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四姊妹同父同母,却生得个奇怪,两黑两白,大姐二姐白,三妹四妹黑。1979年小四妹第一次从美国回来探亲,我们三十几年不见了,见面的第一句话我说的是:“小四黑子,你怎么还这么黑呀?”一黑一白的两姊妹抱在一起,都老了。
一 绰号
大学里的男生挨个给女生起外号,我有两个绰号:一个叫“绿鹦哥”,因为我又瘦又小,好管闲事好讲话,尤其好打抱不平,又爱穿绿衣服;另一个绰号就不妙了,叫“小活猴”。这个绰号还见过报,1928年上海《新闻报》上有这么一篇报道:《中国公学篮球队之五张》,其中有“……张允和玲珑活泼、无缝不钻,有‘小活猴’之称……惜投篮欠准……”
年纪大了,翠绿同青春的时光一起远去,我开始喜欢紫色。戏剧演员有一句行话“宁穿破不穿错”,舞台上,年纪大的女人讲究穿紫裙子,取“子孙万代”的吉样音。“文革”后,昆曲研习社刚恢复活动,大家推举我为社长。在第一次大会上,我特意穿了一件紫色带滚边的中式上衣,当时大家都还穿得非常朴素,我作了三分钟的发言,最后一句是“我今天为什么穿这件紫衣服,就是希望我们的昆曲艺术能子孙万代,永远流传下去”。
三妹又黑又胖,样子粗粗的,没有一点闺秀气。她的绰号总归离不开一个“黑”字。世传三妹的绰号“黑凤”,并不是男生起的,这个名字我怀疑是沈从文起的。男生原来替三妹起的绰号叫“黑牡丹”,三妹最讨厌这个美绰号。我家三妹功课好,运动也不差,在中国公学是女子全能运动第一名。可在上海女大学生运动会上,她是50米短跑的最后一名。三妹喜欢男装,那时女人的旗袍下摆是窄的,而她偏穿男式的大摆袍子,颜色也总是阴丹士林的蓝色。有一次去参加亲戚的婚礼,家里的人嘱咐她一定要做一件新衣服,她又要做蓝色的,我气得把她骂了一顿:“人家是结婚,你做蓝布袍子干什么?”二姐允和和大姐元和大姐生得端庄秀美,穿衣的颜色、式样都很雅致得体。她最喜欢的颜色是咖啡色,被称为“大夏皇后”。
四妹喜欢戴小红帽,在北京大学念书时同学们叫她“小红帽”。“小红帽”很淘气,有一次到照相馆特意拍了一张歪着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古怪照片,又拿着这张照片到东吴大学的游泳馆办理游泳证。办证人员说,这张照片怎么行。不合格。她装出很奇怪的样子说:“为什么不合格?你们要两寸半身,这难道不是吗?”
二 媒婆
“媒——婆——”沈从文先生带着浓重的乡音叫出这两个字特别好听,他这么叫了我有50多年。我不但给三妹当媒婆。还为大姐的婚姻做了一半的主。
三妹紧跟着我,只晚我半年(1933年10月)也结了婚。大姐人品出众、条件优越,但选择太苛,直到近三十岁了还是骄傲的孤单的公主。“卢沟桥事变”后,我们手足离散,大姐逃难到汉口。1938年,我一家和弟弟妹妹在大后方碰了头,我写信给大姐,告诉她“四弟五弟四妹都在四川,你也来吧”。她回信给我说:“我现在是去四川还是到上海一时决定不了。上海有一个人对我很好,我也对他好,但这件事(结婚)是不大可能的事。”我看出了她的矛盾心理,也对她和顾传玠之间的感情有所察觉。元和、顾传玠结婚周年留影(1940)
选入小生行。学子均由曲家王慕洁订名,取传承之意,此期学生名中一字皆为“传”,世人称“传字辈”。末字按行当分,小生是斜玉旁,取其“玉树临风”,玠者圭也,乃玉之贵者,顾时雨从此名顾传玠。他秉赋聪颖,心境沉潜,加上扮相脱俗,台风极雅,唱作具佳,很快声誉鹊起。吴昌硕有一嵌字格的对联,上联写传:传之不朽期天听;下联写玠:玠本无瑕佩我宣。1930年,他和梅兰芳合演《贩马记》,梅大加激赏,盛邀他合作。虽说顾是难得优秀的昆曲小生,人品也不错,但要想托付终身,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一个名门闺秀女大学生和一个昆曲演员之间的悬殊地位,来自各方面的舆论,确实给了大姐不小的精神压力。我理解她,支持她,马上回信代行家长职责:“此人是不是一介之玉?如是,嫁他!”大姐得到信,很快回上海,1939年和顾传玠结了婚,这时大姐已过了30岁。上海小报以“张元和下嫁顾传玠”为题,登得一塌糊涂。顾传玠后来写信给我,开玩笑说“一朵鲜花插在了牛屎上”。后来的事实证明,他们的婚姻是美满幸福的。
只可惜四妹没请我这个媒婆,自做主张嫁给了洋人。
三 打了几十年的嘴仗
可能因为我和三妹的年龄接近又从小到大学一直生活在一起,好得像一个人,无话不说,但毕竟一黑一白,一胖一瘦,差异还是有的,有些事打了几十年的嘴仗,到现在也难分胜负。别看我的身体不好,可脑子好得不得了,她干的“坏事”我全记在心里,她就是不承认,像小孩子一样口口声声辩解“就是没有这个事情!”说我专说她的坏话,戳她的蹩脚。
我们小的时候,女人梳头用的头油放在一个磁盒子里,梳头时用油贴子沾上油再抹到头发上。女孩子初学女红都欢喜做油贴子,圆圆的上面绣着花,很有意思。三妹做不来女孩子的活儿,穿针引线线头上打的疙瘩缝在油贴子的正面,给我留下了几十年的笑柄。她居然不承认了,一提起这件事我们就要斗嘴。
三妹好事坏事都不记,小时候我“恃强凌弱”欺侮过她,她也不记仇。记得四五岁时一次家里吃水果,我们小孩子每人一个苹果,我三口两口吃完了自己的,看看三妹还有一大半没吃,就一把抢过来,三妹瘪瘪嘴要哭,我一巴掌打过去“哭什么哭!”她马上不作声了。现在想想真奇怪,我那时怎么那么不讲理呀?
三姊妹和三连襟。左起:前排:元和、顾传玠;后排:允和、周有光、沈从文、兆和(1946年7月,上海)
恋爱时节的三妹和我无话不讲,日记也拿给我看。她聪明健美,追求者不少,其中不乏相当优秀、知名的人。这个淘气的丫头不为所动,居然在日记本上排出frog No。1、frog No。2……(青蛙一号、青蛙二号……)我逗她“沈从文该排到癞蛤蟆十三号了吧?”
在中国公学读书时,沈从文给她写了不少信,三妹招架不住告到校长胡适那里,胡适先生看了信笑笑说,“沈从文先生顽固地爱你”。三妹说:“我顽固地不爱她。”从胡适先生那里回来后她得意地把这件事告诉我。是呀,连我当时也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事。沈从文?写的白话文小说,有什么稀奇?还听说他第一次讲课站在讲台前居然紧张得有十分钟讲不出话来,然后突然大叫一声,吓的同学们都怔住了,他却说:“你们来了这么许多人,我要哭了。”多么好笑,从小到大教我们的那么多先生可没有一位是这样的。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个“乡下人”的看法逐渐改变了,真是一点也想不起了。幸而沈从文先生的“顽固”,不然我当不上媒婆事小,三妹这只“黑天鹅”不知会飞到哪去。几十年的生活证明,沈先生是多么好的人,三妹与他同甘同苦,经历了重压和磨难,为此三妹的性格都有了许多改变,很少有人能相信她原来是那样的顽皮活跃。
这些事三妹现在居然都顽固地不承认了。
四 告贷
1964年,96岁的婆婆生病住了六个月的院,我们想办法给她找最好的医生和最好的药。那时胡子婴在卫生部工作,我们托她买在当时很少有的外国药。我没有工作自然也没有收入,周有光的工资在那时算是高的,每月241元半,可光医药费一项每月就要七八百元。我生平第一次开始借钱,公家借,私人借,共借了4000元,三妹那儿借得最多,1500元。我从没有欠过这么多债,无形的重压使我好像害了大病,昏沉沉轻飘飘的,一天可以昏睡20小时。眼看过年了,幸好我们几姊妹少时的朋友“窦舅舅”寄来了400元,我还了表弟董寅初200元(共向他借了400元),用余下的200元过了年。
96岁的婆婆去世了。
1966年初,我除了还欠董寅初200元外,还清了所有的账。还没来得及“一身轻”,“文革”就开始了。周有光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我开始不明就理,听到“学术权威”心里还很高兴,觉得挺好听。很快我就尝到了“权威”的滋味,每月只发30元生活费,除去房租等开销,还剩几元钱,怎么生活呢?又开始了第二次借债。前前后后又是4000元,三妹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她尽量地帮我,到1973年秋我去还最后一笔钱,沈从文和三妹一起惊讶地说:“哪有那么多钱呀?”三妹从小数学不好,他们两夫妇都不会算账,也从不记账。
我有账,也许是从第一次借钱开始吧,我养成了记账的习惯,到现在我还有11个账簿,家里家外的所有进出往来账目不拘数额大小我都有账。
只有一笔呆账,我至今欠董寅初200元未还。
五 共襄《水》事
40年代末50年代初,大姐、四妹相继去了台湾、美国,顾传玠去世后,大姐也在美国定居。此后几十年我们不但不相往来,甚至有很长一段时间断了音讯。
劫后余生的四姊妹第一次团聚,是1979年,“小四黑子”都已成了白发人,三个姐姐更不必说了。短暂的欢聚后再分手,我心中悄悄涌起了一个念头……
20年代末30年代初,苏州九如巷的张家,四姐妹组成了一个“水社”,后来几个弟弟不甘落后,也组了一个“九如社”。水社有社刊《水》,不光得到沈从文、周耀平(有光)这些“外人”的协助,九如社的“同仁”也热心支持,把《水》当成自己的事情,组稿、投稿、编辑、刻版、油印、分页、装订,两社的成员都忙得不亦乐乎。尤其是大弟的好友窦祖麟,分担了许多必不可少的看似琐碎却十分重要的事情,是水社真正的无名英雄。水社成员还开风气之先,参加女子自行车、女子游泳、女子篮球甚至女子足球运动。对这些事,有许多人点头,也有许多人摇头,我们根本不管这些,只顾自己开心地做自己想做的事。
一泓清水浸润了近70年的岁月,使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永存一个美美的嫩嫩的池塘,我想让下一代下下一代和我们共享《水》的甘甜清纯。
1995年10月28日,在《水》的复刊号第一期正式出版时,我向海内外的张氏家族成员发出了一封封约稿信,总印数25份,除我们十姊弟或后代外,只给了几个最亲近的朋友。
我是“始作俑者”,就自封为主编,三妹这个老资格的大编辑我封她副主编。世上最小的杂志、最老的主编,我自鸣得意,自得其乐,自命不凡。但二八(88)年华,究竟非复当年,精力不及,一些错漏没能察觉,况且我毕竟没专职做过编辑,办事认真的三妹说我“拆烂污”,我顺水推舟、倚老卖老,从第七期起交副主编张兆和主持,我退居“二线”,可职务不让,还是主编,你看我多么霸道。
《水》秉承当年父亲办学的精神气质,不接受来自任何团体和个人的资助捐赠,我不但是主编,还兼任财务主管和出版发行部负责人。我专门有一本《水》的账目,办刊经费主要来自当年“水社”成员即四姊妹,尤其是在美国的大姐、四妹和七弟,给《水》注入了外资,三妹也处处照顾我这个无收入者,我尽自己的努力量入为出,专款专用,谢绝、退还了几位最要好朋友的资助。相信《水》仍会像几十年前一样,细水长流,滴滴人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