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腾波
西安事变后，我知道了共产党中央在延安，就积极准备奔赴延安。可能是我曾相约过几个人同行，风声传出去了，同学沈健良（她爱人与国民党上层有联系）告诉我，千万不要走，一走就会被捕。因此，我第二次投奔共产党未成。
1937年下半年，我在成都建国中学再也待不下去了，就向民先干部萧玲同志汇报，并且要求去延安。不久，萧玲告诉我，民先组织决定送我和赵春碧去延安。我的夙愿终于能够实现了。
寒假同学们纷纷离校，我们迅速地做着出发前的准备。恰巧这时，报纸登载西安一个学校招考航空地勤人员。我便以要去报考该校为由，写信向哥哥求援。哥哥东拼西凑迅即寄给我40元，这对于我简直是一笔巨款，无异于雪中送炭。
出发日期即将到来，我特意跑到男生院去向我所信赖的刘石荣老师告别。至今我还记得他临别时的话：“应该去，组织决定我留在这里，想去不能去。”我意会到他所说的组织是共产党。他是陕北榆林人，他说：“陕北是个苦地方，穷山恶水，一下暴雨飞沙走石，你们要有思想准备，要坚强地对待和克服困难。”他的话对我后来在陕北对付生活上的艰难困苦很有作用。他还告诉我，他有一位“表妹”在西安，“你们遇到困难，她会帮助的。”
我们能去延安，还多亏车耀先同志的多方设法。当时阎锡山部队在成都招收抗日的学生卫生兵（护士）。车耀先同志和民先以组织青年报考为名，把去延安的同志集中送走。汽车是阎锡山部队招收学生的卡车。车耀先同志和民先组织用一二百大洋买通了司机，还送给司机一大篓红桔。
车耀先同志对革命的忠诚，对革命青年的关怀和热情，使我受到很深的教育。1947年解放战争中，我爱人阎红彦接到中央发来的电报：“罗世文与车耀先被杀害。”他问我：“你认不认识这两个四川人。”我回答：“知道罗世文是四川地下省委书记，但不认识。车耀先不但认识，而且在成都对我有很大帮助。”他俩牺牲的消息使我震惊并感到万分悲痛。我与红彦同志在战争硝烟中默默地向他们致敬、默哀！
在一个冬日的拂晓，我们出发去延安。萧玲同志赶来为我们送行。她双手拥着我和赵春碧的肩头，说了不少叮咛的话。她还低声哼唱了一首歌：“你们前去吧！我们就跟上……”流露了她向往延安的心情。1938年，我们确实在延安重逢了。
临行，组织者让大家把阎锡山派来招学生兵的负责人名字写在手上，反复熟记，以备盘查。40来位热血青年挤满了一车，其中就只有我们两个女性，年龄最小，所以被照顾坐司机台。就这样，我告别了成都，告别了家乡，带着同志间的深情厚谊和对民先组织生活、救亡活动的深刻记忆，向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我从未坐过汽车，这次又是长途，道路糟透了，汽车颠簸得很厉害。一路上我又晕又吐，幸好吃住都有人统一安排，用不着自己操心。司机一路上也十分小心负责，沿途总是尽可能绕开县城和哨卡，一路只经历了几次小盘查。几天后，全车人安全抵达西安。为了打掩护，全体人住进了西安当时的一个一流旅馆。
八路军办事处当时的总负责人是林伯渠同志。办事处同志曾分别找我们每个人谈了话。后来才知道，全车人除我和赵春碧外，都是失掉了党组织关系而去延安解决组织问题的。不几天，其他人都走了，只剩我和赵春碧。我们急地跑到七贤庄八路军办事处去询问。第一次和我谈话的是王平同志，以后几次是其他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回答是“你们没有单独组织介绍信”。出发时，萧玲告诉我们“统一开了一张介绍信在带队的同志手里，你俩什么都不必管，一路上办手续都由带队的同志负责”。到了这里才知道一张统一的介绍信是不行的，必须有各自的介绍信。我们立即写信回成都，索要民先介绍信。办事处的同志也表示要写信询问。
为这一疏漏，我们在西安滞留将近一个月。那真是焦虑不安的一月。我们一趟趟跑八路军办事处，不停地申诉、请求、催促。办事处的同志仍坚持要等民先介绍信。那时的交通不畅，信件往返速度极慢。
从成都出发，车上临时负责人提议要每个人都把身上的钱交出来统一使用，全车人要做到“有福同享，有祸同当，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我们当然拥护这个提议。幸好赵春碧提醒我说：“我们还得留点钱，以备万一。”不过毕竟留下得很少。为节省开支，我们搬到离八路军办事处所在地近的一个小旅馆里。这一带国民党特务多，我们每出门去，箱子常常被人翻动。
住旅馆要登记姓名和籍贯。一天，突然有一个中年男子来旅馆“拜访”我们，声称在合江做过事。寒暄一阵后，他向我们大讲三民主义。他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没有多大区别。国民党的旗帜不就是青天白日满地红，也要红一片呀！与共产党一样。”他以为我们两个小女子尚不谙事理，所以才不着边际地对我俩乱谈一通。我们暗自感到好笑。也有些害怕，他讲的明明不对，但又不便与他争辩。此人“拜访”过我们两次，第二次在谈话中，他提到他认识合江的周孝亨。恰好周是我家那位阔亲戚的女婿。我赶忙说：“周孝亨是我的表姐夫，他在合江县党部工作。我与我的同学是来西安报考学校的。”显然这位身份不明的人是来侦察我们的，我这样一说，他似乎也放心了，之后再没有来找我们的麻烦。
旅馆里还住着国民党政府一个下级职员的妻子，她是出省探望丈夫后返回四川，路经西安的。她主动前来拉乡亲关系，见我们生活狼狈，一定要借钱相助。我们再三婉言谢绝，她都执意要借，她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你们出来考学校，家里要寄钱的，寄来再还嘛！”那时我们确实吃饭都有困难，经多方观察，感到她确系诚意，便接受了，并留下了她的通讯地址，说清楚以后一定付还。哪知到了延安后，由于国民党的封锁政策，延安与外面的通信很困难，无法及时奉还她的借款。后来竟连她的通讯地址也遗失了。不过，对她雪里送炭的情谊，我们总记在心里。
既要支付旅馆费，又要吃饭，很快我们又处于困境，不得不当掉了我的被子。最困难时，我俩一天只吃七分钱带壳的花生。就这样，也丝毫没有动摇过我们去延安的决心。
1937年，正值国共合作的初期。八路军办事处一同志见我们生活确实困难，建议说：“你们先去阎锡山部队参加抗日吧！以后再想办法去延安。”我比赵春碧小两三岁，一听此话急了，还流了泪，很不满意地把他顶了回去：“我们不但要抗日，还要推翻旧社会，还要革命，一定要去延安。”办事处那位同志说：“你们人小志大，好嘛！我们给积极联系。”
又是一个酷寒的日子，饥饿和寒冷伴着我们，我们照常到八路军办事处去。我们还没有开口。办事处的一位同志便满面笑容地说：“好消息，好消息，成都不仅送来了你俩的介绍信，还派人来了……”我头脑里的第一反应是组织没有忘记我们，民先的战友仍然关心着我。当时，我俩真激动，高兴得直抹眼泪。那位同志为使我们的情绪平静下来，故意逗趣说，“到延安，离家那么远，你们不想妈妈吗？……”他告诉我们：“明天办事处有辆卡车去延安，你们马上回去准备一下，明早启程！”我们欢欣雀跃，向他表示感谢后，赶快回去做准备。在往回走的路上，愉快的心情驱散了饥饿和寒冷，抬头望见那晴朗的蓝天白云，初次感受到大西北的魅力。
这次，我俩又被照顾坐司机台，只是加了一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中年男子。他说，此行去延安的目的，是去见毛泽东。我和赵春碧一路上不停地唱，把我们会唱的抗日救亡歌曲、四川小调唱了一遍又一遍。那位中年男子也情不自禁地与我们合唱。
就这样，我们由西安一直兴奋地唱到延安。在西安滞留的艰苦的日子，我们永远铭记在心，因为它考验也锤炼了我们的革命意志。解放战争中，我与赵春碧各奔西东。建国后，1952年，我们重聚于成都。我去看她时，她专门以花生招待我。从此，我俩每次聚会都要一起吃花生，以纪念我们青春年少时那段不寻常的经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