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故是个中性而含有机谋的词汇。深于世故指通达人情事理，但又与世俗相接近。因为，世故深的人也必然不免俗见、俗为。同时，长于世故容易犯经验主义的错误，使人循规蹈矩，不具有开拓精神。正是从这种意义上，曾国藩厌弃世故，也为世故而吃了大亏。
曾国藩认识到，一个人不能脱离社会，尤其不能不承认现实。社会就是那样浑糟糟，“不痛不痒、不黑不白、牢不可破之习”已经三四十年了，个人怎么能改变呢！人人心中都有一杆秤，曾国藩心中的秤未尝不能称量是非，但这是非之见一出，就难免要评头品足，自然会招惹新的是非。所以，曾国藩的“治心经”里有“治口”的话，即是防止祸从口出。他对“立”与“达”的诠释颇得内方外圆的谋略之要领。立是站得住，即有自己的真本领，达是方法、手段，是过程，因此要圆通。
经过曾国藩的调整，他的处境就真的好转了。他自己也说：我往年为官，“与官场中落落不合，几至到处荆榛，此次改弦易辙，稍觉相安。”
但是，世故、圆通，不能走向机巧、圆滑，曾国藩认为人一旦如此，也就不能指望有什么作为了。他还举唐代的李林甫与明代的严嵩两人为例，说二人为臣，“侍君不以忠，但以巧”，虽然个人暂时有荣华富贵，但对国家贻误甚大。
不老于世故的人，办事就单纯，就清廉，人做的就纯正。胡林翼律己甚严，于宗族戚党不稍假借。在黄州时，族人某来谒，招待他吃喝数月。一日，辞赴前敌。胡问其故，答以营官某奉调，银钱所荐与偕行。胡勃然，面谕营官曰：“吾有族戚，力岂不能庇之。尔辈藉以结纳，风气一开，伊于胡底！姑记过一次以儆。”因自给族人归资，并通饬各台局营员：用人一事，胥秉至公，不得徇上司同僚情面，滥为汲引，若经访闻，立即参处。
本来下属讨好上司安置上司的家人戚友，是人情世故，但这妨碍公道。因此胡林翼严加训斥。但是，胡林翼荐贤却非常谆笃。左宗棠能够展露他的才华，是从进入湖南巡抚的幕府开始。湖南巡抚张亮基招纳左宗棠入幕，则是由胡林翼的多次大力举荐，称他“才华品格出类拔萃，忠正刚直，秉性诚实，忠肝义胆，和当时世俗风尚大不相同。胸中装有古今地理兵法，本朝典章，深有造诣，精通时事。”张亮基采纳了胡林翼的话，对左宗棠以礼相待，言听计从。不久，张任湖广总督，仍把左宗棠招入幕府。后来调到山东巡抚任上，左宗棠才辞别而去。又进入湖南巡抚骆秉章幕中，声望日高，连朝廷都很看重他。而骆秉章知道左宗棠，也是由于他辅佐张亮基的显著功效。在此之前，胡林翼曾经把左宗棠推荐给湖广总督程矞采，说他“有奇才，品格才学是湖南学子中的第一位”。“品高学博，性至廉洁，读本朝典章最多，其见识也非常高深。其体察人性，通晓治略，当是近时湖南人才中的第一位。”“才学识力，冠绝一时。”程矞采没有能够招纳他。在这更以前胡林翼还曾经把左宗棠推荐给云贵总督林则徐，正赶上林则徐患病，没有来得及聘请他。后来林则徐路过湖南时，把左宗棠请到船上，谈论通宵，称赞左是不凡之才。胡林翼举荐贤才的真诚勤恳，在这里可以看得出来。假若没有胡林翼，左宗棠也可能以在山林中隐逸而终其生。
不世故，并不意味着办事不讲一点策略，自私自利，不关心他人的冷暖。
曾国藩关心属下，有时也讲点儿小“策略”。他率淮军剿捻时，刘秉璋、鲍超（春霆）等均为部下勇将。一天，刘秉璋率军追剿捻军在湖北、河南交界地方，遇到了鲍春霆。当时，各军队在某驻地相会，作为主帅曾国藩本来是应该知道的。但曾国藩故意向刘秉璋问道：“见到鲍春霆了吗？”刘秉璋回答：“见到了。”曾国藩又问：“穿黄马褂了没有？”说：“没穿。”曾国藩吃惊的说：“为什么没穿呢？”答说：“客人先问主人，有没有黄马褂子，因为知道没有而改穿了别的服装，不用自己所有的而显示别人所无的，是宾客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说：“奖赏战功了吗？”刘答说：“主人景仰客人，有幸能够一见，互相谦让还来不及，哪里还有什么战功可叙。客人因为主人不谈战功，因而也不谈自己的战功，也是客人敬重主人的意思。”曾国藩大笑。就这一事情可以知道驾驭将帅的方法，虽说是一些细节。
曾国藩很有同情心，而且能够发展到仁爱的境界。他从四川办完考试之事后回到京城，就曾馈赠金钱给同族亲戚。统领军队之后，曾国藩的弟弟和其友人也曾说他“仁爱有余，威猛不足”，咸丰四年五月初一，曾国藩写信给他的弟弟们说：“沅弟说我‘仁爱有余，威猛不足。’澄弟在这时，也常常提到。最近友人关心我，也都有所谈论，只是我自己本性如此，怎么也威猛不起来。”
他在给李筱泉的回信中说：“学生法制严格，并非漫无条例，一直以屠伯为老师。要用精细微小的意志，施行威猛严厉的事情，希望对死的人，没有惭愧遗憾，对于活着的，做到警示作用，然后才能心安。”可以知道曾国藩并非冷酷无情的人。
因为曾国藩反对世故太深，因此一贯主张“拙诚”，不可以太精明处世，为此，他常常告诫他的好友。
他在给陈岱云的信中说：“外官的复杂情况，超过十倍的京官。大约是佩韦多休，佩弦多咎，阁下特别要注意。俗话说：‘看透水中的鱼是不吉祥的’，愿阁下像未雕琢的玉那样浑含不清，不要像水晶那样光明剔透，那么就可以保全自己而没有闪失。”
在给丁雨生的回信中也说过：“阁下志向宏大识见正确，不难赶上古人。但愿你在大家都醉了而你独醒的时候，仍然以‘浑’字表现出来；在效果迟迟体现不出来的时候，更要以‘耐’字要求自己。那么，人们都感到这样很好，而对于自己来说可以养德养身，两方面都有好处。”这里说的是从政者除了应当具有忍耐的态度以外，有时要有含浑的态度。
他在给地方官吴竹庄的回信中又说：“阁下往年的短处在于尖语快论，机锋四出，这是最容易招致诽谤的了。现在你的地位声望一天比一天高，更须要尊重贤人容纳众人，取长舍短，在公开的场合表扬善行，而在私下里检讨自己的过失，这样就可以使人佩服你的英明，而感激你的宽厚。”
曾国藩认为，“凡是要办成一件大事，必然会有许多困难和波折。我们总要以诚心去办，虚心对待。心诚就会专心致志而信心足，千难万险也不改变我们的态度，终有顺理成章的那一天。谦虚谨慎的去做就不用客气，不夹杂私心杂念，最终可以使人们都谅解。”
在给陈舫仙的信中，曾国藩又说：“阁下的一封信而使两个人失去了官职，往后恐怕会被众人嫉忌，望您务必加倍小心，用勤、廉、谦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勤劳，自己也不要去说，廉洁自己也不要去表白，谦虚要表现出真诚朴实的气度，这样才不会犯人忌，也就是明哲保身的办法。”
世故当然包含精明的意思，对事情明见里外，就会少犯错误。曾国藩的部将鲍超，就是一个缺少世故之人，而曾国藩对其特别倚重，对其显示出曾门的“世故”。
据《清稗类钞》记述：鲍超，四川人，短小精悍，胆略过人。咸丰初，入炮船为兵。一日，某抚军失利，十分危急，鲍超负而渡之。抚军记其姓名。又一日，巡水营招之曰：“谁是鲍超者？”鲍对曰：“对卒是。”始知前所渡者抚军也。保以营官带陆路兵，临大战，身先士卒，所向无前。自楚皖达三江，复城池及诸隘口以百数，太平军闻风披靡。他军假其旗号，隔数百里，即逃矣。
鲍超与将军多隆阿齐名，军中呼为“多龙鲍虎”。鲍善用游勇，凡克一城，虑有伏，辄遣游勇先入，啖以重利而得其死力。兵勇稍不足数，即收游勇以补充，故兵常足，而游勇乐为之用。
鲍超本胡林翼部曲，其乡人李申甫是曾国藩门人，因此荐之于曾国藩。初进见，文正以两营相属，鲍少之，退而言于李曰：“曩胡帅之遇我也，推心置腹，视诸将佐有加。兵若干，饷若干，凡吾陈乞，不吾稍靳也。吾兵有功，则赏赉随之。有疾，则医药立至。吾乏衣甲，帅解衣衣我。吾阙鞍马，帅易骑骑我。以是感激，遂许吾帅以驰驱，而所向亦往往克捷。今曾帅，未若胡帅之待人以诚也。且两营，何能为役？君爱我，速为我办咨文，愿仍归胡帅。”李温语慰劝，并向曾国藩讲了这番话。曾国藩曰：“鲍某未有尺寸功，何遽嫌兵少？姑先率两营，傥稍著成效，虽十倍之，吾何吝！”李再三言之，乃得加一营。覆于鲍，且语之曰：“吾师待人，未遽不如胡公，特初至，未款洽耳。姑少安，观其后。”鲍超不高兴的样子默然而归。
明日，曾国藩招鲍饮，延之上座。曾国藩嗜猪脾，宴客则设之，而佐以鸡鹜。席间，鲍屡言兵少，曾国藩辄曰：“今日但畅饮，且食猪脾，勿言兵。”于是举杯相属，殷勤劝进。鲍竟不得复言。退而又谓李曰：“曩胡帅宴我，皆盛馔。宁为口腹之欲？礼重也！今顾以猪脾佐酌，此固养贤之大烹耶？幸赐晤对，又不令尽言。仆武夫，安能郁郁久居此？君速为吾办咨文，愿仍归胡帅！”李又慰劝一番。俄警报至，太平军进攻某城急，曾国藩檄鲍赴援，大胜而归。曾国藩亟奖藉之，立加数营，礼貌优异。自是鲍超始绝口不言去，而曾国藩亦甚相倚重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