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12月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以后，好几个大军区通过召开党委扩大会议等方式，揭发有关同林彪集团斗争中的人和事。主要对象是几位大军区领导干部。到1974年5月，在王洪文主持下，由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郭玉峰具体负责，在钓鱼台成立两个小组，从大军区会议简报、大字报汇编、各种揭发材料、林彪死党的笔记本和交代材料、九届二中全会记录及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等，分头整理选编材料。主要内容是林彪反革命集团从1970年九届二中全会以后到“九一三事件”之前这一段时间里，到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南京军区以及苏州等地活动的情况。材料涉及十大后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北京军区司令员和上述几个大军区的领导干部。到7月，王洪文把这些所谓军队领导干部与林彪关系的材料报送给毛泽东，并发给政治局委员。7月间，江青对人说这些人问题严重，唆使他们向毛泽东报告。8月中旬，王洪文主持召开军队高干会（亦称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各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出席。王洪文不向到会成员传达毛泽东的重要指示，对几位同志的自我批评不置可否，把会议的气氛搞得十分紧张。
邓小平等9月4日乘陪同多哥共和国总统纳辛贝·埃亚德马将军一行会见毛泽东的机会，在会见后报告了军队高干会的情况。毛泽东作了重要指示。他还说，都是一些老问题了，在会上讲也可以，写出来印发也可以，不写也可以。不要那么挖苦，不要强迫人家做检讨，不要搞得那么紧张，传达范围也不要太大，检讨不要发下去。毛泽东这样说过以后，王洪文不能再向大军区司令、政委封锁毛泽东指示了。在后来开会时，王不得不把毛泽东8月间几次谈话中所作的指示向大家传达。
关于会议的开法，毛泽东指示：我看找他们来。不要一个一个，各大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都来，一道谈一下。听说会议气氛紧张，他特别交代，每个同志发言时不要插话，发言后都要鼓掌欢迎。
关于问题的性质和程度，毛泽东说：除若干同志外，有少数同志或多或少有些问题。又说，各地大字报揭露的都是老账。这些人有错误，揭一揭也好。
毛泽东回顾了同林彪集团斗争的历史，肯定打招呼的作用。毛泽东说：你说在广州做准备，为什么后来林彪又不敢去了呢？往北跑了呢？就是因为我打了招呼，他们听了我的话，开了四千人的干部大会把我的话透出去了，是顾同舟把消息报告了，林彪就往北跑了。毛泽东就此重申一条政策界线：还是我周游历国的时候说了的，以那个时候为界。也就是说，在1971年8月中旬到9月12日毛泽东在外地巡视期间谈话，向党内军内打招呼，是一条界线。
关于对人的方针，毛泽东重申要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一棍子打死就不好了。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嘛，要给人家机会。对有些同志要看几年。使到会同志得到解放。会议进行过程中，毛泽东于9月8日对李德生的信作了批示：“已阅，改了就好。”说明对李德生被诬为“上了林彪贼船”的怀疑，从根本上已经被排除了。
最为重要的一条，是毛泽东对今后全党全军全国总方针的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
毛泽东的“八月指示”，其中心思想是安定团结。它产生的直接结果，一是各大军区司令、政委会议在正常的、团结的气氛中于9月10日结束；一是四届全国人大的召开重新提上了日程。毛泽东8月间的几次谈话，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及其后在“批林批孔”运动中进行的军队高层清查工作作了一个基本总结，从而打碎了江青集团“点火放炮”、“放火烧荒”，妄图搞乱军队，整掉一批军队领导干部的迷梦，也中止了他们继续利用“批林批孔”运动篡夺党政军最高权力的部署。
到这时，毛泽东和“四人帮”的矛盾上升，达到“文化大革命”以来所没有过的高点；反之，毛泽东和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的关系却走出了低谷。他决心依靠周、叶、邓来结束“文化大革命”，实现安定团结的局面。这时，中国政治和社会走向，是从大乱走向大治，是从政治运动恢复到正常秩序，从而为1975年整顿的进行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政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