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人们已经达成共识，认为“冷战是美苏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集团之间以军事实力为后盾，意识形态为主要武器，争夺地缘优势的斗争。它既是美苏争夺全球利益和世界影响的斗争，也是美苏遏制和反遏制斗争所形成的两国关系和整个战后国际关系的一种状态”。
正如艾森豪威尔本人曾多次声明的一样，冷战是一场精神的、意识形态的竞争，而不仅仅是军事的或者经济的竞争。在一次演讲中，他说道，“这是一场正在世界上进行的伟大的意识形态斗争，而不仅仅是经济理论、政府形式，或是军事力量的竞争。”艾森豪威尔认为，“人类和政府的两个伟大的哲学家正在竞争世界人民的友谊、忠诚和支持”，一方通过法制的政府寻求“人类的目标”，表现出“一种宗教信仰，即人是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自由的个体的能量是进步的最大动力”，而另一方“由法令来治理”，其行动由一种意识形态来决定，这种意识形态“忽视人是一种精神动物的信仰，将建立各方面都很强大的政府作为进步的主要动力”。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冷战事实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之战，我们也不难理解意识形态是国家政治因素中对大众传播媒介影响最大、最明显的内容，大众传媒常常介入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渗透着无数意识形态内容。在国家之间，强势国家经常通过制定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心理战，以大众传媒为媒介，以此来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
“意识形态”恐怕是最难解释的词之一。政治家、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对意识形态给出了许多定义。最初法国哲学家德斯蒂·特拉西用这个词来命名一门新的学科，这门学科旨在“用经验来检验观念，舍弃检验后证明不合格的观念，以达到清理知识的目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1846年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用“意识形态”来指称那些无法摆脱自己社会环境影响的人们（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错误观念。从此，意识形态这一术语逐渐流行开来。它的涵义也开始侧重于同社会历史存在相联系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现象。进入20世纪后，由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苏联等一大批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长达近半个世纪的东西冷战冲突，意识形态成了使用最为频繁的概念之一。应当指出的是政治家所谈论的意识形态总是带有某种政治上的意图和宣传的目的，而学者们则更倾向于以学理的角度去研究它。
在现在汉语词典中，意识形态的定义是“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人对于世界和社会的有系统的看法和见解，哲学、政治、艺术、宗教、道德等是它的具体表现。意识形态是上层建筑的组成部分，在阶级社会里具有阶级性，也叫观念形态。”而《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于意识形态的定义是：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这两种对于意识形态的解释比较简短、抽象，使人难以理解冷战和心理战中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和作用。下面两种对于意识形态的归纳则比较全面地解释了意识形态的内涵。
萨姆纳（C.Summner） 曾归纳出意识形态的十种定义：1.指基于虚假意识的信仰体系，虚假意识的根源在于阶级利益。2. 指基于乌托邦幻想而形成的思想体系，乌托邦幻想的根源在于个人旨趣。3. 指根据事物的表象而形成的错误观念。4.指任何系统化、体系化、标准化、制度化思想体系。5. 指基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而形成的思想意识。6. 指排斥理论探寻而一味追求实用性的不科学的信念。7.指人们在其无意识中幻想出来的与现实世界的种种关系。8. 指思想领域中的各种阶级斗争活动。9.指具有政治意味和政治效果的社会实践活动。10.指一切独特的社会实践活动，个人凭此生存于社会整体之中，并切身感受自己与整体之间的关系和社会的“真实”状况。这十种定义全面总结了意识形态的内涵，其中意识形态是一种信仰体系，根源在于阶级利益；意识形态是基于特定的生产方式和经济结构而形成的思想意识；意识形态指思想领域中的各种阶级斗争活动；意识形态指具有政治意味和政治效果的社会实践活动，这些解释已经比较切近我们对于冷战中的意识形态的理解。
在《意识形态引论》中，伊戈尔顿将自特拉西以来人们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归纳为六种：其一，意识形态主要指一定社会群体的观念或信仰；其二，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的信仰和价值；其三，意识形态是一个集团从其他集团谋取利益的合法工具；其四，意识形态是用强权统治人民的方法；其五，意识形态是维护统治阶级谎言的工具；其六，意识形态是社会产生的虚假或欺骗的信仰。这六种解释主要从政治角度解释了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将伊戈尔顿和萨姆纳的解释结合在一起，我们便会比较清楚地理解意识形态的内涵和作用。
从以上的定义可以看出很显然意识形态在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从广义上说，意识形态与其他文化现象一样属于社会上层建筑领域，并且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它形成于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是人们对于世界和社会的系统的见解和看法。哲学、宗教、道德、价值观、人生观等，都属于意识形态的具体表现形式。在阶级社会里，任何意识形态都带有一定的阶级性，并且服务于一定的阶级。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在于它影响人、塑造人、并且决定着人的所作所为。意识形态，尤其是归属于一国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主要的作用之一就是要维护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维护本国的国家政权和本国的社会制度。正因为如此，“各国的统治阶级无不有意识地、经常性地大力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甚至为此而想尽一切办法。”
与其他上层建筑不同的是，意识形态宣称自己代表唯一的真理，并且以历史的终结者自居。意识形态必须表明对政治和社会的总体看法和态度，即它们是什么样和应该是什么样；意识形态必须表明各种政治和社会模式之间的优劣选择，而这种选择必须是唯一的，任何别的选择都是错误的。因此它具有很强的情感性，是一种系统化了的思想观念，从表面上看它具有“科学”的形式，但它自我宣示为终极真理，在引导人们思想行动的过程中往往诉诸情感和道德的力量，既有极强的煽动性，甚至还能让一部分人为之献身。因此意识形态的双重性是显而易见的：一方面，人们需要用它来为历史和现实作注解，从而确定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意识形态又是一副“有色眼镜”，它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在逻辑上的自证性及信仰上的自我优越性，都不可避免地会滋生成见。因此不难解释为什么冷战中美苏意识形态的差异会造成双方的分歧和敌对，使双方都不遗余力地去维护自己的意识形态，贬低对方的意识形态，并且将冷战称之为“意识形态之战”。
意识形态与外交的关系复杂而微妙。通常认为，外交是内政的延伸，是为国家利益服务的，因此，外交政策决定于国家利益而非意识形态，在外交政策中，意识形态相对于国家利益而言是次要的。但是在现实中，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往往是通过意识形态来判定国家利益，哪些事情符合国家利益，哪些不符合国家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对这个问题会有不同的解答，从而也会发展出不同的政策。归根结底，意识形态制约着外交行为主体看待这个世界的方式，制约着他们如何理解本国与他国的关系，因而也制约着他们如何去面对和处理外交事务中的种种问题。“意识形态很重要，因为它们构成一个框架，政策制定者在这个框架内处理特定的问题，公众也在这个框架里去理解这些问题。”因此作为一国内政的延续，各国外交在一定程度上都不可能不带有意识形态的色彩。
因此意识形态是影响外交政策的诸多因素之一，在外交政策的制定过程中起着一种微妙而特殊的作用。从意识形态的作用与外交政策的机制着眼，这种关系至少存在着以下两个层面：第一，意识形态对于外交政策的指导性功能。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认识体系、信仰体系和价值体系提供了个人认知外部世界的机制。意识形态好比一面透镜，个人通过这面透镜来观察外部世界，外部世界的信息通过透镜的过滤和折射进入个人的意义框架得以被个人所认知。换言之，人们通过意识形态提供的模版和意义框架来感知、认识、理解和判断外部世界，外部世界只有在意识形态框架内才有意义。具体到外交政策领域，意识形态决定了政治精英们看待国际事务的方式，界定了什么是国家利益和实现国家利益的手段，而正是在这些判断的基础上形成了制定外交政策的基本依据。当然，受意识形态左右的除了决策者外，也包括普通民众。公众的看法有时候与决策者并不完全一致，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往往乐于利用意识形态的社会整合功能来赢得公众对其外交政策的支持。第二，意识形态对外交政策的合法化功能，即意识形态为外交提供合理性解释和正当性支撑。它包括以下两层含义：其一，意识形态自觉的合法化功能，即意识形态本身主动地对外交政策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不是说意识形态可以不通过任何中介就能自动对外交政策发生这种作用，而是指外交政策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和具体展开，意识形态是人们选择不同行动路线的判断标准，一个国家为什么要采取这种而不是那种外交政策，其相应的意识形态能够根据国家的地位和礼仪之所系，作出一种合乎情理的最佳诠释。其二，意识形态被动的合法化功能，即意识形态被有意识地用来为外交政策辩护。一个国家不愿让别的国家知道自己的真实政策意图，就利用意识形态进行伪装，借以迷惑对手和表明自己的立场符合争议。由于意识形态能够在道德和法律上包装对外政策，外交政策制定者就自然倾向于借助意识形态使对外政策显得合理和正当，但这并不等于说意识形态纯粹是为外交政策做宣传的附加部分。事实上，意识形态是外交政策制定过程中重要的内在因素。
美国是世界上外交政策受到意识形态强大影响的国家之一。冷战开始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以核武器为中心，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相互对峙的冷战格局。正如国际政治学家约翰·伯顿所言，“在世界主要分水岭的两边，都表现出某种传教士的狂热。两种意识形态都为双方宣传的使命提供了理论基础，并且相互攻击信奉不同意识形态的对方的意图。”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美国凭借着在二战当中形成的绝对威信，对一些欧洲和亚洲国家进行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控制；而在东方阵营中，苏联则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做法，将苏联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和民族。
自从杜鲁门主义发表以来，美国官方和私下里都认为这场冷战是善与恶之间的较量，是为了维护一种生活方式而进行的斗争，美国官方保密文件中充满了这样的字眼。这种斗争包括许多方面：知识的、思想的、精神的、艺术的、文化的，形象的以及情感的等各方面的斗争。
1952年9月，艾森豪威尔还未上任前，心理战略委员会成立了一个小组来制定一项“国家心理战略计划”，以期削弱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并且提升“美国和西方的精神和哲学”的吸引力。1953年行动协调委员会（OCB）取代了心理战略委员会以后，其最初的几项工作就包括批准心理战略委员会的“意识形态战计划”，并且任命了一个“意识形态工作小组”来指导该计划的执行。该计划的指导原则是“冷战在很大程度上是两种异源的意识形态的竞争，是极权的共产主义者和美国以及自由世界的竞争”。因此，该计划的目的是“使美国的表现和自由世界的立场在这场冲突中更加有效”，或者如另外一份文件所表述的那样，找到“一种可以更加具有进攻性的意识形态武器”。换句话说，该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战胜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宣扬与之相反的自由的意识形态。这表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对于意识形态的重视程度和对苏联的意识形态的担心，同时也表明美国并不像一些历史学家所认为的那样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而且行动协调委员会的意识形态计划正好印证了黛博拉·拉森（Deborah Larson ）的结论：“美国对自己的安全需求采取了一种广义的概念，要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整个世界。”由于此项计划比较敏感，许多相关文件至今仍未解密。但是在这个计划之下，美国新闻署、中央情报局和其他政府部门以自由的名义采取了一系列秘密措施，主要涉及思想领域的战争，目标人群是欧洲的知识分子和社会精英，试图在这些人当中用自由思想来取代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在这个计划下，美国出版和发表了大量批评共产主义理论和实践、赞同美国及其民主盟国的原则、价值观和行动的书籍和文章。书籍、出版物以及各种各样的教育交流项目都是意识形态计划的主要手段，并且利用知识分子、出版商以及宗教领袖们来支持这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行动协调委员会利用书籍为自己的目的服务，鼓励作家们写作宣扬美国的意识形态及生活方式的书籍，或者批评共产主义的书籍，鼓励出版商向海外低价出售这些书籍，并且向国外图书馆捐赠大量此类书籍。中情局也积极参与其中，资助出版了许多反共书籍。因为正如一位中情局人员所说，“书籍与其他的宣传手段不同，主要在于一本书就可以有效地改变一个读者的态度和行为，这是其他手段所不可比拟的，因此书籍是战略宣传最重要的武器。”
在准备这项计划的时候，美国的心理战略家们将意识形态战和普通的宣传区分开来，尽管二者都被认为是“心理行动”的组成部分，但是意识形态战与普通宣传相比侧重的是不同的群体，采用的是不同的交流原则。普通的宣传目的是要影响普通民众和群体即时的行为，而这些人态度的改变反过来可以影响领导人和决策者。而意识形态战并不直接影响普通民众的行为或流行的信念，其主要目标人群是知识分子、中产阶级中受过教育的人、以及领导阶层，其主要针对的是“有影响力的少数人的思维过程”。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有影响力的少数人态度的改变并不像是对于个人的影响，但是对于领导人物和决策者的态度和思维过程却有强大的影响”。因此，这些目标人群主要包括学生、教师、科学家、大学教授、作家、记者和其他能够影响大众观点的人。
此外，意识形态战与宣传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是“有计划地利用目标人群”。宣传假定情感的反应可以刺激群体产生行为，但是意识形态战却主要是通过间接的、以辩明事理和微妙的建议的方式。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战不试图让人相信什么，表面上它制定并表现一些材料，这些材料会刺激受众的思想，以便发展和创造这些材料本身隐含的想法。”心理战略委员会认为，意识形态战通过“在有影响力的人士头脑中注入新的事实和额外的知识，以便他们对已经接受的意识形态产生不满，从而想要发展和计划与他们新发现的事实相一致的修正过的概念。”因此，意识形态战通过鼓励精英人群将信息传递给其他民众而起作用，它通过影响“能够接近公众观点及公众权威的人士，影响他们，再使他们将自己的观点传播给他人”，因此意识形态战需要通过时间的消逝慢慢地达到其预期目标。
意识形态战计划呼吁要鼓励“拒绝共产主义的极权主义”，这很显然是美国宣传的一个主题，但是它又指出，“对共产主义或其他极权主义思想体系的反对，如果仅仅是出于对共产主义的恐惧，不足以保证积极地支持自由世界的原则；对于自由世界的原则的优越性的坚定信念是非常重要的。”行动协调委员会强调要“鉴别和发展自由世界的积极的美德，而不是反复诉说共产主义的罪恶”，因此，意识形态战需要“形成自由世界的观点，与构成自由世界的文化、经济和社会形势保持一致”。
行动协调委员会的行动计划提纲要求加强“对构成自由社会特色的基本原则的支持”，将“美国的生活方式”等同于自由理念，但是同时也强调，美国的意识形态主要依赖一种抽象的、对于民主的自由和个人权利的忠诚，这些抽象的概念，尤其是自由的概念是此计划的重点。要使目标人群相信，只有在一个自由的社会中，他们的渴望才能得到最好的实现，而共产主义会威胁或是毁灭他们的渴望。
尽管意识形态战与宣传有所不同，但是其并没有偏离美国的心理战略，美国新闻署的大多数海外机构都支持意识形态战的计划，对于它们来说，这个计划只是美国很多年来一直进行的一部分冷战行动的一个新阶段。意识形态战计划没有制定新的行动，但是却提供了一种机制，可以有效地将意识形态的主题融入与目标人群有关的许多官方和私人活动中。在此计划框架下，公开的和隐蔽的方式都被用来刺激出版和发表符合意识形态战目标的书籍和文章。通过私人出版商、非营利性基金会和教育机构等的努力，市场上充斥着意识形态方面的著作。此外还利用各种渠道直接将意识形态方面的材料送给目标人群，如通过个人之间的接触、教育交流项目、大学的图书馆等等。尽管美国新闻署是唯一公开承认参与此计划的机构，但是许多行政部门都在行动协调委员会的协调之下间接参与到此计划当中。因为此计划很灵活，可以给予各个机构和美国新闻署的海外机构足够的灵活性来制定行之有效的计划。
人们经常用“国家利益”来分析和判断国家安全，而国家安全政策的目的就是为国家利益服务，保卫国家利益。在国际政治中，国家利益可能会由于人的行为而受到威胁、损害，得到保护，或被改变。个体的行为和集体的行为都可以影响国家利益，无论这种行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积极的行为如一个人的演讲或一个国家向另外一个国家宣战，消极的行为如人的信仰、态度、观点、思想、感情等。
人们习惯于认为国际政治是国家的行为，不容置疑，国家的公开行为确实是最重要的可以看见的行为。但是，国家是个体的集合，而且是无数类型的集合中的一个。在西方国家，国家是人们的同一和忠诚的最终焦点。在世界其他地方，家庭的、部落的、民族的、宗派的同一也许比对国家的忠诚更为重要。即使在要求公民忠诚的西方国家里，还有许多团体影响着其成员的态度、观点及行为。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上，存在着无数思想流派，不同的文化价值观和历史经历，因此，国家的、团体的、个体的利益各不相同。而这些不同的利益相互作用，影响着国家的利益。为了保卫国家利益，政府部门作出各项决策，授权不同的行动，而这些决策和行动往往会以某种方式影响到其他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团体的、个体的利益都取决于别的国家的、团体的、个体的行为。因此，在国家层面上影响别国行为的能力非常重要。
当意识形态造成各国的对立时，各国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想尽办法让尽可能多的国家接受本国的意识形态。即使不能够立即实现这一外交目标，也至少应该让更多的国家保持中立状态，以防止其加入敌对势力所在的阵营，从而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输出本国意识形态的主要手段有：一是利用宗教直接进行意识形态宣传；二是利用人员往来作为意识形态的载体；三是利用各种文化交流和大众传播媒介推广本国的意识形态，直接进行思想渗透和文化渗透。而这三种手段无一不与心理战相关，或者是心理战的主要内容。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冷战这场争夺心灵与思想的战争当中，意识形态是冷战双方产生敌对的基础，并自始至终渗透心理战的各个方面，并最终为国家安全目标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