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后期的文学和侦探题材具有显著的亲和性，就像坡和斯蒂文森采用幻想的叙事策略对其进行加工那样。格奥尔格·西美尔在他的著作《社会学》（Soziologie，1908）中写道：“恶和秘密有一种直接的内在联系”。美学的亲和性把在乱伦、渎神、性放纵以及犯罪行为等区域里的学术性旅行和对秘密的描写联系到了一起。在描写刑事犯罪的形式的时候，这种亲和性在侦探文学的现代样式里遇到了意义极其重大的考验。与此同时，恶以背离的态度进行的逾越活动显露出了一种倾向：那就是逾越要彻底废除人们已经确立的规定和准则。逾越行动正是它的讲述内在不安的原因。在犯罪活动作为恶的存在地，遥不可及的情况下，这让人联想起魔鬼无处不在的老话，在那些地方尝试采取对抗措施，捕获背离社会常规的无政府主义的破坏力量。在19世纪下半叶，人们利用刑事犯罪心理学以及犯罪行为事实构成诊断学创立了新的形式，以对犯罪行为进行科学的探究。这种形式依靠的是两大要素：其中的一个就是以经验为依据对能为刑事犯罪行为提供证据的材料进行分析推断；另一个则是复制犯罪者的心理素质。实现这两种意图时都要求掌握一种系统化的隔离行事法，也就是把违法行为中由逾越行为所造成的那一部分行为隔离出去。
对于被圈围起来的逾越力量具有典型意义的是现代刑事犯罪心理学和司法。接近19世纪末期的时候，司法方面的工作已经获得了日益增长的作用，这种情况也表现在文学领域里。意大利的法医切萨雷·隆布罗索于1872年发表了他的论文《天才和精神错乱》（Genio e follia）。这部著作很快就成了名著，它的德文译本也于1887年上市。1876年，隆布罗索又发表了他的大作《犯罪者论》（L'Uomo delinquente）。仅仅一年以后这本书的德文译本就在德国出版了，标题为《犯罪人在人类学、医学以及法学方面的相互关系》（Der Verbrecher in anthropologischer，rztlicher und juristischer Beziehung）。在这部著作里，隆布罗索提出了自己的论点：必须看到，世上存在着一种类型的人，他们是天生就会犯罪的，这是由他们的某种——可以逐项遗传的——素质所决定的。作者在引言部分对动物世界里和尚未文明化的共栖群体中非同常规的态度进行一般性研究。接下来隆布罗索便详尽地探讨了人们背离社会常规的各种形式。在他那里，所有的犯罪形式都是作为心理气质的产物出现的，它们都可以从遗传学的角度加以确定。人们可以从医学的角度对它们进行观察，并且还能从因果关系上领会和掌握。从人体结构的角度来看，具有犯罪行为的人表现出一个解剖学上的特点，就是长相背离了以科学为依据的标准。人们用详尽的表格试图表示出不合常规的头形、发际、唇形和举止。这些都被解释成犯罪气质的外部标志。
隆布罗索对在奥地利犯罪心理学中散布极广的一种观点持反对意见。他强调指出，犯罪行为和精神错乱大多构成同一种背离的相同形式。对于隆布罗索关于行为反常的通用理论来说，不正常是一种具有根本意义的现象，以至于对其构成原因的背景似乎没有必要再作内部的区分。犯罪行为和精神错乱都是站在社会规章和医学规则之外，按照隆布罗索的观点，上述情况又把它们变成了具有相同根源的背离类型。尼采在其著作《朝霞》（Morgenr the，1881）中对于这一观点进行了说明：“人们几乎还没有来得及去考虑罪犯的心理，他们便已经站到了一种不容驳回的认识的面前：在罪犯和精神病患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性的区别。对于这样的认识要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相信，通常的，有道德的思维方式是精神健康的思维方式。”违法犯罪和精神错乱并没有自己的语言，也没有自己的原理。理解它们的唯一手段就是借助于否定的概念。福柯考虑到在理性时代的条件下发生精神错乱的历史，也表示了和这种情况相似的看法。犯罪行为的不正常性，人们可以理解为在一种——可以借助一种以经验为依据的研究方法描写其地形地貌，并不必承认其自身规律的——“彼岸”中理智和规则的缺席。隆布罗索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数字、事实和比较情况。它们如同一条荒唐的行为构成的喘急小溪流经他内容全面而翔实的论著。但是，背离社会常规的行为在他那里还不是一个独立的区域，而只是一个可以单独遭到否定的外部。在这里，《犯罪者论》中观察的犯罪行为和恶奉行的基督教形而上学是相似的。这种形而上学试图仅仅通过魔鬼在分等级的创世结构中缺失的地位把他标示出来。
隆布罗索所著《犯罪者论》的第三卷也被翻译成了德文，并于1896年出版。该卷已经提供了一本内容全面的照相簿，这些照片显示了多样化的“罪犯类型”及其明显特征：外貌的照片、脚和头颅的照片、相貌细节和骨骼形态的照片、还有一些照片反映了行为反常行为在遗传和“种族”方面的特征。作者想借助这些照片为某种疾病遗传的敏感性提供证据；为一个人的“气质”提供证明；为违法犯罪的物质基础，也就是身体条件提出根据。这里得到应用的主要概念就是“蜕化变质”的那个概念。隆布罗索借助这个概念解释违法犯罪的原因，认为违法犯罪是由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的一种坍塌造成的，而在罪犯身上这种坍塌显露得尤为突出。类型是可以重新辨认的，这一点不仅能保证上述解释的完美无缺，而且还能保证去除恶的魔力。隆布罗索并没有省略人们的身体区域和生理属性领域，因为他试图研究出一种无所不包的现象学，利用这个学说揭示犯罪的原因，把犯罪作为不正常的个体实践。这些个体的外部形象被单独收集在照相簿里，人们可以对它们进行选择，复制，可以公开供人们观看。他把照片放成同样大小尺寸，对插图也进行了绝对对称的制作，这个过程中有一个整理要求，即试图通过图表准确地界定人类的犯罪现象。隆布罗索的图集对犯罪行为提供了严谨的划分。他的这种划分和逾越过程——就像现代主义文学作品描述的那样——正好是对立的。他的这种划分把被观察的对象封闭起来，以便达到对它进行科学的研究探讨的目的。这里所采用的具体办法是：保证使被观察的对象不受一种刺激性动力的影响，这种动力是从被观察对象出发的破坏性冲动。1899年，隆布罗索的一篇关于“刻划在监狱墙上的文字”以及在押犯的书信的论文被译成德文并公开发表。他的这篇论文对这里所陈述的材料进行了补充，增加了文字证明。从这些证明文字上人们可以研究罪犯们的秘密交流礼俗和语言形式。
对于隆布罗索来说，背离社会常规的一个特殊种类就是女性犯罪。他那篇与这个题目有关的论文发表于1893年。这篇论文的标题《妇女的违法犯罪，妓女和正常妇女》（La donna delinquente。La prostituta e la donna normale）就已经清楚地说明，把女性犯罪现象归因于（臆想的）乱淫。对于隆布罗索来说，可根据女性犯罪者的特征把她们分成两类：一类是妓女，另一类则是癔病患者。对于这两种典型的角色来说，道德评判机制的缺失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文章已经做了详尽的阐述。妓女并不尊重道德准则，而癔病患者则喜欢撒谎和欺骗。在这里，女性的背离社会常规行为是作为一种事先已经存在的“背离”的产物和伦理或者理性控制机制一种缺失的结果出现的。鉴于恶的缺陷，传统的缺失假说再一次证明自己是探究犯罪家族史的基本模式。乱淫的或者患癔病的女性的失足素质构成了背离的起源。这样的女性——在个人弱点的同源形式的促动下——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隆布罗索把这两种人的素质都看成退化的类型，并把女性的犯罪行为置于他的退化变质理论之中。实际上，他在自己那些——对马克斯·诺尔道的反现代主义的人类学产生了巨大的后果的——关于天才的研究论文中就已经提出了这个理论。
1892年，在隆布罗索的策划下都灵建立了精神病犯罪和人类学犯罪博物馆。这个博物馆表反映出《犯罪者论》的精神，它表明，背离的态度并不是解不开的秘密，而是科学描述的对象。在这里，犯罪行为借助证据文件、摄影图片，以及已经升格为圣人遗物的遗迹的例子变成了一种科学分析的公开对象，而犯罪分子则移到了这种分析的中心位置。犯罪心理学以此实施了一个包含过程，试图消除在现代主义中，恶的心理学正在挣脱限制的力量。隆布罗索的科学意味着一种尝试：在有规则的世界里对犯罪行为样板式地进行重复，用科学的方法使它再一次地出现，其目的就是让它自己显现出来。司法已经为犯罪行为的这种出现做好了准备工作，其具体途径是：搜集所有罪恶行径的起因和后果，然后再把它们连结成一幅图画，用来对犯罪的黑暗区域进行研究。在这里，对恶过剩的特性进行瞬间拍摄，并以此把它固定下来，以用于接下来要做的研究和排除工作。恶的范围是无法到达的，正因为如此也是十分危险的。但是在司法的心理学里，恶的这种范围却转变成了完整无缺的认识的对象，这种认识在对于人类背离社会常规的理解中不容许留下任何不可解释的地方。小说家兼戏剧作家保罗·林道一直积极地研究隆布罗索的理论。1909年，他在根据上述情况，以真实刑事犯罪案件为题材编写的一部短篇小说集中解释说：“杀人犯——他们之中绝大部分都犯下了死罪——那令人厌恶的畸形”大多构成了直接可见的违法犯罪的标志。
在隆布罗索发表《天才和精神错乱》的同一年，里夏德·克拉夫特-埃宾发表了他的作品《刑事犯罪心理学的基本特征》（Grundzüge der Kriminalpsychologie）。这本书开辟了以经验为依据对犯罪者的特征进行分析的道路。克拉夫特-埃宾明确追求一个目的，那就是从违法犯罪者的家庭特征、本人素质以及其以往的历史推导出他的犯罪动机，以便能够对他的行为方式做出一种更具有细微差别的刑法评定。和隆布罗索一样，他的出发点也是一种假设：造成背离社会常规行为的是遗传的素质。他还试图从精神错乱领域的无数个别情况，从对自己的行为不能完全负责的人那里，而且也从蓄意犯罪者的身上调查这种素质。克拉夫特-埃宾的数值评估体系是建立在医学标准的基础上的。为此，这种体系特别强调要把形而上学的范畴和道德的范畴排除在外：“对于法医专家的鉴定来说，完成这一任务的关键所在是要把道德上的损坏归因于心灵上蜕化变质的一种状态”。联系这一情况，克拉夫特-埃宾特别强调“道德法庭的无权”，指出它对于评定犯罪行为和犯罪人的品格都不具有任何意义。凡是能够依据以往的经验领悟恶的地方，那里恶这个概念在神学和哲学方面的种种规定则失去了作用。人们对刑事犯罪心理学进行了种种解释。不过这种心理学自己却认为它的使命就在于：采取合乎逻辑的做法把以往所受到的，和恶的范畴结合在一起的耻辱废除掉。但是，代替这种耻辱的是进行排除的新技能，这种技能只是采用其他的方法对背离行为的社会选择机制进行复制。“蜕化变质”的主导概念变成了一种双重归因的工具，因为它让对于违背社会常规的解释在人们心灵上产生强烈影响，而同时又把反常行为的症状学排除。在这种双重行动的背后，恶的传统主导概念的模式便露出了地面。它表明，对上帝的背叛是一个被从天国秩序中逐出的故事的开端。刑事犯罪心理学的评估把犯罪者说成是“蜕化变质分子”。他的脸上有路西法反叛上帝，后被驱除天堂故事的标记。犯罪分子破坏了社会的安宁，因此被逮捕和判决，最后则被放逐到地狱里，也就是被关进了监狱。
这种断定也可以转用到奥地利刑法学家汉斯·格罗斯的著作上。这位法学家于1893年出版了《预审法官手册》（Handbuch für Untersuchungsrichter）一书。该书为司法工作提供了一部权威著作。它的发行量非常大，是一部畅销书。和克拉夫特-埃宾一样，格罗斯也把恶看作刑事犯罪侦探技术马上就能够找到的一种现象。案件资料的汇编——这项工作是追随隆布罗索的先例做的——是有依据的。汇编中使用了照片和图解说明，借助它们证明了犯罪者在偷盗、诈骗以及纵火时所使用的特别手法，也讲解了如何在作案现场成功地获取证据，还介绍了如何使用现代的化学或物理技术来对犯罪者留下的足迹进行分析。描述工作一直是采取明显保持距离的目光来审视图片资料的，对于这种目光来说，恶看来已经不存在什么秘密了。决定违法犯罪行为发生的道德缺席在一种分析方法学中又出现了，它允许人们超越道德的评判标准来对犯罪者及其犯罪行为进行描述。可是格罗斯和克拉夫特-埃宾不一样，他并不局限于使用纯粹来源于专门用语的那些范畴。相反，陈腐的思想、起决定性作用的排除以及来自种族主义或者社会的偏见反倒都属于他的论据的保留节目。于是他在评论“吉卜赛人”时便说道，他们和“每一个有教养的人都不同，就是和那些最粗野、最堕落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生来就具有坏的秉性。”
一种把实事求是的客观化和具有决定性作用的评价结合起来，摇摆不定的描述方法出现了。对预审法官要进行良好的培训，以避免他们做出错误的判决，这是一种开明的意向。伴陪着这一意向的是打上耻辱标记的表达形式，明确地把犯罪行为称为“恶意的”心底素质的爆发。这种相互矛盾的论证技术对一种纲领是要承担义务的，这个纲领的目的在于，在评价犯罪分子的品格时一定要考虑到方方面面的因素。这个纲领还包括了一种自然科学方面的准确司法，这种司法应该创造出一种能对犯罪事实的构成从法律的角度进行全面评估的基础。因此，格罗斯在《预审法官手册》及其于1898年发表的《刑事犯罪心理学》（Kriminalpsychologie）中都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在法律培训第二阶段的教学内容中一定要添加医学课程，以便使法官和检察官们能够获得相应的能力。1912年，他得到国家的批准，允许他在格拉茨大学建立欧洲第一所官方的犯罪学研究机构，这个研究机构却成了由他推荐——细节上往往遭到质疑——未能及时获得承认的那些机构的象征。
在格罗斯那里，一种尖锐的，以明显的优先地位为标志的论证对科学的政策纲领起到了支援作用。法庭工作的目的必须是对刑事犯罪案件做出毫无缺陷的解释，并对一系列的证据做出清楚明确的分析并加以利用。“我们当然不想使人们再去回忆过去那种宗教法庭对异端的审判过程。今天我们看到，人们在其活动的各个领域里都把工作做得卓有成效，圆满无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我们再看一眼我们的行业时，我们便几乎会产生一种看法，觉得人们对于许多事情的看法似乎过于冷漠。”格罗斯打算用什么来代替这种“过于冷漠的看法”呢？没有过多久——这时候，他对预审法官在明确目的和坚定性方面提出了要求——他自己就作出了说明：“我认为，牢牢地抓住诉讼案件的做法仍然还是一贯正确的；只有有力的，常常是冷酷无情的投入才能有助于取得证据；对所发现的证据自己进行合乎逻辑的利用，这在预起诉时就会取得成果。”对于那些负责把犯罪人员侦查出来的官员来说，真正有效的划分模式只有一种，那就是把有罪和无罪明确无误地分开的模式，其他任何模棱两可的中间区域都是无效的。违法犯罪行为对社会秩序构成了一种危险的反对力量，这种力量总是试图逃脱维护社会秩序的理性采取的各种行动。在这样的背景下，犯罪心理学的调查探究便起而行使其职权。它的行事方法是，对很难逮住的对手进行监视和审查，并最后用天衣无缝的证据来证明他有罪。以经验为依据的司法有着相似的策略，这样的策略出现在奥古斯特·福雷尔、特奥多尔·克勒（Theodor K lle）、奥托·宾斯万格以及奥古斯特，克劳斯的论文里。这些人的著作都是用精神病学的观察角度对违法犯罪行为的各个方面进行研究的。虽然在这些著作里任何地方并没有出现恶的概念，但是，在对人们背离社会常规的分析中却运用了对于犯罪、错误以及反常行为的各种解释，这些解释都有恶的意义。在精神病科医生和犯罪学专家的眼里，背离的态度显示为非理性力量的外在形式，这是一种以危险的方式不断震荡的，鬼火般闪烁的，到处都存在的力量，它受到强烈的欲望、病态的天性和本能的控制。这样一来，过去的归咎方法就在新的范畴里表露出来，这种范畴就像基督教对恶所下的定义那样，也执行着相似的选择任务。犯罪的差异性和基督教归咎到善的恶魔般对手身上的那种差异性相符；这个对手的非理性和威胁性，就是运用犯罪心理学那冷静的、模范的论证方法也会让人们预感到自己仍然面临着无法解释的深渊，最终使违法犯罪行为变成了一种无法接近的现象。人们能够确证这种现象的足迹并保护留下它的足迹的现场，但是却看不透它的真实背景。
以经验的和统计的方式对犯罪行为的把握针对背离社会常规行为的例外情况建立起科学的规则；针对混乱状态建立正常秩序；针对不规范的现象建立正常的准则；针对逾越行为划定应有的界限。恶的现象经过一种用来公开它的自身结构的精确性展现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司法的语言便为一种新的文学种类提供了样式。语言的冷静性和调研的准确性激发了这个文学类型的产生。众多的作者如阿瑟·柯南·道尔、埃内斯特·威廉·霍农、莫里斯·勒布朗、奥斯汀·弗里曼、雅克·富特雷尔以及加斯顿·勒鲁在1887年——在这一年，柯南·道尔出版了他的作品《血字的研究》（A Study in Scarlet）——和1914年之间开创出侦探小说这种文学种类，这种小说接受了当代犯罪侦查学对人们的违法犯罪行为经过科学分析得出的看法。凡是幻想文学展示逾越场景的地方，那里的界限便被这种新的文学种类确立起来。这种文学所采用的具体做法就是对犯罪行为进行描述和全面的解释，并完美无缺地指出了它的成因。对于这种新型文学来说，事情关系到它如何以经验为依据把恶包围起来，并用合乎科学的规则把它的逾越动力祛除出去，至于黑暗中的妖术魔法却丝毫也不引起这种文学的兴趣。在此叙事不是缘于需要侦查出恶的心理学深渊，而是出于一种意图：对恶在杜撰范围内所采用的手法和伎俩进行揭露并通过这种揭露对它进行惩罚。
在雅各布，瓦塞尔曼的长篇小说《毛里齐乌斯案件》（Der Fall Maurizius，1928）中，主人公的名字已经出现在小说的标题中了。他因为一桩谋杀案而被判有罪并坐大牢，其实他并没有犯罪，这是一起冤假错案。毛里齐乌斯解释说：“说到恶，您必须知道，真正的恶在世界上是极其罕见的”。这种看法一直表示着一种立场——这种立场也出现在传统的侦探故事中——的特征，这种立场是用超越恶的范畴来理解犯罪行为的。瓦塞尔曼的作品产生在一种对不寻常的刑事犯罪案件以及对其调查侦破的内部情况颇感兴趣的社会环境里。自19世纪末以来，这种兴趣是很具有代表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兴趣又再一次地得到增强。1924年，设在柏林的锻造场（Die Schmiede）出版社出版了一个系列的图书，涉及的内容是“社会上的我行我素者；当代的违法犯罪者”。对于这个系列的图书，许多有名望的作家如阿尔弗雷德·德布林、埃贡·埃尔温·基什、赫尔曼·翁加尔以及恩斯特·魏斯都做出了贡献。这种大规模的出版活动清楚地表明，文学已经全面参与了现代犯罪心理学。这种文学作品的重点是描写侦探工作中的调查研究、对犯罪行为所做的斗争以及对个别案件复杂案情背后那种符合实际情况的（也是清清楚楚的）事实真相的探寻。但是，只有在诗学文本探究研究犯罪心理学方方面面的地方，违背社会常规的现象才能够为恶的美学赢得意义。斯蒂文森、德布林或者海姆等作家与社会科学工作者隆布罗索、克拉夫特-埃宾以及格罗斯不同。这些作家保留着自己的猜想，他们觉得，刑事犯罪的行为——它们摆脱了一种有理由、有论证的司法的划分要求——会显露出某些难以接近的剩余题材，这些题材避开了直截了当的解释。借助这个赋予犯罪行为一种超越法学和医学规则范畴的独立身份的机制，恶的现代美学开始了自己的活动。这种美学向我们展示了一种现象的各式各样形式，而这一现象绝不仅仅是——道德的、规则的或者健康的——一种缺失形式。现代主义的心理学文学——其结构样式已经跨越了侦探小说的样式——给予犯罪的恶一种破坏力量，这就是19世纪末司法学和心理学试图运用精密科学的手段废除的那种力量。
于斯曼在其著作《逆流》中解释说，现代的“大脑病理学”现在已经能够对坡在其作品《行为反常的顽童》中描写的冲动——这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是一种行为反常的破坏兴致的冲动——进行系统的讲解了。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是，这句话出现在一篇文学论文里，而这篇论文讲述的又是对违背社会常规进行出色的临界的想象时的经历和体会。但是，这个具有讽刺意义的事实倒是解释清楚了一项落到了在展示恶的新的表现形式的框架内的虚构头上的任务，目的在于把秘密和揭开秘密之间的紧张气氛公开展示在人们面前，做法是为深不可测的东西保留最后的不可接近性，同时又没有完全逃脱观察者的目光。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在文学作品里作为一种现象出现，人们只有对这种现象进行第二次观察时才能够看清恶的表现形式和由来。众所周知，恩斯特·容格尔的早期作品追随的是欧洲颓废派文学。面对上述的相互关系，这位小说家阐述道，“用逻辑和心理学的手段”对犯罪行为进行科学的解释常常会引起一种“对犯罪比较深刻的理解”，这种理解又总是逃避每一个理智的行动。自19世纪末以来，有一项任务便落到了文学事业的肩上，那就是提供非理性的对位结构，以便对恶及其行为方式进行司法分析。文学作品向我们展示了那种——在蓄意犯罪和意外事件之间难以理清的相互作用中出现的——“比较严重的犯罪”无法系统化的变种。在这里，处于人们注意力中心位置的并不是侦探工作——在刑事犯罪案件中这一工作揭示了事实真相——而是向恶提供营养的混浊泉水的心理学。
在其著作《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Also sprach Zarathustra，1886）中，尼采在“苍白的犯罪者”这条词目下强调幻想的分裂以及罪恶行为的实践和外部看法。用法学或者道德的观点永远也不能够对犯罪者做出判处，因为理性的准则——法律和道德准则使其发挥作用——并不能够应用到背离社会常规的行动上来。正是由于用心理学的观点来看问题，伦理学和犯罪行为才是分隔开的两个世界。对此尼采解释说：“可是，思想是一个另外的东西，行为是一个另外的东西，行为的图像也是一个另外的东西。内心深处的轮子是不能够在它们之间转动的。”后来，弗洛伊德把这里对道德和犯罪的清晰划分归因于下意识和意识的差别，这一差别容许把无法解释的事情重新系统化：“当然，这个本我（Es）不了解评价、善和恶，以及道德。”可是近来，弗洛伊德的模式也一直受到矛盾的牵累，因为它的模式就像19世纪晚期的司法那样，对于用理性不能领会的神秘动力的世界也试图用病状学，而不用谱系学来理解。背离行为产生的持续魅力恰恰来源于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分离好像事实上已经存在，可是，从道德的角度来看这种分离似乎又是不能接受的。人们可以对犯罪的奥秘进行描述，在这一过程中犯罪行为并不会暴露自己形成的动因。如果文学想让恶那似乎不能查明的原因成为美学经历的对象，那么它就得带着这样的预兆开始自己的工作。这样一来，文学便用恶的现象学——这里也包含了恶的起因历史——替代了形而上学乃至其现代的继承者，心理学。
19世纪末，大量的文学作品都谈到“意志的耗尽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道德评价的衰微。”于斯曼、霍夫曼斯塔尔、王尔德以及托马斯·曼——他们都得到了尼采哲学诊断学的真传——都一再反映一种文化颓废的情况，这种颓废是随着基础生命力的降低出现的。在这里，主体示范性地偏离了中心。近来，这种偏离表明自己是那种背离社会常规行为的形式在心理学方面的对称物，在这种形式上犯罪心理学常常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源于“退化”的典型案件。在两种情况下人们都把恶理解成缺失的结果，这种缺失是经过显示欲望和暴力表现出来的。没有意志的人物——这样的人物出现在于斯曼的长篇小说里，出现在霍夫曼斯塔尔的早期剧作里，也出现在托马斯·曼的短篇小说里——证实了一个论点：恶的心理上的强大是通过其道德上的虚弱来实现的，而这种虚弱则决定着它的性格。在这里，也就是在排除不正常现象的实践中，文学的观点和犯罪对策学的观点相当接近。可是，凡是司法旨在使犯罪分子受耻辱的地方，文学作品却集中精力去进行案件研究，这种研究能够提供非理性的内部观点。这是一种可以作为典范的技术，它显露在一种恶的美学的形式里。这些形式把妄想的迷途症状作为在健康的思想意识彼岸的犯罪的根本原因公开展示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