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
名，实之宾也。
“古句新解”
“名”是“实”所派生出来的次要的东西。一般来说，一个人的名声和他实际作出的贡献是相等的。
庄子认为死生与天地共存，它们之间是有联系的。人的名声也不是自己跑来的，而是在你的实际行动中得来的。
“名声”不会随便追随谁，它会挑三捡四，觉得你忠实可靠，名有所值，才会甘愿追随于你。所以做事情不能图虚名，不能摆花架子，而要以追求实效为第一，这样才是真正的做事精神。
有些人获得了名誉之后，就不再增进自己的才能，也不再作出自己的贡献，这种名誉就和实际渐渐地不相符合了，也就成了虚名。
虚名会使人放弃努力，沉溺在他已经取得的名誉上，不思进取，最后将一事无成。中国古代有一个神童，小时候能过目不忘，吟诗做赋，被人称赞，成为一时的名人，可是成名之后，沉醉在虚名之下，不再刻苦努力地学习。渐渐地长大成人之后，就和一般人一样了，他的那些天赋、才能也都离他而去了，一生无所作为。这就是虚名可以毁掉人生的例子。
图虚名者是不能获得大胜的，因为虚名误事，不少有权有势之人就是因为好大喜功而落得身败名裂。敢于直言的魏征不图虚名，力求为百姓办实事、出实效，从大家的利益出发，因而得到大家的支持和理解。
隋朝立国之初，文帝制定的法律是比较宽平的。到炀帝时则使用严刑峻法强化统治，结果弄得“民不堪命”，四处起来造反。唐高祖在位时制定的法律，基本恢复了隋初的宽平。唐太宗特别注意吸取隋亡的教训，下令对法律再加修订，有些条文进一步改重为轻，原来规定判处绞刑的某些罪，改为流放服劳役；判处斩首的罪人，要由宰相和六部尚书讨论决定，须经过5次复奏才可执行，以免出现错杀冤狱。
“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这是太宗规定的立法和执法原则。太宗本人虽英武过人，但也是凡人，也有激动生气之时，因此，他便要求他的臣子多多提醒他。
贞观初年，濮州（今山东鄄城北）刺史庞相寿因为贪污被人告发，受到追赃和解职处分。他因自己是秦王府旧人，就向太宗求情，希望能得到宽大处理。太宗派人传话说：“你是朕的旧部下，贪污大概是因为穷迫，朕送你100匹绢，你继续当刺史，今后自己可要检点才好。”这显然是越法而徇私情。魏征知道此事后，立即进谏批评道：“庞相寿贪污违法，不加追究，还要加以厚赏，留任原职，就因为他是陛下的旧人。而他也并不以自己贪污为罪过。陛下为秦王时旧人众多，如果他们都学这个样子贪赃枉法，就会使廉洁的官员感到害怕，影响吏治的清明。”太宗看过奏章，便改正对庞相寿的宽纵处理。
曾在隋朝任官的郑仁基有个女儿，容貌美丽又富有才学，长孙皇后奏请把她聘为充华，太宗同意后，下了册封的诏书。魏征知道郑家小姐已经许配了夫家，就进谏劝阻道：“陛下身居楼阁之中，就应希望天下百姓有安身之屋；陛下吃着精美食物，就应希望百姓也饱食不饥；陛下看看左右妃嫔，就应希望天下男女及时婚配。现在，郑家女儿已经和人订婚，陛下却要将她纳入宫中，就难道合乎为人父母的心意吗？”太宗一听，立即表示自责，决定停止册封。但有人提出，郑家小姐并未出嫁，而且诏书已下，不宜中止。和郑家姑娘订婚的陆爽也上表说：他和郑家并无婚约。
太宗再次征求魏征的意见。魏征如实指出：“这是陆爽心里害怕陛下，才违心上表的。”于是，太宗重又下了一道敕令：“今闻郑家之女，先已受礼聘，前出文书之日，未详审事实。此乃朕的不是。”果断地收回册封诏命。
所谓伴君如伴虎，名相魏征若只是徒慕虚名，大可不必冒着生命危险去给李世民上谏。他只须为表面的太平盛世歌功颂德，锦上添花即可。但魏征却以一贯的实在作风，遇事从不从自己利益出发来考虑，而是更多地办实事、出实效，为江山社稷着想，为百姓谋利。百代之后，青史仍留魏相之名，不能不令我们深思！
名誉毕竟是人的身外之物，虽然很重要，但是，人的生命更重要，为了追求身外之物的名誉，而影响、损害，甚至送掉性命，就是舍本逐末。
名声需要建立在实物的基础上，不是随便可以强加的。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就不要被眼前的花环、桂冠挡住了前进的道路，你应该毫不犹豫地拨开这一切身外之物，走自己的路，干自己的事，用自己的成果获得更多的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