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力 平自20世纪初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以来，5万余件门类繁多、内容丰富的文书流散世界各地，一门涉及考古、历史、民族、宗教、文学、艺术的综合性学科——敦煌学逐渐形成。近年来，随着敦煌学不断发展，研究领域和学术影响不断扩大，国内多所综合性大学在本科文理生中开设了敦煌学专题讲座，受到青年学生的欢迎。为使我校学生及时了解敦煌学这一学术新领域，普及敦煌学基础知识，提高理科学生的人文素养，笔者也从2003—2004学年度开始，在本科生中首次开设了E类课（文理公选）“敦煌学”，课程内容主要包括敦煌的地理及历史沿革，敦煌文献与中国古代历史文学研究，敦煌文献与宗教研究，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史概述以及敦煌写本的初级研究方法等。
就目前的学科划分来看，敦煌学从属于历史学的二级学科——文献学，笔者虽从事中古文献研究多年，但为本科生开设此种课程尚属首次。那么如何才能上好这门课呢？我觉得从教学对象和学科本身的特点入手应该是关键所在。为此，我在设计、准备这门课时，在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尝试。
首先，从教学对象的特点出发，编写适宜的教材。选修E类课的本科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理科生，而受目前的教育体制的制约，这些同学一般在高中一、二年级就已不再学习文史类科目，因此与文科同学相比，人文学科的基础显然薄弱一些，在理解和接受“敦煌学”这样相对专门的内容方面，自然存在着一定的难度。但这部分同学大多对历史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求知欲很强，因此，只要教学内容和方法能适合他们的知识结构，并能生动有趣地讲授有关知识，他们接受和理解“敦煌学”应该是不成问题的。当然这里的关键，还在于教材的编写。
目前国内流行的几种“敦煌学”教材，有的是由著名敦煌学专家撰写的，内容丰富，学术含量高，适用于硕士研究生以上的教学对象，对本科生特别是理科生而言，显然过于艰深。还有一类教材，在内容和选材方面，则停留在一般的知识性的介绍层面，也显不足。为此，笔者参考姜亮夫《敦煌学概论》、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等敦煌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自己动手编写了近20万字的教材。教材注重基础知识的系统化，在讲授“敦煌学”的基本概念、关照学科知识体系的同时，还照顾理工科学生的知识结构，循序渐进，适时、适度地补充中国古代历史文化方面的基本知识。例如在介绍敦煌历史变迁时，对隋朝的强盛、隋王室佛教信仰的家庭和社会背景都有所补充，以利于学生理解何以隋代敦煌开窟造像的数量激增，丝绸之路何以发展为南北中三条并格外繁荣。鉴于敦煌学所具有的文献价值与文物价值相统一、石窟艺术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等特点，我从课程体系和内容的需要出发，花费大量时间，悉心搜集、拍摄了数百张有关敦煌学的照片，并用这些照片和文书原件做成多媒体课件，包括“探险家”、“四大官方收藏”、“敦煌历史变迁”、“敦煌社会史资料”、“敦煌宗教文献（佛、道、摩尼教、景教、祆教）”、“敦煌文学”、“石窟艺术”等部分。从汉长城、莫高窟等西北文物文化遗存到异彩纷呈的塑像、壁画，生动有趣、视觉效果鲜明的照片，不仅使学生有身临其境之感，还有利于一些有难度的专业问题的讲解。例如中国古代书籍的卷帙制度较为复杂，仅凭口头讲授不易明了，而斯坦因当年拍摄的一幅从藏经洞刚刚搬出的成捆的写卷包裹的照片，布包裹上即清晰地带有表示佛经卷次的字样。这幅照片既使得什么叫“卷帙”及“经帙”迎刃而解，又对了解藏经洞文书的来源问题极有帮助。又如在“敦煌石窟艺术”一章，我放映了大量的石窟建筑、塑像和壁画的照片，使学生直观地感受石窟形制由来自印度的“支提（塔庙）”形式逐渐中国化，直至发展为宫殿化的殿堂式；各个时期塑像和壁画的不同风格；“飞天”形象之有古代印度与希腊犍陀罗艺术以及中原文化羽人元素混杂其中等发展演变过程。这些具体生动的细节，图片的效果都是口头演讲所无法替代的。
其实，对大学学习来说，无论是文科生还是理科生，他们从课程中既应该学到知识，还应该学习研究问题的思路和方法。也就是说，知识的普及与研究方法的传授同样重要。而敦煌学的特点是写本多，文书残卷多，但残卷中保存了重要的文史资料，如果不结合写卷讲解，这门课将是空洞抽象的，学生们很难对敦煌文书留下深刻的印象。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对残卷的分析研究，特别是结合史传文献中的相关史实来讲解，才能使学生更好地领悟什么是研究方法，特别是“二重证据法”。出于这个考虑，我在讲授中，总是具体分析某一敦煌写卷，注意研究方法的传授，如给同学讲解罗振玉如何考证P·2507号唐开元《水部式》残卷的过程，使学生了解为敦煌写本定名的方法。又如在介绍S·11287《论事敕书》时，我先给学生看文书原件，再逐字讲解，并结合汉唐以来中央政治制度的沿革与特点，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各自的职能与文书所体现的“画敕”制度的实施过程相联系，让学生理解唐代中央政权行政管理制度是严密的，高效率的，皇权、中书省权力与地方行政权力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此外，敦煌是汉唐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四大文明——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文明的汇流地。而佛教自汉代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实现了中国化，这个问题既是中国史上重大问题，更是敦煌学中的重大问题——敦煌作为佛教圣地长达千年，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文书90%是佛教文献。因此，讲授佛教问题和文献自然是课程的重头戏。为使学生了解敦煌佛教文献中为何会有大量的“疑伪经”存在这一问题，我特别将印度原始佛典在“孝亲”、家庭观念、夫妻关系上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和固有的伦理道德相比较，使学生看到两者大相抵牾之处，使他们理解了一部分佛经在翻译过程中被某些译者逐渐改造，使之带有了中国儒家伦理思想的色彩，使同学对佛典是如何中国化的问题有了基本的理解。
由于笔者多年来一直关注中古时代的家族研究，在古代士族家学家礼方面有一定的研究积累，因此在敦煌学教学中，我结合自己的专长，尽可能将学习内容展开，引向深入。例如在讲授数量较多的书仪类文书时，我从汉末豪门到儒门的转化，再到世家大族家风、家礼的形成，说到南北朝以来世家大族为炫耀自己的儒雅家风形成了独特的“书翰仪体”，并受到社会的普遍重视，再讲到世家大族对士庶社会的深刻影响，以及社会心理认同问题。并介绍了不仅唐以后流行的《吉凶书仪》许多内容取自汉唐名门望族的“家人之礼”，士族书仪的影响还远及古代日本。这样，通过书仪的讲授，就把历史上影响深远的世家大族文化的传播过程较为清晰地描述出来，为学生认识古代文化传统提供了新的视角。
众所周知，敦煌学中文学文献也占有相当分量。其中流传于民间的敦煌歌辞，时代早于传世的《花间集》、《尊前集》，为研究词的起源、形式及内容，提供了宝贵的材料。如《云谣集》和敦煌曲子词，作者几乎来自社会各个阶层，所反映的内容和思想对社会思想史研究有很高价值，更提供了从汉赋到宋词中间文学形式演变的一个样式，正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词集·叙录》中所说：敦煌歌辞类作品，“有边客游子之呻吟，忠臣义士之壮语，隐君子之怡情悦志，少年学子之热望与失望，以及佛子之赞颂，医生之歌诀……其善者，足以抗衡飞卿（温庭筠），比肩端己（韦庄）”。因敦煌歌辞深富文学价值，法国敦煌学家戴密微和日本学者都曾翻译过其中重要的作品，足见其在海外也颇具影响。而为培养学生的文学兴趣和人文素质，我特意增加了敦煌文学的教学分量，重点讲解敦煌歌辞，并结合具体内容与同学探讨晚唐社会的思想和风尚，注意挖掘这类作品的社会价值。此外，敦煌发现的《全唐诗》外佚诗、韦庄的《秦妇吟》，是唐诗中少见的长篇，它用高度凝练的语言，生动的艺术表现手法，通过战乱中“秦妇”的回忆，讲述了她所经历的离乱漂泊，表现出贵族阶层在农民起义打击下的强烈的丧失感、恐惧感。作者有鲜明的贵族阶级的政治立场，但对阶级对立和仇杀，对晚唐社会的黑暗和官军的暴行有很客观的描述。《秦妇吟》的写作风格很像白居易的《琵琶行》，仿佛一幅宏伟的历史画卷，是一部颇具艺术感染力的史诗，同时也是研究晚唐农民战争的重要素材，它提供了如黄巢占领长安后新政权的腐化与守城的艰苦，以及官军的烧杀抢掠给民众带来的苦难，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此，每次讲到《秦妇吟》，我都逐字逐句地领读、讲解，希望学生们能够深刻地认识这首长诗的史料价值和文献价值，并对古典诗词产生浓厚的兴趣和由衷的热爱。
百余年来，由于各国学者的努力，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性显学，拥有众多研究机构和数百种专刊，每年发表大量研究成果，“国际敦煌项目（IDP）”已在国际互联网上开通。有鉴于此，我在教学中注意敦煌学国际性这一特点，将最新的学术动态介绍给学生，让学生学会利用网络资源了解敦煌学的最新进展和保护技术，如北窟的发掘与利用等。
当代的大学教育强调启发学生的创造性，教师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曾经有学者提倡“SSR”教学模式，即从Study independenly（学习，独立地学习）到Seminar（课堂讨论的一种形式），再到Research（研究，探索）。这是一种三段式的循序渐进的互动的模式，值得借鉴。为此，组织必要的讨论，启发学生的探索精神无疑是重要的。我曾就“怎样看待藏经洞文物的流失”、“如何评价敦煌发现的社会生活史材料的价值”等问题引导学生讨论，大多数同学都谈到了对近代以来中国文化遗存被西方探险家攫取的痛切感受，内心充满对祖国的热爱。我还启发学生们比较敦煌社会生活材料与正史、笔记小说记载的差异，以明了敦煌的发现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并向他们介绍西方史学界的有关动态，如年鉴学派所强调的“整体史”（histoire globale）的思想，“日常生活史”研究的兴起，等等，以启发和开阔学生的视野。
总之，笔者开设E类课敦煌学三年来，不仅开拓了自己的学术视野，得到了锻炼，也受到了学生的欢迎。选课的人数远远超出了我的预想，还有一些同学不要学分旁听，其中有数学系的、物理系的，还有化学系的，还有几位同学在学期结束后专程去了敦煌。这对我自然是极大的鼓励和支持。教务处的抽样教学评估也反映了学生对本课的认可。我感觉到在他们的内心深处，有对祖国古代灿烂文明的向往和热爱，这让我感到“敦煌学”的教学是有意义的。当然，我的教学也还有很多不足，需要不断完善和改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