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宣传、外交等活动外，文化交流，包括教育交流项目和人员交流也是美国进行心理战的一种主要方式。美国通过这种方式向来到美国的学生、教师、专业人员等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而这些人回国后再去影响其周围的人，以此美国也可以达到心理战的目的。
1954年7月，艾森豪威尔给国会提交一份报告，要求国会批准拨款500万美元进行“国际事务中出现的不同寻常的事件”，即扩展文化交流和国际商品交易会。艾森豪威尔认为“立即采取行动来展示我们的自由企业制度之下的产品和文化观念的优越性”是很重要的。国会立即同意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建立了一个总统特殊紧急情况基金，以资助私人企业参与商品交易会，并资助戏剧、音乐和艺术团体在国外巡回演出。1955年又重新拨款，1956年国际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易会法案通过，该法案授权政府永久地资助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易会活动。
事实上，美国的私人资金会、非营利性基金会、宗教团体，以及一些大型公司很多年来一直在资助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易会。但是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当纳粹法西斯开始影响拉丁美洲的时候，政府才开始涉足此项活动。冷战开始以后，美国通过了富布赖特和施密斯—蒙德特法案以支持教育和文化交流，但是这些活动却与政府的宣传活动分隔开来。及至1953年，政府的宣传部门——美国新闻署成立之后，国务院仍然继续支配文化交流事务。很显然，紧急基金是为说服其他国家的民众接受美国的目的而服务，文化交流和商品交易会则是美国的一个长期计划，目的是在国外为美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政策创造一个有利的氛围。
在国会批准紧急基金之后不久，艾森豪威尔便提出了一个“人民对人民”的计划。这个计划鼓励普通美国民众、非政府组织，以及私人企业都参与其中，为美国的公共关系而服务。在“每一个人都是外交家”这样的思想指导下，大批平民参与到了文化交流活动中，慷慨地招待外国来的游客，为在国外的团体收集书籍和杂志，与国外城市结成姐妹城市等等，以促进国外民众对于普通美国民众的好感。这样的活动使美国一举两得：一方面可以进行国际宣传，另一方面则可以进行国内动员，使普通民众也可以参与到冷战当中。
紧急基金和人民对人民计划事实上都反映了美国的担心，即担心共产主义可能会通过和平外交和文化渗透而征服世界。苏联集团与外界交流的主要途径就是人员交流，文化团体的巡回演出，以及参与国际性的商品交易会。在斯大林时期，苏联很少参加商品交易会，但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参加商品交易会的次数逐渐增多。1954年，苏联在26个国家参加了60次商品交易会；到了1955年，便增加到参加了45个国家举行的170次商品交易会；其文化交流活动也日渐增加，在1953到1955年之间，苏联文化团体的出行增加了两倍。此外，苏联的文化政策也日渐宽松，苏联开始允许知识分子和作家们比较自由地发表观点，允许更多外国人入境旅游。从1953年4月开始，苏联允许美国人进入苏联境内旅游，结果大批运动员、艺术家、学生、教授、记者，甚至国会议员都得到了进入苏联的签证。
但是，苏联的这些举措没有被美国的分析家们认为是苏联在寻求和平的表现，相反，他们认为这是苏联在进行一个更大的“文化攻势”，以此向世人展示苏联文化的丰富，从而贬低美国的消费文化。美国担心，苏联的宣传会损害美国在国外的领导地位。如一份美国新闻署文件所言，许多外国人认为“美国文化贫瘠”，“美国人尤其是一个纯粹由机械、技术和物质主义文明造成的喜欢小器械的民族”，因此美国新闻署认为有效的文化项目将会消除国外对于美国的世界领导地位的不信任。
艾森豪威尔本人对于文化交流项目的作用也情有独钟。他本人曾多次强调对文化项目很感兴趣，在给他的兄弟埃德加·艾森豪威尔的信中他写道，世人对于美国了解得很少，因此很有必要纠正人们对于美国的文化标准和艺术品位的一些误解。他写道，“欧洲人被告知，我们是一个崇尚物质主义的民族，我们只依靠高尔夫球、足球、赛马，尤其是残忍的拳击比赛来消遣。我们的成功只被描述在汽车行业，而不是任何文化著作方面。”而且，欧洲人认为“精神和文化价值观”在这个国家几乎不存在。他埋怨道，在有些地区，美国被认为是好武的、大国沙文主义的。因此很有必要纠正这些错误的印象，向世人证明与美国结盟才是进步所在。
基于这种考虑，艾森豪威尔要求建立紧急基金，紧急基金由美国新闻署和行动协调委员会管理。行动协调委员会建立了两个工作小组来监督文化项目和商品交易会的进行。这两个小组负责组织、协调以及选择“能够加强世界对于美国的艺术和文化欣赏的理解”的项目。与艾森豪威尔的想法一致，行动协调委员会的指导方针也强调了私人、文化组织，以及非政府组织进行最大限度的合作。
紧急基金主要是在“自由世界”进行活动。行动协调委员会确定商品交易会和文化项目的重要性，并且与举办国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趋势”相联系，那些最有可能“受到共产主义渗透”的国家和地区是最主要的考虑，因此最初西欧便是美国考虑的一个重点，因为当时美国正寻求在西方军事条约框架内重新武装德国。但是后来，随着美国意识到欧洲已经接受了美国的高雅文化，便逐渐将重点转向了发展中国家和地区。
自从战争结束以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就已经参与到各种商品交易会中，而美国则一直置身其外。1954年，艾森豪威尔意识到，美国给人留下的印象是忙于准备战争而难得参加这样的盛事以展示和平所带来的成就。于是，艾森豪威尔决定改变这一点。他要求从紧急基金中拨款225万美元来进行商品交易会。贸易部、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都参与到商品交易会的计划工作当中，并制定了两个基本的目标：其一，商品交易会要宣传的主题是美国大部分的工业产品都是自由企业制度的结果；其二，商品交易会还要强调贸易是一个双边事务。为了指导商品交易会，贸易部聘请了大批建筑师和设计人员。
尽管商品交易会一直是促进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手段，但是在冷战氛围下，其又被赋予了特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意义。对于美苏来说，商品交易会是它们展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体制的产品的舞台，是展示各自体制的优越性的最佳机会。虽然参与的美国私人公司和组织也许只关心是否可以扩大其出口产品市场，但是政府却更关心如何利用这些商品交易会来“出售”美国的文化成就。美国的宣传家们相信，苏联“利用这些商品交易会作为传播和宣传的手段，并且使用一种苏联生活创造的奇迹来打动观众的方式”，因此美国也必须利用这些商品交易会来宣传美国。
自然而然，这些商品交易会上展示的消费品所表现出的物质繁荣便被认为是“美国式的”价值观和理想。这些宣传家们并不用刻意去宣传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而是侧重于宣传美国人的高生活水平直接来自于资本主义经济、民主的政治体制以及美国的文化传统。正如行动协调委员会的文件所总结的那样，美国的这些商品交易会“不是纯粹的商品交易会”，而是具有“文化展览”的性质。
苏联的宣传中将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们描述成是向剥削他们的资本家出卖自己的劳动，于是美国举办的商品交易会的目的之一便是向西欧展示，所有的美国人都可以享受自由企业制度所带来的好处。这些交易会通常都是围绕文化主题进行的，如“为人类服务的工业”等，目的是展示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商品、高生活水平以及愉快的工作环境。另一个主题通常是“人民资本主义”，描述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可以为所有的人带来福利，包括工厂主和工人。其他的主题包括“自由的果实”、“和平、自由和进步”等等，这些主题将资本主义和民主联系起来，以便表明是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法律传统才使美国式的资本主义欣欣向荣。总体来说，宣传这些主题的目的就是要让世界各国正面地看待美国的生活方式，以便驳斥苏联和反美宣传。据美国新闻署的报告所称，美国的大多数商品交易会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电影、录音以及工作模式等展览成功地将人群从苏联的“看起来像博物馆或仓库似的没有激情的展览”中吸引过来。
例如在意大利米兰的一次交易会主题为“美国的主街”，其中展示了美国的家庭、学校、农场、医院等的模型。在巴黎，美国还用幼儿园的孩子们进行了一场玩具展览，展示孩子们每日是如何享用这些玩具的。类似的展览还包括用真实的演员在房屋模型里表演普通美国人在家里是如何生活的，以便展示美国的生活水平可以使普通人也享受到舒适、闲暇和文化造诣。此外美国还利用电视和电影展来展示美国文化生活的丰富及其科技的发达。
1954年5月份在巴黎举行的商品交易会中，美国的主题为“美国人在家里”，每日吸引多达7万人参观。其展示的是一个房屋的模型，从开着的窗户外面，参观者可以看到“家庭主妇”正在厨房里准备饭菜，厨房里布置着现代家电，如冰箱、垃圾处理器、洗碗机、搅拌机以及其他器具。而这家的“男主人”要么在车库擦车，要么在阳台上烤牛排。在儿童室里，孩子们正在专心致志地玩着各种各样的玩具，完全忘记了周围的参观者。
1954年9月份在维也纳举行的商品交易会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向参观者们展示美国人是如何生活的，美国的富足生活是什么样子。
出了展示美国的富足之外，美国的商品交易会还总是针对当地的问题而设计。例如在意大利，美国的商品交易会则展示了一小块杂交玉米地，在这块地上展示农机产品以迎合意大利农民对于农业技术的浓厚兴趣。在交易会上还有一头牛的模型，向参观者展示美国农民如何提高牛奶的产量。
针对西班牙因为柑橘类产品包装差、个头小而引起的出口困难等问题，在西班牙举行的商品交易会中，美国则展示了一个柑橘包装工厂，这个工厂自动地清洗柑橘、给柑橘上蜡并且按照大小排列柑橘，这样便可以保持果汁并且减少损失。另外一个交易会则为西班牙人和美国人都提供了一个新市场：在这里向西班牙人展示如何榨出橘子汁，并将橘子汁进行浓缩以及冷冻。这对于欧洲人来说是闻所未闻的。
在柏林举行的交易会上，美国的两家工会，制衣工人联合工会和国际女装工人联盟向德国人展示美国工人是如何工作的，以便对抗苏联的宣传中将美国工人刻画成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奴隶的说法。交易会上展出的照片展示了工会的医疗中心、营地、俱乐部等，而文字性的材料则介绍了工人们的工资水平、养老计划以及仲裁程序等。这次交易会吸引了大批东柏林民众参观。针对东柏林衣物昂贵的问题，这次交易会还展示了一个美国家庭冬天的衣物：包括母亲、父亲和两个孩子的衣物。而全家人整个冬天穿的外套的价钱只是一个美国木匠三个星期的工资。对于东柏林民众来说，这无疑最好地表现了自由企业制度的优越性。
在每一次商品交易会上，其核心部分通常是一个由六人组成的贸易委员会，其成员一半来自贸易部，一半来自工业部门，这些人回答参观者们提出的关于如何购买美国产品以及如何向美国出口的问题，并且向人们展示自由企业制度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是如何运行的。
除了这些商品交易会之外，美国又进行了一些文化展览，目的是向西欧展示美国高雅文化的成熟和精美。美国派出了大批杰出的音乐家、戏剧家、画家等等，向西欧的精英阶层传达一种观点：高生活水平并不代表低艺术水准，美国人并不是“生活在文化的荒漠上，只有机械、小腊肠和原子弹”。
因此，正如行动协调委员会的一份报告所指示的那样，文化项目应该“通过清楚地表明美国对于和平、人类的福利以及精神价值的追求来反驳苏联的宣传”，政府部门应该与私人团体通力合作，大力支持艺术家们在总统紧急基金项目的资助下走出国门。政府向艺术家们提供旅费，保证他们不会受到损失，但是所有的这些项目都必须有私人组织的资助。政府的基金主要用于艺术家们去政府认为应该优先进行宣传的地区。行动协调委员会选拔优秀艺术家们去国外演出，这些艺术家必须 “以他们的表演技艺的优越性而著名，他们的声誉对于美国的宣传具有价值”，因为“将不太有才能的艺术家派出国外会影响这个项目所产生的良好效果”。在这个原则的指导下，大批的交响乐团、歌剧家、戏剧家、舞蹈家，音乐家及运动员们被派到西欧和其他地区，为美国的心理战服务。
美国新闻署对于那些会对美国的生活产生不利观点的流行文化持谨慎态度。由于西欧民众普遍厌恶摇滚乐，因此美国新闻署认为摇滚乐应该逐渐地加入到海外交流文化项目当中。此外，美国新闻署还与美国电影界密切合作，目的是“减少商业片在海外对美国造成的不利影响，增加其有利影响”。美国新闻署力图与“更负责任的制片人和制作组织”保持“微妙的高度保密”的关系，以便“对电影工业的所有方面施加影响”。
到了1956年，爵士乐也被包括到文化项目中，因为政府官员们意识到爵士乐是美国独有的文化资源，而且具有巨大的宣传价值，他们认为国外观众对爵士乐感兴趣就是对美国感兴趣。而爵士乐也不负众望，在国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吸引了大批年轻人。行动协调委员会评论道，“很显然这种表演类型可以取得最好的效果，它不但受到全世界的欢迎，而且还吸引了学习古典音乐的学生以及爱好高雅音乐的人士，使他们认识到这是一种深刻地影响了整个音乐界的并且完全属于美国的表现形式。”
为了反击苏联宣传中对美国黑人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的负面报道，在这些艺术家中还包括大量的黑人。一个由70多位黑人艺术家们表演的民间戏剧Porgy and Bess， 在西欧、中东和拉丁美洲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国外对于美国黑人的人权状况有了新的理解。美国新闻署给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报告中写道，“这些黑人的艺术成就是活生生的证明，向国外观众表明在美国的民主体制下黑人取得的巨大成就”。
这些文化活动和商品交易会为美国新闻署的公开宣传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驻西欧的美国新闻处的记者招待会、专题报道、无线电广播、电视节目以及电影都大量利用这些活动来向西欧传达美国的文化价值，“刻画美国文明的各个方面，我们在教育中传达的民主价值、我们进行创造性地表达的自由。美国人追求自我发展的机会，而不需要考虑社会、种族或者宗教等因素”。美国新闻署制作了大量的宣传册和海报等宣传美国在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并且为那些具有影响力的人士提供旅费，让他们出现在西欧的大学生、劳动阶层以及其他群体面前，目的是“既增加这些项目可能接触到的潜在的受众，又尽可能广泛地传播这些项目的意义”。
美国新闻处还在西欧利用举行“文化周”的机会进一步宣传美国文化。这些文化周内容包括美国的音乐、广播节目、出版物等等，都着重宣传美国人的文化价值。美国文化处还制作了一些有关美国文化活动的纪录片，如《穿越美国的交响乐》，其中讲述了美国民众对于交响乐的兴趣，以及政府对一些小社区的交响乐队的资助。其他纪录片还包括《海伦·凯勒的故事》、《一个城市的肖像》等，介绍了人们对于绘画的兴趣。
在这里值得指出的是，尽管政府利用这些在国外演出的艺术家们进行心理战活动，但是对于这些艺术家们来说，他们并不认为自己是政府的宣传工具，相反，他们的目的是要将自己的艺术才华展现给观众。
在日内瓦峰会之后，美国新闻署又着重进行民间的对外文化交流。早在1948年，杜鲁门政府就成了私人合作处（Office of Private Cooperation， IOC），目的是与对此有兴趣又有能力的私人机构合作，如商业、工业、慈善以及非营利性组织，以便促进国外对于美国的理解。私人合作处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和旧金山等地都有分处，经常举行一些如捐助书籍和杂志，向国外邮寄印刷的小册子之类的活动。1957年的一份报告这样形容私人合作处：
“美国新闻署的这个非常小的分支取得了非常巨大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在补充正式的政府海外新闻和文化项目方面，它成功获得了私人企业和个人、自治机构、教育机构、工会、公民团体等的支持。它的成就很多、很广而且鼓舞人心。尽管其预算有限，但是却进行了广泛的、由私人资助的合作，将事实带到国外，让国外民众更好地理解美国。”
到了1957年，私人合作处几乎完全投入到人民对人民项目中，到了1960年，私人合作处的职员增加了一倍，其预算也相应增加了一倍多。此外负责各种项目的委员会也建立起来，进行多层次全方位的对外交流活动。艾森豪威尔在一封信中说道，“如果我们的意识形态要取胜的话，必须得到成千上万的各种独立的私人团体和机构的支持，需要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积极地投入到与外国的人民对人民的交流中。”而这些是“每一个美国人——男人、女人、孩子，都可以做到的事情，可以使海外人民了解我们的和平目标和我们对别人的权利的尊重”。为了击败共产主义，美国必须发动全面的冷战，“在某种意义上，如果要获得成功，我们必须利用所有战时的力量、资源和广泛的参与来获得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