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叫陆英（1885年5月27日—1921年10月16日），原籍也是合肥，因为外祖父做盐务官，才搬到扬州的。
母亲陆英留下的唯一照片祖父在为我爸爸选佳偶时，知道扬州陆家的二小姐贤良能干，小小年纪在家就协助母亲料理家事，托媒人定下了这个媳妇。
当时张家在安徽合肥是有名的官宦人家，又要娶名门之女，婚礼自然非常隆重。据说，外婆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置办嫁妆，东西多得吓死人。陆府从扬州雇船装载嫁妆运到合肥，婚期前雇夫用抬盒装摆好，吹吹打打好不热闹，张家所在的龙门巷外十里长亭摆满了嫁妆，全城轰动。光紫檀家具，就有好几套，不光新房里是全新的，因为张家是几进的大院子，陆家就连大堂、二堂也都陪了全套的家具。金银首饰更是不计其数，尤其是翠，因为母亲喜欢翠。嫁妆中一应俱全，扫帚、簸箕也都是成套的，每把扫帚上都挂了银链条。
当地有个习俗，喜庆日里一定要拿拿新娘子的脾气，杀杀她的威风。所以新娘子的轿子到了张家大门口时，大门紧闭，必须用红包一一打点门房。至于每个红包里有多少钱我不大清楚，反正在当时也不算是个小数。进了大门，到二堂仍有人挡驾，过了这关，到新房门口，伴娘、喜娘们的关最难过，红包的分量要格外重。婚礼中的多少繁文缛节，干干（奶妈）对我们讲时也讲不清许多，她只说坐床撒帐后，媒婆替新娘挑盖头时嘴里不停地说：“小小秤杆红溜溜，我替新人挑盖头，盖头落床，子孙满堂，盖头落地，买田置地……”盖头掀开，新娘子羞怯怯抬眼一看，所有的人都愣住了——不得了！新娘子太漂亮了，一双凤眼，眼梢有一点往上挑，光芒四射，太美了。姨祖母却心头暗想：太露了，留不住，会不长寿的。
果然，母亲21岁嫁到张家，36岁就去世了。母亲一年生一个，16年怀了14胎，留下了我们姊弟9个。还真应了“子孙满堂”这句口彩。
母亲是在生第14胎后因拔牙引起血中毒而死的，不知是不是现在人们说的败血病。病倒后，她晓得自己要死了，就把9个孩子的保姆和奶妈都叫到身边，给他们每人200块大洋，要他们保证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无论钱够不够用，不管自己有多苦，一定要坚持把孩子带到18岁。因为她结婚时娘家不但陪嫁的东西多，在她手里的现款也有上万。张家也很有钱，用不上，母亲去世前把余下的所有的钱都还给了娘家。母亲死时我12岁，那是1921年。
保姆们都遵从了母亲的遗愿，陪伴自己负责照顾的孩子到18岁。母亲在家里是非常有威望的，她待人接物、理财和办事能力很强。长辈夸她，同辈赞她，幼辈服她。遇事得心应手，安排得妥妥当当，我觉得她比父亲还能干。我长大后常常自鸣得意地讲：在我们四姊妹中，我的组织能力最强，这大概就是从小从母亲那里学来的。
母亲一年生一个孩子，所以家里总有三个奶妈。上有曾祖的高老姨太，我们叫她老太太；又有大大（母亲）三位孀居的婆婆及叔婆，还有我祖父在四川的徐姨奶；中有我父亲、叔叔、姑姑们；下有我们姊弟。还有管事的、教书的、门房、花匠、厨子、打杂的男女工人们。每天光吃饭就有近40人，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大家庭。母亲忠厚而多才，在她的管理下，大家庭总是平和安稳，从未有过小孩子打架骂人、佣人闹纠纷，甚至连男工、女工谈恋爱的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她对人之爱，不分主仆。我们叫母亲为大大，每个孩子叫人家的保姆为干干，管自己的保姆叫娪妈。每天早上吃早点，无论吃什么都要分给保姆一半，比如吃稀饭，总归有点心，大多是大饼油条，随小孩子喜欢留大饼或油条，有时干脆两样裹在一起再分成两半。
元和姐姐记得家中大人们常夸赞说，大大送亲戚或长辈寿礼是“桃”（寿桃一高盘）、“面”（寿面一高盘）、“烟”（皮丝烟一包）、“酒”（酒一大坛）、“茶”（上等茶叶双罐）、“腿”（火腿一条），另配两色物件，共计十样礼品，派人用抬盒抬着送去。
大大样样事做得周到妥帖，从不失礼。
在苏州寿宁弄八号，家里有四个书房，父亲一个，母亲一个，孩子们共用两个。别人家的书是放在书架上的，我们家的书到处都是，连地上都堆满了书报。父亲不光是收藏各种各样的书，还把当时所能看到的所有大报小报都配齐。家里虽然专门给我们请了一个先生教古文，但书房里的古书、新书尽我们自由翻阅。比如《红楼梦》，我很小就读了。当时还很看不起，认为白话文不如文言文深奥，我也会写。现在到了八十九岁，越看越不会写了。张家的读书风气很浓。母亲的书房门口有一个匾额，上面的字我实在记不全了，只记得有一个“芝”字，一个“兰”字。母亲还让家里所有的保姆都学认字读书，带三妹的朱干干学得最快，她每天早上替母亲梳头时，面前摆二十个我们家自制的生字块，梳好头也认完了二十个字。那时我觉得脸上最无光的事是带我的保姆认字顶笨了，家里常有人问她：“窦干干，窦大姐，你认得多少字呀？”她说：“西瓜大的字我识得一担。”我是她的小先生，真觉得丢人，气得要死，总埋怨她“笨死了，笨死了！”。
母亲教我们几姊妹唱《西厢记》的扬州歌，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碧云天气正逢秋，老夫人房中问丫头，小姐绣鞋因何失，两耳珠环是谁偷，汗巾是谁丢？红娘见说纷纷泪，‘老夫人息怒听情由，那日不该带小姐还香愿，孙飞虎一见生情由……’”
还教我们唱：“杨八姐，去游春，皇帝要她做夫人。做夫人，她也肯，她要十样宝和珍。一要猪头开饭店。二要金银镶衣襟。三要三匹红绫缎，南京扯到北京城。四要珍珠穿面盆。五要金盆……六要天上星一对。七要七盏九莲灯……九要仙鹤来下礼。十要凤凰来接人。皇上一听纷纷怒，为人莫娶杨八姐，万贯家财要不成。”
母亲的这张照片是在上海拍的。辛亥革命刚过，我们全家搬到上海，当时我只有22个月大，父亲、母亲很喜欢看戏，我从三四岁开始就随他们看戏。因为是包厢，即使有时父母不去，保姆也可以带着孩子去。父亲还喜欢摄影，这在当时是很新鲜的事。他有好几架照相机。母亲很喜欢拍照，这张照片是在上海的照相馆里穿西洋装照的，究竟是哪一年照的实在是搞不清楚了，大约总是在辛亥革命三年后吧。
母亲应该能留下许多照片，但却只剩了这一张。弟弟曾在一篇文章里写过这样的一句话：“其余的照片都在二姐的哭泣声中，被人毁掉了。”
1938年深秋，那时我和有光在雾重庆有一个温暖的小家。一天早上我正要到枣子岚垭去参加曲会，有光问我：“今天还要去吗？”我说：“是呀，有什么事吗？”他支吾着：“我没什么事，你去吧。”往日我每次去，他总要说“早点回来”，今天话语有些吞吞吐吐，神色不对。我有些迟疑，但还是去了。心里不踏实，只唱了一个曲子就匆匆赶回了家。一切却是很平静的样子，照常的午休、下午茶。晚饭后，有光轻轻地走到我身边，拿给我看一封电报：“父逝，告弟妹”。是大姐打来的。
我把电报放在枕头底下，整整哭了一夜。
人一落生，世上最亲最亲的两个人，顶顶疼爱我们的爸爸、妈妈，都没有了。爸爸在世时，即使相隔再远，也总幻想有一天能全家相聚，再重温童年幸福的生活。爸爸去了，那无限美好的时光将永远只能留在梦里了。
父亲张吉友和三弟定和（1918）
1921年，父亲坐在母亲的棺木旁，久久凝视着母亲年轻美丽苍白的脸，凭人怎么劝也不让盖棺盖的情景，一遍遍在我眼前出现，如今他们又团圆了，妈妈还是那么漂亮吗？我的永远不老的爸爸、妈妈……
我的曾祖父张树声清同治年间曾在苏州任江苏巡抚，后升任两广总督等职。曾祖父生有九个儿子，祖父张云端是长子，曾任过四川川东道台。祖父膝下无子，父亲是从五房抱过来的。父亲四个月时正好祖父要上任，就带上父亲和奶妈乘船同去。船日夜行驶在惊涛骇浪中，巨大的声响伤害了小婴儿的耳膜，父亲从此终生听力不好。
祖父死在任上，父亲回到安徽合肥张家老宅。
当时合肥有五大家族：周、李、刘、蒯、张，张家敬陪末坐，也算得是望族。合肥西乡的田大多是张家的，东乡的田大都是李（即李鸿章）家的。刘家后来到上海办金融，很开明。张家和刘、李两家都有姻亲。
当地有民谣《十杯酒》，记得其中两句：一杯酒，酒又香，合肥出了李鸿章……三杯酒……合肥又出张树声……
家里有万顷良田，每年有十万担租，是典型的大地主家庭。父亲可能是因为很早就离开了老家接受了新思想，他完全冲出了旧式家庭的藩篱，一心钻进了书堆里。这个家庭带给他的最大便利和优越条件是他可以随心所欲地买书。他痛恨赌博，从不玩任何牌，不吸任何烟，一生滴酒不沾。
父亲17岁结婚，妈妈比他大四岁。达理知书温良贤德的母亲不但担起了管理一个大家庭的重任，而且一直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关心、帮助父亲。
辛亥革命后，1913年，父亲带全家搬到上海。那时我22个月，叫名（虚岁）三岁。我们住的是一个石库门的大房子，七楼七底，还有亭子间，院子很大，可以摆十几桌酒席，月租金是二百两银子。如果不是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也许我们还会在上海住下去。
1916年，祖母去世了，丧事办得场面很大，家里每天有十几桌客人，还请了和尚念经和放焰口。忙乱中，突然有一天发现大门口有一颗炸弹，全家人都吓坏了，出丧的日子比预定提前了几天，家里怕出问题，没让我们站在孝子孝孙的队伍里，孝棚里的许多东西也是假的。好在没出什么大问题。为了避免再有意外，1917年，全家搬到苏州。
在苏州，我们度过了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父亲对书籍的热爱和对知识的渴求也得到了最大限度的满足。当时能订到或买到的所有报纸他都要看，《申报》、《新闻报》、《苏州明报》、《吴县日报》等，以及一些比较出名的小报，如《晶报》、《金钢钻报》等。至于家里的藏书，在苏州是出了名的，据讲不是数一也是数二。家里专门有两间很大的房间，四壁都是高及天花板的书架，整整齐齐摆满了书。除了为数不少的善本和线装书外，父亲不薄古人也爱今人，现代和当代出版的书籍，各种名著和一般的文艺作品他都及时买进。尤其是“五四”以后一些最新鲜最富营养的作品，如鲁迅先生的作品和许多流派的新书名著他都一本不漏。
大姐元和曾回忆说：“父亲最喜欢书，记得小时候在上海，父亲去四马路买书，从第一家书店买的书丢在第二家书店，从第二家买的书丢在第三家书店……这样一家家下去，最后让男仆再一家家把书捡回来，住的饭店的房间中到处堆满了书。”在苏州的闹市观前街上，有两家规模较大的书店，老板、伙计都与父亲很熟悉，父亲一去他们就陪着在书架前挑选。平时书店进了新书就整捆地送到家里来，父亲买书都是记账的，逢年逢节由管家结账付钱。当时苏州的缙绅富户不少，但像父亲这样富在藏书、乐在读书的实在不多。
父亲的藏书我们可以自由翻看，他从不限制，书籍给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快乐。但钟鸣鼎食、诗书传家的生活并没有使父亲满足，他想让更多的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接触新思想，接受新生活，用知识和文化的力量，使她们摆脱旧的陈腐的道德观念的束缚，成为身心健康的对社会有用的人。父亲开始办了一个幼儿园，他的初衷是想完成一个幼儿园——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的系列规划，但因力所不及的种种原因，真正办成并坚持了17年的只有乐益女中。为乐益，父亲倾注了全部的精力和财产。余心正先生在《启蒙先贤张冀牖》一文中曾经写到：
自古以来，教育成家，在质不在量，更不在规模之大小，学生程度之高低。张老先生仰慕“乐土吴中，开化早，文明隆”，辛亥革命后举家来苏，筑小小园林，从办幼儿园、小学开始，再办平林男中、乐益女中。接着两次办起高中部，皆因时局变迁，当局掣肘而匆匆下马。他原想学马相伯老人办一个“苏州复旦”的心愿，亦因世事茫茫，终成虚话。
……
然而，学校之尊严，维护不易。老先生捐出祖产巨资，让出宅园二十余亩，建校舍四十余间，应有的教学设备，无不具备。他有十个子女，如按三千大洋培养一个留学生计，有三万元亦能全部出国留学了，但他连这笔钱也省下来，用于学校。为的什么？为的坚决不拿别人一文钱，无论是当局的津贴、教会的赞助、好心人的募捐，一概谢绝；惟如此，方始做得我行我素，独立自主。可是，他又决非一钱如命，迥异于一般私立学校之以“创收”为目的，每年拨出十分之一的名额，招收免费生，以便贫家女儿入学。比例之高，江浙一带罕见。老先生对莘莘学子如此厚爱，对诸亲好友却悭吝异常，凡有告贷，均以“闭门羹”却之。
父亲对我们四个女孩子尤其钟爱，他为我们起的名字不沾俗艳的花草气：元和、允和、兆和、充和。后来有人在文章中说，张家女孩子的名字都带两条腿，暗寓长大以后都要离开家。我想，父亲从小给了我们最大限度的自由发展个性、爱好的机会，让我们受到了尽可能好的、全面的教育，一定是希望我们不同于那个时代一般的被禁锢在家里的女子，希望我们能迈开健康有力的双腿，走向社会。
父亲在家里从不摆架子耍威风，甚至对佣人也没有训斥过，只有一次门房杨三赌钱，父亲敲了他的“栗子”（用指头敲脑门儿），因为父亲最最恨赌钱。我们四姊妹中，大姐元和文静端庄，是典型的大家闺秀；三妹兆和忠厚老实、聪明胆小，但有时也非常顽皮，因为是家里的第三个女孩子，没有人娇惯她，她也习惯了在做了错事后挨罚时老老实实的，不哭也不求饶，处罚决定都是母亲作出的，大多是罚坐板凳或关在房间里不让出来；四妹充和聪慧乖觉，规规矩矩，加上从小过继给了二祖母当孙女，很少和我们在一起，印象中她从不“惹事生非”。我是家里男女孩子加起来的头号顽皮大王，从小体弱多病，仗着父母的疼爱“无法无天”，有时还欺负好脾气的父亲。父亲年纪轻轻就有些秃顶，没有几根头发却很欢喜篦头，一有空就靠在沙发上说“小二毛，来篦头”。我站在沙发后面很不情愿地篦，篦着篦着他就睡着了。我拿梳子在他脑袋上边戳边说：“烦死了，烦死了，老要篦头。”他只好睁开眼睛躲着梳子，“哎，哎，哎，做什么，做什么戳我”。我顺势扔了梳子，父亲并不真生气，自己把头发理好找话逗我开心：“小二毛，正在看什么书？”
父亲在这种时候常给我讲故事，他讲的故事不但有趣味还有文采，让人一辈子也忘不了。比如近八十年前讲的一则成都诗婢家的小故事：那个注四书五经的郑玄（郑康成），家里尽为诗婢、书婢。有一天一个丫头跪在院中，另一丫头看见问：“胡为乎泥中（为什么滚一身泥巴）？”跪着的丫头答道：“薄言往愬（也曾向他去倾诉），逢彼之怒（他反而向我大发怒）。”家中、丫环玩笑时皆用《诗经》中语、可见文采通过细微言行所倡导的家风是什么了。这样的小故事还有几则，我给孙女庆庆讲过，可惜这一代人都太忙，不一定记得住也不一定感兴趣。重孙小安迪五岁正是可以听这样的故事的年龄，可他在加拿大，不可能有人给他讲，每次回来的时间太短，玩还不够呢。
我是急性子，说话快，走路快，做什么事都快。我看书一目十行，父亲更快，一目十二行。我做过试验，和父亲同看书，我还有几行没看完他已经翻页了。父亲爱看书不但影响了我们，连家里的佣人、保姆做的时间长了都染上了书卷气。他们从识字开始，到看书甚至评论故事情节和书中人物。我还能记起他们常说的有《再生缘》和《天雨花》。
父亲从小喜爱昆曲，年青时就对曲谱版本进行研究。我十一岁左右，1921年前，昆曲传习所尚未成立，爸爸就带我们到全浙会馆（苏州养由巷）看昆曲。全是曲友演戏。有教育局长潘震霄的戏，其他的戏全不记得了。我爸爸带去的曲谱好多好多，比我们的个子还高。他要我们看戏时对照看剧本。我们只顾看戏，怎么也对不上台词，看戏又看剧本我们认为是苦差事。父亲请了专门的老师在他的书房里教我们姐妹识谱拍曲，让我们看书看戏。我淘气得要命，只看戏不看书。大姐顶规矩，认认真真学，后来又参加曲社，拜名师，习身段，生旦两角都擅长，以至终身姻缘、爱好、事业都因昆曲而起。父亲的爱好多种多样，尤其对新出现的东西，从不放过。当时照相机是极新鲜的东西，我们家里有近20台，小孩子可以随便玩，我们几姊妹都没有兴趣，五弟寰和喜欢摆弄，父亲和蔡元培先生的这张照片就是他照的。留声机家里有大大小小十几台，各种唱片不计其数，架子上放不下就放在地板上，有些受潮都翘起来了。百代公司出品的家庭小型电影放映机一问世，父亲就买了一台，这在当时是再“新潮”不过的事了。
我们在苏州的家里，爸爸和大大各有一间书房，中间隔着一个芭蕉院。有时可以看到他们隔窗说话，那永不落叶的芭蕉像一条绿色的绸带连着爸爸大大的心，书房平时没有人去，我曾偷偷钻到母亲的书房看过，记得最清楚的是母亲的书桌上有一个铜镇尺，上面刻着七个字“愿作鸳鸯不羡仙”，这一定是爸爸妈妈的共同心愿。
距父亲去世整整60年了，父亲的言谈举止在我心里依然那么鲜明、亲切、温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