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这两句话被后人百分之百的误读了。其实这句话的本意是说，用礼法来约束“政要”，以形成严格的自制力，比单纯用法效果要好得多，正如平常人只能接受礼法的约束，并不能指望他们开风气一样。此即《周易》所说的，“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汉文帝六年，贾谊给皇帝上了一疏，大意言礼。他说：“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就是说，士大夫鉴於其身份地位，自有一套惩治的办法（礼），并非真可以免於刑戮。在这个前提下，古人制定了五种处罚士大夫的准则：贪墨不廉的，叫“簠簋不饰”；私生活不严谨的，叫“帷薄不修”；欺骗君主、不尽忠于国家的，叫“臣节未著”；行政不作为的，叫“下官不职”；越权办事的，叫“行事不清”。“簠簋”，是用以盛饭的碗，古人在碗边画上龟，用以明志，因为龟是灵物，作用大而吃得少，所以用以指斥那些贪墨大臣。
对贾谊的宏论，文帝深以为然，自此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当然，贾谊的观点只是一个理想而矣，后世帝王杀大臣多了去了，而“养臣下有节”，同样也成为王朝政治追求的高级目标。不如此，又能怎么办呢？
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皇帝，极为痛恨贪官污吏，不惜以特务手段来惩治贪墨之官，甚至在官衙边上设有专供剥皮的土地庙，以张震摄。于是“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豪民巨族，划削殆尽”。即使这样，还有不怕死的，“朝杀而暮犯”。出现这种情况，怎么办，继续杀吗？连老朱都杀得手软，后来统统改为劳动改造。因此，宋儒主张“克己复礼”，是有道理的，后人不必自认伟大。
关于“礼”，是个很头大的问题，但总归一句话，养成民风朴实，便是礼的作用。王夫之很反对所谓“耕者让畔，行者让路，道不拾遗”这类张大圣人之化的虚言，诗书和孔门著述也不见此类记载。因此，他认为，能做到“士悫女憧”，男人诚实谨慎，女人朴实无华，便是盛世景象了。我很赞同这个观点，经济发展到末路，不管是商人还是官员，都跟鬼似的，有什么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