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力量是避免仕途出轨的保证德性对于领导者把事情做好绝非可有可无。翻开中国历史，我们会看到不少奸臣青云直上、忠臣被黜遭难的例子。确实，依靠逢迎拍马、弄权逞奸能够迷惑一些人，也能够在一定时期内得到实惠。但是，一个人缺少了道德的约束，就如脱缰之马，早晚有一天会撞个头破血流。领导者更是如此，只有耐得住寂寞，守住道德底线，并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为官的路才能在一个安全的轨道上走得更远。
1.以能服众不如以德服众
“领导警语”
（天地高下相因），地的德性极顺、极厚。君子秉承大地低顺、深厚的德性而容载万物。（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周易·坤·象》
能力固然是领导者可以依恃的资本，但如果有能无德，能力也会成为害人伤己的利器。而道德的力量却是无比巨大的，它能让人心归附，让事业成功。
晋武帝时，羊礻古任都督荆州诸军事，他率部镇守南夏，和吴国相抗。
羊礻古喜好打猎，一次他夜间出营，不想军司徐胤站在营门，不让他出门，且义正辞严地对他说：
“将军身负重任，却喜欢行猎之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这不是仁德之人所能干的。将军若不能听我的劝阻，我就是死了也不能放将军出去。”
羊祜的部将欲要斥责徐胤，不想羊祜急忙拦住他，且对徐胤说：
“你忠于职守，所言不虚，我一定听从你的建议。”
他马上转身回去，以后也不再行猎，还把徐胤提升了官职。
羊祜据守边防，实行怀柔政策，他自己加修德信，对吴国投诚者以礼相待。不仅如此，他每次和吴国交兵，总是限定日期才交战，从不掩杀偷袭，为此有人抗议说：
“自古兵不厌诈，将军仁德也不该用之敌国。如果都是这样讲究仁义，又如何才能出奇制胜呢？”
羊祜告诉他们说：
“皇上志在一统天下，眼下时机不到，交战虽迫不得已，但也应该以德化人，收取民心。我这样做，非为今日一战小成，而是为了他日大功啊。”
有的将领好出奇谋，多次缠着羊祜。羊祜为了不伤害他们，只是将他们灌醉，让他们说不出计谋。
一次，军中有人抓了两个吴国小孩当做俘虏带回，羊祜为此怒斥了军士，还撤掉了为首者的官职，他就此告诫众将说：
“孩子无辜，若抓之领功，天下还有仁义可言吗？这些人可见心术不正，品行不端，绝难付以重任。我削夺他们的官职，正是怕他们以后为祸更烈，也让众将引以为戒，再不能犯此大错。”
吴将陈尚、潘景领兵进犯，羊祜把他们打死，却念其为主死节，对他们的遗体厚礼殡殓，他们的家属前来迎丧，羊祜也以礼待之，如同故友。人们都认为羊祜过于谦敬，而羊祜却行之不辍，时间一长，吴地民众都对他心悦诚服，称他为羊公。
吴国大将陆抗和羊祜对峙期间，双方多有来往，互相尊重。羊祜对陆抗十分欣赏，告诫部下不要轻易和他交战，他说：
“陆抗为人重德，讲礼好信，这样的人必深孚众望，难以战胜。只要他为将一日，我们就不要轻举妄动。”
一次陆抗病了，羊祜派人给他送药，陆抗拿来便服用，他的部下劝他慎重，陆抗只是一笑说：
“羊祜乃难得的君子，他要害我也不会用卑鄙的手段，我是不会防范他的。”
陆抗身为大将，自是知道羊祜的用意，他为此对手下说：
“知人若不知其德，必有大失。羊祜专门修德，赢取民望，这是最厉害的招法啊。我等若不修身养德，只讲残暴，他日征战便会失去民助，难有胜算。”
羊祜卧床不起之时，他把张华视为知己，对他说：
“大人身为中书令，只有你能理解我的心愿啊。孙皓残暴无德，伐吴当要趁早实行，倘若孙皓死了，吴有明主，良机便一下失去。你忠直德高，必会让皇上早伐吴国，是以相托。”
后来羊祜去世，张华果然不负羊祜期望，在满朝文武的反对下，力劝晋武帝坚定信心，终于完成了统一天下的大业。
以德为政
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为政》），即主张“德治”，他赞美德治像北极星那样，众星都围绕它运转。以此来说明德治易于得到民众拥护，从而收到好的治国效果，孔子认为德治是最理想的社会政治。
德者，“得也，得事宜也”（《释名·释言语》）；“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说文》）。用德做施政的指导思想，即是注重教化，主张用领导者的模范的德行为政治规范，以之教化下属和人民。所谓“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意思是说领导人的作风好比风，老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哪边吹，草向哪边倒。这是孔子对德治作用最通俗形象的比喻。
孔子认为，要教民懂得道理，对己对人都要举止得当，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固有秩序。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惩罚可以使人畏惧而不敢犯罪，但并不能消除人的犯罪观念。孔子比一般只知用严密法网维持政权的统治者更有远见，懂得要使民驯服，单靠用刑杀禁止是不行的，懂得要使民驯服，还必须使民安土重迁，并且养成一种卑怯心理，以为自己能生存全赖于君子的恩赐，即所谓“怀土”、“怀惠”（《里仁》），使其自觉消除犯罪观念。也就是说，德治高出刑罚一筹。但孔子也深知单靠教化来服民是靠不住的，那会使小人们误以为君子软弱而变得不听话、不驯服。因此，必须使民看到不“得”必“失”，感到胡萝卜后面还有大棒的威胁，即使贵族统治者缺“德”，也不敢因饥寒而起“盗心”。所以孔子主张为政要采用所谓“宽猛相济”的两手政策。孔子的德治思想，着眼于收买人心。这是对当时贵族统治的成功经验的总结，后来发展成为儒家的政治领导艺术。
孔子主张“德治”和“礼治”相结合。“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这样，就能实现“人治”。孔子总结殷周奴隶主贵族成功的统治经验，并将其作为最佳施政方案奉献给执政者。他向往的理想政治，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的领导思想，长达两千多年。
孔子以德为政的思想，在今天的领导实践中仍然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2.做官就要做清官
“领导警语”
孟子说：“可以拿，可以不拿，拿了就会损害自己廉洁的品质。（孟子曰：可以取，可以无取，取伤廉。）
——《孟子·离娄下》
领导者常面临很多利益上的诱惑，此时，你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要想当个好官就不能以求利为目的。不是吗？如果你要的是金钱、财富，何不去做生意，自己赚钱自己花，何其逍遥自在，没人会说三道四，但一旦站到了为官的起点上，就要把做清官作为自己终生的道德要求。
在史书中，有多处提及晏婴“食不足”、“食肉不足”、“衣食弊薄”、“乘弊车驽马”、“布衣栈车而朝”。还说他每日的正餐，吃的是糙米饭，只有一荤一素两个菜。一天，齐景公的使者到他家正赶上他要吃饭，就把饭分了一份给使者吃，结果两个人都没吃饱。他穿的是粗布衣，即使祭祀祖先也不过将衣服和帽子洗干净穿上而已；一件狐皮大衣，也只是在出使他国或参加盛典时穿，并且一直穿了30多年。平时上朝，总是乘坐一辆劣马拉的破旧车子，有时甚至走着去。至于住的，照景公的话说，是“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齐景公见晏婴如此清苦，便派人送给他许多钱财。前两次都被他全部退还。第三次他收了下来，将它们转赠给了贫穷的亲友和灾民。之后，他生怕景公再次恩赐，便如实向景公说明了情况，还说：“作为一个大臣，将国君的恩赐用于百姓身上，是以臣代君治理百姓，忠臣是不应该干的；不用在百姓身上而收藏起来，那臣下就变成了一个装东西的箱子，仁者是不会干的；上对不起国君，下对不起百姓，只干守财奴的事，聪明的官吏是不会干的。所以，请您千万不要再赏赐臣下了。”景公不解，问：“想当年，管仲不也接受了桓公封赏的500个村庄吗？”晏婴便说出了“圣人千虑，必有一失；愚人千虑，必有一得”的话，并“再拜而不敢受命”。
然而，景公总觉得晏婴乘坐的车子与其身份太不相称，所以仍坚持送他一辆由几匹良马驾的好车。晏婴再三谢绝，并坦诚地表示：“您让我管理全国的官吏，我深感责任重大。平时，我怕他们奢侈浪费和行为不轨，一直要求他们节衣缩食，以减轻百姓负担。我若乘坐好车，百官们便会上行下效，奢侈之风就会弥漫四方。假如真的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就无法禁止了。”
接着，齐景公又利用晏婴出使他国之际，“毁其邻以益其宅”，为他新建了一处相国府。但晏婴回京之后，马上从相府搬回了原来低矮狭小的住处，同时将相国府加以改造，分配给了原来住在那儿的人。
后来，景公还决定将富庶的平阳（今山东平阳东北）和棠邑（今山东聊城北）赏赐给晏婴。晏婴表示感激却不肯接受。他说：“以往，由于您热衷修建亭台楼阁，致使百姓精疲力尽；由于您迷恋声色犬马，致使百姓贫困不堪；由于您动不动就对邻国兴兵打仗，致使百姓性命难保。直到现在，百姓们仍在怨恨朝廷和官府。因此，我不敢接受您的赏赐。”景公默默点头，但又问：“难道您就不想富贵吗？”晏婴答道：“我以为，当臣下的首先要为君主，然后再为自己；先为国，再为家。至于富贵，人人所盼，我怎能例外呢！”景公说：“那么，我应赏赐您什么呢？”晏婴随即表示：“如果您能下令减免渔盐商人的税收，对农民实行‘十一税’，再减轻各类刑罚，这将是我想得到的最大赏赐，我也将永远感激不尽！”景公十分高兴，当即答应了他的全部要求。
晏婴到了晚年，不仅不再接受任何新的赏赐，还向齐景公提出将原来赐他的封地退回去。景公认为：在齐国历史上从未有臣老辞邑的先例，坚决不同意。但二人推来让去，最终还是晏婴说服了他，将封地全部退还，自己仅留下了一辆劣马驾着的破车。
晏婴临终之前，还谆谆告诫家人：丧事要从俭，绝不许厚葬。为官以清，时时处处要和不正之风斗争，但创造清正廉明的政治环境，要想做到理直气壮制止歪风邪气，揭露他人的越轨行为，首先自己得树立一个良好的形象，晏婴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晏婴知道，创建清正廉明的政治环境，不是说说就可以，也不是制度建立和颁布了就万事大吉，决策者的以身作则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晏婴一系列拒赏守贫的决策表面看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实际上其深意在于在全国的官吏和百姓面前做出一种姿态：官，就是要这么当。所以，晏婴从我做起清廉俭约的做法既是保持操守的个人化的决策，更是关系到国家大政方针和政治风气的重大政治决策。
晏婴的做法对于一个身居高位的政治家来说是最难做到的，而无疑也是最有效的。民不畏严而畏廉廉洁问题对领导者来说，是极端重要的，它对领导活动有重大影响。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坚持廉洁奉公是发挥领导形象效应的关键。一个领导者是廉洁自律还是结党营私，贪污受贿，直接影响到领导者的形象。领导者一旦给人一个不廉洁或腐败的形象，那么，就会形成“台上他讲，台下讲他”的情况。因而，领导者只有树立廉洁奉公的形象，才能产生积极的“形象效应”——感召力和凝聚力，得到下属的拥护和爱戴，从而保证领导活动的顺利进行。
第二，廉洁奉公是科学决策的前提。一个领导者私心太重，一事当前，先替自己打算，为一己之利考虑，就会被私欲蒙蔽住智慧的眼睛，丧失清醒的头脑，就会看不清事物的本质，古今中外，在政治、军事，经济领域，都不乏这样的事例：对立的双方，为战胜对手，常常利用对方领导者自私的弱点，导致对方决策失误，从而最后战胜对手。这就从反面说明了在决策活动中坚持廉洁奉公的重要性。
第三，廉洁奉公是任人惟贤的基础。古人云：“得人者得天下，失人者失天下”。可见，选用贤才是领导者开拓伟业的重要保证，要选好人才，要求领导者必须廉洁奉公。只有出以公心，才不会爱“财”，而是爱“才”。否则，就会弃“才”求“财”，就会看“财”用人，就会把一些受贿行贿的歪才甚至腐败分子提拔到重要岗位上来。那么，势必断送我们的事业。
明朝无极知县郭久礼在总结自己当政多年的经验时说：“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廉则吏不敢慢，公则民不敢欺”。廉洁，既是对领导者的道德要求，也是其有效行使领导权力的必要条件，是领导艺术的组成部分。
3.为官有德重在敢说真话
“领导警语”
诚实，是正人君子遵守的准则，也是处理政事的根本。（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
——《荀子·不苟》
完全说真话对于普通人也是很难做到的，但对领导者，说真话、办实事又是必不可少的道德要求。对领导者自身而言，说真话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特别在人治汹汹的封建时代，一句真话就有可能断送自己的政治前程甚至生命，惟其如此，能做到说真话也就显得殊为可贵。
唐太宗即位后，励精图治，任用贤才，虚心纳谏。为减少自己的过错，一次，他对公卿们说：“人欲自见其形，必藉明镜；君主欲自知其过，必藉忠臣。如果帝王刚愎自用，其臣阿谀顺旨，君就会失其国，到时候大臣也没有好下场。”他认为，只有大臣们“直言耿议”，才能致天下太平，因此要求大臣“必须极言规谏”。为人正直的王硅从唐太宗身上看到了一个英明君主的形象，看到了士大夫所刻意追求的国治邦安的希望。作为一个正人君子，身处谏职，王硅感到只有履行职责，才能不辜负明君的嘱托。
一次，唐太宗再次表示求谏的态度，他说：“如果清正之君统御的是邪恶之臣，天下是治理不好的；如果正直之臣奉事的是邪恶之君，天下同样也不能致治。惟有君臣同德，才能国泰民安。朕虽不明，幸有诸公多多劝谏佐助，或许能把天下治理好。”王硅立即代表大臣们表示说：“古时候，天子身边设有诤臣七人，如果劝谏得不到采纳，就相继以死殉职。今天，陛下大开圣德，征集采纳臣等的谏言，微臣虽见识短浅，也愿竭尽全力，或许能对陛下有所佐助。”唐太宗对王硅的话很满意，便下诏令谏官可以随同中书、门下省主官以及三品以上其他官员一同入阁，以随时了解政务，发表不同意见。王硅果然不负皇帝的信任，以忠诚负责之心，时常贡献有利于善治天下的良言。唐太宗也对他更加重用，赐爵水宁县男，迁任黄门侍郎（门下省副长官），兼太子右庶子。贞观二年（628），王硅很快就晋升为侍中（门下省长官），跻身于宰相行列。
这年十二月的一天，在宫中闲居无事的唐太宗派人请来王硅一起聊天。谈及往事时，谈起了庐江王李瑗之事。李瑗本是唐高祖的叔伯兄弟，任幽州大都督，李建成欲除李世民，曾秘密勾结李瑗为外援。建成败，李瑗便起兵反，但不几天即被部下所杀。说到这里，李世民抬手指着侍立身边的一个美女对王硅说：“这个美女就是庐江王的爱妾，是李瑗杀了她的丈夫而把她夺过来的。”王硅一听这话，立即站了起来，十分严肃地问道：“在陛下看来，李瑗霸占她是对的？还是不对呢？”唐太宗说：“这还用问，杀人而娶其妻，是非不是明摆着吗！”王硅正色道：“知道不对，就应该防止这种事再发生。”他接着给唐太宗讲了一个故事：春秋时期，有一次齐桓公外出，路过一片废墟，就停下来问当地父老：“这不是郭国的都城吗？郭国是因为什么原因灭亡的？”父老们说：“因为郭国的国君喜欢好的而厌恶坏的。”齐桓公感到奇怪地问：“照你们所言，郭君乃是一个贤君，何至于亡呢？”父老们解释说：“他喜欢好的，但却不采纳；厌恶坏的，却又不能坚决摈弃，所以亡国了。”最后，王硅的话锋一转，说：“如今李瑗的爱妾尚被陛下留在左右，臣还以为陛下从心里肯定李瑗杀夫夺妻的行为是正确的呢！陛下现认定这种行为不对，那么就可称得上是明知不对而为之了。”李世民听完大惊，忙说：“是朕一时糊涂，没想到后果这样严重。若非君言，朕就要步郭君的后尘了。”于是，太宗将美女送出宫，交给其亲属，由她另嫁。
岁月如流，转眼，王硅在唐王朝为相已近10年。10年中，他一直履行忠言直谏的诺言。唐太宗虽是有为明君，但免不了时常耍人主的威风，希望听臣下说些好听的话，而被人揭短时面子上过不去，心里不痛快。在这种情况下，大臣们议论其过失，是需要胆气的。
有一次，王硅就因一件小事与唐太宗发生冲突，双方的火气都很大。事情的起因是：唐太宗令太常少卿祖孝孙教授宫人音乐。很长时间过去了，宫内歌伎们的演奏和歌唱水平仍无多少进益。李世民很不满意，几次当着观赏歌舞的众大臣指责祖孝孙。王硅与另一宰相文彦博站出来进谏道：“陛下平时并不怎么关心音乐，如今却为了教宫人音乐这样的小事而责怪祖孝孙，臣等担心天下百姓对此会感到惊怪！”李世民不高兴了：“如此说来，祖孝孙不尽心尽职，朕也批评不得啦！”王、文二人接着说：“祖孝孙本是一个高雅的学者，其责任是修订与创作雅乐，而陛下却让他去教宫人歌唱，这是用人不当，大材小用。现在又责怪他，让人以为陛下以士为轻。”李世民顿时大怒起来说：“朕把你们放在心腹的位置上，你们应当竭力尽忠事我，为什么反而附下罔上，愿当祖孝孙的说客呢？”文彦博见龙颜大怒，一脸惊惧地跪下谢罪。王硅却直立不拜，并慷慨激昂地说：“陛下不以为臣水平低，声望轻，就简单地将臣贬斥一边，而把臣放到重要岗位上锤炼，责成我们忠直奉上。今天臣之所言岂是包庇祖孝孙？没想到陛下竟然怀疑臣阿私，加以指责。这不是臣负陛下，而是陛下负臣！”唐太宗怒气不消，脸色十分难看，他挥手下令乐队、舞女退下，自己抽身而走。君臣的音乐歌舞欣赏活动就这样不欢而散。
第二天，想明白了的唐太宗召房玄龄进宫说：“古时西周的武王不用伯夷、叔齐两大贤才，周宣王则杀掉了无罪的诤臣杜伯。看来，自古帝王能纳谏真是一件难事啊。朕昨日一夜都在想自己与古人有哪些差距，深感对王硅的责备是不对的。朕甚后悔。请先生转告大家，不要因昨日之事今后就不进谏了。”
遇到唐太宗这样一个愿听真话的明君，实在是王石圭这样敢讲真话者的运气和福气，即使这样，能忤上意、触君怒，坚持原则讲真话，仍然体现了一位政治家超人一筹的道德修养。
少露官态少说官话
历史上改朝换代，江山易主，多由“官气”生腐败，最终葬送天下。历史上许多农民革命始其浩荡，终其衰败，盖因“官气”生骄奢，而脱离人民群众。史载，太平天国定都南京以后，东王杨秀清的仪仗队多至千余人，每次出门，为了抖威风，前头还有龙灯开路。这种腐朽官气的盛行，也是最终导致太平天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官话”是某些领导者为摆身架而发出的高腔高调或是故意装腔作势，为了掩盖自己的真面目所苦心钻研的那种晦涩、圆滑之辞。
旧社会的官僚，为了适应官场的需要，都有几副面孔，对上、对下，人前、人后，都不是一个样子，随机应变，奥妙无穷。遗憾的是，在现代的领导者当中，有极少数人，满嘴的空话、套话、还有愚弄人的假话。有些话，听起来委婉却叫你摸不着头脑；有些话，说起来慷慨激昂，做起来却又是一个样；有些人在讲台上、在上级领导面前信誓旦旦，一转身就不算数；有的人云亦云，说的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通话”，不是解决实际问题的“地方话”；有的含糊其辞，态度暧昧模棱两可，叫你摸不着头脑。
明代李禾曾针对当时的时弊说了这样一句话：“才做些小官，（便）浑身是官态”。他认为，凡“视人民疾苦恬不相干”的人，大都有这种毛病。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无不强调别贵贱，明尊卑，讲等级。所以一旦为官，就开始学迈四方步走路了，以显示其身份的高贵。
现代社会为“官”，要防“官态”，那种“官资不老，官态不少，官职不高，架子不小”，高高在上忘忧民，互相推诿踢皮球的领导者是为群众所深恶痛绝的。因为官态尤如洒在人际关系有机体中的沙粒，除了制造摩擦，使机体受伤溃烂外，别无任何好处。
4.决不能与小人妥协
“领导警语”
名节极为重要，（当官者）不可随便结交行为不正的人，以至败坏自己的名节。（名节至大，不可妄交非类以坏名节。）
——《薛文清公从政录》
人的道德并不仅存在于书本上和说教当中，而是要在残酷的现实里接受考验。比如说，当你遇到一心为私又不择手段的小人——要命的是这个小人可能还是个大人物时，你该怎么办？在道德与利害的较量中，一小步的选择差异就是为人为官界限上的两重天地。
东汉名相杨震以自己的耿然正气选择了决不与小人妥协。
永宁二年（121），邓太后死去，外戚邓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安帝支持的亲信势力凸显出来。安帝的乳母王圣，因有抚养圣驾之功，恃恩放纵，恣意妄为；王圣的女儿伯荣出入宫掖，无法无天，一时闹得乌烟瘴气。负有调和阴阳、理顺四时、佐成王道这些神圣职责的三公不能听之任之，司徒杨震上疏直谏：“为臣听说政以得贤为本，理以去秽为务，唐虞之世，俊彦在朝，四凶流放，天下咸服，太平安乐。现在王圣出身微贱，奉养圣躬，虽有大功，但赏赐过分，竟然毫不满足，扰乱天下，有辱圣朝。”然后，杨震驾轻就熟地拈出《尚书》、《诗经》之中的诸多古训，以示告诫，并诚恳地希望陛下：“绝婉娈之私，割不忍之心，留意朝政，慎于授爵，比德圣王，岂不为美？”安帝接到上疏，出示于王圣等人，这伙近侍者看后皆愤愤不已。儒家的政治理想在帝王这一层面显得多么苍白和可笑！深受儒学熏陶的杨震如此一片真心效主，既没有得到安帝的支持，反而为自己树立了可怕的对立面，他的结局也就由此奠定。但他没有懈怠，他依然坚守圣贤书上教导的神圣职责。
王圣的女儿伯荣见皇帝有意庇护，骄矜淫乱之状更甚，她与朝阳侯刘护的堂兄刘瑰臭味相投，刘瑰攀龙附凤，遂娶她为妻，得以袭了刘护的爵位，位至侍中。小人在朝，胡作非为，忍无可忍的杨震再次上书：“高祖与群臣相约：不是功臣不得受封，因而经国大典规定父死子继，兄亡弟及。近有刘瑰袭爵为侯，而刘护的胞弟刘威依然健在，为臣听说天子只封赏有功之人，诸侯只授爵于有德之人，而刘瑰并无功德，只因得配王圣之女，既居侍中，又得封侯，不合经义，不符旧制，百姓不安，众人非议，陛下应该鉴于往事，以资治道。”这一次的上书仍然有如泥牛入海，毫无音讯。
延光二年（123），杨震又代刘恺为太尉，此时，杨震年已古稀，皇帝对他虽然外示优宠，其实皇帝的近侍们只把他当作一种政治点缀品，想利用他的名声达到自己的种种目的。杨震心似明镜，仍以巨大的勇气与高贵的品格坚决与他们展开斗争。
不久外戚、宦官开始显示狼狈为奸、共持朝政的迹象。安帝的舅舅，大鸿胪耿宝要杨震荐举中常侍李闰的兄长，杨震不从。耿宝亲自上门问候，顺便提醒他说：“李常侍是皇帝重臣，想让您辟举他的哥哥，我不过是传达一下他们的意思。”弦外之音是，你应该好自为之。杨震的倔强耿直老而弥坚，他回答说：“如果朝廷要让三府辟召，应该有尚书下达的敕令。”一口回绝，耿宝恨恨而去。杨震的名号实在太亮，执金吾阎显也慕名而来。阎显位重一时，是阎皇后的哥哥，也来向杨震推荐自己的亲故，照样碰了一鼻子灰，杨震的“不知变通”确实世间少有，很有些“随他们去吧，我一个也不饶恕”的意味。司空刘授的反应与他绝然相反，刘授听说这两个人后，立即征辟，十天之内，二人又很快被提升。艰难时势之中，人的分化那么自然，那么冷酷，杨震日益成为群小攻击的焦点。
安帝一点也没有理会和同情孤独的杨震，又下诏为阿母王圣大修府邸，劳民伤财；中常侍樊丰及侍中周广、谢恽又结伙弄权，倾动朝廷，杨震苦谏不从，这伙人在安帝的默许和放纵下无所顾忌，甚至伪造诏书，公然调发国家的钱粮、木材等物，争盖豪宅，起假山，造园林，费用无数。此时，东汉一朝世家大族已成长为一个社会阶层，他们拥有自己的庄园和大批劳动力，政府直接控制的自耕农数量急骤减少，加上官吏的盘剥，灾害的侵袭，赋税的沉重，农民纷纷破产流亡，国家的财政税收当然大受影响；少数民族也不堪重负，奋起反抗，尤以羌族为烈。公元107年至公元117年，羌族举行第一次大起义，东汉王朝战费消耗达240余亿，东汉军队被打得焦头烂额，元气大伤，国家至此实在已经不起折腾了。
延光二年（123），杨震又借地震之机上疏，以为天象示警，中官权盛，应加以裁抑。和历次上书一样，他言辞激烈，直陈时弊，安帝实在无法喜欢，樊丰等人也对杨震侧目而视，只因他是四海仰慕的当代名儒，不敢轻易加害，但是河间男子赵腾却预先上演了杨震即将到来的悲剧。身居民间的赵腾激于忠义，诣阙上书，指陈时政，安帝大怒，下令将其收狱，罪名是欺君罔上。杨震自然不能见死不救，于是上疏求情：“尧舜时代，设立谏鼓谤木，以开圣听，商周哲王，听说小人怨詈，则更加谨慎修德，以此广聪明，体下情。如今赵腾因为言语冒犯得罪，与动手操刀去犯法是有区别的，请求饶他一死，以使卑微之人都能为国进言。”安帝连他的表章看也没看，没过几日，赵腾伏尸都市。
延光三年（124），安帝东巡泰山，樊丰等人在京城洛阳放开手脚，竞修宅第。杨震的属官高舒召来有关官员查核此事，发现了樊丰诸人伪造的圣旨，准备等待圣驾还朝以作定夺。樊丰之流恐惧万分，伪造圣旨等于犯下滔天大罪，惹下杀身大祸，九族都要受到牵连。双方矛盾已经无法遏止，樊丰诸人除了除掉杨震，再无路可走。恰好太史上奏星象有异，于是他们来一个恶人先告状，诽谤杨震，说他自从赵腾死后，既怨且怒，又是邓氏故吏，邓氏之亡，常怀怨恨之心云云。安帝对杨震从来不感兴趣，这位昏聩的皇帝回到京城，连夜派使者收缴杨震的太尉印绶。从此，杨府府门紧闭，宾客绝交。继任太尉的冯石是公主之子，因能取悦奉迎而为安帝宠信。永初年间，戎马不息，王侯俸秩都无法补足，安帝却特诏以它县租税来补充冯石的缺额，冯石岁入谷3万斛，钱4万。面对如此君王，如此大臣，杨震满腹辛酸，惶惑不已。
樊丰觉得如此，惩罚杨震还远远不够。既然杨震与自己已势成水火，不能为己所用，那么杨震的存在就只能是一种障碍，至少要把他赶出京都。于是，他就请大将军耿宝出面上奏，说杨震不服其罪，仍怀怨望。安帝痛痛快快地下达诏书，命令将杨震遣还本郡，赶走这位爱管闲事的老臣，落得个耳根清静。士可杀而不可辱。在这种帝王“匡扶不上枝”、宵小“得志便猖狂”的政治格局中，杨震只想用一死来表明自己对国家的忠贞，维护自己的人格和清白。
在与诸多小人的争斗中，看起来杨震好像失败了，但这仅是以一时的荣辱而论，实际上领导者只要踏上道德的殿堂，就永远是个胜利者。
辨小人更要防小人
故意捏造事实，栽诬他人，达到打击别人的目的，是一些人屡试不爽的阴险手段。虽然这种方法较易败露，一经调查，真相就会大白，必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以害人开始，而以害己告终。但毕竟还有一个过程，身在权力漩涡的领导者，很有必要提高警惕，以防被小人陷害。
生事诬陷也有很多手法，现分列如下，以便你及早识破。
手法一：栽诬。即把自己的过失转嫁给他人，诬陷他人。武则天得宠于唐高宗李治，被立为昭仪，便阴结内外，潜斥皇后。皇后虽然上了年纪，但皇上还没有废除她的意思。刚好武则天生下一女，皇后怜悯她便去看看，皇后出门后，武偷偷掐死女孩，再用被子盖上。皇上来看时昭仪表示欢笑，打开被子发现女孩已死，昭仪装出惊恐万状，啼哭不已问左右可有人来过，左右说皇后才来过。皇上大怒说：“皇后杀死我女儿！”昭仪乘机哭诉皇后的罪状。皇后有口难言，无以自明。皇上便有废除皇后的意思。
手法二：买毁。即用金钱来收买敌人，使其诋毁上级将领，然后再行反间计。战国时，秦国派王翦与端和共同率兵攻赵国。赵国派李牧和司马尚抵抗。秦国方面则派人与赵王嬖臣郭开金接触，使郭开金攻击李牧和司马尚，讲他俩的坏话，说他俩打算谋反。赵王知道后，便派赵葱和齐将颜聚去取而代之，李牧拒不听命，赵王便派人将李牧逮捕杀害，同时也废除司马尚的职位。后来，秦国军队大破赵军，赵王也做了俘虏。
手法三：造怨。即假借其人怨恨，挑其与他人矛盾，假他人之手以去我之政敌。唐高宗时，高力士得宠，王毛仲对之却十分鄙视，稍不如意，便破口大骂。高力士对他颇为不满，屡进谗言。刚好毛仲妻生一男孩，三日后，皇上命高力士代表皇上赐毛仲酒馔、金帛等物，并授予毛仲刚生的孩子五品官。高力士回来后，皇上问：“毛仲喜欢吗？”高力士说：“毛仲抱着儿子对我说：‘我孩子能做三品官！’”皇上大怒说：“过去诛杀韦氏时，他就心持两端，我都没有追究，今日还拿毛孩怨我！”于是，将王毛仲贬为兖州别驾。
手法四：疑毒。即乘敌方送礼之时，在礼品中施毒，使其相互疑忌。不过，施毒者有以间之，并非想毒害别人。《三国演义》第十三回写道，李催数次设宴请郭汜，有时则留郭汜过宿，郭汜之妻听信了杨彪的反间计，认为郭汜爱上了李催的夫人，正好李催派人送食物与郭汜，郭妻乃暗置毒于食中，汜便欲食郭妻先与犬试之，犬立死。自此汜心怀疑。过几天，李催又宴请郭汜，饮后大醉而腹痛，郭妻便怀疑其中有毒，急令将粪汁灌之，一吐方定。从此，双方治兵相攻，再无设宴之事。
手法五：阴陷。即暗地教人写匿名信，罗列罪状，揭露当权者及其至亲，以激起当权者的愤怒，然后旁敲侧击，嫁祸于竞争对手。唐时，武三思为离间中宗与张柬之等五王关系，便暗地教人上奏皇上，诉说皇后秽行于天津桥，请皇上废黜皇后。皇上十分气愤，命御史大夫李承嘉要将此事查个水落石出。承嘉奏道：“此事乃敬辉、桓彦范、张柬之、袁恕已、崔玄韦教人所为，他们虽称为黜皇后，实际上是要谋反，我建议将他们诛灭九族。”三思还派人暗地做工作，教侍御史郑音加以宣扬。皇上命司法部门审理。最后，将敬辉、张柬之等五王长期流放边疆。为避免后患，武三思还先后派人刺杀五王。
手法六：怵患。即伪造某人之阴谋，挑起人主的猜忌，谓其隐患而加害之。《明史卷一百二十八》记载：刘基（即刘伯温）曾上书说瓯、括之间有块地叫谈洋，南与福建交界，盐盗盛行，社会混乱，要求在这里设巡检司把守，以治其乱。胡惟庸当时以左丞掌省事，他却说谈洋之地有王气，刘基想霸占作为自己的基地，但当地臣民不同意，刘基便请求设立巡检司将臣民赶走。明太祖朱元璋听信谗言，虽然没有怪罪刘基，但内心却颇存疑忌，解除了刘基的职务。之后，胡惟庸当了宰相，刘基气得生病，到家后，病得更重。
对于领导者来说，识破、防范小人的打击陷害与不跟小人妥协同样重要，后者是坚持原则，前者是手段灵活，二者缺一不可。杨震只有后者之直骨，而缺乏前者的智慧，遭到排挤并致自杀也就是自然的结局。
5.能守惟公之道才能做到依法办事
“领导警语”
有人问：“依据什么去治理国家？”回答是：“推行政事。”又问：“依据什么去推行政事？”回答是：“政事的根本在于官员自身。官员自己言行正直，政事就能得到推行。”（或问：“何以治国？”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则政立矣。”）
——（汉）扬雄：《法言》
依法办事是领导者的道德准绳，而只有处事有公心，能信守惟公之道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
唐太宗时名相魏征极力主张以法治国，国家制定的法律条文上下都要遵守，即使是皇帝也不例外，也要依法办事，不得随意改动法律，或以个人意志来代替法律。一次，唐太宗遣使点兵，尚书右仆射（副宰相）封德彝请点16岁的中男。按唐律规定：民16为中男，18始成丁。18岁以上的丁男开始服兵役。而现在为了多征兵，竟要征16岁的男子入伍。当时太宗接受了这一建议，并草拟出诏敕。魏征认为这种做法违反了唐律，坚决不肯签署，且如此者四次。按唐朝制度规定，皇帝的诏敕需大臣们副署签字后才能生效。太宗被魏征激怒了，当面责备魏征固执，他说：“中男壮大者，乃奸民诈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执至此！”魏征从容答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众多。陛下取其壮健，以道御之，足以无敌于天下，何必多取细弱以增虚数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诚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无欺诈。’今即位未几，失信者数矣！”太宗十分惊讶地问：“朕何为失信？”魏征依然十分镇静，摆出了几件太宗失信于天下、有令不遵的事实。太宗感悟，同意不点中男，并深有感触地说：“夫号令不信，则民不知所从，天下何由而治乎！朕深过矣！”
在执法的时候，魏征注重赏罚分明，不徇私情，以维护法律尊严。他在给太宗的上疏中说：“刑罚之本，在乎劝善而惩恶，帝王之所以与天下为画一，不以轻疏贵贱而轻重者也。”濮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撤职。他原来是太宗为秦王时的老属吏，便向太宗求情，唐太宗欲复其原职，魏征进谏曰：“秦王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足使为善者惧。”太宗欣然采纳，并说：“我昔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乃四海之主，不得独私故人。大臣所执如是，朕何敢违！”庞相寿流涕而去。魏征还曾用“能为国家守法”六个字表彰公正执法的法官薛仁方，同时揭露了皇亲国戚违法乱纪的事，以维护法律的公正。
张玄素为侍御史，弹劾乐蟠县令叱奴骘盗官粮，太宗大怒，特令处斩。但按当时法律，叱奴骘不当死，因此魏征进谏太宗说：“陛下设法，与天下共之。今若改张，人将法外畏罪。且复有重于此者何以加之？”于是太宗改判，叱奴骘得免死。
在封建社会，法的首要任务在于保卫政权和皇权不受侵犯，制裁“谋反”者被列为刑章之首。而当具体执行时又会株连甚至冤枉很多无辜的人。唐相张说在处理这方面问题时即能做到“不枉良善，不漏罪人”，以捍卫法律的尊严。景云元年（710），谯王李重福（唐中宗子）于东都（今河南洛阳）谋反，失败后自杀。留守捕获枝党数百人，考讯谋反内情，经久不决。唐睿宗遂令张说前往推按。张说一夜之间即捕获李重福谋主张灵均、郑惜等，经审问，尽得其谋反内情。同时又将那些被冤枉的人全部释放。张说处理此谋反案的做法一反传统，因而使很多人避免了株连和冤死。睿宗闻后非常高兴，他慰问张说说：“知卿按此狱，不枉良善，不漏罪人。非卿中正，岂能如此？”
“中正”二字，道出了依法办事的领导者为官之道。
一碗水要端平
有人违规犯禁，自然应当以公正之心依法处置，但现实情况往往要复杂得多，有些矛盾不是靠照搬条文所能解决的，这时候既要以“中正”之心把一碗水端平，又需要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下属之间产生矛盾反映到领导面前，两人所讲的必然有出入，那就要由你去断定是非了，他们的心里是都想从你这里听到一句“公道话”。一旦分出了黑白，你最好心中有数，不要公开指出谁是谁非，以免进一步影响两人的感情和形象。告诉两人，你已经晓得事件的真相，你如今最注重的是，今后两人必须为了全局的利益，精诚合作。
下属分成了新旧两派，时有龃龉，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你的事业发展。大家心存芥蒂恐怕只会费时误事，又伤和气，工作做不好，你是责无旁贷的。
如何才能圆满解决这种问题？应先了解问题所在。一般新踏足社会的年轻人，多少会自以为是，因为觉得学历胜人一筹，又多新主意，不懂得尊重旧同事。而已工作多年的同事，经验十足，但有部分会倚老卖老，视新人为黄毛小子，不屑一顾。
其实双方均有一定的责任。不妨当众赞赏旧同事们的经验老到，亦对新人的冲劲十足表示欣赏。还有，多制造大家一起消遣、娱乐的机会，尤其是业余时间，促进双方的了解，借以拉近距离，消除敌意。
有人“犯众怒”，受到其他同事集体攻击。不单工作上不合作，有时候，还会在背后窃窃私语，令工作气氛欠和谐。
要改变此种情况是颇为棘手的，一则你不能偏帮一方，二则亦不可以强施压力，否则必会弄巧成拙，制造更多更大的麻烦。
比较圆满的解决方法是：分别向两方进行了解，并且采取“非官式”态度，跟他们“谈心”，旁敲侧击地了解不满者的牢骚，同时发掘被攻击者受争议的关键所在，然后再进一步解决。
一碗水端平还表现在对犯错者应当批的要动真格地批，对受到不公正对待的，要予以认真地补救，并能以恰当的语言使之冰释前嫌。
6.重义尽节是领导者的至高道德境界
“领导警语”
侍奉君主，竭尽忠心，这是臣子最重要的节操；只要是对国家有利，不论是死还是生都不能迫使臣子改变这一点……臣子享有高官厚禄，世代蒙受国家的恩德，一旦国难当头，却只为自己考虑，不惜卖国求荣，那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而且最终还要受到鬼神的惩罚。（事君尽忠，人臣大节；苟利社稷，死生不夺……高爵重禄，世受国恩，一朝难作，卖国图身，何面目以对天地，终受罚于鬼神。）
——《劝忍百箴·忠之忍第十八》
和平年代，领导者的道德要求限于勤俭奉公、清廉自守、秉公办事等等，而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特殊时期，领导者的道德要求就更倾向于尚气节、重忠义。
李庭芝，字祥甫，宋隋州人。嘉熙（1237～1240）末年，元军攻宋，江防甚急，李庭芝投奔荆州军帅孟琪，恳请抗蒙，报效朝廷。被任为建始知县，他在任训农治兵，选壮士编入官军加以训练，民皆知战守，无事则耕，有事则战。淳（1241～1253）初，举进士，知濠州；后又权知扬州，主管两淮制置司事。当时扬州新遭火灾，庐舍尽毁，盐户多逃亡他乡。李庭芝便贷钱与民，使修房屋；并免除所逋欠，使逃亡者纷纷返归家园。他又招募民众，训练成军，扬州军民赖之以安。德礻右元年（1275）春，元军攻破芜湖，宋朝沿江诸郡或降或遁，无一人能守者。惟独李庭芝率所部郡县坚守扬州，并被任为参知政事、知枢密院事。
元朝丞相伯颜率军攻宋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又分遣元帅阿术攻扬州，李庭芝竭力抵御。阿术见久攻不下，便筑长围困乏扬州。城中粮尽，死者满道，李庭芝仍率军民坚守不屈。次年，宋朝被元朝灭亡，投元的谢太后降诏，谕其投降，李庭芝登城，愤怒地说：“奉诏守城，未闻有诏谕降也。”依然守城如故，对皇太后的诏令置之不理。不久，太后又遣使传诏曰：“比诏卿纳款，日久未报，岂未悉吾意，尚欲固圉邪？今吾与嗣君既已臣伏，卿尚为谁守之？”庭芝听完诏后，气愤填膺，遂命士兵发弩箭射使者。三月，淮西降元。元统帅阿术两次派人说降，李庭芝焚其劝降书，斩杀使者，坚定地说：“吾惟一死而已。”并组织兵士苦战。七月，李庭芝与姜才率兵七千突围东入海，欲归宋益王赵呈，至泰州（今属江苏）。阿术将兵追围之。就在这时，留守扬州的淮东制置副使朱焕投降，扬州失陷。元人令朱焕驱赶李庭芝将士的妻子儿女们至泰州城下，瓦解军心。部将孙贵、胡惟孝等打开城门投降。李庭芝闻变，遂赴莲池自尽，但因水浅不得死，结果被元军俘获，押送至扬州后遇害。
李庭芝以自己的生命实践着尽忠报国的道德要求。具有这样的义举和气节的人，即使能力上有不足之处，人们还能说什么呢。
以危而观节
所谓以危观节，即从其处理危难的情况来观察他的节操。节操，即气节情操，就是一个人在关键时刻和重大原则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政治立场和道德方面的坚定性。我们中华民族历来就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传统美德。两千多年之前，中国古代思想家孟轲就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句至理名言，已成为千百年来无数仁人志士立身做人的执著追求。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格，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人格。国格是一个国家的荣誉、尊严和品格的总和；人格则是做人的资格和为人的品格的总和。国格和人格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对外交往中，能不能做到不卑不亢，尊重国格人格，也是衡量一个人有无中国人气节的重要尺度。
古人讲得好：“将受命之日则忘其家，临军约束则忘其亲，抱鼓之急则忘其身。”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民族的利益，为了国家的利益，为了人民的利益，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总是挺身而出，迎着困难上，经受住各种苦难的磨练，顶狂风战恶浪，舍生取义去奋斗，去拼搏，生为人民而战，死为人民而献身，这就是中华儿女的民族气节，这就是中国人的情操。
中国人民的气节和情操，表现在根本政治立场和政冶原则方面，就是政治上的坚定性——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始终坚持不动摇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表现在人生道德情操方面，就是思想情感的正义性——勇于坚持真理，凛然伸张正义，绝不献媚取宠，始终正大光明，保持高风亮节，尤其对于领导者，因为其责任、地位不同于一般人，在危难关头他所具备的节义也就更加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
7.既要善治事又要善治家
“领导警语”
做父亲的像父亲、当儿子的像儿子，做哥哥的像哥哥、当弟弟的像弟弟，做丈夫的像丈夫，当妻子的像妻子，那么家庭的治理就走上了正轨。所有家庭都得到治理后，天下也就安定了。（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矣。）
——《周易》
领导者的立德不仅体现在公事上，有时于家事、尤其在对待教育子女的态度上更显示出领导者的道德修养。
唐后期宰相刘晏是一位著名的理财家。他于代宗、德宗时为相，并领度支、盐铁、转运、租庸使，理财前后达20余年。他通晓各种货物的取利之道，自己常说“如见钱流地上”。他曾以自己的理财天才，为唐后期经济的恢复和振兴立下卓著功勋，然而对自己的家却从不用心经营。史称他“理家以俭约称”，几十年来他与家人始终过着非常朴素的生活。他的住宅坐落在长安城内东南部的修行里，“粗朴座陋，饮食俭狭，室无媵婢”。他不雇一个仆人，家务事要家里人自己动手操作。他曾坦然地向人传授自己的理家之道：“居取便安，不慕华屋；食取饱适，不务兼品；马取稳健，不择毛色。”也就是说，他对居住只求方便舒适，不羡慕华丽的房屋；对饮食只求饱腹合口，不追求多种品味；对骑的马只要稳健即可，不计较其毛色的美丑。
据说他五更上朝，天寒地冻，他不愿惊动家人，每每“中路见卖蒸胡（烧饼）之处，热气腾辉，使人买之，以袍袖包裙帽底啖之”。同行的官员笑他，他却说“美不可言，美不可盲。”早餐经常如此简单地应付过去，生活上随便的很。刘晏尽管自己的生活十分节俭，但“重交敦旧”，对人十分厚道。他经常以自己的俸禄周济穷亲友以至同他并不很熟的穷读书人，并“颇以财货遗天下名士”，当时“故人多称之”。
刘晏要求儿女们生活自立，自己分内的事自己应亲手去料理，并且言传身教，指点他们攻读经书，博览群籍，不要为财利所诱惑。刘晏因政敌杨炎所谗被德宗赐死后，杨炎等竭力主张籍没他的家产，因为在刘晏等政敌眼中，他做了几十年的大官，又管的是钱财，不贪赃受贿是不可能的事，虽表面装得寒伧，家里肯定有财宝无数。结果大失所望，抄出的刘晏的全部家产，只是“杂书两乘，米麦数斛。人服其廉”。刘晏的后代在其父的冤案昭雪后，也都凭自己的才干在朝中为官：长子执经为太常博士，次子宗经为秘书郎。
在刘晏以前的几位大理财家中，管仲有三归之富；商鞅有於、商之封；桑弘羊亦家中甚富。在他们为相显贵后，即踵之以奢，不注意自我约束。而惟独刘晏，理财半生，为相两朝，却能以勤俭持家，朴素自饬，激励后代，真是不同凡响。
由此可以看出，我们这里所说的善治家，也就是把为官从政的较高的道德标准一以贯之地施之于家。后院不失火，领导者才不会把费尽心血修起的官德败在家里、败在妻子儿女身上。
治国难，治家也不易
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治家与治国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上。治国，是领导者的神圣使命；治家，也是领导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对于为官从政的人来说，国政与家政是相辅相成，密切相关的。
在新的历史时期，领导工作面临许多空前复杂棘手的新情况，新问题。治国难，治家也难。每一个领导者都应在从严治家的问题上，显示出自己的英雄本色，显示出自己作为一个合格领导者的魄力和素质。
一些领导者在教育别人上是成功的，但在管理教育家属子女上却是失败的；有的是廉洁丈夫、贪污妻子；有的是革命老子、犯罪的儿子。治家不力，导致“灯下黑”，这也是领导工作的失误、失职。一个合格的领导者，他的素质和政绩，既表现在治国上，也应该表现在治家上。
治家要讲究“管”与“放”的策略。古人讲“堂前训子，屋后教妻”，就道出了“管”的奥妙。现代社会的“管”与古人的“管”也不相同了，要根据每个人的特点，讲究“管”的策略。青少年自尊心强，接受能力也强，管要心平气和，入情入理，简单的“训”，粗暴的“打”，不一定能获得好效果；成年人比较固执，好胜心强，更要注意“管”的场合，要启发疏导，循循善诱，决不可轻描淡写，一劳永逸。我们有些领导者，自己知识渊博，生活俭朴，品德高尚，而子女却学业荒废，行为放荡，道德沦丧。
我们讲的“放”并不是弃之不管，而是做到“管”中有“放”，“放”中有“管”。作为领导者，对家庭既要精于“管”，也要善于“放”。
现代领导者，许多治国的方针政策，应首先运用到治家上，首先要在家庭中落实。决不使自己的家庭成为不正之风的策源地，成为藏垢纳污的腐败角落。
8.为官要有求过自省之心
“领导警语”
读书人的穷经博古，议论往事，筹划当今的事，只觉得时间不够用，惟恐一旦出仕为官后不能有所建树。当官的人勤奋地处理政事，使社会得到治理，使民众能安居乐业，只觉得时间不够用，惟恐一旦升官调走，未能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干。这才是真的用心、真正的学问，真正体会到了治学、做官的意义。（学者穷经博古，涉事筹今，只见日之不足，惟恐一登荐举，不能有所建树，仕者修政立事，淑世安民，只见日之不足，惟恐一旦升迁，不获竟其施为。此是确实心肠、真正学术，为学为政之得真味者。）
——《吕语集粹》
找自己的缺点，挑自己的毛病，通过这样的自砥自砺得以在学业、道德和处事能力上不断提高。这种积极求过的心态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没有宽广的胸怀和渴求进步的心态是很难做到的。曾国藩在做大事的修养中有很多过人之处，能主动求过即为其中之一。
曾国藩求过的方法，第一是自己求过，便是记日记。日记的功效是很大的，只要能诚实不欺，无事不记。曾国藩的日记，便能做到这一步。曾国藩依照倭仁的办法，在日记中写出自己的过失，时时警惕以求改过。他的日记中自己找出自己过失的例子很多，直到他年衰官高，勤求己过仍不肯稍宽。他说：“吾平日以俭字教人，而吾近来饮食起居，殊太丰厚。”又说：“人不勤劳，什么事都会荒废，整个家都会衰败。我在三四个月里不做一事，大大损害了家庭，又惭又愧！”这种勤求己过的精神是一般人不可及的。
记日记并不是难事，而日记终身不间断，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非有极大毅力的人是不容易做到的。
曾国藩求过的第二种方法，便是请求朋友和兄弟直言相告。他说：“若得一两个好友，胸怀宽广、豁达，博学多才，能文善诗，批评我，可对我大有益处。”
至于他请兄弟常进箴规，我们可以在他的家书中常常看到。他说：
“诸位兄弟相隔千里，必须不断地批评我。要时时来信指正我的过失。不要让祖上几世的积德，因我之过失而堕失。这样才能免于灾难。诸弟若能经常向我进言劝告，你们就是我的良师益友了！外边有人指责我们家几个弟弟过于恶劣，我也有所闻，自当一一告诉他们，责备劝诫，有错改正，没有错要加以勉励，不可掩盖。”
喜谀怒诟，乃是人的常情。但朋友们对于曾国藩的忠告，他可真肯接受。他说：
“竹如教育我要有耐心。我常说竹如的贞忠足可以干大事，我所缺的正是贞忠浩达啊！这一字，足可以去掉我的心病！”
许多居大位的人，因为听不到一句逆耳的话，听不到一句真实的舆论，结果把他的前程葬送了。曾国藩这种“勤求己过”、“喜闻诤言”的态度，是很难得的。
曾国藩求过的第三种方法是时时严于自律。
凡是律己以严的人，都是有坚卓志向的人。曾国藩这样律己严苛，并不是口里说说的，他是说得到做得到。
等到他带兵以后，他对于自己绝不宽容。带兵的人最要紧的是得人心，而得人心的不二途径，是律己以严，只有以身作则，身先士卒，才足以指挥将士，激励兵心。曾国藩的战略本来平常，他所以能得到最后胜利，完全是待己严厉的结果。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在家庭里，他负有教育诸弟及子女的责任，他做一个好榜样，而不训斥；在国家中，他是封疆大吏，负有转化社会腐败风气的义务，他非但严于督己而且还善诱部下。正是由于他处处以身作则，才使他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在中国古代，曾国藩大概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苛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谁没有说过假话？谁没有说过大话？谁没有嫉妒过他人？谁没有伤害过他人？谁从来不好女色？谁从来不占他人便宜？谁敢拍着胸膛对自己或者苍天说，我从来不做亏心事？没有，从来没有。只有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或者你所犯的过错是人人都会犯的，是人们可以原谅的，可以接受的，但不能说你从来就没有过错。只要是人，有七情六欲，就有人的弱点和局限。曾子为什么“吾日三省吾身”，就是为了少犯过错啊！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尚书》也说：“改过不吝（吝啬）”。这一方面告诉人们过错是难免的；另一方面也告诉人们要有过必纠，有错必改。然而说说容易做起来难，很多人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也知道问题的严重性，可真正让他改正过错，那就很难了。圣人之所以少，是因为知错必改的人太少了；况且很多过错都是美丽的过错呢！比如看见一个美丽的姑娘，情不自禁地想她，虽然自己不会伤害她，也不会告诉她，只是情不自禁地想她，甚至过了好久也还是想到她。这个过错太美丽了，以致很多人都不认为它是一个过错。
所以，曾国藩说，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曾国藩之所以能有所作为，就在于他能日日反省，天天自新。他有一种强烈的、热切的洗心革面的愿望，他是自己卑琐灵魂的严厉审判者，他是自己淫邪恶欲的无情拷问者，他是自己羸弱身躯的猛烈抨击者，这使他得以洁身、保身、全身。
名心切的人，必然俗见重
名心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如成功、成名、成人、成才、成绩、成就、成仁、成礼、成全、成事、成家、成熟，等等等等，正是这样一种广泛的、普遍的心理愿望，使人们对任何事情都有这样的一种心理期待，事事周全，样样完满，件件顺遂，这就是俗见。自然就对疾病的有无，子孙贤良与否也格外看重。没有得到，就希望得到，得到了，又害怕失去；自己得到了，害怕子孙失去，子孙没有得到又希望他们得到。人一天到晚就处于这样的患得患失之中，何时是个尽头呢？大凡这样名心切、俗见重的人遇到问题大多采取逃避责任的态度，而只有像曾国藩这样善于自省求过的人才勇于担责。
领导的真谛就是授权一个人并经由他而完成工作。伴随权力而来的则是成败的责任，不愿意承担责任，就不配做一位领导者。“不可推诿责任”应该铭记在每位领导者的脑中。
然而，有些领导者在事事都照计划进行时，笑口常开，而在发生波折时，却立刻板起面孔责怪别人；工作方案推行成功时，他独居其功，失败时，却推得一干二净。这与有影响力管理者的作风迥然不同。
最佳的领导者有成熟的看法。他承认领导带有危险性，他知道当工作任务失败时，他要负责；成功时，他也可以得到报偿。他知道部属可协助他完成任务，也可以制约他的工作进程。有成功的导者一方面愿意承担责任，另一方面也愿意让大家分享荣耀。
这种态度绝没有利他主义的成分，而是无可规避的。如果你不采取这种态度，惟一受愚弄的将是你自己。欺瞒只会腐蚀对上和对下的关系，领导者也将失去上级和下属的尊敬，在这种情况下，别人的支持又从何而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