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举杯邀明月》致作者
生泉同志：
您好！
昨天刚读完您的大作《举杯邀明月》，今日正打算给您写信，谈谈我读后的感想，恰巧又收到您的来信，真是再巧不过了。
从文稿和来信中知道并感觉得出，您写这部五万多字的中篇是花了很多心血的，是充满着感情的，如像您所说的是“含着眼泪写的”；也可以看出您是有所追求的。
首先是艺术风格上，您是不同于省内其他作家的，我说的是不同于颇有特色的“山药蛋派”的，您虽然在山西从事写作，却不能算做是“山药蛋派”，您是另有风格另有特色的。
“山药蛋派”可以说是地道的农民文学，是一种最讲质朴的现实主义文学，它特别注重人物性格的刻画，又特别追求农民的幽默感。它用农民的眼睛来看世界，看生活，看人生；用农民的语言来议论世事，议论人生，议论人。它有一个敦厚结实的体魄，风耗日晒的粗黑的面容。它像勤劳淳朴的农民一样，虽然从早到晚，一年到头都生活在大自然之中，却不大欣赏大自然之美，而只瞩目于社会的人情世故之中。而对于人，它也是通过行事行为和其行动来判断其人，却不耗费精力去对人作心理分析。因此，可以说，舍弃对人在其中活动的大自然的描摹和对人物哪怕最起码的心理分析，以其在讲述故事时避免带有感情色彩的抒情性叙述，则是“山药蛋派”在艺术风格上的另一方面的特色。
而您不同。您是像热爱人生一样热爱大自然的，您是非常留意在小说中描摹大自然之美的；您又是特别重视对人物进行心理描写的，您的这一部小说，如果不说是一部心理描写的小说，至少可以说是一部以心理描写为主要特点的小说；而您又是“含着眼泪”以抒情的笔触来讲述您的故事，并且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的。我赞成艺术风格的多样化，因此，我也很欣赏您的风格，赞赏您已经取得的成就，并切望您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达到更加炉火纯青的境界。
您的《举杯邀明月》所选取的题材，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河东地区富豪人家子弟、知识青年投身革命以及他们所经历的悲欢离合的故事。这恰恰写的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生活和斗争，因此，我读起来备感亲切，也因此而有权利对它发表一番议论。
您写的那些人物都是真实的，他们的事迹是很感人的，他们都是很高尚的。您写了一个富家子弟，知识青年康乐和他的年轻貌美的妻子雅琴生活得是多么美满，日本侵略军侵占了他们祖居的古城，康乐所参加的地下抗日组织遭到破坏，康乐不得不与新婚的妻子、音乐教师雅琴分别，由家人送到黄河渡口，渡河西去，奔向陕北。几年后，他曾因公化装回古城一次，不巧雅琴回娘家为父奔丧，两人不曾相遇，使雅琴惆怅万分。又几年，战争结束了，康乐转业回来，但他却成了一个残废人，而且是被敌人枪弹打掉了外生殖器官的残废人。这对他和雅琴来说，都是极大的悲痛。他们夫妇是一往情深地相爱着，但却不能过一般人那种夫妻生活，这种不幸是无法补救的。他们都还年轻，他们是理应享受大自然赐予人的幸福的。康乐是已经无此福分，也失掉这种机能和要求了，但雅琴还年轻美貌，热情健康。您的小说的主要篇幅是写康乐残废后回到家里，如何怀着痛苦而高尚的心情，一再劝雅琴改嫁，并且采取一系列行动逼迫雅琴改嫁。而雅琴又是如何坚贞不从，怀着深沉的爱和巨大的悲痛，瞒着家人求医找药，狠心破坏自己的性机能。直到康乐如何亲自搭桥牵线，让雅琴和铁城婚配，一直到康乐死后，雅琴和铁城双双到康乐灵前守灵和在墓前跪祭。
从您的来信得知，您写的是生活中实有的人和事。这故事、人物和主题都是很有分量的，是使人动情的，是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很好的中篇的。您现在所写的，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有不少的地方是颇为感人的。但如果要求得高一点，那么应该说，这部小说稿，还有一些不够成熟之处。如果您还愿意在花费了半年的心血之后，再花费几个月甚至半年的心血，努力修改一番，以期它在艺术上更加完美的话，我倒愿意为您提供如下一些浅见。
一、可信性第一。艺术性的根基是可信性。读者在读一部作品时，只有他相信书中的人物及其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真实可信的，他才可能产生思想情感上的共鸣。是故，中外艺术家从来都认为，对作家最重要的是读者的信任。第一是信任，第二是信任，第三还是信任。这种信任的基础是真实。第一是作品内容所反映的生活的真实。第二是在生活内容真实的基础上的艺术的真实。我这里想着重说说艺术的真实，艺术真实是指生活经过作家艺术加工后，表现在作品中的人物、故事及其一切，读者都信以为真，感到身临其境，即使是神话传说、科幻故事，读者在读它时也觉得它真实可信，仿佛自己也生活在其中，是故，猴哥才为人所喜爱，八戒也好像是我们身边常见的朋友。这就是艺术作品所要求的真实感，是作家用语言这种材料建造起来的真实感。
这种真实感和可信性来源于合理性。合理性就是作品中人物、故事、情节、动作、心理活动等等，一切细节都是合乎生活逻辑的，每一细节，每一细小动作都是可以得到合情合理的解释的，它从头到尾是连贯的，统一的，和谐的；它在不断发展变化，并一定要发展到突变，但这一切变化，又都必须在情理之中。是故，作家在为他的人物拉开大幕之后，他就没有多少自由了。他必须严格遵循他的人物所生活的时代环境、生活经历、思想性格、行动目的以及与环境的矛盾冲突等等诸种因素所造成和制约生活的逻辑，讲述他的故事，他的每一笔都要有来由，合情合理，不能自相矛盾，不能穿帮漏底，不能任意涂写不顾前后。总之，不能违反合理性这一艺术规律。
合理性又是怎么取得呢？合理性靠的是充足理由。在文学创作中，从艺术上讲，大至人物性格，生活事件，故事情节，小至一言一动的细枝末节，只要作者为其发生及其表现，提出充足理由，就能够获得合理性。为了使读者承认作品中的人物及其一切作为的发生都是合情合理的，作者就要向读者介绍人物的生活环境、家庭出身、文化教养、生活经历以及个性特征等等；为了使情节的发展取得合理性，就要在故事的进展中，前边处处为后边或明作铺垫，或暗下伏笔，或明作预言，或显示先兆，前呼后应，有启有承，以使作者提供的理由，显得更加充分，更加自然，更加可信。
在您的《举杯邀明月》一稿中，事件本身虽然是可信的，有生活依据的，但您在艺术表现上，这方面要求还不够严格，该讲述或描写到的还叙描得不够充分。比如说雅琴的琵琶，她的琵琶弹奏的兴趣是怎么来的？她的这一爱好是来源于家庭，还是学校？同她往昔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又比如雅琴和康乐都喜欢吟诵古典诗词，这是从何时何处接受的影响？又比如那时节，一般女知识青年，几乎都走出家庭，或到革命营垒去参加革命或到大后方去参加工作，为抗战出力，康乐既是地下共产党员，奔向陕北，而雅琴为什么又像丝毫没有受到当时的抗日和革命的影响，无所事事地闲待在家中？等等，这一切都要有充足的理由。说得明白一点，就是您要在作品的开头或开头的不远处，简明而精确地描述抗战初期，蒲州地区动荡的社会生活，抗日风云，沦陷后的惨状和艰难危险的处境。康乐与雅琴的家庭，他们和周围生活有着怎样的联系？研究您的书稿后，我推测康乐是个富商的子弟，他的哥嫂受过高等教育，他自己应该是从小就在古城某一私塾教师指导下接触过中国古典文化，先读诗云子曰、唐诗宋词，闲时也爱好琴棋书画，上师范后又同雅琴同窗，这个学校的校长或老师可能就是雅琴的父亲，一个孤老头，地方名流，博学多才，雅琴自小随他上学读书，受过良好的古典文学的熏陶。古城沦陷后，他离开教育事业，回到四十里外的家乡去隐居，雅琴与康乐婚后，虽然也向往革命，但因父亲年迈，又是孤独一人，免不了经常要她侍奉照顾，因而她无从离乡远去，只好守在家中。如果真是这样，或近似这样，那么康乐和雅琴两人的性格、生活情趣、日后的作为等等，就可以得到解释，有了比较合理的基础。
二、人物性格和故事的发展，既要变化，又要统一。在情节的选择上，要注意虚和实的处理。该虚的情节不要实写。您在《举杯邀明月》一稿中，所选取的一段生活，在艺术处理上难度是很大的。主要一段故事，是康乐身体残废失去性器官所造成的夫妇爱情生活上的悲剧，和他夫妇二人的高尚情操。在作品中，您描写康乐的身残的情节太多了。这一层不宜实写，只宜虚写。一开头很快把康乐身上这一谜底揭开（最好是暗示出来），在周围人中引起震惊之后，很快就转入他夫妇二人互相体谅，都在为对方幸福而克服自己内心的极大悲痛、勇作自我牺牲的种种行动。而在写他们的这种心理和行动时，细节描写要做到十分真实，符合生活的逻辑，符合他们的思想性格，而且要写得有分寸，不矫情；讲含蓄，不裸露；既求千姿百态，又统一和谐；就像现实生活本身那样，既富有传奇性，而又极其自然。
三、影响作品艺术性的另一个因素，是讲故事人投在作品上的影子，这主要是用第一人称时“我”给作品所染上的色彩和情调。作品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通过“我”的眼睛观察，通过“我”的思想感情，染上“我”的色彩的。因而，作品中所讲述的故事及其讲述本身都受着“我”的地位和文化教养等等所制约，在这一点上也是不允许有一星半点的随意性的。您的故事采取了第一人称的方法。“我”是康乐和雅琴的侄儿，年纪只有十岁，故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通过我的观察、思考和感受的。这就要求您在讲述故事和描写人物时，完全要按照一个十岁的孩子的眼光、心理、口气来写，而不能是十岁儿童的角度，却用的是作家的眼睛、心理和口气、词汇来写作。为了让一个十岁的孩子能适应康乐夫妇的文化水平和他们在小说中的文化生活，您必须提供一点充足理由，以说明“我”可以理解康乐夫妇的诗、词、诵唱等等。我想，这个理由是可以找到的。“我”生于这个大家庭，叔父和婶娘从小就教我读诗吟词，弹琴歌唱，“我”是读了许多古典文学著做的，是很懂事的，也懂得那些诗词，但不是什么都懂，比如维纳斯之类。总之，在行文之时，一刻也不要忘记“我”十岁，虽生活在书香门第，但却天真烂漫，既“懂事”又不懂事。“我”有“我”的心理和语言特征。如果您忘了这一层，您写下的文字，在读者看来就不可信了，就引不起读者的共鸣了。
四、全书体裁要统一。您的书稿全都是用“我”讲故事的叙描体裁写的，中间却有一个整章，使用了康乐和雅琴的日记的日记体，在体例上、风格上，不统一，不谐调，大大地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性。当然，不这样做，您有困难，您很想向读者披露他二人的心灵，展现他们的心理活动，用“我”来讲述遇到了困难。但您却不能在困难面前随便找一条方便的路，艺术创作是不兴那样做的，您必须迎着困难，在既定的路子上，研磨出恰当的艺术表现技巧才好。
总之，您选取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好题材，一个很值得为它花点力气的好题材；但确实还得花点力气。还得压一点，补一点，虚一点，变一点和通改一遍。压缩一点“引子”部分，即风雪中走车扫墓部分，使之精练一点，补一点抗日战争初期蒲州一带的战争风云、康乐和雅琴的生活经历、性格、处境，等等故事开始之前的有关“记事”；有关康乐失去“下身”，雅琴求医服药摧残自己的性机能等等情节，要删削，要虚写；把那一章“日记体”变过来，以求体例一致，艺术上完整；以“我”十岁这个特定年龄的见证人的目光、心理、语言把小说从头到尾通改一遍。在改写的过程中，要求康乐、雅琴及其他人物的思想、动机、行为、后果，都合情合理，真实可信，分寸恰当，毫不矫情，既动人心魄又极其自然。
这封信已经写得很长了。我本来不想写这么长，说这么多。以我多年的经验，我深知青年作者需要的是多多鼓励，因此，多年来，对一般青年文学爱好者，我总是多说一些鼓励的话，以免他们灰心丧气。但您不同，您是一位有相当高的文化教养和写作水平的青年，您是不需要听取那种鼓动之词，而是要听取认真的意见的。况且，我还听您给我谈过您的关于龙门船工儿女的故事，在读了您的《举杯邀明月》这部稿子后，对您的创作艺术上的路子有了一个粗略的了解。我很赞赏您的浪漫主义气质，但却觉得您在构思作品和命笔写作过程中随意性太大，不太重视人物和故事情节以至细节的可信性、合理性、真实性、艺术作品中生活逻辑的制约性；不太重视随时随地字里行间、或明说或暗示，为您的人物故事以至一切细枝末节的发生，提供必要的充足理由。再加上您的诚实，您真心实意想听我讲点意见的真诚态度，因而，我便不揣冒昧，把我的读后感毫无保留地告诉您。我的愿望是，希望您一开始就步子矫捷而又稳当。这些感想也可能都是错的，我常常犯这样的错误：看错人家的作品。一个从事写作的人，因为有点自家的狭隘经验，在读别人的作品时，往往难免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错误。但愿不要因我说得多了一点而影响您的写作情绪；如果我能看到您的这部中篇改写成功，那将是我最希望的结果。
谢谢您那么认真地读我那本《亦云集》，那实在是一本不值得浪费您那么多宝贵时间的书。也谢谢您给我传递的来自读者中有关的信息。
顺颂
文安！
王汶石
1984年7月14日
黄河儿女的性格
――读《河姑》给李生泉的信
生泉同志：
您好！读罢您的新作《河姑》已多日了，总说要给您写信，终因七事八事打搅，直到今天才拿起笔来，真太遗憾，还望您谅解。
《河姑》是一部有趣的中篇小说，我一口气读完了它，读得津津有味。我佩服您的才气，您是一位才气横溢的青年作家。您能把一个显然属于传说，甚至连传说也不是，而是由您虚构的故事，写得如此活灵活现，气势磅礴，没有足够的才气是办不到的。
您以富含浪漫色彩的笔触，非常真实地再现了黄河，再现了弄潮黄河最险峻河段的河工们的英勇搏斗，雕塑了他们的英雄群像，它也是黄河流域人民的雕像。伟大的音乐家冼星海和诗人光未然以举世闻名的《黄河大合唱》塑造了黄河和黄河河工的不朽形象，自那以后，还没有谁像您这样以如此巨大的热情来歌颂过黄河和她的儿女――那些在河上从事生死搏斗的河工们。我最欣赏您的中篇的首先是这一点。
您笔下的原大发和他的朋友们与河姑的故事，无疑只是一种传说，虽然原大发和他的河工朋友们的行船生活是完全真实的，您所描写的禹门上下行船生活是完完全全的现实主义的。近两年来，文学界出现了一种新风尚，或者说在部分作家中出现了一种新风尚，这就是离开当前现实生活，去寻找过去的，甚至是远古的，原始或半原始的人类的生活，在那荒蛮的原始森林里寻找远离现代的人类生活，寻找和表现较为“纯粹”的人性美和人性丑。电影创作中此种风尚也很明显。无疑，这也是百花园中的一个品类。您的《河姑》无疑也属于此。只是，您刚发表了反映当代现实生活的《被俘的将军和他的士兵》长篇报告文学，又同时发表了《河姑》这一迥然不同的倾向、不同题材、不同风格的作品，这也是一种十分有趣的文学现象。它表现了在新时期、在大改革时期，在同一个作家身上所反映出来的时代和文学的多样性、试验性和不稳定性。近半年来，现实生活又在呼唤着文学，时代又在呼唤着文学。这自然并不意味着大家又都挤到一条胡同里去，因为现实生活的道路也是十分广阔的，而在原始森林里和高山峡谷中寻找人性美与丑的作家当然可以继续自己的勘探与发掘，只要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进入森林与峡谷中去，只要多数作家还生活在当代人民群众中，那又有什么不好呢？
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灿烂文化、有十亿人民的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是有足够的地盘容纳各种流派的文学的。只要它内容健康，形式优美，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有益。
您的《河姑》所描写的是一群蛮勇、粗犷而又十分高尚的人。原大发和他的伙伴们在禹门口的汹涌波涛之中，从死神手中救了孤女河姑，河姑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变得文明。他们感情中那细腻的一面，也在新的生活环境中逐渐显现和强化起来。原大发和他的伙伴们不愧是黄河的儿女，他们在危急关头被小白脸孟明出卖，沉入水底，六个弟兄，在最后是臂膀连着臂膀同死神搏斗而死去的。这自然是作者的主观意念的表现，是一种象征，它象征着黄河儿女那种生死与共的品德。原大发们和河姑的崇高精神境界，应该有助于净化读者的心灵。这也正是这个故事所打动我的地方。因为，我总认为我们中华民族是个优秀的高尚的民族。您所描写的黄河和黄河儿女的性格，也正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形象和性格。
我以为小说《河姑》的结尾，不够有力。叛徒孟明，不应当有那样一个轻松的下场，我以为作者对他的鞭挞和谴责都不够有力。河姑以投河自尽结束自己的人生，也同作者所描写的黄河、同原大发及其伙伴，甚至于同河姑自己的性格逻辑、内在的精神力量，都有些不平衡，不谐调。如果河姑忍着巨大的爱情痛苦，像赶开一条癞皮狗似的赶走孟明；而在若干天后，在禹门的惊涛骇浪上，又出现了一只以河姑为首领的船只，像原大发们一样与黄河搏斗，人们是不应该大惊小怪的。因为河姑本来是河边儿女，她是可以受到行船的训练的。自然，这也更多了一些传奇色彩，但您的《河姑》原本就是虚构多于纪实浪漫传奇的小说。而这样一来，故事，人物，气氛等等，就不会显得那样虎头蛇尾，也多少有点虎头豹尾的味道了。我并不特别主张大团圆，只是您原来的河姑投河，并未有多大的悲剧效果。不知您以为然否？
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有更大的新成果！
顺颂
文安！
王汶石
1986年3月7日
致生泉同志
生泉同志：
你好！
在太原期间，也因安排太紧，你又忙着发稿，未能多在一起谈叙，也是一件憾事。我一直在等待你创作上的新的成果。在我看来，您是一位有才气的青年，只要熟悉生活，对生活有深刻的了解和看法，熟悉人物，善于把握人物的性格，善于通过生动真实、合情合理的细节表现人物的性格，只要是在艺术地表现生活时，力求合乎情理，即便是写“变形”，是写人变成虫，或狐狸、蛇、蛙、鱼变成人，或即便是猴子、八戒，只要力求合乎情理（艺术上合乎情理），你是一定可以写出精彩的小说的。
你原先那个中篇改写得怎么样了？这也是我很关心的，希望你成功。
祝
秋安！
王汶石
1985年9月25日
读《将军》致作者
生泉同志：
你好！大作《将军》一文已拜读，十分感人。你在布局、叙事、写人、抒情等等方面均有特色，总之是一篇感人肺腑的佳作。我本想用书信形式写篇评论，但你写的是真人真事，而我又不了解事件本身，也不了解当年志愿军的归俘政策，因而就不便妄加评说了。但内心却为你的写作取得成就而高兴。等着读你的《河姑》和其他新作。
顺颂
春节愉快！
王汶石
1986年1月2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