作报道。梁校长的亲力亲为，使形势教育展览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师生们通过参观，从大量的有关我国十多年经济、社会发展的图片、数字资料中，从新旧对比、国内外发展对比中受到启发，更具体更形象地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认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够救中国这一真理。
“文革”前夕我从暨大调入广州市委工作，住在豪贤路，梁校长刚好住入距我家很近的德政北路，他每天上街散步都经我家门口，常到我家坐一会。他见到我那狭窄简陋的居室，深表同情，常安慰我说：“将来的居住条件是会好转的。”并鼓励我在市委要好好工作。1966年末到1967年初，正是“文革”处于高潮阶段，武斗盛行，到处都在批斗所谓“走资派”。在这个不寻常的日子里，我们市委机关也瘫痪了，于是我有机会经常陪梁校长到北京路和中山五路看大字报。我从他那深沉严峻的脸上，感觉到他对党和国家前途的担忧。那时，社会上从上而下出现了一股号召领导干部“站队”的潮流。我问梁校长支持哪一派，站在哪一派的立场。梁校长十分严肃地对我说：“我们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共产党，不应分为什么派，也不应站在哪一派的立场。”并教导我：“你是共产党员，不要参加那些派别活动。”我说：“校长，不参加派，人家会说你是‘保皇派’。”梁校长回答说：“保党委、保省市委有什么不好？我们就是应该做保卫党的保皇派，绝不应把各级党委都说成是黑党委。”这些话十分深刻，体现了梁校长在关键时刻那种高风亮节、是非分明的精神。
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1978年间，我在北京的中央党校学习，当时梁校长出差到北京办事，我见到了梁校长。他鼓励我在中央党校要努力学习，把握好新时期的新理论。他详细询问我在中央党校学习到哪些新东西。我向他汇报了我们在中央党校进行理论上的拨乱反正，进行真理标准的讨论，批判“两个凡是”等情况，他听得认真、入神，并不断地说，这样我们才能解放思想，才能开拓我们的社会主义新事业。他希望我假期回广州到暨大，把我们在中央党校探索过的新观点新理论转述给他。这种求知的欲望，探索新观点新理论的欲望，跃然可见，值得我们学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