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次到延安来，参加省委召开的纪念《讲话》发表四十周年学习讨论会。延安地委、行署留我们在这儿跟大家见见面，谈一谈，多留一天我们觉得这是义不容辞。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一生是从延安开始的，我们的人生是从延安开始的，我们从事文学事业是从延安开始的，延安是我们的第二故乡，我们是在延安喝延河水、吃延安的小米成长起来的。说起喝延河水，那可真是喝延河水啦，那时没有自来水，也没有井，我们单位的厨房养一头毛驴，驮两个桶，每天从早到晚从山上下来用木勺舀水驮到山上来。所以说喝延河水长大这个话，不是文学语言，是真真实实的情况。
昨天晚上我问了一下曹谷溪同志，今天有哪些同志来，他给我讲了这么几部分：有各县业余文艺创作者，有文学爱好者，有延大的同学，还有各县一些管文化工作的领导。我想怎么讲呢？觉得不好讲，我想尽量地能照顾到各个方面，讲这么几个问题：
延安是出人才的地方，且不说党中央在延安的时候，出了那么多人才。单说文学艺术方面，现在在全国文艺界的骨干，基本上都是从延安出去的。那时这些人和在座的一样，都是二十啷当的小伙。我和老杜（鹏程）听《讲话》的时候都是二十刚出头，现在头发都白了。所以我说今后延安出的人才就在在座的里边。最近这些年，延安也是出了不少人才，光我们作协，就从延安调去了四位同志，一位是路遥，从延大毕业；李天芳原来就是延安创研室的女作家；写诗的晓雷是从延安歌舞团调去的；写诗的焦闻频也是从延安调去的。现在延安还是人才济济，文学方面就有曹谷溪、杨明春等同志，戏剧、歌舞方面就更有提的了：《兰花花》《三十里铺》等都先后在全国或省上得了奖。
延安，这个地方是有丰厚的文学艺术宝藏的，远的不说，就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以后，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北闹起革命来，革命的历史很长，革命的故事很多。后来党中央、毛主席在延安十三年，加上解放战争时期，再加上这么多年的建设时期，延安作为文学创作的土壤是非常肥沃的。文学是现实生活的反映，延安有这样丰富的文学创作宝藏，创作的原料，就是毛主席说的，有那么好的人民，那么延安的文学，延安的文艺，一定可以兴旺发达，涌现大批人才的。
历史上也是这样，就整个陕北来说，米脂出了个李自成，姚雪垠写李自成，写了陕北人民的斗争吧；延安还有张献忠呢，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也都是值得写的。延安是地灵人杰，是应该出人才的。
延安地区的文学艺术活动，在延安地委和延安行署的领导下，在全省也是名列前茅，也是搞得好的。《延河》编辑部常有人来组稿，一九七四年我还专门到延安来参加地区的改稿会，在延河饭店待了半个月。这里是省上文学活动的重要基地之一。领导重视，加上爱好文学工作的同志们的努力，一定会出更多的人才。为了我们的人才出得更快一些，应该解决些什么问题呢？
我只讲：第一点，我们应该正确地认识文学的社会作用，就是说正确地认识文学的社会效果，也就是加强我们搞文学工作的社会责任感。这个问题，是老生常谈，本来是很简单的事，但是这几年呢，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有时也变得复杂起来。究竟文学有什么作用。它在社会上占什么地位？前两年党中央提出过要文学艺术注意社会效果问题，问题提出以后，有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说法。
我想，我们要从事这个事业，那么在从事这个事业以前，首先该有个认识，认识这个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里，在整个革命事业里有什么作用。换句话说，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搞文学？我们搞文学的目的是什么？文学是社会生活、客观现实的反映，或者这么说，就是用语言的艺术，用语言做材料，用写文章的方法，来反映生活，推动生活前进。文学是社会生活中少不了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精神食粮，人们是不能没有它的。在工作之余，劳动之余，总是要看电影、电视、戏剧，要读小说的，好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吸引人的。最近一个时期，电台广播《杨家将》《隋唐演义》《说岳全传》，青少年简直就“疯”了，每天中午十一点半，院里的孩子们，一放学，不顾一切地骑上自行车，横冲直撞地跑回家，饭都不吃，先打开收音机再说，大人催吃饭，便把收音机摆在饭桌上，他宁愿饭都不吃，也要听。有时有些小说看得入了迷，饭也不吃，觉也不睡。我不知你们怎么样，我小时候，看起小说来，一晚上就那么看，在家里也好，在学校里也好，大人不让看，老师不让看，熄了灯打着电筒在被窝里看，老师查宿舍的时候，就用被子蒙起来继续看。这是一种精神娱乐和享受。有时一本书，这个还没看完，那个就抢去看，有时候一本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好小说，就排队等着看，队还排得很长。所以文学作品的第一个作用是可以满足人民的精神需求，给人以美的享受，也就是它有娱乐这样的作用。人们看文学作品是一种精神上的休息，是一种愉悦。它既然有这个作用，那么搞文艺创作的人，也就可以利用人们喜欢文艺，使他们认清社会生活，给人一种思想感情的教育和感染作用，这也是文学的认识作用。比如说，阶级压迫，这种现象很普遍，大家看着也很平常，而作家把它集中、概括起来，把它写成文艺作品，使群众看了以后，就可以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像《白毛女》这样的作品，旧社会地主压迫剥削贫农、佃农是普遍的现象，经过作家的提炼、概括，把它写成剧本，它就在革命斗争中起了很大的作用，教育人民懂得和认识了阶级压迫，人们就从思想上被鼓动起来了。这就是文学作品的第二个作用，认识作用。更多的作品就是通过潜移默化的作用，在不知不觉中受到一种感染，从政治方面、思想情操方面、道德品质方面，在精神世界各个方面给予影响，使你在不知不觉中受感染而改变原来的思想感情和道德品质。第三个呢？文学艺术作品有宣传鼓动作用，可以用它来宣传、来鼓动人们。过去，我们就是用文艺作品来进行宣传的，宣传要抗日，宣传要进行解放战争，宣传要打倒蒋介石，宣传社会主义，宣传马列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天安门诗歌对粉碎“四人帮”就起了那么大的鼓动作用。过去我们在延安时，也搞街头诗，枪杆诗，开展秧歌运动，对推动抗日，大生产，解放全中国，鼓动群众起来的作用是很大的，这个力量是不可忽视的。所以最近一个时期，中央领导同志讲，不要忘记了这样的教训，对外开放以后，各式各样资本主义腐朽文化对我们进行侵蚀。这就说明文学艺术有很大的鼓动作用。不可忘记，好的作品可以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利益，帮助革命发展。我们都有体会，像我们这一代人参加革命到延安来，当时我们的民族正处在危难关头，我们要抗日，要救亡，要寻找共产党到延安来走上革命，在我们能够懂得这一点中间，在认识上，除过当时社会上，我们民族的处境这个客观形势以外，文学作品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这个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我们走上革命道路，当年左翼革命文学作品对我们起了很大影响，使我们向往革命，向往共产党，向往朱德、毛泽东、刘志丹等老一辈革命英雄，所以追求革命，投奔来到延安。
再如，我们的解放军战士，舍身炸碉堡，用身体去堵敌人的枪眼等英雄行为，除党的各种教育和政治思想工作以外，文学作品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苏联小说《真正的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等等；后来，我们的文学作品《保卫延安》《红日》《红旗谱》《红岩》《林海雪原》等等，对战士、对青年一代的成长影响都是很大的。
再比如，解放战争时期演出《白毛女》《血泪仇》等文艺作品在战争中所起的作用，大家都知道的。那时我们是随军文工团。每一仗打完后，有成千上万的俘虏参加了解放军，休整两个礼拜就要上前线打仗，这中间都要安排文工团演出，一般是这样安排节目：先演《白毛女》，第二演《血泪仇》，第三演《刘胡兰》，第四演《战斗英雄刘四虎》。俘虏兵都是穷苦出身，被国民党拉了壮丁，看了《白毛女》，阶级觉悟一下子就提高了，就喊：“打倒黄世仁！”“为杨白劳喜儿报仇！”我们的战士有的竟拿起了枪，有次演出中间，战士竟把一块石头撇到了台上，要砸黄世仁。在延安的富县演出后，演杨白劳和喜儿的演员，群众争着管饭，而“黄世仁”“穆仁智”群众却不愿管饭，经做工作后，才吃上了饭。这就是好的文艺作品的影响和力量。坏的作品，也同样会给我们带来危害，像宣扬黄色淫秽、凶杀斗殴的一些东西，青少年的可塑性很强，接触了这些东西后，加上我们的教育工作再疏忽，他们就要学坏。我们从事了宣传教育工作，就要注重这方面的问题，也是我们的责任吧！既然要从事文艺工作，就要做个对党对人民事业有利的作家。我们正处在新的历史时期，迈开新的步伐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在这个时期，文艺工作者更应该起到积极的好的作用，使人民团结一致，振奋精神，提高思想境界、道德情操，提高人民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觉悟，在这个领域，文艺工作者应该作出贡献，有所作为。通过什么道路呢？主要就是通过写社会主义。我们的文学就是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就是要了解熟悉具有社会主义思想的新人，要塑造新人的形象，对广大人民进行教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文学是人民的事业、党的事业的一部分。在“文化大革命”前任陕西省委第二书记，此前曾任过宣传部长的赵守一同志，在我们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成立的会上，他讲：“因为人民需要文学，人民需要你们，因此，我们欢迎你们，支持你们……”今天同样因为人民需要，人民需要我们、需要文学，我们就要认清对社会的职责，不要写出对人民没有好处的作品，不要搞什么自我表现或者为了赚钱。要正确认识作家的社会责任，立志做一个人民的作家，革命的作家，党的作家。近几年，有些青年人，对党呀，团呀，革命呀，理想呀等等很淡漠，这些人不可能做真正的人民需要的作家。在我们这个时代，在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真正地要做一个好的、时代的作家，那就要争取做人民群众中的先进分子。要努力学习马列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学习中外古今的名著，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和艺术修养。
讲这些，算是个人的一点学习体会，占了大家的时间，谢谢。
1982年5月于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