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国的历史，边疆少数民族与中原王朝之间的臣属关系总是具有强烈的不稳定性，这种不稳定性是由他们的利益所决定的，党项羌族与中原政权的关系也走不出这种特定的模式。党项羌虽居于西北高寒之地，但早在南北朝时期就与内地的北周政权发生关系。北周天和元年（566年），北周冀州刺史杨文思因党项羌叛乱而率兵平叛，这是史籍记载党项羌与内地政权发生关系的开始。隋建立后，隋文帝杨坚令将率兵击败吐谷浑和党项，还有一部分党项部落先后降服于隋朝。这一时期的党项羌族已经迁移到了今甘肃、四川之间的岷山地区。西夏文古诗《夏圣根赞歌》里的“黔首石城漠水边，赤面父冢白高河，长弭药人在彼方”，唱的就是这里。到了隋末，党项诸部已经开始强盛起来。
唐朝建立之初，仅有关中、巴蜀、山西等地，其余地区仍处于群雄割据的状态。吐谷浑和党项乘唐朝政权尚未巩固之机，不断侵扰西北各州。武德元年（618年），党项、吐谷浑侵扰唐朝桥州，唐朝益州道行台轨与抚州刺史蒋善合联合抗击，党项与吐谷浑兵败离去。武德四年（621年），党项又联合吐谷浑侵扰洮、岷两州，唐朝岐山刺史柴绍出兵救援。党项与吐谷浑占据山顶，箭如雨下，柴绍命人弹奏胡琵琶，让二女子翩翩伴舞，有意吸引敌人注意力，然后秘遣精兵从后面进攻，党项与吐谷浑大败，弃兵甲逃走。此后的武德六年（623年）、武德七年（624年）、武德八年（625年）、武德九年（626年），党项多次侵扰唐西北诸州，沿边松、河、岷、叠、渭等七州都不同程度地遭受战乱之苦，百姓流离，经济受损。但同时，党项羌又派遣使臣向唐进贡。唐武德年间（618年～626年），党项向唐遣使两次朝贡：一是武德二年（619年）十一月，党项与吐谷浑一起遣使向唐朝贡；一是武德八年（625年），党项独自遣使朝贡。他们向唐朝朝贡主要是为了通过与唐朝的贸易、互市来获取经济利益。只有通过与中原王朝的贸易、互市，党项羌族才能用他们的牲畜和畜牧品换得日常生活用品。
唐太宗李世民继位后，经过数年的励精图治，解除了唐朝北部劲敌突厥的威胁，国内局势也基本稳定下来，出现了“贞观之治”的盛世局面。由于唐朝李氏一族的先辈曾长期在鲜卑族建立的北周为臣，世代与鲜卑族联姻，这一历史渊源造就了唐太宗李世民“视华夷如一家”的民族观。李世民实行了开放的民族政策，对各少数民族实行了“招抚”，使内附的各族日益增多，使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大大改善，形成了“蕃汉合同为一家”的良好局面。党项羌族在这一历史潮流的影响下也大量005地归附于唐朝。唐贞观三年（629年），党项羌族细封部落首领细封步赖也归附于唐朝，唐将内附党项安置于轨州（今四川松潘西北），并实行羁縻府州制，授细封步赖为轨州刺史。其他党项羌族部落看到归附于唐的好处，也纷纷效仿细封部。唐太宗对前来归附的党项各部给予了同样的厚待，到贞观五年（631年），唐朝在党项河曲一带已经设置了60个州，人口多达34万。此后，随着唐王朝的强盛，内附的党项羌族部落愈来愈多，唐朝又在党项羌族居地新增设州，任命归附的部落首领为当地刺史。党项拓跋部落的首领拓跋赤辞被封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国姓“李”，他就是西夏王朝的建立者——拓跋氏的先祖。
早期党项积极向东内迁，归附隋唐王朝，一方面是中原先进文明具有强烈的感召力，另一方面也是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与向心力所在。部分党项羌部落的内附为后来唐代党项羌的大规模内迁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