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乾回忆录》读后
魏邦良
在《新方向，新生命》（1949年9月1日，"九一记者节特刊"，萧乾离港前为《华商报》写的特约稿）一文中，萧乾写道："报人多是不事生产又不懂生产的。我们过去的技能在耍花枪，今后，对于纺织，对于农具，对于一切有关人民生活的事物，我们都不能再有骄傲自己的隔膜了。因为一九四九年的九月一号，已由赚钱由出风头，而转移到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方向了。在这个转向下，黄色新闻和特务报纸自然会被消灭，而东拉西扯的'文人论政'传统也必寿终正寝。今后的趋势是太清楚了：顺人民者存，逆人民者亡。"“1”
1948年的萧乾还在鼓吹多党竞争，而1949年的他却高呼"顺人民者存，逆人民者亡"。萧乾的立场和态度完全变了，且变得快，快得让人无法相信他说的是真话。考虑到萧乾要在新中国生存下去，考虑到萧乾急于摆脱郭沫若加在他头上的那顶"黑"帽子，他写这种趋时应景之作，自然无可厚非。对萧乾来说，这些趋时应景之作却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他1949年底回到北平后，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而他的老师--著作等身的沈从文则没能享受到这一待遇。"。。。。。。我去了香港，并于一九四九年八月底的一天，登上'华安轮'，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平，任英文刊物《人民中国》副主编，总算还参加了第一次文代会。然而被称为'桃红色'的沈从文，尽管著作等身，却连参加文代会的资格都被剥夺了。"“2”
既然尝到了趋时的甜头，萧乾自然会在歌颂的道路上愈唱愈欢。1951年3月1日，萧乾的《在土地改革中学习》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非常重视这篇通讯，第二天，他当即写信给胡乔木，郑重地推荐萧乾这篇紧密配合新形势的文章。毛泽东在信中说："3月1日《人民日报》载萧乾《在土地改革中学习》一文，写得很好，请为广播，发各地登载，并可出单行本，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3”惯于讽刺的萧乾开始沉醉在温柔、甜美的颂扬里。他的政治地位开始一路攀升。
"萧乾似乎一帆风顺。反映土地改革的特写《土地回老家》，被译成十余种外文出版。1952年，又从新闻界转至文学界任中国作协《译文》杂志编委。1956年，到《人民日报》任副总编辑的杨刚。又聘他为文艺版的顾问，同时，中国作协又任命他为《文艺报》副主编。他的脚下没有荆棘，只有鲜花。"“4”
古人云：福兮，祸之所伏。1949年之后的萧乾似乎事事顺心，他因此变得麻痹变得忘乎所以。那一阶段，他除了紧跟形势、响应号召外，几乎无暇静下心来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来一次"长考"，而一个盲目跟风的人是会一不小心就误入"雷区"的。
1957年的3月，萧乾在中南海听了毛泽东关于整风的动员报告。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呼吁党外人士帮助党整风，要大家抛弃一切精神负担，给党提意见。一向积极响应号召的萧乾这一回当然也不甘人后。整风期间，萧乾异常忙碌。一方面，作为《文艺报》的常务副主编，"第一次独立担负起领导工作，由他负责起整风期间的《文艺报》的编辑事宜。他紧张地工作着，各种专栏文章。各种形式的讨论，一改《文艺报》过去的单调死板，以活泼多样、各抒己见的热闹，投入了全国性的整风运动。"；“5”另一方面，作为一位党外作家，萧乾也写出了一篇重要的鸣放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里，萧乾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真诚地给党提意见，意见中肯也尖锐。
"在资本主义国家没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以前，他们有一句非常豪迈的话：'我完全不同意你的看法，但是我情愿牺牲我的生命，来维护你说出这个看法的权利。'在这句话里蕴藏着他们对自己的宪法、对他们的民主传统和制度的自豪。
那句豪迈的话意味着：一个人说的话对不对是一件事，他可不可以说出来是另外一件事。准不准许说不对的话是对任何民主宪法的严重考验。。。。。。。从'共同纲领'到宪法，我们国家对于人民享有言论、著作的自由，都有明文规定。而且解放以来，每个中国人都可以自豪地说，我们的政府从来也没下命令查禁过一本书。可惜我们目前还不能进一步说：每个中国人都已经有了说话和写作的自由了。
我们从1949年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一下就飞跃到社会主义社会，这中间，我们在民主精神的锻炼上，不能算很多。所谓'民主精神'，应该包括能容忍你不喜欢的人，容忍你不喜欢的话。由于革命进展得很快，干部的提升有时候也与他们本身的提高难得相称。假使在掌握'民主'与'专政'的时候有些偏，轻易地把'乱说'当作'乱动'来办，就会在维护宪法的名义下，干出实质上是违背宪法的事。
。几年来，若干有可能接近马列主义的人却疏远了，这些人自己当然要负主要责任。但是那些把马列主义神秘化、庸俗化，拿马列主义当棍子使用的教条主义者也有责任，他们逼人家对政治起反感。我相信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越是有独立思考、自由选择的可能，就越会自觉地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因为真理本身原是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的。"“6”
萧乾这篇文章的观点与他解放前的"自由主义"论调倒是有一脉相承之处。这更说明了，萧乾1949年回北京后所写的文章绝大多数是趋时应景之作，现在有了机会，压抑的真话就冒了出来。1949年回国后，萧乾一味沉醉在对新中国的颂扬里，只知道"紧跟"，只知道"响应"，早就不习惯独立思考了。只有在中央呼吁知识分子给党提意见，萧乾为了响应这一号召，才大梦初醒般想到"独立思考"四个字，他在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
"可以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独立思考而已矣。没有独立思考，马克思、恩格斯盲目地跟着黑格尔、费尔巴哈走，就不会有辨证唯物主义。没有独立思考，就等于生鱼生肉没经过烹饪、咀嚼就吞下去，不但不能变成营养，一定反而会闹消化不良。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本身，实际上也就是全国咀嚼、消化新思潮、新文化的过程。既然说消化，就一定得有营养，也有排泄。这样，我们的文化血脉才能舒畅，我们的创作才能繁荣。"“7”
提倡独立思考，给党提意见，对萧乾来说，是说真心话，是把心中的积郁一吐为快；也是在紧跟形势，响应号召。实际上，无论是那篇惹来祸端的《放心·容忍·人事工作》，还是这篇提倡独立思考的文章，都是标准的"遵命文字"，因为当时的中央领导正大力提倡独立思考。复旦教授吴中杰先生在《复旦往事》里的一段话证明了这一点。
"那时，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领导上还提出要鼓励'独立思考'，这是以前所没有过的。。。。。。。在1949年以前，复旦学子还将'学术独立，思想自由'写入校歌。而百家争鸣与独立思考更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独立思考，何来不同意见的争鸣？既然要百家争鸣，当然需要独立思考。但在多年强调思想统一、形成舆论一律的形势下，这种精神已经失传了，现在重新提出独立思考问题，的确是鼓舞人心。当时不但领导上鼓励独立思考，而且教授们也都现身说法，强调独立思考对学术研究的重要性。"“8”
可见，萧乾写此文主要是应景是响应号召，而此时的他并没有真正开始独立思考。只是在被打成"右派"，吞下人生最大的苦果之后，萧乾被剥夺了继续歌唱继续"紧跟"继续"响应"的权利，这时的萧乾才开始了久违的思考。
不过，我认为，由于萧乾只局限于个人的恩怨，所以，他的思考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只是皮相之见。萧乾认为，他之所以被打成右派，与两个人物有直接的关系，一个是当时的《人民日报》总编邓拓，一个是当时《文艺报》的主编。
萧乾在回忆录里告诉我们，如果不是邓拓的坚持，他的那篇《放心·容忍·人事工作》就不会在《人民日报》发表，那他也许就不会被打成右派，至少"罪行"会减轻。
"我还给《人民日报》寄去了一篇以要求给点民主为内容的文章《放心·容忍·人事工作》。6月8日，《人民日报》吹出反右号角《这是为什么？》之后，我立即后悔了，就向报社坚决表示要抽回。那天我刚好在《文艺报》开会。报社总编辑邓拓给我打了一个长达半小时的电话，反复说：'你的文章明明是爱护党的，为什么要收回？'文章还是照登了。
'文革'前，我一直以为邓拓同那位大干部（指当时《文艺报》的主编--魏注）一样，也是有意陷害我。近几年读了《三家村夜话》和邓拓的其他著作，我才相信他是真诚的。只是他的下场比我的还要惨。"“9”
有一点可以肯定，邓拓坚持发表萧乾的文章决不是要"有意陷害"萧乾。作家胡平在《1957苦难的祭坛》说的一件事可以为证。
1957年4月，作家刘宾雁奉命去上海采访一个厂因官僚主义所引起的罢工事件，采访中，他强烈感到应该给记者以更多的条件来反映社会的真实的一面。有感而发的他写出了《记者这一行》一文，文中写道：
"而今天，这支力量并未充分动员起来。有人要求记者名副其实地做一个'记录者'，踏着首长的足迹去找例子，证实别人发现的定理；不要求或不允许记者独立发现问题，分析矛盾的结果。有的记者就真的走上了轻便的路：仿照别人的思想，寻找现成的'线索'，采写现成的'典型'，稍加剪裁，便成文章。四处寻找喜事，逃避矛盾，锦上添花的也大有人在。。。。。。"
如此言论如在《人民日报》发表，刘宾雁定然在劫难逃。可邓拓却将此文扣了下来。"如果邓拓也有'引蛇出洞'的想法，他完全可以将此文发表出来，他却在自己被撤去总编辑之前，扣下了这篇文章，并在以后悄悄地退回给刘宾雁。"“10”
我同意胡平的看法，倘邓拓想"引蛇出洞"，自然"引"出的"蛇"越多越好，哪里会"引"一个"放"一个？
1966年5月16日，全国各报转载了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七期的文章《评、的资产阶级立场》，文中关于邓拓有这样一段话：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的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羽毛扇的人物。
如此无中生有、无限上纲的"狠言恶语"给了邓拓以毁灭性的打击，当天夜里，邓拓自杀身亡。
胡平认为"箫乾为此永远地认定了当时邓拓的真诚。"“10”我认为胡平的话完全是想当然耳。事实上，邓拓之死与所谓的"真诚"与否无关。在我看来，邓拓之死，不过是因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必须有一个突破口，而邓拓、吴晗不过充当了这一突破口罢了。关于这一点，学者王彬彬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得很清楚：
"但'文革'的发动之所以拿吴晗、邓拓这几人祭旗，目的是以此为突破口摧毁北京市委。吴晗、邓拓们首当其冲，恐怕主要不在于他们写了《海瑞罢官》、《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这些东西，而在于他们占据着北京市的要职。这也可谓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11”
时任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长的李琪，在批判"三家村"的运动开始后，私下里对妻子李莉说："这次运动是对准彭真和北京市委来的。""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的发表，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重大战略部署。因为拿吴晗开刀是指向'三家村'、指向北京市委和彭真的最好突破口。邓拓和吴晗都是《三家村札记》的专栏作者，抓出吴晗、自然也就抓出邓拓。"“12”
曾经是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的穆欣同志，在近作《劫后长忆》中也写道："从批判吴晗《海瑞罢官》开始，进一步以邓拓为突破口，锋芒直指彭真。"“13”
至于前面提及的萧乾这句话："近几年读了《三家村夜话》和邓拓的其他著作，我才相信他是真诚的。只是他的下场比我的还要惨。"，在我看来，也是善意的谎言。我认为，萧乾不可能是因为读了"《三家村夜话》和邓拓的其他著作"，才相信邓拓的真诚的。在我看来"只是他的下场比我的还要惨"才确是萧乾的肺腑之言。正因为邓拓的遭遇比萧乾还要惨，后者才因为同情而大度地原谅了前者，所以，萧乾对邓拓的谅解完全是因为同情而不是基于理解，也就是说，在这个问题上，萧乾并没有真正想通
直至晚年，萧乾对当时《文艺报》主编仍耿耿于怀，仍坚持认为，是这位主编不怀好意"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我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
萧乾不原谅那位《文艺报》主编，把这位主编看成是导致自己沦为右派的罪魁祸首，这说明他对反右运动的思考仍停留在表面。事实上，在那样一个"火红的年代"，绝大部分人不过是一枚可怜的棋子，这枚"棋子"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是飞黄腾达还是苟延残喘，完全服从于伟人的整体布局。所以，我认为，即使情况真如萧乾所说的那样，是那位主编给他套上右派的绳索，那位主编恐怕也是在奉命行事。在我看来，那位主编也是枚"可怜"的"棋子"，根本不能主宰自己的命运，今天他是大权在握的"猎手"，说不定明天就成了奄奄一息的"猎物"，从"反右"到"文革"，"城头变幻大王旗"，不正验证了这一点吗！
话说回来，萧乾的推测是否正确尚值得商榷。关于自己如何"升值"，又如何沦为"右派"，萧乾在回忆录里有这样的表述。
"升值的高潮是首长三次找我去谈话，非要调我到一个不祥的单位，到一个不少人栽过跟头的刊物，去当三名副总编辑中间的一个最后，为了怕给人以'不识相'的印象，我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
可以肯定地说，这位"首长"在1957年初把萧乾调入《文艺报》，完全有可能是要重用他、提拔他，是真诚地把萧乾"当做编辑这一行当的老把式看待"的，而绝不可能是想在几个月后让他成为"替罪羊"，承担《文艺报》的罪责的。因为，即使这位"首长"是个通天人物，他也不可能预测到1957年那场突如其来的"六月雪"的。所以，萧乾大可不必把怨气发泄到这位虽说是好心办了坏事但却是不拘一格降人才的"首长"身上。
至于这位首长为什么如此看重萧乾，那倒也不是空穴来风。首先，我认为，萧乾的被重用与他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49年，萧乾回国后，工作努力，表现积极，且卓有成效，早在1951年就受到毛泽东的表扬，在那个年代，有几位民主人士能享受这样的殊荣？伟人金口一开，萧乾身价倍增，他后来的被提拔被重用也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其次，萧乾的被重用也与当时上面的精神有关。
尚定的一本书里有这样一段话："在3月1日举行的第十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谈到，要白花齐放、百家争鸣，'散花野草也有用处，其中有些可能转化为香花，香花也可能变得不香了。''不要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马克思主义是不怕批评的，应允许互相批评，批评政府不犯罪。'他谈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和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14”
我们注意到，领袖特别谈到了"民主人士的安排问题"，看来，萧乾所说到的"那位首长"之所以那么热心的提拔萧乾，恰恰是贯彻领袖的指示。倘若萧乾因为自己后来被打成"右派"而嫉恨这位热心的首长，那这位首长确实比窦娥还冤了。
国外一位现代文学研究者曾问萧乾：当时《文艺报》主编、副主编共四人，除萧乾外，其他三位都是党员，1957年反右时，为什么由萧乾一人承担罪责？
对这个问题，萧乾的回答如下：
"1957年5月底的一天，作为刊物主编的那位大干部把我请到他那间古雅的书房里，满面春风地对我说：他知道我参加那刊物是十分勉强的。所以到任后，尊重我的意向，每周只占我两三个小时，开开会，旁的尽量不麻烦我。可现在不，一个党员副主编身体不适，要在家休养一段时日，另一个要到全国各地转转，而且连他本人也想暂时休息一下。要我在这个当口担任一阵子'执行'副主编--所有稿件可以直接送印刷厂，连他都可不看。事实上，没有一篇我发的稿不先送他审阅。这期间，他倒真发过未经我寓目的稿子。"
萧乾认为，那个"执行副主编"就是主编套在自己头上的绳索，所以，直到晚年，他对那位主编仍然恨得咬牙切齿：
"天哪。我再聪明也不会意识到个中圈套。'文革'期间，从小报上我才晓得这是在他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之后，他轻而易举、顺顺当当地就把我这头替罪羊的脖颈套上了。在批判我的大会上，他大言不惭地说：'我是引蛇出洞！'于是，他自己成了反右英雄。及至我觉察出上了当，已悔之晚矣。"“15”
我认为，这里有两种情况：一是这位主编根本不知道最高领袖突然改变了主意要反右，那么，他让萧乾做执行副主编就完全是想重用这位民主人士而非像箫乾说的那样是"引蛇出洞"。（事实上，当时很多高层领导如胡乔木也没能"从党内得知要发动反右斗争"，所以萧乾所说的这位主编恐怕也很难知悉毛泽东的突然"转向"）；另一种情况是，这位主编确实通过特殊渠道得悉情况有变，所以才让萧乾当执行主编，从而推卸责任，嫁祸于人。
我认为，无论是哪种情况，那位主编不过是奉命行事罢了。邓力群在谈到丁玲和周扬之间的恩怨时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丁玲的一生，值得我们敬佩。当然了，周扬有周扬的责任，也有个奉命整人的问题。"“16”所以，那位《文艺报》主编即使真如萧乾所说，把萧乾当替罪羊，"引蛇出洞"，那也不过是"奉命整人的问题"。
我认为，在经历了1957年的惊涛骇浪之后，萧乾没有必要要囿于个人的恩怨，把一腔怒火发泄到那个主编身上。那位主编不想当"替罪羊"，萧乾也不想当"替罪羊"，但问题的残酷在于必须要有个"替罪羊"，在那个刀光剑影的时代，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倘你不想诬陷别人，也不想被别人诬陷，实在是太难了。我认为，在痛定思痛之后，萧乾更应该做的是抛开个人恩怨，对那个荒唐的时代作全面而深入的思考，如：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在"奉命整人"？为什么诬陷他人者总是得逞？为什么老实坦诚者总要遭殃？只有站在时代的高度全面地看问题思考问题，才能认清问题的本质，才能逼出时代的病根！
我认为，萧乾1957年的遭遇应归咎于那个荒唐的时代荒唐的社会。而萧乾把一腔怒火发泄到那个主编身上，甚至认为是主编的"引蛇出洞"才让自己倒霉的，这未免太简单太狭隘太片面了。萧乾这样做会带来两个不良后果：
一是有可能错怪了好人，如萧乾"一直以为邓拓同那位大干部一样，也是有意陷害我"（其实那位大干部也就是当时《文艺报》主编是否有意陷害萧乾也有待证实）。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举一个与萧乾有关的例子。萧乾在干《文艺报》执行副主编时是非常积极而投入的，他不仅亲自动笔写下一系列鸣放文章，而且还邀请自己的恩师沈从文给《文艺报》写稿，给党提意见。沈从文则一口回绝。可以设想一下，倘沈从文听了萧乾的话，真给《文艺报》写稿，"给党提意见"，结果被打成"右派"，那他是不是会一口咬定是萧乾把绳索往他头上套，"引蛇出洞"呢？倘沈从文果真这么想，岂不是冤枉了一片诚意的萧乾？
二是妨碍自己对1957年的人生遭遇作追根溯源的思考。把自己人生的悲剧简单地归咎于某个"小人"的诬陷，是典型的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现象不看本质。
作家徐光耀也在1957年被打成右派，他对那段经历的反思要比萧乾来得深刻。
"如果稍许世故一点，我也许能避过这次失足。因为已有征兆，足够使人警惕。是侯金镜又一次来到了大耳胡同，在谈及《文艺报》的内部情况时，他感情复杂地说：'这一回，唐因、唐达成、侯敏泽几个，恐怕要吃亏。他们说了不少出界的话，至今势头挺盛，这么下去，会栽跟头的。'我听了不免着急，问他：'为什么不提个醒儿，帮他们一把？'侯说：'不行啊，你一说，他们会在会上揭你，说你破坏鸣放。"接着他又说，本来他也想说说的，可张光年不让，至此，侯把拳头往腰后一掖，说：'张光年要保持我这个拳头，到时候好用。'恨只恨我那时太自信，太痴愚，连这么明显的'引蛇出洞'的警钟，也未放在心上。"“17”
可见，当时问题的复杂程度远远超出了萧乾的设想，而"引蛇出洞"也不是《文艺报》主编们能想象出来的"高招"。1977年，徐光耀在拜读"宝书五卷"，终于恍然大悟：
"直到1977年，忽得宝书五卷，拜读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那时的伟大领袖，目光四射，洞察一切，对像创作室这样冷清的'鸣放'，是不能满意的。他说：'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好来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原来如此！"“18”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跳不出个人的小圈子，当然看不透时代的大悲剧。值得警惕和深思的是，像萧乾这样囿于个人恩怨、容易被表面现象所迷惑的"右派"并非少数。事实上，萧乾这种简单化的思考方式带有一定的普遍性。著名作家丁玲也有类似的心态和看法。
关于自己为何成了"右派"，晚年的丁玲看法如下："中央某些领导一时听信不真实的小报告，一笔下来点了我的名，我成了大右派，难道他就一点也不了解我吗？我过去那样信仰他，真诚地认为只有他了解我，如今不成为对我自己绝大的嘲弄吗？难道敬爱的周总理、王震等中央领导同志也忍心让我去北大荒喝西北风吗？我是绝不相信的，死也不信的。我以为只有那么几个人，他们惯于耍弄权术，瞒上欺下，用这样表面堂皇，实则冷酷无情的手段，夺走我手中的笔，想置我于绝地。"“19”
我们知道，丁玲1955年和1957年先后被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首要成员，结果先是被发配到北大荒劳动，后又被关进秦城监狱，受尽折磨，吃尽苦头。按理，丁玲既然吃尽了"左"的苦头“20”，晚年的她应该对"左倾路线"的危害性有切身的体会，而实际的情形却是，晚年的丁玲竟变得很"左"。很多人大惑不解：一个因"左"而吃尽苦头的人为什么不恨"左"反而对"左"大唱赞歌？其实，从上面丁玲那番话，我们可看出，丁玲根本没把自己的人生遭遇与"左"联系起来，她并不认为是"左"害了自己，而是认定是"只有那么几个人""想置我于绝地"。这样，她恨的就是"那么几个人"而不可能是"左"。
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但是，倘若我们不对"吃一堑"作深刻的反思，找不到"吃一堑"的真正原因，那么，我们吃再多的"堑"，也长不出"智"的。萧乾对那位"主编"的误解，丁玲晚年的"左"，不是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吗？
注释：
“1”引自袁小伦著《摸史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58页
“2”引自萧乾著：《萧乾忆旧》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123页
“3”“4”“5”“6”“7”引自李辉著：《风雨人生》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304、308、309、311、310页
“8”引自吴中杰著：《复旦往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7页
“9”“15”引自萧乾著《萧乾回忆录》中国工人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25、224页
“10”引自胡平著：《禅机：1957年苦难的祭坛》广东旅游出版社2004年版第144页
“11”“12”“19”引自王彬彬著：《往事何堪哀》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版第49、50、95页
“13”引自苏双碧著：《沙滩问史》广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9页
“14”引自尚定著：《胡乔木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20年》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73页
“16”引自王增如著：《无奈的涅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61页
“17”“18”引自徐光耀著：《昨夜西风凋碧树》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1年版第107、108页
“20”丁玲的悼词里有这么一句："丁玲同志是受'左'的错误的迫害时间较长、创伤很深的作家。"（引自王增如著：《无奈的涅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版第92页）
"鸽子恋家"的背后
--萧乾北上的真正原因
魏邦良
1947年，萧乾从英国回到上海，继续为《大公报》工作，这一次，他不仅编文艺副刊，还从事国际问题研究，成为社论撰稿人之一。当时的萧乾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反对任何的一党专政，梦想走第三条道路，鼓吹建立一个民主共和国。他的自由主义立场在他写的社论里得到充分的表露。1947年的"五四"，萧乾为《大公报》撰写社论《中国文艺往哪里走？》，在社论里，萧乾宣扬自己的自由、民主思想，他认为"五四运动"的精粹就是民主，并以"民主"这一原则来评说中国文坛：
"我们希望政治走上民主大道，我们对于文坛也寄以民主的期望。民主的含义尽管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缺少的要素，那便是容许与自己意见或作风不同者的存在。民主的自由有其限度，文学的自由也有其限度。以内容说，战前亲日战后亲法西斯的作品也应该摈弃，提倡吸毒或歌颂内战的也不应容纳。但在'法定范围内'，作家正如公民，应有其写作的自由，批评家不宜横加侵犯。这是说，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只准一种作品存在的观念，而在文艺欣赏上，应学习民主的雅量。"
在这篇社论里，他还对当时左翼文艺界为郭沫若等人举行诞辰纪念活动表示了不满。
"每逢人类走上集团主义，必有头目招募喽罗，因而必起偶像崇拜作用。此在政治，已误了大事；在文坛，这现象尤其不可。真正大政治家，其宣传必仰仗政绩；真正大作家，其作品便是不朽的纪念碑。近来文坛上彼此称公称老，已染上不少腐化风气，而人在中年，便大张寿筵，尤令人感到暮气。萧伯纳去年九十大寿，生日那天犹为原子问题向报馆投函。中国文学革命一共刚二十八年，这现象的确可怕得令人毛骨悚然。纪念'五四'我们应革除文坛上的元首主义，减少文坛上的社交应酬，大家埋首创造几部硬朗作品。那样方不愧对文学革命的先驱。那样，中国文艺才有活路可走。"“1”
萧乾这篇社论无疑给上海文坛扔下了一枚炸弹，也给自己带来了麻烦。1948年1月8日，《大公报》再次发表了萧乾撰写的社论：《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这篇社论可看作是萧乾当时的政治宣言。
"自由主义不是一面空泛的旗帜，下面集合着一簇牢骚专家，失意政客。自由主义者不是看风使舵的舵手，不是冷门不注的赌客。自由主义者是一种理想，一种抱负，信奉此理想抱负的，坐在沙发上与挺立在断头台上，信念都一般坚定。自由主义不是迎合时势的一个口号，它代表的是一种根本的人生态度。这种态度而且不是消极的。不左也不右，政府与共党，美国与苏联一起骂的未必即是自由主义者。尤其应该弄清的是自由主义与英国自由党的主张距离很远很远。自由主义者对外并不拥护十九世纪以富欺贫的自由贸易，对内也不支持作为资本主义精髓的自由企业。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义尊重个人，因而也可说带了颇浓的个人主义色彩，在经济上，鉴于贫富悬殊的必然恶果，自由主义者造成合理的统制，因而社会主义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义不过是通用的的代名词。它可以换成进步主义，可以换为民主社会主义。"
萧乾的这种"自由主义"论调当然会遭到左翼文人的迎头痛击。对萧乾最严厉的批评来自郭沫若。郭沫若在《斥反动文艺》的文章里，直接用"黑"给萧乾画像。"这是标准的买办型。。。。。。。这个'贵族'钻在集御用之大成的大公报这个大反动堡垒里尽量发散其幽缈、微妙的毒素，而与各色的御用文士如桃红小生、蓝衣监察、黄帮兄弟、白面喽罗互通声息，从枪眼中发出各色各样的乌烟瘴气，一部分人是受他麻醉着了。"“2”
箫乾的这些文章大大得罪了大陆的文艺界，所以，1949年初，站在生命十字路口上，需要做出决定他自己以及一家人命运的选择时，箫乾难免显得左右为难。当时，箫乾的母校剑桥大学要成立中文系，系主任何伦教授邀请箫乾去讲授现代中国文学课1949年3月，何伦亲自到香港，苦口婆心劝箫乾接受大学的邀请。何伦许诺剑桥大学不但负担箫乾全家旅费，还答应给箫乾终身教职。何伦还对箫乾说，要亲自把他们一家接到剑桥，另外，他还向箫乾提到战后捷克的玛萨里克死得不明不白的情况，并断言知识分子和共产党的蜜月长不了。东方的"何伦"也上门劝阻箫乾北上，有的送来杜勒斯乃兄写的《斯大林传》，还特别向箫乾推荐1935年肃反的那一章。有的毛遂自荐当起了参谋："上策嘛，还是接下剑桥这个聘书。中策？要求暂时留在香港工作，那样既可以保持现在的生活方式，收到一定的饿礼遇，又可以静观一下。反正这么进去太冒失了。进去容易出来难哪！别看这里的大党员眼下同你老兄长老兄短的，进去之后人家当了大官儿，你当个普通干部的们时候再瞧吧。。。。。。。冲你这燕京毕业，在国外呆了七年，不把你打成间谍特务，也得骂你一通洋奴。"
尽管顾虑重重，尽管左右为难，萧乾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谈及自己选择回国的原因时，萧乾这样说："现在回顾起来，当时促使我做出决定的就是'回家'这个念头。家像块磁石，牢牢吸住我。我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我就是在这种本能的--是本能，而不是认识或觉悟--的驱使下，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做出终老北平的决定。"
萧乾这几句话显得很笼统，也很难令人信服。广东的袁小伦先生就不同意这一说法，他说："显然，上述回忆录和传记著作不能解决笔者所做专题研究中需要阐述的萧乾思想转变过程所必需的史料，然而，笔者却坚信萧乾北上一定会有思想转变的史料。"袁小伦先生通过阅读萧乾在《华商报》发表的几篇文章，终于找到了他需要的"史料"。
在《怎样做海外宣传》中，萧乾写道：海外宣传要使海外读者认识"中国人民仍在维持三十年代的反法西斯战斗，而且更坚强起来"，在此文中，萧乾把人民解放战争与反法西斯斗争相提并论，而不是幻想"红白合拢"。袁小伦认为，此文表明萧乾对新民主主义有了新的认识。
在《五四的成果》（1949年5月4日）中，萧乾写道："五四绝不仅是对奴隶外交的反抗，及对人民语言的要求；三十年前的今天，中国人民初次感到周身的锁链--文化的、政治的、经济的，而决心把那挣脱掉。从开始它便是反封建反帝。七七也罢，反蒋也罢，反孔宋也罢，中国一直循着这两大方向奋斗着。在这奋斗过程中，人民与反人民二势力一直是对垒着。一台一台的戏唱着，每台有其死硬派，也有其出卖民族的奸细。然而中国一直屹立着，中国人民一直屹立着，倒了的却是人民的敌手及刽子手。今天我们才看到了五四的成果，人民奋斗的成果。"袁小伦认为，此文表明了箫乾对中国革命的新认识
在《新方向，新生命》（1949年9月1日，"九一记者节特刊"，萧乾离港前为《华商报》写的特约稿）一文中，萧乾写道："报人多是不事生产又不懂生产的。我们过去的技能在耍花枪，今后，对于纺织，对于农具，对于一切有关人民生活的事物，我们都不能再有骄傲自己的隔膜了。因为一九四九年的九月一号，已由赚钱由出风头，而转移到为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方向了。在这个转向下，黄色新闻和特务报纸自然会被消灭，而东拉西扯的'文人论政'传统也必寿终正寝。今后的趋势是太清楚了：顺人民者存，逆人民者亡。这是蒙在鼓里与清醒的抉择时候了。今年这个记者节，纪念的应是报人和人民永久结合这一伟大意义！这是中国报业的新生！"
通过对以上几篇文章的阅读，袁小伦认为，萧乾的思想的确有根本的转变，进而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思想基础，站在大十字路口的萧乾才能作出北上的选择。这也反映了一个正直的知识分子愿意与祖国和人民命运与共、休戚与共的愿望和坚强决心。"
我不同意袁小伦先生的推论。虽然萧乾在《华商报》发表了一些表明思想转变的文章，但谁能肯定这些文章不是趋时应景之作呢？谁能保证这些文章就是萧乾的真实心声呢？我们知道，像萧乾这样思想成熟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怎么可能在一年不到的时间让自己的思想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我以为，研究历史人物，在进入具体的历史事件之前，不能先存了成见，然后再去找资料。而袁小伦先生一开始就"坚信萧乾北上一定会有思想转变的史料"，再去按图索骥找材料，显然犯了先入为主的错误，这样也就得不出有价值的结论。那么，促使萧乾北上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除了细读萧乾的有关文字，我看没有更好的方法。
在《萧乾回忆录》里，萧乾告诉我们，剑桥大学的何伦曾亲自跑到香港，苦口婆心劝萧乾接受剑桥大学的聘请。这位好心的何伦先生在临走前还逗了逗坐在婴儿车里的萧乾的刚出生不久的孩子，并对萧乾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
平心而论，何伦开出的条件不可谓不优厚，而萧乾也确实不太敢回国，他在回忆录里说："另外，我也有我个人的顾虑。为了那篇'称公称老'的社评，我开罪了大权威。我已经预感到他在文艺界泰斗的地位。进去之后，平时日子不会好过，万一出点差池，他那些讨伐我的文章必然成为置我于死地的利剑。"尽管顾虑重重，尽管左右为难，但萧乾最终还是选择了回国，原因何在？我以为萧乾在回忆录里还是透露了一些蛛丝马迹，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睡眠有时是位很爱拿架子的客人，心事有如门闩；有它横在门槛上，想合眼入睡是妄想。即便合上眼，也仍像坐在电影院的池座中心：黑白的，朦胧带点彩色的，一幕幕闪个不停。我似乎看到自己像小时见到的白俄乞丐那样，成了无家可归的白华，一个无国籍的人。
天亮了，窗外青山抹上一层赭色。摇篮里的娃娃仿佛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在那里抽噎着。
我坐了起来，头脑清醒了些后，就去马宝道了。临走，给何伦教授留了封短札：十分抱歉，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更抱歉的是，白白害你跑了三趟。正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不能改变主意。
8月底的一天，一家人就登上'华安轮'经青岛来到开国前夕的北平。现在回顾起来，当时促使我做出决定的就是'回家'这个念头。家，像块磁石，牢牢吸住我。我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
我就是在这种本能的--是本能，而不是认识或觉悟--驱使下，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做出终老于北平的决定。"（萧乾这句话已经否定了袁小伦认为萧乾回国前思想发生转变的看法--笔者注）
这里，萧乾似乎把话说得很清楚了，之所以回北平，一是"像只恋家的鸽子那样，奔回自己的出生地"；二是"在这种本能的--是本能，而不是认识或觉悟--驱使下，谢绝了剑桥大学的邀请，做出终老于北平的决定"，但第一个理由过于简单，第二个理由过于含糊。
我认为，萧乾这番话的关键之处不在这两句，而在前面。我们注意到，萧乾这番话三次提到了自己刚出生不久的娃娃，先是何伦临走时对萧乾说："为了他，你也不能不好好考虑一下。"，然后又说："摇篮里的娃娃仿佛也在做着噩梦，他无缘无故地在那里抽噎着。"最后是萧乾给何伦教授留了短札："正是为了这个娃娃，我不能改变主意。"萧乾反复说到娃娃，足以表明，萧乾做出回国的决定，娃娃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萧乾这番话中还有一句极为重要，就是："我似乎看到自己像小时见到的白俄乞丐那样，成了无家可归的白华，一个无国籍的人。"这句话已经说明，箫乾是因为担心如果去国离乡，说不定哪天自己和孩子会沦为"无家可归的白华""无国籍的人"，这才痛下决心选择回国的。也许有人会不同意我的判断，那么，请让我举出更有说服力的材料。
李辉写过一部萧乾传记《风雨人生》，关于萧乾为何决定回国，李辉的描述如下：
躺在床上，萧乾无法挥去不断响在耳边的这些声音。他何尝对前途没有忧虑过，在英国时，他早就同那里的知识分子一样，为舆论宣传报道的苏联大肃反而吃惊。但是，他不能相信所有共产党都会同斯大林一样没，这里毕竟是中国。他的许多共产党朋友，特别是杨刚，给他留下的不就是美好的印象吗？和这样的一些人在一些开创未来，似乎不应该有那么恐惧的阴影。
他闭上眼睛，想让自己安静一下心绪。突然一幅曾经见到的画面，又闪现出来：
一张破草席，盖着夜间冻死街头的流浪者，吸引了从小学放学回家的萧乾。那一年，他只有十一岁--好奇地打量世界的年纪。他一看，这位不幸的人正是两天前他所见到的一位白俄。他亲眼看见这位白俄混在饥民中间，想在粥厂讨一碗饭吃，却被一群中国人轰走，现在白俄永远离开了人间，死在异国他乡。
幼小的萧乾，第一次看到失去祖国的人悲凉而凄惨的结局。这一画面，许久没有想到，谁知，此刻突然清晰地重新出现。他仿佛看到那块破席头，看到席头下那个白俄的模样：枯瘦的脸，隆起的颧骨，深陷的眼眶，脖子上挂根链子，下面垂着十字架。一件绛色上衣破烂不堪，腰里系着破绳子，赤脚则露在席头外面。。。。。。
一幅惨相，比许许多多何伦教授的话更刺痛萧乾的心。祖国，意味是多么复杂而深刻。失去祖国，没有国籍，这种痛苦，他这样的人，无论如何也不能忍受。看着床边摇篮里的孩子，他该如何安排好他们这代人的生活，难道让孩子从小就是失去祖国的"白华"？
孩子突然抽噎起来，哭声似乎带者委屈，萧乾仿佛听到这哭声夹着震撼人心的呼喊："我要国籍！"
未来的生活会有什么可能，他无法去设想；失去祖国的悲哀，却是可以明确的，在模糊与明确之间，在可能与绝对之间，他只能选择明确与绝对。
第二天，萧乾给何伦教授留下一张纸条：
"报馆有急事，不能如约等候，十分抱歉。更抱歉的是害你白跑三趟。我仍不改变主意。"
李辉说得很清楚，萧乾是害怕自己和孩子沦为"失去祖国，没有国籍"的"白华"才拒绝何伦的邀请的。也许有人说，李辉写的是传记，文学色彩浓，免不了夸张和虚构，其实不然，李辉这段话除了萧乾留给何伦的那张纸条上的内容稍有差错外，其他内容基本是写实，因为，早在１９７９年，萧乾在一篇名为《往事三瞥》的散文里曾把自己回国的经过说锝很清楚，而李辉《风雨人生》里的那段文字，不过是对萧乾文章的照葫芦画瓢。
在《往事三瞥》中，萧乾讲述了三个故事，而这三个故事正是他做出毅然回国的根据。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萧乾的幼年时代。当时的北京，尤其在冬天，"倒卧"的尸体屡见不鲜。一天，萧乾看到了一具白俄的尸体。在萧乾家附近，就聚集着一批失去国籍无家可归的白俄。看到白俄尸体的三天前，萧乾在向贫民施舍稀粥的"粥厂"排队，看到一个白俄也想排队领粥，结果是被其他贫民赶走了，理由是：连中国人也不够打哩。
第二个故事发生于1939年9月萧乾乘船赴英途中。登船那天，德国已开始进攻波兰，次日英法两国对德宣战。当时，船上的乘客竖起耳朵倾听着扩音器中播出的有关战争的消息，个个显得忧心忡忡，只有一位青年高兴得蹦蹦跳跳。萧乾不解，问他为什么，青年对萧乾说：我巴不得打起仗来。见萧乾满脸疑惑，这位青年解释说：我母亲是白俄舞女，父亲不知道是谁，也许是美国兵，也许是挪威商人，反正我生来就无国籍，现在我就要变成一个有国籍的人了，因为一打仗，法国因缺少男性，就得招雇佣兵。船一到马赛，我就去报名。
第三个故事就是何伦劝说萧乾去英国告辞后那晚，萧乾辗转反侧，恶梦连连。上半夜，萧乾总是梦见倒毙街头的白俄，下半夜，则梦见摇篮里的孩子。"摇篮里的娃娃似乎也在做着恶梦。他无缘无故地抽噎起来，从他那委屈的哭声里，我仿佛听到'我要国籍'。"于是，次晨，萧乾给何伦留下纸条，表明主意已定。
从这篇文章，我们可看出，萧乾是由于幼年目睹白俄惨死街头而深受刺激，再加上在船上亲眼看见一位青年因没有国籍而饱受痛苦，于是对自己、尤其是对襁褓中的孩子产生了深深的担忧，害怕一旦奔赴异国他乡，父子俩或许会重蹈白俄的悲剧。于是，他毅然做出回国的决定，并且特别说明，正是出于对孩子的考虑。
《往事三瞥》发表后，很多读者给萧乾写信，而萧乾也非常清楚地告诉读者，自己回国，主要是害怕当白华。在《萧乾选集》第一卷第15页，有这样一段文字："但是有一点大家似乎都没看懂：一九四九年我选择回北京的道路，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的认识，决定是带者一定疑惧心情做出的。我明知前面的道路坎坷不平，甚至带有风险，我还是那样定了，因为我害怕当白华。。。。。。当时，我的逻辑是；不肯当白华，就得回到祖国这条船上，同它共命运。海上平静时，你可以倚着船舷让温煦的海风吹拂着。遇上风浪，就得随着它颠簸，呕吐，甚至喝咸涩的海水。"
萧乾这番大实话已完全否定了袁小伦先生的推断，因为萧乾说得很清楚，"一九四九年我选择回北京的道路，并不是出于对革命的认识，决定是带者一定疑惧心情做出的"。
萧乾有硕士文凭，右手能创作，左手能翻译，且手捧剑桥大学的"铁饭碗"，可他却担心成为失去国籍的白华，倒毙在异国他乡的街头，这在别人看来，简直是神经过敏，杞人忧天，但在萧乾心里，这却是实实在在的担忧。因为，幼年目睹白俄惨死街头那一幕已深深烙入他的脑海，难以磨灭。对萧乾来说，失去国籍的担忧已到了杯弓蛇影的程度。
日本学者丸山升曾说："对于人来说，除了大环境之外，小至个人的日常生活，还有无数小环境。将小环境下作出的选择累积起来，在某种方面就会具有决定大环境下选择的力量。倘若只讨论大环境下的选择，无视小环境中的犹疑，或至少前者未得到后者充分铺垫的话，文学，就会变得粗糙。"“3”由此可知，一个人做出某项重大决定时，不仅有大环境的因素，也有小环境的因素。
1949年后，很多海外知识分子选择回国，从大环境来说，是出于对新中国的爱和信任，从小环境来说，却各有各的原因。譬如，萧乾选择回国是"害怕当白华"，而钱锺书夫妇选择回国则是不愿意在外国当二等公民（根据杨降的说法）。
行文至此，我突然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往事三瞥》写于1979年，在这篇文章里，萧乾把自己回国的动机说得非常明确、具体："害怕当白华"，而后来谈及此事，他的说法越来越含糊越来越艺术，什么"鸽子恋家"啦"出于本能"啦，还有什么"故土难离"等等。不可否认，这些说法比"害怕当白华"要堂皇得多动听得多。萧乾为什么要这样，原因不难推测。
我们知道，1979年萧乾刚复出不久，人逢喜事精神爽，再加上压抑多年，终于可以重新做人，扬眉吐气了，结果一高兴就讲了真话。后来，随着地位渐高，名望渐大，萧乾的顾忌多了，提笔为文也越来越注意到可能产生的社会影响，于是，谈起当年回国动机，他的语言就不那么直截了当了，而是越来越富有艺术的味道。平心而论，萧乾后来的说法，是既给自己留了回旋余地，也给读者留下想象空间。
萧乾在《未带地图的旅人》中曾写下这样一段文字："对于巴金所提倡的说真话，我既由衷拥护，又从实际出发而有所保留。我再也不求讲个痛快而执笔了。我为自己划了条线。我只敢在勉强允许的范围内，尽量说真话。"
原来如此。看来在1979年，萧乾写《往事三瞥》时，追求的是"讲个痛快"，后来也许他觉得气氛不对，就改变策略，"尽量说真话"了。
在《我这两辈子》一文中，萧乾写道："一九四七到一九四八年那个大十字路口是我这辈子最大的考验。本来很简单：既然是土生土长的中国人，就该回北平。回国之前我就从报刊上知道东欧和苏联知识分子在一九四五年之后多么不好过，何况我又开罪过泰斗！另外，要是真走投无路，我也就不伤那脑筋啦。可偏偏我那洋母校邀聘我，条件又特别优厚。我思前顾后，三宵没合眼。可是我这人跟故土大概太不容易分割。
在我上辈子的末尾--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晚上，都还问过我自个儿：回来错了吗？我还是摇头，因为就是像条癞皮狗那样死在乱葬岗子上，我也还是要把骨头埋在这古城根底下。八十年代我又回到剑桥，亲眼看见一九四七年剑桥大学校务会议上决定聘我回去的会议记录。我也看到我可能有的晚年：一幢小楼，一片绿茵茵的草坪，一片中古的幽静和现代化的舒适。回到自己的斗室之后，我又问自个儿；懊悔吗？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三日我都没懊悔过，现在更还懊什么悔！
我一直认为，当中国人就得分享中国的命运并且尽力改善那命运。
有一回，我曾把我这落叶归根的心思讲给从国外回来探亲的儿子听。那是在送他去机场的汽车里，他没吱声。
沉默了好半晌，他忽然提起一九六六年我在自己家院里挨斗的事。他说：'那天胡同里贴满了您的大字报，咱家给砸个稀巴烂。您胸脯上挂着牌子，把咱家的八仙桌搬到院子里，您就跪在上头，我站在您旁边儿--那时候我还不到十岁。一声接一声的口号，我老也忘不了
这也算我们之间的'代沟'吧。"
我想，萧乾写下这段文字时，内心是十分苦涩的。当年，正是因为担心襁褓里的儿子在异国他乡受委屈，自己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回国的。没想到后来饱经磨难，被折磨得死去活来。现在儿子长大成人了，竟完全不理解他老子当年叶落归根的心情，而且，主动选择离乡背井"洋插队"的生活，且无怨无悔义无返顾。历史仿佛转了个大大的圈。那么，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哩！倘若萧乾当年带着儿子去英国，那要少吃多少苦，少遭多少罪！而现在一切都无法挽回，萧乾说他不后悔，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因为，归根结底，懊悔又有啥用呢！
注释：
“1”“2”引自李辉著《风雨人生》花城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290、294页
“3”引自（日）丸山升著王俊文译《鲁迅·革命·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第229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