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经过由沃尔特·哈特赖特继续叙述。
我展开了新的一页。我又过了一星期，才重新开始叙述事情的经过。
我所略过了的这段时期里的事情，只好不再补记它了。一想起这个时期，我的情绪就会消沉，我的思想就会开始混乱。我这写故事的人应当引导你们读者，所以这种情形是绝不容许的。在我的笔下，整篇离奇曲折的故事的线索应当是从头到尾丝毫不紊的，所以这种情形是绝不容许的。
生活突然改观——生活的整个目标被重新树立；它的希望与恐惧，它的斗争，它的兴趣，它的牺牲：整个儿一下子都被纳入一个新的轨道——这就是我所面临的形势，有如登上山顶，眼前突然呈现出一片新的景色。我上次的叙述，是在利默里奇村教堂旁宁静的阴影中结束的；一星期后的现在，在一条喧闹的伦敦街道上我的叙述重新开始。
人烟稠密的贫民区里有一条街。街旁有一幢房子，它的底层开了一家小小的报纸店；二楼和三楼则作为备有家具的最简陋的住房出租。
我用化名租下了这两层楼房。我住上面一层，一间屋子当工作室，另一间当卧房。下面一层由两位女眷住，也是用同一化名租下的，她们算是我的姐妹。我靠在几份廉价期刊上刊登一些图画和木刻维持生活。对外我就说我的两个姐妹在做一些针线活帮助我贴补家用。我们租赁了寒碜的住房，我们从事微贱的职业，我们假报关系，我们隐姓埋名：这一切都是为了要让自己隐没在伦敦的茫茫人海中。现在我们已经被摈斥于那些过公开生活的人的行列之外。我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不被一般人注意，没有保护人支持或朋友帮助。玛丽安·哈尔科姆变成了我的姐姐，她不辞辛劳，操持家务。那些熟悉我们的人都认为，在一桩荒唐大胆的欺骗行为中，我们俩既是盲从者，又是主谋者。人们猜想，这是疯人安妮·凯瑟里克谎称自己为已故的格莱德夫人，企图冒名顶替，僭据她的地位，而我们则是她的同谋者。
这就是我们所处的地位。这就是我们三人此后在本文许多篇幅中出现时已经改变了的情况。
按照一切文明社会中公认的惯例，在理智与法律的观点上，在亲戚和朋友们的心目中，“罗拉·格莱德夫人”已经和她母亲合葬在利默里奇村的墓地里。她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从活人当中被排除了；对她的姐姐来说，对我来说，菲利普·费尔利的女儿和珀西瓦尔·格莱德的妻子仍旧活着，然而对社会上所有其他的人来说，她已经死亡了。她叔父相信她死了，不再承认她了；庄园里的仆人们相信她死了，也认不出她来了；官府里的人相信她死了，已将她的财产留给她的丈夫和姑母了；我母亲和妹妹也都相信她死了，相信我是受了一个有野心的胆大女人的蒙蔽，中了一个骗局的毒；因此，在社会上，在道义上，在法律上，她都是一个已死了的人了。
但是，她仍旧活着！在穷苦中活着，在隐蔽中活着。依靠一个可怜的画师活着，这画师要为她进行斗争，要为她在活人的世界中赢回她的地位。
既然我也知道安妮·凯瑟里克的面貌和她相似，那么，她初次向我露面时，难道我就不曾怀疑她是假的吗？自从她在记录她死亡的碑文旁边揭开她的面纱时起，我始终就不曾对她有过丝毫怀疑。
那天，夕阳尚未西坠，对她闭门不纳的老家尚未在我们眼前消失，我们两人都记起了在利默里奇庄园道别时我所说的话；我刚重新提起，她就记了起来。“假如有一天，我能献出我的整个心灵和全部生命，给您带来片刻的快乐，或者为您消除片刻的烦恼，那时候您能想到我这个曾经教过您绘画的可怜的教师吗？”她虽然已经记不清楚此后一个时期里的愁苦与恐惧，但是她仍旧记得我那几句话，于是天真地，信任地，可怜地把她的头伏在说过这番话的人怀里。
在那片刻中，我听到她唤我的名字，听到她说：“虽然他们要使我忘了一切，沃尔特，但是我始终记得玛丽安，始终记得你。”也就是在那片刻中，我早已向她献出了爱情，我更情愿献出自己的生命，而且应当为能够向她献出自己的生命而感谢上苍。可不是！那个时刻已经到来。
千里迢迢，穿越过森林和蛮荒，许多体力比我更强壮的伙伴都死在我身旁，三次遭到死神的威胁，三次死里逃生，那只手，那只将人们从黑暗道路上引向未来的手，现在已引着我接近那个时刻。瞧她孤苦伶仃，被剥夺了一切，受到痛苦的折磨，可怜地变了模样，容光黯淡了，头脑糊涂了；她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了，她在活人中没有名分了，然而，这样一来，我愿先向她保证要献出一切，要献出我的整个心灵和全部生命，现在倒成为无可非议的事了。由于遭到了不幸，由于丧失了亲友，她终于成为我的人！既然是我的人，我就要支持她，保护她，鼓舞她，恢复她的一切；既然是我的人，我就要像父兄一样爱护她，看重她；既然是我的人，我就要为她昭雪，就要不顾一切危险和牺牲，去和那些有地位权势的人进行力量悬殊的较量，去跟那些有恃无恐的骗子和防卫周密的胜利者进行长期不懈的斗争，不怕损害了我的名誉，不怕丧失了我的朋友，不怕危及我的生命。
我的处境已经解释清楚；我的动机也已交代明白。接下去我就要谈玛丽安和罗拉的经历了。
我叙述她们俩的事时，不准备用她们本人的原话（因为那些话常常不免是纠缠不清的），而是要经过一番仔细删节，使故事简单明了。我之所以这样写，不仅是为了要供自己参考，而且是为了要供我的法律顾问参考。因此，对一些错综复杂的情节，我都将最迅速而清楚地予以说明。
玛丽安的故事，将从黑水园府邸女管家交代结束的地方开始。
关于格莱德夫人离开她丈夫家的事，以及这件事的详细经过情形，都由女管家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又过了几天（究竟是多少天，迈克尔森太太不能确定，因为她没做记录），收到了福斯科夫人来信，说格莱德夫人在福斯科伯爵家中突然病殁。信中并没提到去世的日期，只是叫迈克尔森太太自己斟酌处理：或者把此事立刻通知给哈尔科姆小姐，或者等小姐身体壮健一些再告诉她。
迈克尔森太太去和道森先生商量了一下（他因为自己也生了病，所以不能重去黑水园府邸出诊），然后根据医嘱，当着医生的面，可能就在信到的那天，也可能是在第二天，把这件事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格莱德夫人突然病故的噩耗对她姐姐产生了什么影响，这里无须详述。现在需要说的是，此后又过了三个多星期，哈尔科姆小姐一直不能上路。最后她才由女管家陪同起程赴伦敦。她们在伦敦分了手；迈克尔森太太事先已将她的住址告诉了哈尔科姆小姐，如果将来有事可以通信。
哈尔科姆小姐一经辞别了女管家，就到吉尔摩和基尔两位先生合开的律师事务所去，找吉尔摩先生外出期间的代理人基尔先生。她告诉了基尔先生自己认为不可以让其他任何人（包括迈克尔森太太）知道的事：她怀疑格莱德夫人死得不明不白。基尔先生早就热情表示愿意为哈尔科姆小姐效劳，于是立刻从事调查，而这种调查必须是尽可能在案件的复杂性与危险性的条件下进行。
现在不妨先将这方面的经过全部交代清楚，然后再继续叙述故事的发展：福斯科伯爵一获悉基尔先生受了哈尔科姆小姐的委托，要搜集她还不知道的那些有关格莱德夫人病逝的细节，他就乐意为基尔先生提供一切便利。他让基尔先生跟古德赖克医生及两名仆人取得联系。基尔先生无法断定格莱德夫人离开黑水园的确切日期，他认为一切只好根据医生和仆役的证明，以及福斯科伯爵和他妻子自动提供的陈述。他只能这样设想，即哈尔科姆小姐因为她妹妹逝世而过分悲痛，以致做出这样十分错误的判断；于是他写信给她，说他认为她上次面谈的那些惊人的猜疑毫无事实根据。于是，吉尔摩先生的合伙人进行的调查就这样开始，也就这样结束了。
就在这时候，哈尔科姆小姐返回利默里奇庄园，又在那里，在她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获得了一些资料。
费尔利先生收到了他妹妹福斯科夫人给侄女报丧的信，信里也没有任何明确的日期。他同意他妹妹的主张，准备让死者和她母亲合葬在利默里奇村的墓地里。福斯科伯爵护送遗体到了坎伯兰，并参加了7月30日在利默里奇村举行的葬礼。为了表示敬意，村里和附近的居民都去送殡了。第二天，在坟台的一面刻了碑文（据说那是由死者的姑母拟稿，经叔父费尔利先生审定的）。
出殡的那一天和落葬后的第二天，福斯科伯爵留在利默里奇庄园做客，但是遵从费尔利先生的意思，没去会见这位庄园主人。他们只用信笺互相传话，福斯科伯爵在信中让费尔利先生知道了侄女最后生病和去世的详情。除了已经知道的一些事外，信中并无任何新的内容，然而，信的附言中却有一段引人注意的话。谈的是有关安妮·凯瑟里克的事。
以下是这一段话的大意：
伯爵在附言中首先告诉费尔利先生，经过追踪，终于在黑水园附近找到了安妮·凯瑟里克（有关她的详情，待到哈尔科姆小姐抵达利默里奇时，就可以知道了），再度把她送进了以前从看守中逃出来的那个医院。
以上是附言中的第一部分。接着，伯爵就在第二部分中警告费尔利先生，说安妮·凯瑟里克因为长期脱离护理，现在神经病发作得更厉害了，以前她就疯狂地仇恨和猜疑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这种很显著的狂想病现在不但没有痊愈，反而以一种新的形式表现出来了。近来这个不幸的女人一想到珀西瓦尔爵士，就存心要为难和损害他，她冒称自己是已故的爵士夫人，妄图以此在病人和护士中抬高自己的身份；她之所以会想到这样冒名顶替，显然是因为有一次偷偷地会见了格莱德夫人，在会见中发现自己和已故的夫人长得异常相似。以后她绝不可能再逃出疯人院，但是至少有可能设法写信去打扰已故的格莱德夫人的亲属；假如发生了这类事件，就要请费尔利先生事先准备好如何对待那些信件。
哈尔科姆小姐到了利默里奇庄园，看到了附言中的这些话。她还接收了格莱德夫人生前穿的衣服，以及她随身带到姑母家的一些其他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由福斯科夫人很细心地收集齐了，送到坎伯兰来的。
以上是哈尔科姆小姐于九月上旬去利默里奇时的情况。
哈尔科姆小姐此后不久又病了，已经很衰弱的身体再也经不起现在遭到的精神上的打击了。一个月后，身体稍微恢复，她仍旧疑心她妹妹的死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在这一段时期里，她没听到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消息，但是收到了福斯科夫人的几封信，夫人和她丈夫都向她致以最亲切的问候。哈尔科姆小姐没有答复这些信，却派人暗中监视他们在圣约翰林区的住宅，以及宅内那些人的行动。
哈尔科姆小姐没有发现任何疑点。她接着又去暗中侦察吕贝尔夫人，结果也毫无所获。
吕贝尔夫人大约是六个月前和她丈夫到达伦敦的。他们夫妇来自里昂[里昂是法国的一个省会。译者注]，在莱斯特广场附近租了一所房子，准备把它装修成寄宿舍，接待大批来英国参观1851年开幕的展览会的外国人。附近居民都看不出这对夫妇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们都是安分守己的侨民；到现在为止，他们一直循规蹈矩，按时交纳房租和捐税等。最后是调查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的动态。知道他住在巴黎，在一些英法朋友的小圈子里过着安闲的生活。
哈尔科姆小姐在所有这些尝试都失败后仍不死心，她下一步决定到当时她估计是安妮·凯瑟里克再度被禁锢的疯人院去。她以前就对这个女人十分好奇，现在当然更加注意她了：第一，她要知道究竟有关安妮·凯瑟里克企图冒充格莱德夫人的传说是否属实；第二，假如那是真的，她要亲自去探听清楚，这个可怜的女人这样骗人又是出于什么动机。
福斯科伯爵虽然在给费尔利先生的信中没有提到疯人院的地址，但是这一重大的忽略并未给哈尔科姆小姐造成任何困难。安妮·凯瑟里克在利默里奇遇见哈特赖特先生的时候，曾经把疯人院的地点告诉了他；而当时哈尔科姆小姐就根据自己从哈特赖特先生口中听到的话，把那地点及谈话的其他内容一一记在日记里了。于是她去查了那天的日记，抄下了那个地址，随身带好伯爵给费尔利先生的信，作为一种也许对她有用的证明，然后在10月11日那天独自出发，首要目的地是去那疯人院。
她11日在伦敦过夜。她原来打算在格莱德夫人的老教师家里留宿，但是魏茜太太一看见去世的学生的最亲近的人，在激动下十分悲痛。哈尔科姆小姐很体恤她，再不肯留在她那儿，最后是住到魏茜太太已婚的妹妹所介绍的附近一家上等寄宿舍里去了。她第二天去伦敦北面不远的那所疯人院。
她立即被领进去见院长。
起先好像院长坚决反对哈尔科姆小姐探望病人。然而，她给他看了福斯科伯爵信中的附言，说她就是附言中所提到的“哈尔科姆小姐”，是已故格莱德夫人的近亲，当然是由于家庭的某些原因，很想亲自看一看安妮·凯瑟里克怎样冒充她已故的妹妹，要知道这种狂想症发展到了什么程度。这时候，院长的口气和态度就变得缓和了，他不再反对了。也许他感觉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继续拒绝，那非但显得不礼貌，而且会引起误会，使人认为院内的情况是经不起有地位的外界人士调查的。
哈尔科姆小姐本人的印象是，院长并不知道珀西瓦尔爵士和伯爵的秘密。单说院长同意她探望病人，看来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证明，何况他还随口说出了一个同谋者绝对不会吐露的某些情况，那肯定又是一个证明。
比如，谈话一开始，院长就告诉哈尔科姆小姐，说安妮·凯瑟里克被送回院里时，是在7月27日那天由福斯科伯爵陪同前来的，随身带着必需的命令和证明文件；伯爵还出示了珀西瓦尔·格莱德爵士亲笔签字的说明和指示。院长承认，他重新接受这个住院病人的时候，注意到了她的外貌有些改变。当然，他根据对精神病患者的经验，像这样的改变并不缺乏先例。不论疯人的外表或内心，常常会在某一个时期变得和另一个时期里不同；对疯病来说，病情由好转坏，或者由坏转好，都必然有一种倾向会在病人的容貌上反映出一些变化。他考虑到这些可能性，而且还考虑到安妮·凯瑟里克的狂想病在形式上有了改变，这肯定也会在她的态度和表情上反映出来。但是，他有时候仍会对他的病人在逃走之前和回来以后的某些差异疑惑不解。那些差异是十分细微的，是你无法形容的。当然，他不能够说出，她是在哪一点上绝对地改变了：不论是身高或者体形和肤色，不论是头发或者眼睛的颜色，以至于她的面型等：他只能感觉到那种改变，但不能看出来。总而言之，这个病例一开始就是一个谜，现在它又添了一个令人难解的疑团。
谈话丝毫也不曾使哈尔科姆小姐联想到此后发生的事情。然而，她却对谈话却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她变得十分紧张，又过了一会儿才恢复镇静，然后随同院长到疯人院禁锢病人的地方去。
经过询问，知道所要看的安妮·凯瑟里克当时正在疯人院所辟的园地里散步。一个看护自告奋勇地领哈尔科姆小姐到那里去；院长暂时留在屋子里处理一个病人需要他解决的问题，答应等一会儿就到园地里来招待他的客人。
看护把哈尔科姆小姐引到疯人院内远离正屋、布置得很精致的一片园地里，向四面望了望，然后拐上一条上面铺了草皮、两边灌木成荫的小径。沿着小径前进了大约一半路程，看见两个女人正向这面走来。看护指了指她们，说：“小姐，那就是安妮·凯瑟里克，她有看守人陪着，看守人会回答您提出的一切问题。”说完了这话，看护就离开了她，回到屋子里值班去了。
哈尔科姆小姐从这面走过去，两个女人从那面走过来。双方相距十来步的时候，一个女人停顿了一下，急切地向这位陌生女客望了望，摔脱了看护紧拉着她的那只手，紧接着就扑到哈尔科姆小姐怀里。就在那一刹那，哈尔科姆小姐认出了她妹妹——认出了“已死的”活人。
此后采取的措施之所以能够成功，那是由于幸而当时身边只有那一个看护，没有别人。看护是一个年轻人，她当时十分吃惊，以致起初不能进行阻拦；而等到能够阻拦时，她又急需全力照顾哈尔科姆小姐，因为哈尔科姆小姐发现了这件事，受到巨大的震动，一时已完全无法支持，几乎要昏厥过去。在新鲜空气中和阴凉树荫下休息了几分钟，多少是亏了她天生的毅力和勇气，想到为了落难的妹妹必须恢复镇静，她又控制住了自己。
看护允许她和病人单独谈话，但讲好了她们两人必须待在她能看见的地方。这时已经来不及问话——哈尔科姆小姐抓紧时间指点了这位不幸的夫人几句话，教她必须控制感情，还向她保证，说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就能够很快救她出来。想到了遵从姐姐的指导可以逃出疯人院，格莱德夫人就安静下来，而且知道应当如何见机行事。接着，哈尔科姆小姐就回到看护跟前，把口袋里所有的钱（三个金镑）一起塞在她手里，问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可以和她单独谈话。
起初看护吃了一惊，露出怀疑的神气。但是哈尔科姆小姐说，只需要问她几句话，可是这时候因为太激动了没法问，又说绝对无意引诱她玩忽职守，看护这才收下她的钱，约好第二天三点钟见面。那时候她可以趁病人们刚吃完饭悄悄出来半小时，在北面那堵遮着疯人院园地的高墙外边僻静地方和她见面。哈尔科姆小姐赶快表示同意，再低声告诉她妹妹，叫她第二天听消息，这时院长已经走到她们跟前。她注意到客人的神情激动，哈尔科姆小姐替自己解释，说那是因为刚看见安妮·凯瑟里克时受了一点儿惊。后来，她尽快地告辞走了，也就是说，她刚能鼓起勇气狠着心肠丢下了她可怜的妹妹，就离开了那里。
一经恢复了思考能力，稍微计划了一下，哈尔科姆小姐就相信，假如使用任何其他法律手段去鉴定格莱德夫人，救她出来，即使能够成功，那也需要拖延时日，而那样就会毁了她妹妹的头脑，尤其是由于在经受了种种恐怖以后，她现在的头脑已经受到摧残。等哈尔科姆小姐回到伦敦时，她已定下计策，准备偷偷地利用看护救出格莱德夫人。
她立刻赶到她的证券经纪人那里，把她所有的积蓄都变换成现款，总共是七百镑不到一点。她打定主意，为了让她妹妹获得自由，假如有需要的话，她会不惜用尽自己最后的一文钱。她第二天就随身带着所有的钞票，赶到疯人院墙外约会的地方。
看护已经在那里等候。哈尔科姆小姐很小心地谈到这件事情之前，先提出了许多问题。除了其他一些情况，她还探听清楚了：从前照看真安妮·凯瑟里克的那个护士，因为应对病人的逃亡负责（那件事其实并不是她的过错），最终被解雇了。如果这个假安妮·凯瑟里克再逃出去，那么现在和她谈话的这个看护就会受到同样的处罚，但这个看护特别希望能够保住自己的职位。她已经订婚，她和未婚夫都指望能共同攒下二三百镑，以后用来做买卖。看护的工资很优厚；她只要省吃俭用，两年后就可以用她小小的一部分积蓄凑足那笔需要的本钱。
一听到这个暗示，哈尔科姆小姐就开始讲价钱。她说假安妮·凯瑟里克是她的近亲，不幸被错关进了疯人院，如果看护肯帮助她们重新团聚，她就是在做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了。那女人还没来得及反对，哈尔科姆小姐已经从皮夹子里取出了四张一百镑的钞票，说这是给她承担风险和失去职位的补偿。
看护十分怀疑和惊讶，一时拿不定主意。哈尔科姆小姐坚决继续劝诱。
“你这是在做一件好事，”她重复这一点，“你这是在帮助一个深受迫害的不幸的女人。这是给你结婚用的报酬。你只要把她安安稳稳地带到这儿来交给我，我就在领走她之前把这四张钞票交在你手里。”
“您能给我出一封信，说明缘由吗？”那女人问，“我那一位如果问我这钱是哪儿来的，我可以给他看。”
“我会把那信写好并签上名带来。”哈尔科姆小姐回答。
“那我就冒一次险吧。”看护说。
“什么时候？”
“明天。”
她们匆忙约好，决定哈尔科姆小姐第二天一早再去那里，在树林里等候，不要被人看见——但始终要靠近北面墙脚下那块地方。看护不能确定什么时刻来，为了慎重起见，她必须耐心等候，见机行事。一经这样约定，她们就分手了。
第二天早晨十点钟前，哈尔科姆小姐带着她许诺的那封信和应付的钞票到了那个地方。等候了一个半小时多。最后，看护挽着格莱德夫人的胳膊，很快地绕过墙角来了。她们一见面，哈尔科姆小姐就把钞票和信一起递在看护手里——姊妹俩团圆了。
看护事先设想得很周到，她用自己的头巾帽、面纱和围巾把格莱德夫人装扮好。哈尔科姆小姐只耽搁了看护一会儿工夫，教她如何在疯人院发现病人逃走时把追赶的人引向错误的方向。她应该回到院里，先对其他看护说，安妮·凯瑟里克近来一直在打听从伦敦去汉普郡的道路；然后，直到这件事再也瞒不过人的时候，才发出警报，说安妮失踪了。打听去汉普郡的事一经传到院长耳朵里，他就会联想到他的病人患有狂想病，老是要冒充格莱德夫人，因此她是回黑水园去了，于是他们最初很可能会朝那个方向追。
看护答应按计行事——她之所以更乐意这样做，那是因为：假如留在疯人院内，虽然至少表面上看来她与此事无关，而这样就不致招来比失去职位更严重的后果。于是她立刻回疯人院，而哈尔科姆小姐则毫不怠慢，立即带着她妹妹回伦敦。她们就在那天下午搭了去卡莱尔的火车，当天夜里就顺顺当当地到达利默里奇庄园。
在最后一段旅程中，车厢里只剩下她们俩，哈尔科姆小姐这时候就听他妹妹按照纷乱模糊的回忆叙说往事。这样听到的可怕的阴谋故事，都是零碎的，不连贯的，甚至前后不符的。然而，尽管这部分交代得十分不完整，我仍需在此先把它记录下来，方才可以接着写第二天在利默里奇庄园里发生的事。
格莱德夫人所回忆的她离开黑水园后的那些事，是从抵达西南铁路伦敦终点站时开始的。事先她没记录哪一天上路。现在要由她或者迈克尔森太太提供证明来确定那个重要的日期，那是毫无希望的了。
火车进了站，格莱德夫人看见福斯科伯爵在那里等候她。管车的一开门，伯爵就走到车厢门口。那班火车特别挤，取行李的那一阵工夫非常混乱。福斯科伯爵带来的一个人取了格莱德夫人的行李。行李上标有她的姓名。她单独和伯爵乘上马车，她当时没留意那辆是什么样的车。
离开车站，她首先问到哈尔科姆小姐。伯爵告诉她，哈尔科姆小姐暂时还没去坎伯兰；原因是后来经过考虑，他认为不休息几天就让她走这么远的路是不够慎重的。
格莱德夫人接着又问她姐姐是否还在伯爵家里。伯爵回答的话她已记不清楚，在这方面她只留下了一个清晰的印象：伯爵说当时是领她去看哈尔科姆小姐。格莱德夫人对伦敦这个地方不熟，不知道他们的车当时经过的是一些什么路。但是马车始终没离开大街，没经过花园或树林。最后马车停在一条小街上，在一个广场后面——广场上人很多，有一些店铺和公共建筑。根据这些回忆（格莱德夫人相信自己不会记错），福斯科伯爵肯定不是把她送到圣约翰林郊区他自己家里。
他们走进一幢房子，上了楼，也许是二楼，也许是三楼，到了一间后房里，行李被很当心地搬了进去。先是一个女仆开了门；一个黑胡子男人，那模样分明是个外国人，在门厅里迎着他们，十分客气地领着他们上了楼。经格莱德夫人询问，伯爵说哈尔科姆小姐在屋子里，他这就去通知，说她妹妹到了。接着他和那外国人走开了，把她一个人留在那间屋子里。那是一间陈设得很简陋的起居室，从窗子里望出去是后院。
那儿非常幽静，没有人上下楼的脚步声——她只听见几个男子在楼下屋子里扯着粗嗓子叽哩咕噜地说什么。她在那儿待了不多一会儿，伯爵回来了，说哈尔科姆小姐正在休息，暂时不便惊动她。他走进房间时有一位绅士（一个英国人）陪同，向她介绍那是他的朋友。
经过这一次不伦不类的介绍（格莱德夫人无论怎样回忆也记不起介绍时曾提到姓名），她和那个陌生人就被留在屋子里。陌生人十分客气，但是她感到惊讶和慌乱的是，他问了一些有关她的奇怪的问题，并且问的时候还怪模怪样地朝她看。他待了不久便走了出去，过了一两分钟，又走进来另一个陌生人（也是英国人）。这个人自我介绍，说他是福斯科伯爵的另一位朋友，他也十分古怪地瞅着她，还向她提了一些奇怪的问题——据她回忆，他们始终没用她的姓称呼她；停了一会儿，他也像第一个人那样走开了。这时她十分害怕，同时很不放心她姐姐，于是想到要跑下楼去，找她在这幢房子里看到的唯一的妇女（那个看门的女仆）保护和帮助。
她刚从椅子里站起，伯爵又走进了屋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