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解了汉朝的性格，某种意义上说，也就了然了往后朝代的历史脾气。大汉是儒法并用，亦儒亦法。并不纯用周道，也不纯用法家。周的制度是礼，秦的政治是法。汉朝是两者之间折个衷，开了往后的历史局面。这一艰巨的工作直到汉武帝刘彻手上才得以完成。
刘邦只是打了一个国家的基础，至武帝时，王朝才建起完整的制度。说这话好象会被人打，但实际情况确是如此。刘邦登基七年，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稳定国内局面上，对于制度上的打理只做了这么几件事：一是萧何次律令，二是韩信申军法，三是张苍定章程，四是叔孙通制礼仪，五是陆贾造新语。其他人大抵都是熟人了，说说张苍。张苍和李斯、韩非等人都是同门师兄弟，同出荀子门下，一生博学，他的学生有贾宜。张苍在数学方面兴趣比较大，成就也高，曾增补《九章算术》。在度、量、衡方面也制订了一套比较完整的章程，方便民间交易。而楚人陆贾，早年追随刘邦打天下，此人口才极好，因此常出使诸侯，做些外交方面的工作。他受命总结秦朝灭亡及历史上国家成败的经验教训，共著文12篇，此即是《新语》。和叔孙通一样，算是汉初儒家陈营的人物。
班固很客气地评刘邦，“虽日不暇给，规摹弘远矣。”其实也就草创了一个粗丕。武帝后来对大将军卫青说，汉朝建立以后，什么事情都没有一个健全的制度，加以四夷侵陵中国，朕不变更制度的话，后世就无所遵依；如果不出师征伐的话，天下不安。为此就不得不劳苦了百姓，如果后世要仿照朕的行为，那就要重蹈亡秦的覆辙了。（《通鉴》卷22）汉武帝很清楚时局，也知道肩上所负的使命，有些手腕使用得激烈，那也是情出不得己，时势如此。但正是武帝的大手笔创制，构建了汉朝的历史框架，也对后世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始皇帝的帝国梦，在汉武帝手上梦想成真，终至成为一个精美的成品。往后的历史朝代，皇帝轮流坐，终跑不出这个历史格局，也是沿续西汉的历史性格，只是用法用儒，深浅不同罢了。
一 法的偏重
毛泽东曾告诫郭沫若，不要对秦始皇妄加批评。毛泽东亦以领导者的胸襟对始皇帝的施政抱有同情。这正如明朝的朱元璋，尝对人说，我以前对刘邦的迁天下豪族巨室于关中这一政策很不以为然，现在看来他是对的（朱元璋也施实了同样的政策）。个中情缘，只有他们作为过来人才知道，他们没明说，作为一介布衣，我们也不易理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秦始皇推行酷政，是不得已而为之。
为什么如此说呢？秦灭六国，天下刚一统，虽收了天下兵器铸成金人十二，可是人心不可能也如此融铸在一起，那些六国之后，包括贵族，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光复，想着复辟。陈胜起事，他们用项燕作号召，因为项燕为将数有功，爱士卒，对于他的自杀，楚人很可怜他，自然也是很想念的了，此即一例。博浪沙一击，张良一锥，险些把始皇帝送上老西。始皇帝盛怒之下，大索全国，政策就不可能不偏。因此，可以说，始皇帝是防范于未然而过了头，把法制推向极端，最终激起民变。而帝国制度的某些不完善处，却是激起陈胜武广起义的首因。秦统一六国后，依然沿用六国时百姓义务戍边三天的政策。战国时代国家规模小，方圆百里便算是大国，戍边自然不是件苦事，往返时间也短，随身所带的粮食不必太多。但陈胜他们却要从河南走到河北的渔阳戍边，虽也是三天，却要花费大量时间走路，所带的粮食往往不够吃，（《汉书食货志》“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再加以雨天，按秦律失期又当斩，至而一夫发难众庙隳坏，全部玩完。
西汉承秦之弊，刑法有所宽缓，但依然实行的是法制，再宽缓也是法。建国之后，“三章约法”不足以“御奸”，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需要，因而有萧何九章律。刘邦在稳定政局上的用心，是沿用始皇帝的那一套心路的，我以为这也就是臭名昭著的“挟书律”，之所以直到汉惠帝四年才废止的最重要原因。从刘邦对蒯彻、丁固的不同态度上可以看出来。
蒯彻即蒯通，是秦汉之际著名的辨士，继武涉之后于公元前203年策反韩信独立、三分天下的就是此人。韩信谋反被诛前，叹息说，悔不该当初不听蒯彻之言。吕后把韩信的临终遗言告诉了征陈豨回来的刘邦。刘邦自然不费吹灰之力就把蒯某人缉拿归案。蒯彻在回答刘邦的质询时，竟然毫不隐晦真相，承认确有其实，然后还叹息说，韩信这坚子不听我的话，以至身败名裂，如果听从我的计策，陛下安得而夷之乎？刘邦一听大怒，不怒才怪，要把他扔进开水里煮了。蒯彻大呼其冤。上曰：“若教韩信反，何冤？”对曰：“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本事高、手脚麻利者先得焉。盗跖养成的狗朝尧狂吠，并不是尧不仁义，而是狗固吠非其主。当时，我只知道韩信，并不知道陛下。况且当时天下英雄锐精持锋，想当皇帝的太多了，只是力所不能罢了，陛下又怎么能杀得尽呢？”刘邦想想，有道理，于是放了他，算是不负辨士盛名。（《通鉴》卷12）丁公就没此好运气了。丁公名固，秦末薛人，是著名游侠季布的舅舅。按说丁公对刘邦是有大恩的。楚汉相争时，刘邦出奇轻易地占领了楚都鼓城，却又神奇地被回军来援的项羽击败。在刘邦溃逃的过程中在后面死命追赶的就有丁固，另一个是赖畸。因此上演了一出刘邦的残忍戏。刘邦本想借逃亡之机，顺便过老家沛县把妻儿老小都带上，但一打听，他们得知刘邦战败，先溜了。刘邦只得自顾逃命，不想在路上遇到了儿子刘盈和女儿鲁元，真是意外之喜，于是父子三人团结一致的逃跑。然而丁固的轻骑着实快，眼看就要被赶上了，刘邦残忍地两次把一对儿女推下车，以减轻车的重量好逃得快些，却两次被给刘邦当司机的夏侯婴救起，这才有了后来的汉惠帝和鲁元公主。追兵实在逼得紧，刘邦不得已，只好下车短兵相见。斗勇刘邦肯定不行，形势渐渐敌不过丁固。也是刘邦，边打还会边想阴谋鬼计，就对丁固说：“你我都是好汉，为什么一定要互相克厮杀而分出胜负呢？”丁固按现在话说肯定是个很好面子的人，一听此话，认为刘邦看得起自己，因此放了刘邦一马，这才捡了一条命回来日后坐龙椅。刘邦称帝后，丁固来见。刘邦在军营中当众中宣布丁固为臣不忠，是使项王失掉天下的人。立即把他杀了。刘邦是不想让后人也学丁固的反覆。（《通》卷11）司马光对此有很长一段评论，并且上升了理论高度，认为汉家天下四百年，全赖此举。
到了武帝时，却是把法家的性格完全暴露无疑。武帝好法制，以严刑御下，尊用酷吏。地方官员承袭此风格，治下多残暴，逼得百姓以身试法，相聚为盗。大群至数千人，攻城夺邑，释放罪人，杀死太守。小群也有数百人，劫掠乡里，阻断交通。始皇帝干过的事，武帝也变者法再做一遍。（《通鉴》卷21）。《汉书·刑法志》总结武帝一朝的刑狱情况说：“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文书盈于几阁，工作人员看都看不过来，于是郡国刀笔吏上下其手，因缘为市，让你活死罪也得活，让你死活罪也得死，议者咸冤伤之。这和秦末太像了。大家知道项伯和张良为什么关系如此的铁么。那是因为项伯一次杀了人，作为好朋友的张良通过关系，帮他疏通了一条命回来。幸而有中兴之主的汉宣帝，励精图治，把王朝的车轮拉回到正轨上来，才避免了怒水吞舟。但政治性格上依然遵用法制。
汉武帝不喜欢戾太子刘据，性格仁恕温谨，对法治颇有异议，武帝认为刘据缺少材能，不象自己，关系就有所疏远。武帝用法严刻，多任用酷吏；而刘据宽厚，多有平反，虽然得到百姓的拥护，但执法大臣心里很不痛快。舅舅卫青一死，刘据没了外家庇护，一些大臣乘机中伤，因此，太子便誉少毁多，终于巫蛊案发，父子兵戈相向，刘据兵败自杀。而宣帝亦有“乱我家者太子也”之叹。
宣帝太子刘奭“柔仁好儒”，提起他的老师，却比元帝的名气还大，便是在《三字经》中提到了疏广疏受两父子（有说是叔侄关系）。父亲为太傅，儿子为少傅，同做太子的老师，位二千石。疏广字仲翁，今山东苍山西南兰陵镇人，治《春秋》之学。元康三年（前63年）四月，疏广对疏受说，我听说“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现在我们官做到二千石，算是官成名立了，如果不急流勇退，将来恐怕会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惧有后悔）。父子即日称病，提交辞呈，当时叫乞骸骨。宣帝也是成人之美，皆许之，加赐黄金二十斤，太子赠以五十斤。疏氏父子有此识见，在朝为官人缘估计不坏。回乡那天，公卿故人设阻道，张供东都门外——这是古人的风雅，设阻道表示挽留与惜别，还饮离别酒，唐朝的霸陵折柳即是此意。前来送行的小车达数百部之多，路上的行人都感叹，“贤哉二大夫。”
却说父子俩回到乡里后，却不拿皇帝、太子赏赐的钱为子孙置产业，天天花钱办酒席，宴请族人故旧宾客，与相娱乐。好心人就劝他，也应替子孙想想，办个房地产公司（田产）之类，好钱生钱。疏广却不愿意这样做，他说，我并不是老糊涂了不懂得顾念后代，只是现有的旧田庐，子孙只要肯经营，吃穿用度管够。现在再给他们添置财产，只是增长他们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惰性罢了。“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况且一个人太富了容易引起别人的忌妒，我虽没有把他们教育好，却也不想增加他们的过失。再说这些钱是圣主赏赐给我养老的，我乐与乡党宗族共飨其赐。大家也就心服口服得不得了。
有这样明智的老师，刘奭的志趣便可想而知，自然对宣帝的“所用多文法吏，以刑绳下”也有些微议了，再加上大臣杨恽、盖宽饶因言语不谨而见杀。因此借侍燕之机，从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用，柰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从宣帝的这一番话我们就深可佩服疏氏父子的识见之高了。《周易》说“知几其神乎。”知道做事情的火候时机，那是神仙的本事。宣帝于“独尊儒术”之后，对儒士依然感冒。
而“本以霸王道杂之”一语，道破机关，点明了汉朝的历史性格，霸道在前，王道在后，看重法制重于儒。往后的历代亦以因之，都是用这两条腿走路，直至清末。尽管花样会有不一样，比如唐时的释道，明初的兼用老，但万变不离其衷，终是亦法亦儒的张本。
二 儒的确立
历史学家评说汉朝，多以“内用黄老，外用儒术”总结。我觉得这话有道理。汉初的局面有点小百家的样子。前文说过的萧何、韩信、张苍、叔孙通、陆贾，都注重在笔头上练点功夫，于是“文学彬彬稍进”，文化活动稍得到复兴。为始皇帝禁锢的《诗》、《书》在民间也时有发现。文学在古代是指一切用文字书写的书籍文献，范围比现今所称的文学为广。刘邦手下，萧何刀笔吏出身，可算法家，叔孙通、陆贾是儒家，陈平、曹参自然是道家。《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生、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显然是个人才济济小百家的局面。而曹参的荐盖公言黄老，成为汉初用黄老思想的第一个倡导者。
中国历史上从来不缺神龙一流的人物，我说这话是百分之一百的敬畏。老先生们三青山上的云气似的飘渺不可捉摸，身份地位不详，籍贯室家不详，高矮胖瘦不详，隐然民间，可闻而不可见，却又如月色的反光，虽不能自身的建功垂名汗青，却可以假借高徒之手，一两而拨千斤，对历史的未来施加巨大的影响。圯上老人的看中张良，盖公的教授曹参，比比皆是。
盖公自然是神龙，其人身世隐在历史之后，只知道他的学派主修道家。苏轼为胶西太守时，就多方寻觅他的坟墓、子孙后人而不可得，慨然怀之，做盖公堂，撰《盖公堂记》，聊表心思。史书上说，乐臣公学黄帝、老子，其本师号曰河上丈人，不知其所出。河上丈人教安期生，安期生教毛翕公，毛翕公教乐瑕公，乐瑕公教乐臣公，乐臣公教盖公。盖公教於齐高密、胶西，为曹相国师。乐瑕公、乐臣公皆是名将乐毅后人。（《史记·乐毅列传》）当时，曹参任齐相，曾请来很多名儒巨学请教安邦治国之道，可是人言人殊，各人的主张都不一样。他听说胶西有位大学者叫盖公，就向他请教。盖公给他点拨说：“治道贵清静而民自定”。曹参用此思相治齐取得成功，而后继萧何成为惠帝的相国，把无为思想带到庙堂，因此演绎了“萧规曹随”的美名。黄老政治推行的结果是，人口增长，财富增加，地方粮仓暴满，国家粮仓也存粮太多以致霉变，库存的钱因为长期不动用，串钱的绳子都被虫蛀断。史书的文法是“衣食滋殖”、“刑罚罕用”、“天下晏然”。
用“黄老”的思想，在历代帝王中，也是与周政的相看中，突出的例子是朱元璋。明太祖读《道德经》很有心得，认为“斯经乃万物之至根，王者之上师，臣民之极宝，非金丹术也。”认为道家并不是闲云野鹤、餐风饮露、炼丹求仙之一流，而是有很多的国家经验在里面。他在亲自撰写的《道德经》序上深有感触地说：“自即位以来，对前代哲王的治国之道一无所知，心里很是着急（宵昼遑遑），于是问道诸人，人皆我见，未达先贤。一天偶然读到《道德经》，见书上说‘民不畏死，柰何以死惧之。’当是时天下初定，民顽吏弊，虽早上十人被杀，晚上仍有百人铤而走险，这岂不是和经书所说的一样，朕乃罢极刑而改为劳动改造。”野史上说，朱元璋一次独上寺院，一高人在寺壁上题了一首墨迹未干的诗，劝朱元璋行政不免和气些。做为故事来听，自然有趣，我也希望这是真的，但事实上这只是一个美丽的误会。明初的反省刑法苛刻，如朱元璋所说，实是受道家的影响。
而把思想收编到儒家上来，这是建元元年（前140年），也就是汉武帝即位初年的事。董仲舒在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这可是历史上极重大的事，直接影响了往后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史家多以禁锢思想一说来认为此地政策提出的负面性。刚归道山的柏杨（先生千古）就说：“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而我却不这样认为。
历史之所以选择儒家，自当有其选择的理由，比如在下，春节买新衣裳自然选择得体，太胖太瘦总是不适。台湾学者钱穆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说：“至秦汉以后，中国学术大致归宗于儒家，此非各家尽被排斥之谓，实是后起儒家能荟萃先秦各家之重要精义，将之尽行吸收，融会为一。故在先秦时，尽有百家争鸣，而秦汉以后，表面上似乎各家都已偃旗息鼓，惟有儒家独行其道。按诸实际，殊不尽然。此因中国学术精神，乃以社会人群之一人事问题的实际措施为其主要对象，此亦为中国学术之一特殊性。儒家思想之一主要理想，及其基本精神即在此。”钱穆先生持此说，是有理有据的。班固就认为，诸子之说虽然各推所长，穷知究虑，以明其指，但合其要归，也是六经之支与流裔，源头都可以归到六经上来。换句话说，儒家在吸纳的过程中其学术思想是优于各家的，此即历史独青儒家的原因。
百家争鸣，也就是六国的多辨士。这和封建时代的用人制度有关。封建时代，从天子以至官吏都是世袭，龙生龙，凤生凤，一般的读书人想参知政事，只有一途，自荐与游说。鼓起如簧巧舌，奔走游说，情形有点象现在的推销员。张仪一次遭毒打后，回家问妻子，我的的舌头在吗。回答说，在。张仪说，那就好办。韩非舌间功夫不强，口吃得厉害，只得以书面上陈见解，错过了与赢政的见面，因而见杀，这不是韩非的错，这有历史的因缘在里面。而汉的察举、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唐宋的科举，是把布衣读书人的入仕之途全面开放了，只要有本事，考个进士，自然不愁无用武之地。因此也就没有必要急急如丧家之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