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
今天就“文学与人学”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学习体会，仅供参考。
关于美学研究要注意对人学的研究，讨论人的问题、人性问题、人性的异化问题，以及人道主义问题等，对我们搞创作的同志来说，关系是很密切的。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创作中提出来的现实问题。大家在一起讨论讨论这个问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从理论上作正确的说明，对搞创作的同志是会有帮助的。在这方面，美学理论研究要结合实际，结合社会现实问题，要注意研究人。
搞创作就是观察人，研究人，熟悉人，写人。我们经常爱说：“文学是人学。”这话说了多少年了，现在还要这样说。但是，现在在文学界里，也有人提出另外一种看法，认为创作，甚至是小说创作也可以不写人。不要人物，不要情节，什么都不要。这种看法，大多数作家是不同意的。不写人，写什么呢？生活是人的生活，生活的主体是人。作家搞创作，要深入生活，就是要关心人的问题，观察人，熟悉人，研究人。搞创作，人，是离不开的，最终，总是要写人的。人的问题是创作，特别是小说创作中的最基本的问题，最中心的问题。
作家对人的态度问题，即使大多数人赞同“文学是人学”，还有一个如何对待人的问题。作家总是要写各种各样的人的，总是要表明对各种各样的人的态度的。对敌人怎么看？对朋友怎么看？对自己的人怎么看？对自己的人中的各种各样的人又应该怎么看？作者总是有态度的，没有态度是不可能的。如果说，写作品对人可以没有态度，所谓纯客观地去写，这是谁也办不到的。作家写各种各样的人都有态度。在创作中，作家对人的态度问题，过去，我们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过去的创作中，有的作家对社会的人、现实的人，有简单化、公式化的教训，结果使作品中的人物类型化、脸谱化。比如有些作品，把敌人一律写成了魔鬼；写共产党人，头上都有灵光。这不是从现实出发、从生活出发，而是从书本出发、从宣传出发造成的。现在怎么办呢？是不是要简简单单地反过来呀？比如写敌人，写地主、军阀、国民党军官（高级将领、高级特务，或是下级军官，连、排长之类），抛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撇开对人的思想行为、功过是非作历史的、社会的评判，而仅只从抽象的“人”出发，从“人性”出发，把他们一律写成观音啊？或者把他们的家属写成观音啊？现在写共产党员，特别是写党的领导干部、书记之类，是不是一写就是有问题的？就只能是当代英雄人物的反衬？是不是只能这样写作品才真实？才最有价值？才会不朽？我认为，这种简单“反过来”的做法并不是很可取的！还有对战争、对革命、对革命暴力的看法问题，都涉及到对人的基本态度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打破过去的教条主义的束缚，另一方面还要从实际生活出发，对各种各样的人要有一个基本分析、基本观察和研究，确立一个基本正确的态度。归根到底，是怎样认识人，怎样写人。结合实际，讨论和研究一下这些问题是有益处的。
我还是热切希望表现我们生活中的当代英雄。因为我国的社会主义进程，已经跨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表现我们的当代英雄，是现实给创作提出的迫切要求，要不要表现，怎样表现，也是关系到对人的态度问题。像雷锋、张海迪这样的人，像罗健夫、蒋筑英、朱伯儒这样的人，各条战线上新时期的创业者，就是我们人民的代表，是时代的典型，是很高的典型，是当代英雄。当代英雄出现在我们面前，就给我们创作提出了要求，要表现他们！我们正处在“振兴中华”的历史时代，我们这个时代是需要英雄的时代。无论是在社会领域还是在文艺领域里，嘲弄英雄的人终归是要遭到人们嘲弄的。就人物的艺术塑造来说，写英雄人物是最难的，是需要掌握最高超的艺术的，尤其需要作者自己具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因而，时代赋予我们的创作的任务是艰巨的和光荣的。
希望理论界的同志们对人的问题的研究取得丰硕成果，以促进创作的繁荣。为此，向理论界的同志表示敬意。
（该文是1983年5月20日在全国民族院校文艺理论研究会第四次学术年会上的发言摘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