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万夫同志：
您好！
我以十分浓厚的兴趣读完了您的大作《陈忠实论》，获益不浅。当前，评论农村题材作品，评论农村题材作家，特别是像陈忠实这样与农民有着特殊关系的作家，是很不容易的。写农村难，评论农村题材作品和作家更难，而评得具有真知灼见就更难更难了。您对忠实的评论就颇有独特见识。我以为，只有像您这样和忠实是朋友，真正了解忠实，才会评得这样有见解。
我以为要对农村题材的作品评得好，首先要了解作家；要了解作家，首先得了解农村，了解农民；是从对农村生活的直接熟悉而来的了解，而不是从第二手第三手材料而来的了解；是全面的了解而不是单只某一点某一面的了解。正由于您熟悉农村，了解农民，您才真正了解陈忠实。
您在论文中说：
“人们可以认为中国农民是当代社会急剧变化的最大的历史惰力，应当全力以赴地批判这个阶层的意识和心理，但我却认为他们是中国历史进步的打硬的筋骨，稳定而富有创造性的力量。”
您说：
“他从农民先辈那里，从这块丰饶的土地上，所能接受的遗产，主要还不是笔墨典籍之类的文化习染，而是源远流长的精神熏陶。一方面，农民群众在长期的历史生活中形成的、世代相传的民族文化心理，他们从严峻的生活经验中所铸就的人生哲学、价值观念、伦理道德信条等等，会以强大的惯势，渗入作家的灵魂，成为作家精神结构的基础元素；另一方面，他们接受新时代各种理论思潮的途径、能力和方式。他们在受到无产阶级教育之后对自己政党所怀抱的那种特有的心理、情感和观念，他们在风风雨雨的历史变迁中所持的现实态度，也会有力地吸引、影响作家，使作家往往更习惯于倾向他们，更易于用他们的眼光审视周围的一切。这些熏陶，历史的和现实的，可能是守旧与进取、弱点与优长相混合的交叉感染，但在我看来，它们给予作家的，主要是优秀的东西，是我们民族生活中所孕育出的那些精英，那些真、善、美的素质。这些，就构成了陈忠实整体精神结构中相当强固的有力的一面。”
您说得多好啊！我大段地摘引您这段话，就因为您的分析太精辟了。有了这样一个分析，您的《陈忠实论》全文就放在一个立论十分坚实的基础上了。而您对中国当代农民的分析，我认为对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当代中国农民的作家，在如何正确地认识此一时期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生活方面，都是颇有教益的。
诚然，作为小生产者的农民，从其在历史发展的生产关系上看，它是与封建地主阶级相联系的，把这样的阶级与所谓的信息革命时代摆在一起，自然是一个保守落后的阶级。但人们在看待农民是自然经济的小生产者的时候，似乎不应当忽视中国农民、特别是近代中国进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时期以后的农民，是与旧的农民有所不同的。在新民主主义及其以后的历史阶段的农民，在中国工人阶级领导下，与工人阶级结成强固的革命同盟，是中国工人阶级最可靠的同盟军。他们中的最有觉悟的分子，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了无产阶级先进分子的一部分。在推倒三座大山的斗争中，他们最广泛地动员起来，亿万人以各种方式加入了这一斗争行列，其中千百万人先后拿起了武器，站在斗争的最前列，成百成千万的人在长期残酷的斗争中，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其中不少家庭，献出了几个成员，甚至是全家的生命。他们在英勇献身时，心中想的不仅仅是几亩土地，他们想的是共产主义新世界。三座大山被推倒了，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时期，中国农民并没有同工人阶级分手，而是继续携手合作。工农联盟更加巩固，中华人民共和国正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农民阶级在工人阶级领导下，通过农业合作化，把自己改造成为一个新的阶级，成为社会主义的从事合作化生产的农民，即便土地承包到户，它也不曾改变自己的性质，它仍是集体化的社会主义的农民。建国几十年来，这个阶级和工人阶级合作得是很好的，即便是我党在农村工作上有了失误，给农民兄弟在生产和生活上造成极大困难的时候，比如像在三年困难时期，这个阶级仍一如既往地与工人阶级紧密合作来克服困难，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农村是那般稳定，从而全国都是那么稳定，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有的。这是因为中国农民已是一个社会主义的劳动阶层了，因为它与中国工人阶级有着几十年的联盟的经验，同工人阶级在漫长而残酷的共同斗争中，结下了生死不渝的战斗友情；更根本的，还在于社会主义的中国农民，有着在工人阶级领导下，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中国、并在未来走向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愿望，纵然这目标对它说来还是那样的迷蒙。不这样看问题，中国农村的许多问题便是不可思议的了。须知，几千年来中国农民战争，总是时起时伏的。
说到农民的意识和心理，我以为，也不可以用一般的农民小生产者的观念来套有几十年工农联盟经验并经过改造而成为社会主义的中国当代农民，不可以用新民主主义革命以前的农民形象、心理、意识来套裁和推断当代中国农民的思想、意识和心理，描绘其形象。固然，作为一个来自旧时代的阶级，旧的思想、意识、心理活动的残余影响，还是相当强大地留在它身上，在它的生活和一切活动中，免不了常常打上它的旧时代的烙印，随着客观环境的不同，随着工人阶级对它的说服教育、关照的情况的不同，它的这些旧意识的表现会显得时强时弱。在生活急剧变化的时刻，他们有时会显出某些保守倾向。但这只是事情的一个方面，而更主要的一面，则是它乐于接受工人阶级的领导，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它会很快地摆脱自己的旧意识，克服自己的疑虑和观望、保守，很快跟上历史的步伐，有时还会走到最前列。远的不必说，就以当前的改革来说，在党的领导下，不是首先从农村开始、在农村取得经验，然后推广到城市来的么？像鲁冠球、李志明、郭裕录那样自己富了还要带动一村一乡群众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农民还少吗？
党中央一再教导我们说搞四化，农业仍然是基础，试问，如果我国当代八亿农民还是一个旧式的痴愚落后、自私保守的小农意识的阶层，它能担当得起这个伟大时代寄予希望的基础吗？
我们搞四化，依靠的仍然是强大的工农联盟。农民阶层依然是我们工人阶级的好兄弟，他的外貌和内心虽然还有这样那样的旧瘢痕，但这些瘢痕会在它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不断地克服掉的，而克服这些旧东西，要靠工人阶级多年来在共同战斗中在它的心灵中培育出社会主义思想意识，靠它自身的力量。而这才是它的思想、意识和心理的主要的东西。
我深感您在《陈忠实论》中，对当代中国农民正是如此看待的，不知我的理解对不对？我认为陈忠实对农民也是如此看待，或者说，在写《初夏》时，是如此认识农民的。从我上述这些浅见中，您可以看出，我同你们的看法是一致的。我曾同陈忠实有过关于《初夏》的通信，这些信在发表以前您都是看过的。因此，有关对陈忠实的作品，我就不准备说什么了。总之，我认为您分析得已很透彻，我只想就忠实的下一步创作，说几句个人看法。
忠实的创作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水平，或者可以说，已经为创作更加成熟的结构宏伟的全景作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现在的问题是，他应该在已有的成就上，认真总结自己的经验，相对稳定自己的艺术思想，在已打好的基础上，经过慎重考虑来发展自己的艺术思想和艺术实践。
在新旧接转的历史时期里，生活中许多事物都是复杂的，忠实也不例外。他的艺术思想的复杂矛盾过程虽然基本过去了，但远远没有完全过去。各种各样的文艺新思潮、新信息，同他已有的生活经验与艺术经验，生活观与艺术观，还在不时地发生碰撞，常常会引起他的不安，使他内心矛盾，苦恼，以至于使他一时充满信心，一时又怀疑自己。这自然是一种必然的合理的现象，如果处理得当，会使自己不断获得新营养，生出新想法，作出新创造。问题在于，正如农民是现实主义者一样，忠实是个现实主义艺术家。现实是他的根基，现实主义艺术是他的长处。如果他在审慎吸取新观念的同时，能十分明确地保持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观的稳定性；在对生活进行深层次的观察和进行创作实践时，能保持您在《陈忠实论》中所深刻分析论证了的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的稳定性，这对他今后的创作是极关重要的。
对于忠实来说，他的现实主义艺术还需要再向前跨一步，才能承担起描写农村全景的任务。我这里主要想说的是，要进一步克服主观意念性因素的干扰，更注重生活的现实表现；克服主观意念对人物思想性格、心理活动以至生活道路的选择的干扰。人物一旦形成，就让人物自己去行动，作者不应以自己的主观意念，离开人物生活逻辑的客观可能性和必然性而去左右人物的一切活动，左右故事情节的发展。这一点在有关《初夏》的通信中，我向忠实提过。以冯景藩这个人物来说，这是忠实塑造得很好的一个典型，但这个形象还有着可以进一步丰富的余地，如何使其丰富，关键也正在这里。比如，他由于对过去的生活道路，作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引出了一个错误的教训，便坚持要为儿子冯马驹在县上找个好差事，而不让儿子蹈自己的前辙，留在冯家滩带领群众致富，父子为此发生激烈冲突。这方面写得很好；但还有另一面，作为老党员、老支书，献身冯家滩一生的冯景藩也会为有这样一个儿子而感到骄傲、安慰，并从而对儿子充满爱和敬意，考虑儿子的意见的吧？他的内心活动当是复杂的、由多种因素组合的；多种思绪、感情的因素交织在一起，他的行为也将是矛盾重重的吧。这种心理上和行为上的种种矛盾状态，正是这个人物的性格丰富多彩的地方，是不应放过而应该笔墨饱满、淋漓酣畅的地方，是《初夏》这部小说的核心部位，是关键，是灵魂，也正是现实主义艺术发挥其威力的所在和显示其艺术魅力的地方，可惜作者不曾在此流连，大做文章，以使冯景藩这个形象更放光彩，使《初夏》更放光彩。我想，忠实的下一部作品，将会是在对生活的现实反映和描写上，更加瑰丽和多彩的。
王汶石
1986年4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