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港市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古城，作为农业大市的贵港，人口基数大，经济总量小，耕地面积少，工业不发达，发展基础薄弱，无论是与沿海发达城市比，还是与区内的其他城市比，都有很大的差距。
随着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和北部湾经济区的建立，作为经济后发展地区，2006年，贵港市第三次党代会在对市情做出“正处于艰难爬坡打基础阶段”的科学定位的基础上，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围绕“要怎样发展，如何加快发展”的议题，提出了“六靠”工作思路——“发展靠经济，经济靠工业，工业靠项目，项目靠招商，招商靠环境，环境靠作风”，制定了主要领导负责制、领导包干责任制、首问负责制、全程跟踪制等各项规章制度，营造了良好的招商环境。“六靠”思路，是科学发展观指导贵港发展实践的具体体现。“六靠”着眼于社会的全面发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工业为主导，以项目为载体，以开放为动力，以环境为突破，以干部作风建设为抓手，既抓住了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发展重点，也抓住了通过重点突破带动全局繁荣的矛盾规律。赖德荣：《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积极探索贵港发展的有效路子》，载于《当代广西》2007年9月上半月号第17期。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政府要进一步转化管理思维，改变“政府为中心”的管理模式，由全能型向有限型转变，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把更多属于市场的事务移交给市场，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从宏观调控的高度，以服务为导向，和企业搭建合作、互动、共赢的多元共治平台。改善政府服务，落实“以民为本”，就必须在公共服务的整个过程中坚持顾客导向，树立顾客至上的观念。政府既然不应该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封闭官僚机构，而是负有责任的服务提供者，那么，政府就应以公共服务者消费——顾客的需求为导向，在公共服务的各个环节坚持顾客至上，以顾客高兴不高兴，顾客答应不答应，顾客满意不满意作为政府行政的价值追求。俞可平等著：《政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1页。后发地区与先发地区的一个重要差距体现在领导干部的作风和觉悟上。
4.2.1 狠抓干部作风建设
中共贵港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赖德荣指出，只有狠抓干部的思想作风建设，切实增强加快发展的紧迫感和责任感，牢固树立公仆意识，着力优化投资环境，才能真正实现大开放、大开发、大发展。干部思想作风建设乃至整个软环境建设，主要属于上层建筑建设范畴。在这一过程中，贵港市各级政府不断创新服务方式，摒弃官本位思想，坚决杜绝“吃、拿、卡、要”和“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现象，树立民本位观念，始终把为人民服务、企业服务作为政府管理的重心，全市深入贯彻“你投资，我服务；你发财，我发展”的理念，强调“主动、主动、再主动”，大力改善投资环境。
4.2.2 营造和谐的投资氛围
为了促进项目建设，实行领导挂点联系项目制度，一对一挂点项目，跟踪协调服务，实实在在地为招商引资服务。2007年7月15日，总投资13.3亿元的广西镁星镁业有限公司落户港北区根竹乡工业集中区。项目签约后，根竹乡干部成了该项目的“跑腿”，从立项、征地、拆迁、建厂房、装水、装电……干部们分工负责，努力协作，使项目只用了30天的时间便顺利完成一期工程的所有前期工作，提前开工建设。市招商局的主要负责人了解到一位台湾老板有意把设在东莞的电子厂转移到贵港的消息后，马上紧盯不放，跟踪落实，不到1个月时间就帮助该企业落实了厂房，招收了2500名工人，使企业在最快的时间内投产。参见苏少珍：《创新突破发展——从落实“六靠”发展思路看我市的新变化》，贵港新闻网（www。ggdj。com。cn），2008年8月21日。
2008年，贵港市召开“政银企”协调会10多次，协调银行为30多个外来重大项目提供了70多亿元的资金支持，及时解决了企业资金不足的困难和问题，《贵港“六靠”思路抓项目建设投资商不撤资反增资》，广西新闻网（www。gxi。gov。cn），2009年4月15日。有效地完善了招商工作。
4.2.3 不断完善服务职能
2007年6月，贵港市市委、市政府把市政府办证管理办公室并入市招商局，对政务服务中心服务大厅各窗口进行分类管理：对一般性的审批事项，招商部门进行跟踪督办；对比较重大的审批事项，按照有关规定，专门为投资商提供全程代办服务；对涉及多个部门审批的事项，启动并联审批程序。垂直管理和跟踪监督机制更加完善了项目负责制、限时办结制、责任追究制，提高了行政审批效率，实现了政府与企业的双赢。
开展一系列诸如“情系投资者”主题实践活动，各级领导深入企业调研，与投资者共商发展大计，为投资者排忧解难，真正把“招商、亲商、安商”的服务理念践行到服务型政府中去。
贵港政府用实际行动诠释了“六靠”发展思路，有力地推动了魅力之城、活力之城建设。
4.3
大理开通“政府信息直通车”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管理方式，推行电子政务”；“互联网站要成为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阵地”。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发展电子政务，提高服务和管理水平”。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健全政府职责体系，完善公共服务体系，推行电子政务，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这些重要论述，明确了电子政务的发展至关重要，它是建设服务型政府的重要手段。政府信息化的推进要求建立精简的政府，减少中间管理层级，扩宽管理幅度，政府信息化要求建立一体化政府，打破部门界限，建立以“公众为中心”的事务性业务流程，使公众在与其打交道时，察觉不到不同政府部门之间界限的存在，并能在任何时间和地点得到完整、优质、高效的服务。张磊：《我国政府信息化建设研究》，载于《内蒙古科技与经济》2007年第4期。
大理州政府在贯彻国务院《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和省政府“行政问责四项制度”“行政问责四项制度”即云南省政府2008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首问责任制、限时办结制、服务承诺制和行政问责制。进程中，与中国电信云南大理分公司合作开通了“大理州政府信息直通车”。州政府秘书长李超介绍：“我州推出政府信息直通车是保障公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的要求，是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的客观要求，是转变执政方式、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是建立反腐倡廉长效机制的制度性要求。”
4.3.1 制度保障
1.问责制度
大理州政府要求县市行政机关、乡镇政府、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公共企事业单位都要开通114政府信息直通车，联络员成为“首问责任人”，实行每月两次的测评制度和每月一次的信息简报报送制度，加强全程监督力度，加大问责力度。
2.人才制度
在这一过程中，大理白族自治州着力提高公务员对信息化认识水平，加强政务信息化队伍建设，树立“信息观”、“网络观”，开展信息技术教育，培养熟练地运用现代设备和手段获取信息的能力，充分利用先进的信息整合平台进行现代化管理，为政府电子政务建立了优质的人才制度。信息“直通车”开设热线电话、对外邮箱、意见建议箱，直通服务的关键在于相关政务联络员与114接线员的工作，大理白族自治州各级行政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和公共企事业单位确立了分管领导和具体联络员，组建起1300多名“政府信息直通车”联络员队伍。联络员实行AB角制，凡遇到局里研究制定政策法规的相关会议，都必须全程参与，并及时掌握、细致解读政策要点，以保证在电话解答中做到准确到位、高效快捷。同时聘请30名青年志愿者担任监督员，与团州委合作。另一方面，中国电信大理分公司的67名接线员在进行查询转接的同时，还肩负着对政府各级、各部门联络员进行不定期拨测监督的职责。当通过拨测或群众反映发现有联络员电话接不通、不在岗或敷衍、推诿的情况时，接线员都会第一时间反馈给大理白族自治州法制局及时进行处理。彭彬、杨阳：《大理114直通政府信息整合资源创新政务互动》，载于《通信信息报》2009年3月25日。
3.监督制度
加强网络信息安全和保密，健全信息公开、隐私保护、网络安全的电子政务监督，做到技术和管理并重，重视信息安全应急处理工作，建立和落实信息安全管理责任制。同时，州政府法制局和聘请的30名青年志愿者担任政府信息直通车监督员，强化服务监督，为政府信息直通车提供了监督机制。
4.3.2 创新方式，扩大参与面
在这一过程中，大理州政府不断创新方式，扩大服务外延，多管齐下，加大社会的关注和参与度。一方面，通过编印《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信息直通车工作手册》，公开全州各级各部门政府信息工作机构、联络员名单和联系方式，收录《大理白族自治州政府信息直通车实施办法（试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大理白族自治州行政机关为民服务规范》，在《大理白族自治州实施四项制度工作综合简报》中编发“政府信息直通车”特辑，在《大理日报》相关栏目编发“政府信息直通车简讯”，并在公共场所、公交车等地方张贴宣传标语，在乡镇集日免费发放彩色海报、年历画等途径，加大宣传力度；另一方面，搭建云南日报、云南电视台、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等多家媒体新闻平台，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直通车”的“知名度”。
政府信息直通车疏通了政府与民众的沟通渠道，实现上情下达、下情上呈。政府部门通过加大利用各种媒介宣传、报道政府信息化建设的重要性，使公众认识到政府信息化的潜在利益影响，积极主动参与到政府信息化建设中来，建立良好的互动。正如罗伯特·罗茨所说，“任何一个行动者，不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都没有解决复杂多样、不断变动的问题所需的所有知识和信息；没有一个行动者有足够的能力有效地利用所需的工具；没有一个行动者有充分的行动潜力单独地主导一个特定的政府管理模式。”罗伯特·罗茨：《新的治理》，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2~93页。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以信息技术为主导的政府管理创新，通过资源整合，方便、高效、快捷地搭建了政府与人民沟通的桥梁，形成“群众反馈—解决处理—反馈意见”循环模式，提高为人民服务的水平和质量，促进政府职能从单纯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把“阳光政府”、“责任政府”落到实处。
大理州政府信息直通车开展以来，成效显著。从2008年6月5日开通至今，已为来自大理白族自治州12县市、昆明、长沙、成都等全国50多个地区的群众有效地提供了9.8万多次的转接服务，114客户服务中心主任刘丽日前告诉记者，“过去，我们人均接一个电话14秒，现在人均接一个电话达36秒。”彭彬、杨阳：《大理114直通政府信息整合资源创新政务互动》，载于《通信信息报》2009年3月25日。
4.4
2008年昆明新政——硬手段打造软环境2008年1月28日，昆明市委九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仇和提出了领导干部在任何时候，工作电话、移动电话、家庭电话“三通必有一通”，并要在媒体上公布所有市级领导及各部门领导的政务分工和联系电话，让市民随时可以与他们联系。2月14日，仇和在昆明市经济社会发展软环境建设动员会上提出：“各县（市）区、各部门‘一把手’，要在新闻媒体上公开亮相，做出公开承诺……”昆明市启动了媒体报道官员问责机制，昆明市52个单位的“一把手”都已通过昆明电视台等媒体向社会作出公开服务承诺。昆明市副市长、公安局局长杜敏在昆明电视台公开向全社会做出服务承诺：“我郑重做出以下服务承诺，保证做到，请广大干部群众、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予以监督，承诺不能兑现，我将负主要责任，甘愿接受组织的问责处理。”王晓斌、储皖中：《“仇和新政”70天》，法制网（www。legaldaily。com。cn），2008年3月2日。2月20日下午，在昆明市招商引资与开发区发展专题讲座上，坐在第一排的呈贡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在会上因打瞌睡而被昆明市委书记仇和当众点名批评。事发两天后，呈贡县召开县纪委会议，×××被要求辞去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此事还向全县干部通报。昆明官场被震撼了，一位市里的局级干部感慨万分：“压力大啊，‘人人自危’哪！”殷红：《昆明官员称：“仇和对老百姓好，对官员苛刻”》，《中国青年报》2008年2月27日。仇和新政拉开帷幕。为打造软环境，昆明市使出“硬手段”，展开一系列雷厉风行的制度改革：推行“五办”（立即办、主动办、上门办、跟踪办、公开办）作风和“一线工作法”，实施“工作结果倒逼法”，建立最严厉的问责制度、最严格的限时办结制、最严肃的服务承诺制，完善各类公开办事制度。
为使软环境建设有章可循，昆明市结合实际制定下发《昆明市领导问责办法》、《昆明市首问首办责任制规定》等10多项制度，初步构建起软环境建设的制度体系。3月1日《昆明市领导干部问责办法》等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全市各级机关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工作职责，造成不良影响和后果的，将依照《办法》问责。问责程序分为启动、调查、决定、执行、申诉、复议复查6个阶段，问责主体根据领导的指示和批示，上级的通报，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出的议案、提案、建议、批评、意见，以及新闻媒体的报道等，及时研究启动问责。王晓斌、储皖中：《“仇和新政”70天》，法制网（www。legaldaily。com。cn），2008年3月2日。“一线工作法”全面展开，领导干部置身一线，靠前指挥，努力做到决策在一线落实，问题在一线解决，创新在一线体现，成效在一线检验。实行“工作成果倒逼法”：目标倒逼进度、时间倒逼程序、社会倒逼部门、下级倒逼上级、督察倒逼落实。实行“五办”：对基层、企业、群众亟待解决的问题“立即办”；对老大难问题“主动办”；对带普遍性的问题“上门办”；对一时难以解决的问题“跟踪办”；对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的问题“公开办”。问责对象包括对办事人置之不理，推诿扯皮；不一次性告知办事人办事程序、要求及所需材料；该办不办或有意刁难、设置障碍，责任意识淡薄、工作效率低下、服务质量差；不热情、不接待、不引办、不解释、不提供便利条件，致使办事人员来回奔波，造成不良影响及其他损害办事人合法权益的行为，问责范围不断扩大。王晓斌、储皖中：《“仇和新政”70天》，法制网（www。legaldaily。com。cn），2008年3月2日。12月27日与行政问责制相联系的全国第一条行政效能监督广播热线“昆明零距离”正式开通，对行政效能低下、整改措施不力的单位领导和责任人进行问责。为避免软环境建设流于形式，昆明市组建12个督导组，对全市132个单位进行督查，同时建立237个软环境监测点。对破坏软环境的行为，实行问责制，2008年干部问责制启动至2009年一季度，全市共有367人被问责，其中县处级干部49人。王雪飞、和光亚：《硬手段打造软环境“三个一”树起新形象——昆明干部作风大转变行政效能大提升》，载于《云南日报》2009年5月15日。
在打造软环境基础上，昆明市2009年又开展“行政效能提升年”和“干部作风转变年”活动。通过大刀阔斧精简行政审批项目、压缩行政审批时限，昆明的行政效能得到很大提升，市级行政审批项目从506项减至96项，审批时限压缩至规定时限的1/3以下，昆明成为全国省会城市中行政审批项目最少、审批时限最短的城市。王雪飞、和光亚：《硬手段打造软环境“三个一”树起新形象——昆明干部作风大转变行政效能大提升》，载于《云南日报》2009年5月15日。昆明市的机关作风建设得到极大加强。
我国政府从全能型向公共服务型转变，在构建责任政府中必然要建立干部问责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提出了依法实行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明确要求，这是贯彻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基本方略的具体体现，是建设法治政府和责任政府的重要途径，是加强对权力行使监督制约、促进党风廉政建设的迫切需要，是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重大举措。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人财物管理使用、关键岗位的监督，健全质询、问责、经济责任审计、引咎辞职、罢免等制度。”完善干部问责制，第一要明确干部责任权限。干部的越位、错位、缺位是责任不明晰所导致的。因此，要培养良好的行政问责文化，增强领导干部对责任的认识，充分理解权力和责任、服务是统一的，积极地履行责任，废除“对上不对下”、“位高权重责任轻”的官场潜规则，由传统的“官本位”思想向“民本位”思想转变，重视公众的意见，实践“以人为本”的政府施政理念，真真正正实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第二要加大干部责任追究力度，把干部责任制度化。一方面是形成责任约束力，使干部责任有章可循，实现制度管权、管人、管事、管社会；另一方面是便于量化干部责任。第三要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有学者这样评价：“非政府组织对公共部门的监督，其中一种确保政府及其人员公共责任的力量就是媒体。”可见，在信息化逐渐成熟的今天，媒体具有很强的监督力度，在充分发挥媒体监督作用的同时要保障媒体有法可依、有法必依。第四要增强公民参与干部问责的能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在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举报权的前提下，倡导公民参与干部问责，鼓励他们把信息反馈给政府，以便政府能及时掌握，从而共同推动干部责任透明化。第五要完善引咎辞职。从“非典”到卫生部部长和北京市市长的引咎辞职，开始了追究政府高官的政治和道德责任追究。干部引咎辞职将风险机制引入政坛，有助于激发干部工作的效率。应从不断提高领导干部的责任心、道德意识，培养并增强干部的羞耻意识等方面来实现干部引咎辞职制度化。
4.5
新疆“乌昌一体化”探索乌鲁木齐作为新疆的省会城市，是全疆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中心，拥有人才和项目，却缺乏土地；昌吉回族自治州从东、西、北三个方向环拥着乌鲁木齐市，土地广袤，但没有人才、资金等优势。“两地在发展过程中各自为政，片面追求自身利益，相互之间争资源、争投资、争税源等问题时有发生，区域内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现象也十分严重。”“乌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矛盾和未来发展的实际需求，都对乌昌经济融合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任宗哲、宫欣旺：《组织化：区域地方政府协调发展的一种路径——以乌昌经济一体化与西咸经济一体化为例》，载于《公共行政》2008年第6期。为了实现两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解决制约问题，实现要素重新组合，强强联合，更好更协调地发展，2004年12月，自治区党委、政府决定在不涉及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行政区划的前提下成立乌昌党委，从创新政府管理体制等方面来实现政府间的合作，加快推进乌昌经济一体化。
4.5.1 加强政府合作，构筑统一的市场体系
统一、开放的市场是府际合作的重要基石。因此，开展府际合作需要破除地方的行政垄断，建立公正、统一、竞争的市场秩序，实现信息、资本、人才的互动。在乌昌经济一体化战略实施中，乌昌两地着力打破区域分割，构筑统一市场体系。其重要措施是：“凡在乌鲁木齐市、昌吉回族自治州注册的施工企业、房地产开发企业、工程监理公司、勘察设计、工程招标代理机构，在乌鲁木齐、昌吉回族自治州地区从事工程建设活动享受同等政策待遇，取消跨区限制，实现市场完全公开，自由进入，公平竞争。凡出现违法、违规问题的，实行统一管理。”陈贵军、李宁艳：《乌昌地区加速公交一体化构筑统一市场体系》，载于《乌鲁木齐晚报》2005年8月25日。该举措旨在按照市场统一的基本原则，加快建设统一的市场服务体系和政策体系，构筑乌昌地区统一的建筑、房地产、市政公用和建材市场体系。这对促进乌昌地区融合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在我们这样一个政府主导型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通过政府进行市场化的制度创新，才能打破传统体制的制度均衡，从而推动区域经济朝一体化的方向发展。陈剩勇、马斌：《区域政府合作：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路径选择》，载于《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1期。
4.5.2 实现“复合行政”
复合行政理论是基于尊重现有的行政区划的情况下，在发挥市场资源配置优势基础上，适应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需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为跨行政区公共服务的实现，提供一种政府体制创新的新思路。王健等：《“复合行政”的提出——解决当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与行政区划冲突的新思路》，载于《中国行政管理》2004年第3期。用新的理念来指导工作，强化对话协商，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建立政府为主导、其他部门参与的协调合作、互惠共赢机制。孟德尔提出一个组织间网路（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的概念，来代替传统的层级节制体系。孟氏认为组织间网路的执行，是发生在一个交互依赖的组织体，而非存在于任何单一的组织内；发展、维护和重新设计组织间网路的努力，通常也有助于成功的政策执行。Mandel，l Myrna P。1988，Intergovernmental Management in Interorganizational Networks：A Revised Perspective，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A dm in istration，11（4）：393-417.
新疆“乌昌一体化”探索和实践较好地诠释了复合行政理论。乌昌党委统一制定两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研究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问题，在政府财政投资项目建设方面实行统一规划、统一管理，依据“财政统一、市场统一、规划统一”的“三统一”原则，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编制了统一的乌昌财政规划和建设规划。乌昌党委的成立，为乌昌一体化的联合发展消除了体制壁垒。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乌鲁木齐市委书记杨刚担任书记，昌吉回族自治区州党委书记、乌鲁木齐市市长、昌吉回族自治州州长担任副书记，并专设了一个秘书处，按正县级配备了政策、规划、计划、财政、组织5个工作组，负责政策研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建设、财经工作和组织工作。秦旭东：《乌昌党委导演“乌鲁木齐——昌吉”一体化》，载于《21世纪经济报道》2005年10月8日。
4.5.3 建立健全统一的政策体制环境
两地政府合作要共同制定并遵循规则，在户籍、税收、交通、医疗、教育、就业等领域实现“两区域一政策”。其内容可包括信息公开与披露制度；开放共同市场，促进人才交流；统一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统一整治和保护环境；建立协调与管理制度，在教育、文化、卫生等方面加强行政联合；在招商引资、人才流动、土地批租、外贸出口、技术开发等方面，营造无特别差异的政策环境等等。
2005年1月10日，乌昌党委召开第一次会议并通过《乌昌党委机构设置和主要职责方案》。同年，乌鲁木齐市、米泉市、昌吉市三城市电信固定电话、小灵通按统一的市话收费标准，成立了乌昌财政局。2006年，米泉市和东山区实现了组织、财政、市场、规划的完全统一。2007年1月，乌昌地区实行同电同价，7月1日乌昌财政新体制正式启动运行，乌昌财政正式合二为一，8月1日，乌鲁木齐市米东区正式挂牌成立，撤销原来的米泉市和东山区。目前，乌昌经济一体化已经开始向“乌昌一体化”迈进。任宗哲、宫欣旺：《组织化：区域地方政府协调发展的一种路径——以乌昌经济一体化与西咸经济一体化为例》，载于《公共行政》2008年第6期。2007年9月12日，国务院通过《关于进一步促进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将“乌昌经济一体化”提升为“乌昌一体化”。2009年1月7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努尔·白克力在自治区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天山北坡经济带要加快体制机制创新，主动承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转移，构建新型工业化发展高地，发挥龙头作用，增强辐射带动力。加速乌昌一体化进程，抓好国家级出口加工区、开发区和工业园区建设。高峰：《乌昌一体化：造就新疆经济发展“火车头”》，载于《科学时报》2009年4月20日。
乌昌一体化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两地经济迅猛发展，这和乌昌党委的统一领导、两地间政府的机制创新与良性合作是分不开的。汪伟全认为，府际管理的兴起将打破传统政府管理的区域和层级观念，有助于由传统的较为权威、封闭和狭隘的旧地方主义，转为强调权力或资源相互依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新地方主义。汪伟全：《府际管理的兴起及其内容》，载于《中共天津市委党校学报》2005第3期。
4.6
兰州“治庸风暴”——“一把手”上电视兰州2004年官场发生了一场大地震，撂倒一群官员，副市长、市委秘书长落马，随后前任市长被批捕，市委书记亦被免职。如何凝聚人心，振奋精神？深思熟虑后，2004年12月10日，市委书记陈宝生在上任刚满10天的全市人才工作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要在兰州搞一个“治庸计划”，向官员的平庸行为开刀。
2005年5月8日，兰州市委审议通过了《中共兰州市委关于整治干部平庸行为的计划》，治庸计划正式启动。明确提出要对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中的平庸行为进行整治，力争在一两年内建立起干部优胜劣汰、奖勤罚懒、竞争激励和责任追究四种机制，形成干部“想干事、能干事、会干事、干成事”的氛围。并将平庸分为了不作为即有能力但不干；乱作为即有能力干这个事，有制度，有规范，各方面都有要求，但他随心所欲，根据他自己的需要去干事；不会作为即没这个能力，站在那个位置上给他什么事他也干不了三类情况，共18种行为。对每种行为，它的具体表现以及处理方式，都做出了明文规定。同时，文件还划定了治庸的范围：全市党委、政府、人大、政协以及公检法等部门悉数在列，几乎涵盖了全部的职能部门。治庸计划包括发现问题、核实情况；研究决定、给予处理；如有不服者可以申请复议等程序，在30天之内把这个决定送达本人。从兰州“治庸计划”可以看到，政府管理创新在不断细化。
4.6.1 创新“治庸”手段，完善监督机制
失去监督的权力是危险的，失去监督的权力容易导致腐败。朱定兰：《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高干部素质是关键》，载于《贵阳市委党校学报》2004年第6期。“一把手上电视”栏目把干部推到群众的面前，通过面对面或者热线方式回答群众的投诉和反映，由群众来监督干部。媒体作为政府与公众沟通的桥梁，政府与媒体合作，一方面有利于疏通表达渠道，群众能及时了解到政府信息，把信息反馈给政府，增强政府的透明度；另一方面能使“庸官”“人人自危”，并及时给予曝光，有助于增强干部的紧迫感、责任感，激发干部学习的动力，营造“人人自省、人人负责”的良好氛围。政府、群众、媒体三者的良性互动，为“治庸”建立了重要的信息机制，同时也为府民关系的和谐打下基础。
2005年5月13日，在兰州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市委书记陈宝生首次提出开办“一把手上电视”的设想；此后经过讨论，5月25日，兰州市委办公厅、市政府办公厅联合下发文件，兰州电视台2005年6月开办《“一把手”上电视》栏目，6月17日，陈宝生第一个带头走进了演播厅，市属各部门的一把手也都悉数到场，节目正式开播。在不断地改进之后，节目改版为“一把手”现场接受投诉，现场解决问题，记者进行跟踪报道。在拍摄过程中，要求一把手不能用外交辞令，如“无可奉告，我不知道”等含糊的词语；能现场解决的问题现场解决；如果现场没法解决的，需要给群众一个承诺，并建立联系方式，及时反馈；如果接到不合理的诉求，不能当场拒绝，而是向群众解释清楚为什么不能解决。兰州市“治庸”计划实施两年来有180多名平庸干部被降职和撤职。兰州市党政干部“人人自危”，办事效率得到很大的提高。
完善监督机制才能从本质上“治庸”。兰州电视台副台长汪小平认为，“‘一把手上电视’活动是兰州市‘治庸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就是利用媒体的舆论监督力量，推动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孙春龙：《兰州推行治理庸官计划一把手上电视接受监督》，人民网（www。people。com。cn），2006年1月26日。“一把手”上电视，接受公众的监督，为实现政府透明化、政府官员更好地为民众服务谱写了成功的一曲。
4.6.2 加强干部作风建设
2009年3月13日，在兰州市纪委十一届四次全会上，省委常委、兰州市委书记陆武成痛斥了兰州一些诸如“上班打扑克、下象棋，企业来办事却拖沓不办，甚至有些事一办就是两三年”等干部作风拖沓的问题。陆武成表示，为了抑制这种不良风气，兰州市即将出台《兰州市机关干部作风建设问责暂行办法》等相关办法，对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胡作为的干部进行问责。作为“治庸计划”的延续，“问责风暴”将从促进干部作风的改进、机关作风的转变、工作作风的提高、服务意识的增强方面入手，从而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实实在在为百姓谋福利。
刘兴旺先生在他的《可以平凡不能平庸》一书中专门有“政府词典拒绝平庸，提高效能先治庸”一章，提出了很好的观点：我们大部分干部是普通的干部，人民的公仆，我们是在平凡的岗位上做着平凡的事，甚至有很多都是极为琐碎的工作。但是人民给了你权力，不论大小，都不应做个庸官。
4.7
陕西省安康市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的做法国有资产是国家依法取得和认定的以各种不同形态存在的属于国家所有的资产，或者是国家通过以各种形式对企业投资和投资收益等形式取得的资产。根据理论界对国有资产的研究，按其所在领域的不同划分为经营性资产和非经营性资产。蔡文春、郝新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探讨》，载于《价值工程》2006年第6期。非经营性资产是指不投入生产经营过程而由行政事业单位、党派和社会团体等为完成国家行政任务和开展业务或社会活动所占有、使用的资产，具有不直接参与生产经营活动、不具有资产增值性的特点，要求保障资产安全与完整、得到合理有效使用，以保证占用的单位、机构履行职责并措施良好的社会效益。
行政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是政府履行其职能的物质基础，同时也是政府满足公共需要，提供公共产品的重要手段，在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否使行政单位的国有资产“合理、节约、有效”的使用，不仅关系到资产的合理配置和财政资金的有效利用，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和各项事业的正常进行，关系到能否建立一个高效、廉价的政府机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关于“建立健全国有金融资产、非经营性资产和自然资源资产等的监管体制，防止国有资产流失”的要求，2006年5月，财政部制定出台了《行政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规范了行政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在公共财政理论的指导下，大力推行了财政体制改革，实行了部门预算制度、国库集中支付制度、政府采购制度、“收支两条线管理”制度、财政收支情况“必审”审计制度。这些管理办法和改革措施的实行，为进一步加强对行政单位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监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近年来，各级政府、财政部门、主管部门和行政单位在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方面做了大量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
陕西省安康市把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称为“政府的最后一块蛋糕”。《管好“政府的最后一块蛋糕”——陕西省安康市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载于《中国财经报》2005年8月16日。安康全市国有资产总量67亿元，其中：全市行政事业单位占有使用的非经营性国有资产为47亿元，占全市国有资产总量的70%。为了切实管好、用好这笔巨额的资产，在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与支持下，安康市财政局确立了改革、规范、盘活、提效的工作思路，对非经营性资产的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和创新。《管好“政府的最后一块蛋糕”——陕西省安康市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实践与探索》，载于《中国财经报》2005年8月16日。
（1）改革完善管理体制，明确管理主体。2003年7月，安康市政府正式发文成立安康市非经营性国有资产管理局，创立了“政府—国产部门—使用单位”三层管理模式，形成了“权责明确，管理科学，规范运作”的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新体制。
（2）建立资产占用编制制度和资产购置预算制度。市国产部门每年根据各行政事业单位人员编制和工作需要，核定其资产占用质量和数量的编制定额，按编制核定其当前资产购置及更新改造的预算方案，报经政府同意后执行。
（3）资产处置坚持公开透明。国产局切实把好资产评估关和公开处置关，按照公开、公正、公平的原则，委托拍卖机构采用市场方式，公开竞价拍卖，达到国有产权交易效益最大化的目的，杜绝了单位“小金库”的滋生蔓延。
（4）集中资产管理。把各种形式的国有资产收入全部纳入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收入专户管理，专项用于建设相对集中的办公区域，提高机关公务人员收入水平。2004年12月，安康市充分利用政府大院现有地产合理规划建设安康市政府行政中心，两年后将在市级单位全面推行集中办公。
经过不断的创新，安康市积极盘活国有资产，加大国有资产处置的力度，资产配置趋于合理；办公条件得以改善，促进了集中办公；资产收益管理得到加强，有效遏制了资产随意处置现象，把国有资产效益最大化落到实处，为构建效益政府提供了保障。效益政府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建立廉价政府，但是廉价政府不等于效益政府。廉价政府只有建立在健全的政府职能和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的基础上，使得社会效益最大的时候才是效益政府。俞可平等著：《政府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4~175页。
§§第5章 西部大开发与廉洁行政、高效行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