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计》第十三计“打草惊蛇”曰：“疑以叩实，察而后动；复者，阴之谋也。”其大意是：发现可疑情况就要弄清实情，只有在侦察清楚以后才能行动；反复了解和分析敌方的情况，是发现阴谋的重要方法。
“打草惊蛇”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要求对竞争对手的情况，都应在竞争之前认真地调查、研究、分析、预测，掌握好对方一举一动，及各个大小环节，尔后再实施你的竞争计划，以保证竞争的准确性和有效性，也达到竞争目的。
“打草惊蛇”之计的关键是：一个人靠什么东西去“惊”什么东西，目的是为了什么？这在兵书中叫诡道。曾国藩深知“打草惊蛇”的诡道作用，也是操作高手！
《孙子兵法》说：“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攻之”又说：“兵以诈立。”这两句话名异而实同，殊途而同归，都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诡诈在战争中举足轻重的关键作用。
上面这些论述，可谓深明用兵之道，体现了中国古代人们对于用兵制敌的智慧，只可惜都还只是把“诡道”局限于用兵，而古往今来的那些成功的政治家，无不把“诡道”用于战场之外。曾国藩深通传统文化和政治兴衰，自然也深知诡道不能仅仅用于战阵。
洪秀全败在曾国藩手中，就败在曾国藩瓦解对手的“诡道”上，只不过，这“诡道”不仅仅表现在战场上罢了。
洪秀全围攻长沙时，左宗棠曾去见过他，劝他放弃基督教，仍标识孔教，以《春秋》攘夷之义来宣传，洪秀全没有听从。可见士大夫对于汉族的耻辱，并非不知道，谁愿意做民族的罪人呢？只是洪秀全学识一般，又不懂得社会心理，装模作样，满嘴神话，弄得老百姓都看不惯，士大夫还能寄以同情吗？在这种情况下，曾国藩首先发布《讨粤匪檄》以表示他对于洪秀全的态度。
他的檄文煽动群情，本也是兵家一种心理战术的“诡道”，而文中关于种族君臣之义，绝不提及，只暴露洪秀全的“罪状”更是诡诈。
（1）视我两湖三江被胁之人，曾犬豕牛马之不若！
（2）窃上夷之绪，崇天主之教，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
（3）毁宣圣之木主，污关岳之宫室，无庙不焚，无像不灭，斯又鬼神所共愤怒。
（4）农不能自耕以纳赋，商不能自贾以取息，人民无论贫富，一概抢掠罄尽，寸草不留。他自己的意思是：“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为百万生灵报在杀之仇，为上下神祀蒙被辱之憾。“日月幽明，实鉴吾心！”这是多么动人的词句！湘军的分子，不外士子和农民，他们都是崇拜孔孟关岳的，无怪乎“人怀忠愤，如报私仇，千磨百折，有进不休”了。洪秀全虽不是纯粹的宗教革命，而曾国藩却是为宗教而战，好像欧洲的十字军。
太平军以上帝教相号召，曾国藩就搬出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城隍土地、和尚道士等一切的中国神来抵抗这一外来的西洋神。因为上帝教要破坏中国的传统文化，曾国藩就搬出这些神以之抗争。尤其孔子、孟子、关帝、岳飞，对于中国的读书人和农民，影响力极大。
凡是邻近湖南的各省州县，无不首先奉读，一致传诵。湖南的读书人，首先脱掉长衫，率领许多黑脚杆的农夫，都跑到湘军旗帜之下，从事抵抗太平天国的运动。
所以有人说曾国藩这一纸檄文，可抵得百万雄兵。
曾国藩自然是操纵权术、兵术的行家里手，他精于“打草惊蛇”之计的作用，故能随时炮制此计。
曾国藩未出兵一卒，就先用一纸檄文惊动了太平军，这可看作是他“打草惊蛇”的范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