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蝉脱壳”之计，有很多人理解得比较狭隘，实际上每个人根据人生不同的阶段而制定的变化战术，并以此来“脱身”，就是为人处世中的“金蝉脱壳”之计。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金蝉脱壳”方法。他一生三变，蕴含了他获取成功名声的办法，也是他运用“金蝉脱壳”之计的表现。
《三十六计》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曰：“存其形，完其势，友不疑，敌不动。巽而止，蛊。”其大意是：保存阵地的完好原形，造成还在原地防守的声势，使友军不怀疑，敌人也不敢贸然出击。在敌人迷惑不解时，隐蔽地转移主力。
“金蝉脱壳”之计在处世中的体现是：深懂做人艺术的演变，它是在处世做人过程中，于人不备处留下一个环节一个退路，以备进退之用，进可能击败对手，退可能保存自己，使自己可以进退自如，立于不败之地。这里所说的“脱”不是惊慌失措，竞争失败消极溜走，而是存其形式，抽去内容，走而示之不走，稳住竞争对方，脱离陷阱。“脱壳”的办法多种多样，但都是用诡诈之术迷惑对方，伪装和掩护起初的行动企图。
“金蝉脱壳”之计，有很多人理解得比较狭隘，实际上每个人根据人生不同的阶段而制定的变化战术，并以此来“脱身”，就是为人处世中的“金蝉脱壳”之计。曾国藩的处世之道，实际上是一种灵活辩证的“金蝉脱壳”方法。他一生三变，蕴含了他获取成功名声的办法。也是他运用“金蝉脱壳”之计的表现。
有记载说：曾国藩“一生凡三变。书字初学柳诚悬；中年学黄山谷，晚年学李北海，而参以刘石，故挺健之中，愈饶妩媚。”这是说习字的三变。“其学问初为翰林词赋，既与唐镜海太常游，究心儒先语录，后又为六书之学，博览乾嘉训诂诸书，而不以宋人注经为然。在京官时，以程朱为依归，至出而办理团练军务，又变而为申韩。尝自称欲著《挺经》，言其刚也。”这是说学问上的三变。
综观曾国藩一生的思想倾向，他是以儒家为本，杂以百家为用。上述各家思想，几乎在他每个时期都有体现。但是，随着形势、处境和地位的变化，各家学说在他思想中体现的强弱程度又有所不同，这正反映了曾国藩善于运用各家学说的“权变”之术。
曾国藩的同乡好友欧阳兆熊曾经认为，曾国藩的思想一生有三变。早年在京城时信奉儒家，治理湘军、镇压太平天国时采用法家，晚年功成名就后则转向了老庄的道家。这个说法大体上勾画了曾国藩一生三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
曾国藩扎实的儒家功底，是在做京官这个时期打下的。他用程朱理学这块敲门砖敲开了做官的大门之后，并没有把它丢在一边，而是对它进行了深入研讨。在新的环境里，他得到了唐鉴、倭仁等理学大师的指拨，登堂入室，其理学素养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他不仅对理学论证纲常名教和封建统治秩序的一整套伦理哲学，如性、命、理、诚、格物致知等概念，有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进行了理学所重视的身心修养的系统训练。这种身心修养在儒家是一种“内圣”的功夫，通过这种克己的“内圣”功夫，最终达到治国平天下之目的。他还发挥了儒家的“外王”之道，主张经世致用。唐鉴曾对他说，经济，即经世致用包括在义理之中，曾国藩完全赞成，并大大地加以发挥。他非常重视对现实问题的考察，重视研究解决的办法，提出了不少改革措施。曾国藩对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深入研求，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思想特点，而对于这一套理论、方法的运用，则贯穿于他整个一生。
太平天国起义，曾国藩临危受命，组织湘军镇压农民起义。在这个时期，尤为鲜明地表现出他对法家严刑峻法思想主张的推崇。他提出要“纯用重典”，认为非采取火烈般的手段不能为治。而且，他还向朝廷表示，即使由此而得残忍严酷之名，也在所不辞。他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他设立审案局，对所捕农民严刑拷打，任意杀戮。他还规定，不完粮者，一经抓获，就地正法。在他看来，儒家的“中庸”之道，在这个时候行不通了。
他在1852年2月《与魁联》的信中解释说：我在公寓内设立了审案局，十天之内已处斩了五个人。世风不厚之后，人们各自都怀有不安分的心思，平时造谣惑众，希望天下大乱而去作恶为害，稍微对他们宽大仁慈些，他们就更加嚣张放肆，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在都市抢劫，将官府君长视同无物。不拿严厉的刑法处治他们，那么，坏人就会纷纷而起，将来酿成大祸就无法收拾了。因此才注重采取残酷手段。读书人哪里喜欢大开杀戒，关键是被眼下的形势所逼迫的，不这样就无法铲除强暴从而安抚我们软弱的人民。这一点，我与您的施政方针，恐怕比较吻合吧！
曾国藩的老庄思想，始终都有表露。他常表示，于名利之处，须存退让之心。自太平天国败局已定，即将大功告成之时，这种思想愈益强烈，一种兔死狗烹的危机感时常萦绕在心头。他写信给弟弟说，自古以来，权高名重之人没有几个能有善终，要将权位推让几成，才能保持晚节，天京攻陷之后，曾国藩便立即遣散湘军，并作功成身退的打算，以免除清政府的疑忌。
三个时期不同的思想倾向，说明曾国藩善于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从诸子百家中吸取养分。容闳说，曾国藩是“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无疑，在曾国藩身上，熔铸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各种基因，正是这些基因，使曾国藩成了封建社会的“三不朽”人物和最后一个精神偶像。
关于曾国藩处世态度，由酷峻变柔顺有一个重要的过程。这个过程即发生在1858年。曾国藩初出治军，严刑峻法，手段非常刻薄，可以从他杀李金阳事件看得出其残酷无情，且与疆帅多相忤。然自1858年再起，则大变矣。这一变化过程有记载说：
先是文正（曾国藩）与胡文忠（胡林翼）书，言恪靖（骆秉璋）遇事掣肘，哆口谩骂，有劝效王小二过年永不说话之语。至八年夺情再起援浙，甫到省，有“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属恪靖为书篡联以见意，交欢如初，不念旧恶。此次出山后，以柔道行之，以至成功，毫无沾沾自喜之色。尝戏谓予曰：“他日有为吾作墓志者，铭文吾已撰：不信书，信运气，公之言，告万世。”故予挽联中有“将汗马勋名，问牛相业，都看作纰糠尘垢”数语，自谓道得此老心事出。盖文正尝言以禹墨为体，以庄老为用，可知其所趋向也。
曾国藩如何变得“巽顺”呢？有人认为罗汝怀之劝勉最有影响。当曾氏丁父忧请假在家时，汝怀寄以书，谆谆以尚平实勿争权相劝。其书略云：
独识阁下为奇士，所见四方之士无出其右者，何者？天下为平实坚仆之人可以干事，军务尤然。阁下无大僚尊贵之习，行履部伍，亲操细事。庶几大愚之栉风沐雨，手胼足胝，故能船炮坚利，壁垒坚固。即粪厕亦有方隔，所谓道去屎溺，此非高谈渺论不知而作者所能望见也，乃复温乎其容，抑然自下，慕好贤之雅，循周咨之节，日冀奇士之来于前，然而战胜城弗克，饷弗给，奇士无如何也。阁下本奇，斯不免太奇之病矣。夫救乏自古无奇策，况在今日糈饷之匮。然生财之道，未尝无良法，尤贵有美意。鄙谚曰：“官出于民，而民出于土地。”其折拨捐抽之法，要在使民无怨，且使官无怨，财源无窒塞之患。使民无怨，阁下所知而以为美谈者也；使官无怨，则阁下所不知而以为口说者也。惟其然也，故折漕自我，拨漕自我，捐资抽税皆欲自我，而不复有人之见存焉。虽军务者阁下之专司，而民者疆吏之职守，各持其是，易地皆然。阁下军政必自己操，大权未尝旁落，而欲兼掌一方土地人民之事，然则圣人之设官分职，官事无摄者非乎？
罗汝怀之书，把曾国藩苛求及垄断权利之病，一泄无遗。曾国藩能虚怀而接受之，其1858年以后之立身行事宜深受其影响。如果将1854年因与王鑫不惬而不救其败事，与1864年与左宗棠绝交后仍能助其成大功于西北二事相比，即可见曾国藩之待人接物，前后判若两人。
世谓曾国藩以禹墨为体，老庄为用，实则曾国藩在1858年以前以禹墨为体，申韩为用。1858年以后，始改而趋巽顺。如果将曾国藩的一生处世也按三个阶段来划分，亦各有其特点，第一阶段，为锐意进取奋发向上的时期，第二阶段，为擘画经营，功德圆满之时；第三阶段，为自概自抑，持盈保泰，不在胜人处求强的平和时期。民国的何贻说：
就曾国藩之三个时期而言，则早年生活，如朝暾初出，气象蓬勃。无论情感意志，学问德行，均有蒸蒸日上之概。及至中年，则如白日丽天，盛极一时，无论道德学问，事业文章，均已渐臻成熟，蔑以复加。洎乎晚年，宛若斜阳晚照，好景无多，虽德量愈醇，令人仰慕，志气事功，亦少替矣。
可见曾国藩的处世，不仅是一生三变，甚至说是一生多变。这是因为他深明“金蝉脱壳”之计是获得人生应变的一种手段，因此，“金蝉脱壳”之计是为了生存得恰到好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