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似萍
我出生在风景秀丽的江南名城——无锡，父亲在本地一家面粉厂当会计。在我刚上小学的时候，为了生活，全家随父亲离开故乡来到上海，他在申新第五纺织厂当会计。父亲思想进步，酷爱读书，家中收藏了许多进步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邹韬奋等人的书籍。他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资本家对女工的剥削是很残酷的，她们每天劳动都在12小时以上，但工资收入却极其微薄。父亲同工人一道为争取增加工资与资本家进行斗争。他经常与进步人士往来，与七君子之一的沙千里有着十分深厚的友谊。他最崇拜鲁迅先生，鲁迅逝世后，面对统治者的白色恐怖，他毅然加入为鲁迅先生送葬的行列，那既是对死者的哀悼，也是对反动统治者的一次游行示威。20世纪30年代他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蚂蚁社（1938年被国民党取缔），担任执行委员，参加过很多活动。我和二弟华明在父亲的带领下也参加过蚂蚁社的许多活动，如读书会等。我还为这个组织记过经费账，我们兄弟姐妹能在抗战初期都选择了革命道路，与从小受到父亲的教育影响和进步思想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我在上海先后就读于务本女子中学、三育中学，以后又进江苏女子职业中学。当时正值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东三省，九一八事变爆发，我作为一名中国青年有着满腔的爱国热情，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暴行，热血沸腾，义愤填膺。一次，在听完东北大学学生的演讲后，我情不自禁，热泪盈眶，随即写了一篇充满抗日激情的文章，痛斥日本强盗的罪恶行径，表达我抗日救亡的坚强决心。与许多爱国学生一样，我也积极参加罢课、街头宣传、到南京请愿、要求蒋介石出兵东北抗日等活动。
我离开学校后，进入上海申新第五纺织厂、上海纺织印染厂当会计，同时就读于上海立信会计学校函授班学习成本会计。一边学习，一边工作。这个学校是上海财经学院的前身，当时潘序伦任校长。那时民族工业受到东西方资本主义工业的倾轧，纷纷倒闭，不久我也失业了，只好到处奔波寻找工作。1935年秋，在报上看到浙江省电话局在上海招聘会计，在100多名应考者中，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暂时有了生活保证。
1937年7月7日一声炮响，抗日的烽火在中华大地燃起。在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日本帝国主义的不断疯狂侵略，激起了我更加强烈的爱国热情，宁死不当亡国奴、挽救民族危亡、抗战救国匹夫有责的想法在我脑海中久久回旋。我痛恨日本侵略者，也痛恨国民党的不抵抗主义。我再也坐不住了，立即投入了抗日救亡的行列。
战火四起，多少个家庭流离失所、家破人亡，我也与父母、弟妹都失去了联系。1938年春，我离开浙江，到武汉寻找抗日队伍，经历重重困难之后，终于找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他们介绍我去安吴青训班学习。在学习期间，我得到了确切消息，在上海交通大学上学的二弟华明（原名夏锡钧）已于1937年到达延安。我十分兴奋，当时我想到自己已经找到了光明，但家中的弟妹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我是大姐，有责任帮助弟妹们一道走上光明之路。于是两个月后，青训班的学习结束，经组织同意，我在1938年夏返回上海，向父亲和弟妹说了我的想法，父亲非常支持我们的人生选择。但他毕竟是一位父亲，在这动荡不安、战火连绵的时刻要与亲骨肉——几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别离，这也许就是生死别离，他依恋、沉重、痛苦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他拿出仅有的一点积蓄给我们作路费，亲自送我们上路。我带着三妹华钧（原名夏雪芬，16岁初中学生）、四弟华光（原名夏鉴渊，年仅12岁）登上去香港的轮船离开了上海。因当时从上海到延安的所有通路均被切断，唯一通路是绕道香港。船离岸越行越远，晨曦中远远望去，只见岸上父亲孤独的身影伫立，久久不肯离去。到香港后，我们不敢停留，立即赶到九龙，换乘九龙至广州、广州至武汉的火车，还算顺利地到达武汉。在湖北六溪口姨妈处，我说服了姨妈将表妹俞玉、表弟俞春林一起带往延安。
当时武汉局势已经很紧张，危在旦夕，敌机几乎每天都要轰炸，前线的战斗异常激烈。我们坐上去西安的火车，正暗自庆幸快要到达目的延安的时候，谁知火车开到河南驻马店突然停了下来，原来前方正在打仗，铁路被切断，火车无法再向前行了。毫无办法，我们只好又退回武汉，但这一切毫没有动摇我们要去延安参加革命的决心。听说从武汉西面有路可走，于是我们想方设法改乘轮船到沙市。到沙市后才知道，在我们之前开航的那班轮船在行驶到江心时被敌机炸沉，死了很多人。而那班船正是我们原本打算要乘坐的，后来因故未能上船，才幸免于难，真是好险啊。为了能尽早到达革命圣地延安，我们决定从沙市步行到那里去。
记得出发时是9月初，秋色正好。我们经襄阳、樊城、老河口、南阳、商南、商县、蓝田、西安……一路上跋山涉水，风餐露宿。敌机的狂轰滥炸，国民党的盘查阻挠，这一切对几个不到20岁的青少年不能不是严峻的考验。为了省钱，沿途我们不敢吃正经饭菜，多半买些烤白薯、烧饼等充饥，时间长了，体力下降。随着携带的衣物也感到越来越沉重。为了轻装前进，只好一路走一路扔，最后将棉被里的棉絮也扔掉了，只剩下被单御寒。小弟刚刚12岁，超负荷的辛劳，使他年少的身体无法承受，一天，他突然发起高烧，我们急得束手无策，又不敢停留，只好让他喝点白开水，敷上湿毛巾，扶着他慢慢地前进。可爱的小弟一声不吭，咬紧牙关一步步挪动着。
一次，我们刚到一家旅店，敌机低空呼啸着飞过来了。我们来不及跑到室外躲避，只好分别躲在桌底床下，炸弹就在附近爆炸了，巨大的声浪将门窗的玻璃全部震碎，天花板也塌下来，幸好我们躲得及时没被砸伤。还有一次是在西安，我们从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出来，路经革命公园到住所去，又遇到敌机轰炸，周围没有遮掩地方，我们只好分别趴在大树下。这次炸弹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爆炸，爆炸声震耳欲聋，我们身旁几个人被炸得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我们虽然满身泥土，但庆幸又一次死里逃生。旅途上，不知多少次遇到国民党哨卡的盘问，他们就是要阻止爱国青年投奔解放区。半夜在旅店经常有人突然检查，看到我们一群青少年，没有成人陪同，总是怀疑我们的去向，我们就机智地编造说，家乡沦陷去投奔远方的亲戚，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通过了他们的盘查阻拦。
我是大姐，带着弟妹投向光明，既要对他们负责，还要对父母负责，精神的紧张程度可想而知。现在，每当我回忆起这段经历，还不禁为当年的热情、坚定和毅力所激动。
历时近三个月，行程近3000里，我们在11月中旬到达延安。塞外初冬，大自然一派萧瑟景象，而我们眼望宝塔山，心中即充满了明媚的春光。那份喜悦，没有历尽千辛万苦取得成功的人是无法领略的。
这里的一切是多么美好，天地广阔，革命热情澎湃，浑厚的黄土地养育着正直、善良的人们。长期以来沉重、苦闷、压抑的情绪都一扫而光。我进了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在这里我懂得了作为无产阶级战士不仅要为自我解放、民族的解放而奋斗，而且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在这里我树立了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远大目标和信念。
延安的生活是艰苦的。吃的是小米饭、南瓜汤、土豆菜，穿的是自己编织的草鞋，夏天则赤脚，冬季套上一双缝制的棉袜子用以御寒。我住在半山坡的一个土窑洞里，10个人挤在一个土炕上，半夜翻身要非常小心，否则就会惊醒他人。窑洞里的温度适宜，冬暖夏凉。晚上点的是清油灯，白天上课就在窑洞门前的露天地里，每人一个小板凳，既可以坐又可以当桌子。延安的窑洞里有马列主义。我们在非常简陋的条件下刻苦地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先后学习了政治经济学、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论持久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矛盾论》、《实践论》等光辉著作，直接聆听毛主席讲课。在女大毕业时，毛主席还亲自到我们班上讲话，使我们受到鼓舞和教育。
物质生活虽然艰苦，但我们的精神很充实、快乐，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真挚的友情。“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的歌声在山谷里回荡。春天来了，我们带着干粮上山开荒，直到夕阳西下、天空布满晚霞时才唱着歌儿回来。在收获的秋季更令人陶醉，我们把黄澄澄、沉甸甸的谷穗折下来，没有麻袋，就用扎了腰和腿脚的裤子来代替，将谷穗装好背回驻地。一路上大家唱着歌，庆祝丰收，背着自己耕耘、收获的果实，再苦再累心里都是甜的。有时，我们还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扛树木，晒干后用于做饭。
夏天，天空湛蓝，微风和煦，我们到延河里去洗头、洗澡、洗衣服、游泳，洗干净的衣服晒在岸边石头上，等衣服干了再穿上回来。延河上只在东门外有一座桥，是用木头搭成的简易便桥，年年修年年被洪水冲垮。在离桥远的地方过河必须水，我们经常卷起裤腿，光着脚，挑水浅的地方过河。有时碰到突发山洪，水急浪高，汹涌澎湃，来不及离开就有被洪水冲走的危险，这样的情况也发生过多次。所以每逢雨后，我们都特别小心、留神。冬季，我们在窑洞里围着木炭火取暖学习，有时把木炭灰溶于水中，澄清后用来洗头、洗衣服，比用肥皂洗得还干净呢。
延安的文化生活是丰富多彩的。鲁迅艺术学院的同志们常到八路军大礼堂演出。当时没有电，礼堂里高高悬挂着汽灯。在那里我们看过许多名剧如《雷雨》、《日出》、《悭吝人》、《钦差大臣》、《白毛女》、《三打祝家庄》等等。限于条件，服装和道具都很简单。记得李丽莲扮演《日出》里的陈白露，穿的连衣裙是用白纱布缝制的，可在我们看来已觉得漂亮了。我们还看过《夏伯阳》、《列宁在十月》等电影。印象最深的是我们女大歌咏队演唱《在太行山上》、《到敌人后方去》、《黄河大合唱》时，著名音乐家冼星海同志亲自为我们指挥，我们高昂的歌声响彻云霄。后来听说他在苏联卫国战争中牺牲，我们都深深地悲痛，为我国失去这样一位天才的音乐家而痛惜。
1943年，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边区的男女老少齐动员，开展了著名的大生产运动。从那时起，我们改为半天学习、工作，半天劳动，除了种粮、种菜、养猪以外，每人都有一架木制的手摇纺车，用它嗡嗡地纺起线来。从那时以后，生活有了明显改善，每个星期可吃一顿馒头，逢年过节还可以吃到肉了。
1945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我离开生活了近三年的延安，组织上分配我去黑龙江从事财经工作，后来又调到北京国家计委、经委工作。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后，又从北京回到大西北，继续从事经济工作。从那时起，我虽然人离开了延安，但延安的那段生活成了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段时间是我一生中最富光彩的年华，至今难以忘怀。在延安我学到马列主义，找到真理，看到了光明和中华民族的希望，我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的理想也是在这里奠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