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颖生
一、昆明古代历史发展的线索
（一）“昆明”的由来和早期的古人类
“昆明”一词作为地名，在唐代以前很难稽考。关于“昆明”一词的起源，有多种说法。但大多数学者认为，“昆明”最初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古代民族的族称。“昆明”，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又写作“昆”、“昆弥”或“昆”。早期并非城市名称，而是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即今日的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古代民族的名称。
见诸记载，“昆明”一词的出现，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道：“西自同师（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由此可见，“昆明”一词是古代云南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称。
“昆明”作为地名出现，则是在唐代。唐高祖武德二年（619年），《元和郡县图志》载：“武德二年，于镇置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此为名。”按，此处所置之昆明县，非今之昆明，乃四川定笮镇（今盐源县境）。唐代为什么把定笮镇命名为“昆明”，记载当中已写得很清楚，系它接近昆明之故。此处昆明仍指昆明族而言，盖汉唐以前，昆明族大部定居云南西部地区。直到南诏、大理国时期，乌蛮、白蛮兴起，昆明族居住的地方，渐为乌蛮、白蛮占有，昆明族才被迫东迁滇中，聚居于滇池周围。宋宝二年（1254年），元灭大理，在鄯阐设“昆明千户所”，“昆明”始作为地名出现，延续至今。
“昆明”一词的含义，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解释说：“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这句话可解释为人口众多的昆明族。
至于（民国）《昆明市志》载：“昆明北之梁王山名昆仑……昆明之名取义于云南洪水退除，昆仑山南方有离（黎）明景象，当属非虚……昆明名取义不外标识云南之文明景象……谓日月相推而明生可以烛照一切，盖云南僻处边徼，开辟较后，以昆明名省会，谓自后当可比同腹省，或其光明，更著，可以照耀各先进省也。更就字形言，昆为日比二字并合而成，即日日相比之意，言其文明将日比一日进步也，明为日月并合而成，即日月合璧之意，言其前途之发达将如日月之升恒也，昆明之取义如是……”虽为一家之言，但有牵强之嫌，难以成立。
滇池地区历史悠久，早在800万年前就出现古老的猿类——腊玛古猿。1965年5月1日，我国考古工作者在距昆明100多公里的元谋县大那乌村东小丘上，发现元谋人化石，时代比北京人早。并在同一地点出土石核、刮削器等17件。有烧骨和大量用火遗物。共生哺乳动物化石有40余种。据测定，元谋人距今已有170万年的历史。
在元谋猿人以后，晚期的古人类化石在云南也先后发现，他们是丽江人和西畴人。
元谋人、西畴人先后发现后，1975年在滇池周围出土了在昆明学术界轰动一时的昆明人化石。
（二）三万年前的昆明人
1975年至1983年，在距昆明城区20多公里的呈贡龙潭山，先后出土了大批古人类化石、哺乳类动物化石和3000多件打制石器，同时还发现了古人类穴居火塘二处。经碳十四测定，此处遗址年代为30500±800年，列入我国晚更新世古人类及旧石器时代遗址。（胡绍锦：《龙潭山旧石器文化遗址》，见《昆明市志长编》卷一，第39页。）
龙潭山古人类化石，定名为“昆明人”。昆明人的发现，说明三万年前滇池地区即有古人类生息繁衍。火塘则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已进入氏族公社阶段。
（三）新石器时代
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考古工作者先后在滇池周围约300公里的地方，发现了20多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多为贝丘遗址。这些遗址中，普遍存在着大量的螺蛳壳堆积和一种为数众多的手制泥质红陶器。这批遗址分布在平地和山地上。分布在平地上的第一种类型，螺蛳壳堆积成小山，如官渡、河泊所、兴旺村和老街等遗址。面积最大的是老街遗址，约500×130米。堆积得最高的是河泊所遗址，约8米。参见云南省文物工作队：《云南滇池周围新石器时代遗址调查简报》，载《考古》1961年第一期。
第二种类型，也分布在平地上，但螺蛳壳堆积不成高堆，也不大量暴露于地壳外，文化层是深灰色的松土，只夹有少数螺壳。此种类型保存较好的有白塔村和后村等遗址。分布于以上的，第一种类型，在高约9-17米的小山上，如团山村、渠西村遗址。
堆积层中的螺壳，尾部都留有人工敲凿痕迹，这显然是生活在滇池周围的古人类食螺肉后留下的。
从这些遗址所采集到的遗物，有大批陶器、石器、骨器。陶片中有泥质红陶、类砂红陶，夹砂灰陶较多。制作粗糙，火候欠佳，边沿有手捏痕迹。器形有凸底浅盘、平底小碗、卷边小碗、侈口罐、直口罐盆、钵、圈足器、带流罐、纺织梭和网坠等。一些陶器底部及壁部用谷穗、谷壳或麦穗作垫。
石器有石斧、石锛、磨石、敲击器、石刀，均经过磨制，其中不乏精细之作，有肩有段石斧、有肩有段石锛为典型器物。
新石器时代展示的各种遗物，陈述着昆明人史前各阶段的赓续情况，描绘了这样一幅图画：人们在滇池捕鱼，山上打猎，捞取螺蛳，饲养牲畜，创造着新石器文化。就中谷壳、麦穗的发现，标志着早在一万年前昆明人即在滇池地区栽种谷物，这是从野蛮向文明迈进的重要一步。
（四）多姿多彩的青铜文化“青铜是一种铜锡合金，它较红铜质地坚硬，能制造出各种合用的工具和武器。只有青铜器才能完全取代石器。从人们掌握冶铸青铜的技术以后，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青铜时代。”（汪宁生：《云南考古》，第32页，云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滇池地区是滇文化发祥地之一，生产力发达，有着灿烂的青铜文化。自20世纪50年代开始，文物部门对晋宁石寨山墓葬、呈贡天子庙墓葬、西山区大团山墓葬、安宁太极山墓葬进行了发掘、清理。出土的青铜器主要有：
兵器：戈、矛、剑、啄、斧、钺、镞、叉、锤、长銎凿、盔、甲、臂甲等。
生产工具：犁、锄、镰、凿、削、卷刃器、工字形器、叉轴、棱口刀、长方形器等。
生活用具：勺、匕、壶、釜、鼎、枕、贮贝器、篇等。
乐器：编钟、鼓、锣、铃等。
装饰品：圆形扣饰、长方形扣饰、浮雕扣饰（虎头、杀牛祭柱、房屋模型、三豹斗牛、蛙形、螺形）、圆饰牌、铜鹿、女俑杖头、镯等。
其他：半球形器、六边饼形器、匣形器、扣等。（参见《昆明的青铜时代》，见《昆明市志长编》卷一，第100页。）
青铜器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人物屋宇模型”的干栏式房屋、铜鼓和贮贝器。
滇池地区的青铜器“有着对称和端整的外形，花纹精致繁缛……雕的人物或动物形象，比较正确，形象逼真，全是采取写实主义的艺术手法……昆明的青铜器中，有相当一部分可以称为艺术品而无愧，可以与世界上最优美的青铜器相媲美”。（参见《昆明的青铜时代》，见《昆明市志长编》卷一，第100页。）
滇池周围出土的青铜器，表明在公元前9世纪时，昆明地区已进入青铜时代，滇池东岸曾经出现一个“初期奴隶制国家”，已形成一个等级森严的奴隶社会。
（五）庄建立的滇国
公元前3-4世纪时，滇池周围地区分布着“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落，以“滇”最大。楚顷襄王时期（公元前298—前263年），先征服了当地夜郎部落，又经夜郎向西，到达滇池地区。当时滇池周围已是“肥饶数千里”（有学者认为“千”字系“十”字之误），生产有了相当的发展。
史载，庄命部将小卜攻取滇西少数民族部落，并回报楚王。后因秦朝夺取了黔中，道路堵塞，只好返滇，筑苴兰城（史称“庄故城”）居住。冯甦：《滇考》，见《云南备征志》卷十一。他与当时居住在滇池周围的彝族、哈尼族的先民——“叟”部落的人民一起，建立了以“叟”族为主的“滇国”（其区域当在滇池、抚仙湖及星云湖周围）。这样，滇中各族人民与中原各族人民的情谊便紧密相连。记载说，庄“以声教诱服诸彝，彝人皆悦，共推为君长。变服从其俗，以其众王滇”。冯甦：《滇考》，见《云南备征志》卷十一。一直到秦灭汉兴，庄世代有封土，汉武帝时候的滇王常羌，即庄的后代。
庄王滇后，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生产方式，使滇池区域的经济文化受到很大的影响，生产力得到提高。
（六）郡县制的开端——益州郡
西汉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张骞出使大夏（今阿富汗），归来时说，见到蜀布、邛竹杖，系从身毒（今印度）贩运到大夏的。中国至大夏，受匈奴阻隔，如能从西南出身毒，就便利多了。汉武帝采纳张骞的意见，派王然于等为使，到云南寻找出使身毒的道路，被滇王所阻，于是滇与汉结怨。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发巴蜀兵，以郭昌、卫广两将军统率，击灭劳浸、靡莫，兵临滇池，滇王降服，归顺汉朝，汉在滇池地区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西南夷君长以百数，独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最宠焉。”《史记·西南夷列传》。并沿袭滇池旧俗，不交赋税。（参见《资治通鉴》卷二十一。）
新建的益州郡，民户81946户，人口580463人。《汉书》卷二十八。郡治在滇池县（今晋宁县境），下设24县，即滇池（晋宁、呈贡）、连然（安宁）、谷昌（昆明）、秦臧（富民、罗次、禄丰）、建伶（昆阳）、双柏（易门、双柏）、同劳（陆良）、铜濑（马龙）、俞元（澄江、江川、玉溪）、收靡（嵩明、寻甸）、邪龙（巍山、漾濞）、味县（曲靖）、昆泽（宜良）、叶榆（大理）、律高（通海、河西）、不韦（施甸）、云南（祥云、弥渡、风仪）、唐（保山）、弄栋（楚雄、姚州、大姚、镇南、定远、广通、元谋）、比苏（云龙、兰坪）、贲古（蒙自、个旧）、毋掇（建水、石屏、开远）、胜休（龙武、峨山）、来唯（南涧）。（《昆明市志长编》卷一，第269页。）
据记载，汉武帝初开益州郡时，得到牛、马、羊属30万只（条）。益州郡河土平敞，产鹦鹉、孔雀，有盐池、田、金银，美丽富铙，官宦人家富及几代。《后汉书·西南夷传》。
以上可以看出，汉代的益州郡是个物产众多、富庶异常的地区，其社会发展已达到一定的水准。汉武帝开滇，不仅扩大了中原的版图，同时也促进了西南一隅的开通与发展。
（七）五月渡泸，诸葛亮兵进南中
蜀汉建兴元年（公元223年），益州大姓雍叛乱，杀太守正昂，朱提（今昭通）孟获等附和反叛，直接威胁蜀国后方。蜀汉建兴三年（公元225年），诸葛亮率军讨伐。以李恢军向建宁、马忠军向朱提，两路偏师配合诸葛亮渡过金沙江，深入滇西地区。诸葛亮对南中的战略原则是“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即以民族团结反对民族分裂。同时又采纳了马谡的“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建议，对负隅顽抗的孟获等南中代表人物，采用武力威慑和安抚相结合的政策，“七擒七纵”，慑服其心。是年秋，三路大军在滇池会合，平定了南中四郡。郡治移于味县（今曲靖）。
诸葛亮驻滇期间奉行和解、亲善的政策，不乱杀人。他劝导当地少数民族筑城堡、务农桑。不少世居深山老林的少数民族受到感化，都从山林中走出来，移居坝区，建城堡、兴农桑。参见：畅杨《滇载记》；冯甦《滇考》。与此同时，诸葛亮还扶持南中大姓，“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为五部……”（常璩：《华阳国志》，卷四。）分别分配给焦、雍、娄、爨、孟、毛、李等大姓为部曲（战时当兵，平时生产的私属）。其中杰出人物如建宁爨习，朱提孟琰、孟获等，均封授官职。诸葛亮南征不但巩固了蜀汉后方，同时也促进了滇池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他扶持的爨氏，统治南中达400余年，足见诸葛亮南征对滇池区域政治的影响。
（八）南中大姓爨氏长期统治云南西晋太安元年（公元303年），爨量与益州太守李逖，联合滇南数郡，响应在成都建立政权的农民起义领袖李特、李雄的号召，配合起义军进攻南中，反抗晋朝官吏对云南人民的残酷压迫。李寿于咸和八年（公元333年）攻入昆川，爨量已遭杀害。爨琛带领其众，在李氏政权的支持下，自立为王；晋朝统治者封爨琛为宁州刺史，并承认其世袭，为爨氏长期的统治奠定了基础。爨琛以后，爨龙颜任建宁太守，为爨氏统治的极盛时期，出现了“民歌其德，士咏其风”《爨龙颜碑》。的景象，与当时战乱频仍的南北朝相比，滇池周围算是一个比较安定的地区。到了爨瓒、爨震统治时期，昆明已是“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土多骏马、犀象、明珠”。《新唐书·两爨传》。
南北朝宋顺帝明三年（479年），南朝划滇池周围地区置建宁郡，仍属宁州。郡辖建伶（晋宁昆阳）、滇池（晋宁晋城）、连然（安宁）、谷昌（昆明）、秦臧（富民、禄丰）、俞元（澄江）、双柏等7县。
隋朝在谷昌置昆州，辖益宁（昆明）、晋宁、安宁、秦臧，命爨为昆州刺史。梁睿上疏称：“士民爨瓒，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礼多亏，贡赋不入，乞因平蜀之人，略定南宁……”《资治通鉴·隋纪》。隋朝遂派史万岁领兵攻云南，破爨氏三十七部，劫掳男女二万余人。不久爨入朝，又被隋朝廷杀害，爨氏势力从此衰落。
在爨氏走下坡路的时候，与爨氏同为“西爨白蛮”的王仁求父子崛起于安宁。他们代表了“西爨白蛮”的发展，与滇西新兴的蒙舍势力进行斗争，并得到唐朝的支持。
天宝以后，唐王朝在云南施行以夷制夷的政策，挑拨离间民族关系，即使诸爨互相残杀，又支持蒙舍灭爨。这一政策的实施，不但未达到唐统治云南的目的，反而为后来的南诏割据一方创造了条件。
爨氏自称是战国时代楚国的后裔，其家族对昆明的统治，以西晋咸和八年（333年）李寿攻入南中，爨琛为刺史起，到唐天宝元年（742年）间蒙舍灭爨止，在滇池地区经营了410年时间。
二、昆明城市的出现
（一）苴兰城
昆明建城历史久远，其可稽考者可上溯至战国时期。据正德《云南志》和天启《滇志》载，“庄王滇”时，曾筑苴兰城（又称庄故城、汉城）。城址，正德《云南志》载在“城（明代砖城）北10余里”。近人李青先生经过实地调查和反复考证，认为苴兰城确实存在，其城址在昆明西北隅黑林铺平板玻璃厂一带。（《昆明市志长编》卷二，第155页。）
（二）谷昌城
西汉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武帝命将军郭昌、中郎将卫广征滇后，汉军在距益州郡治滇池近百里的金马山山麓，黑土凹附近设郭昌县（后改谷昌），用以威慑诸部落，遥控滇王。晋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进一步说明：“谷昌县，汉武帝将军郭昌讨夷平之，因名郭昌以威夷，孝章时改为谷昌也。”谷昌县城经西汉、东汉、蜀汉、西晋、东晋、南北朝700余年，一直是滇中重镇。日本诗僧先鉴曾写道：“汉将开边古道通，金马富在城东。”
1956年4月，在谷昌城附近的官渡区塔密村路旁发现《汉延光碑》，孙太初先生认为是买卖田地之界石。（参见王海涛：《昆明文物古迹》，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39页。）这反映了这一地区封建土地的买卖关系。昆明北郊松华坝水库，旧亦称“谷昌坝”。
至于二城的规模，因代远年湮，资料匮乏，难以查证。
（三）闻名遐迩的拓东城
拓东城是记载较多，在云南历史上很有地位的一座古城。
公元8世纪，南诏崛起，统一了洱海地区，其势力向东发展。唐天宝五年（746年）至七年（748年）年间，南诏王皮罗阁率军东征，途中死于波州（今祥云境），其子阁罗凤即位，占领马龙，进兵安宁，消灭了爨氏，进入滇池地区，迁徙20万户“白蛮”于永昌（今保山和大理地区），嗣后又进占姚州，统一了云南。此前，唐王朝一直扶持南诏，其目的是要南诏为其抵御吐蕃的威胁。但统一后的南诏，认为羽翼丰满，想独霸一方，为此与唐廷产生了矛盾，酿成了争夺云南的“天宝战争”。天宝十年（751年）和十三年（754年），杨国忠先后派鲜于仲通和李密进攻南诏，虽然收复了安宁等地，但南诏在吐蕃的帮助下，奋起抵抗，两歼唐军于苍洱之间。三军统帅鲜于仲通侥幸逃脱，李密坠海死。南诏的两次胜利，大大巩固了其封建政权，形成了割据一方的局面。
唐宝应二年（763年），阁罗凤“次昆川，审形势，言山河可以作藩屏，川陆可以养人民”，《南诏德化碑》。认为滇池区域很适合建立重镇，加大发展。于是在唐永泰元年（765年），命长子凤迦异正式建立城市，命名为拓东城，寓南诏将“开拓东境”之意。在拓东城置拓东节度使，为南诏六节度之一，以大军将领之，故又名拓东节度城。“其军事体制颇为严密，设四府，递相统辖，四府主将下有城镇长，村邑管事，部落头目。还修筑了拓东龟城（昆阳）、蒙氏城（安宁）等。大理国又筑伽宗城（呈贡）。居民有乌白些、门些、莫徒、阶荼、僰五种民族。”（陆复初：《昆明简史》（上）。）
拓东城周长约6华里，是一个狭长形的土城，东、南、北三面有城墙，河上有木桥，可通滇池西岸，类似南诏太和城。城内有王宫、官署、馆驿、寺庙、鄯阐台。唐文宗太和三年（公元829年），南诏弄栋节度使王嵯巅请中原内地工匠尉迟恭韬在拓东城西一里外滇池水滨建觉照、慧光二寺和东西寺塔。（参见李青：《昆明地区古城考》，见《昆明市志长编》卷二，第161页。）东寺塔在今昆明书林街，方形，13级密檐式砖塔；西寺塔在今昆明东寺街，也是方形，13级密檐式砖塔。二塔均为典型的唐代建筑。
南诏兴筑拓东城后，大量移民填充滇池地区，扩大南国大诏的势力。据《蛮书》载：“南诏既袭破铁桥及昆池等诸城，凡虏获万户，尽分隶昆川左右及西爨故地。”
拓东城是南诏历代统治者极为重视的“都城”，其地位仅次于南诏都城羊苴咩城，故又称“别都”、“上都”、“东京”（太和城称西京）。自凤伽异开始，历代国王都亲自巡驻拓东城。其中凤伽异、寻阁劝、劝龙晟、劝丰祐、隆舜5人均死于拓东城后才返葬滇西。
拓东城原址今已不可寻。不过据考证，它的大致位置在昆明市区南部，地跨盘龙江两岸。北迄长春路，南至金碧路一带，东起五里多、拓东路，西到得胜桥一带。
拓东城兴建后，滇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就从滇池东岸晋城一带向滇池北岸平缓开阔具有发展前景的盘龙江三角洲转移。拓东城开昆明城市发展的先河，在云南城市史上占有重要位置。
（四）鄯阐府城
后晋天福二年（937年），白蛮段思平联络滇东乌蛮三十七部灭杨氏，建大理国。其疆域基本同于南诏，行政区划分八府、四郡、四镇。鄯阐府为八府之一，府治仍在鄯阐城，辖有昆明、晋宁、嵩明、禄丰、易门、安宁、罗次等县。“大理国仍以鄯阐为东京。在鄯阐设有东府（地址在明代的布政司，即今威远街菜市对面省人民银行）。北宋仁宗宝元三年（即康宝元年，公元1040年），段素兴任命布燮段子琼与三十七部会盟石城，平定求州首领代连弄之后，时和年丰，段素兴雅好游侠，广营宫室于东京……”（陆复初：《昆明简史》（上）。）倪蜕称：“东京，即今省城，蒙段时亦甚小。圆通寺天王殿有段氏政德年碑云，寺在城之北二里，则其大小可知矣。政德在素兴之后，则其所营宫室，当在城外东北隅也。春登，今东门外里名，金汁河之所经，则春登堤，金汁河堤也；云津河，即盘龙江，则云春登堤，乃盘龙江堤也。此二堤，捍御蓄池，灌溉滋益，大有殊功……金棱、银棱，犹云金堤、银堤。”（倪蜕：《滇云历年传》，卷五。）
此时拓东城四面的滇池水滨已发展成为城的附属部分。宋徽宗政和元年（1111年），滇东三十七部起事，高泰明平服，命子高明清镇守鄯阐。宣和元年（1119年）三十七部再度起事，攻克鄯阐，杀高明清。拓东城受到严重毁坏，几乎夷为平地，成为“废城”。
高氏在鄯阐任职的第五代，鉴于鄯阐重新筑城，称新城，沿称鄯阐城。新筑的鄯阐城面积比拓东城大，越过盘龙江向西发展，城区约在盘龙江西岸，今文庙、长春路、东寺街一带。东临盘龙江，南靠玉带河，西界鸡鸣桥，北至五华山。“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元史·兀良合台传》。既是全省政治中心，又是物资集散地。大理国官方及民间的商品，都经鄯阐城运往邕州横山（广西田东县），与宋交易。运出的商品有战马（每年数以千计）、赤藤杖、鞍辔、云南刀、披毡、麝香、药材等。从宋输入的有汉文书籍、丝绸锦缎和各种精巧的工艺品。大理与宋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大大促进了鄯阐城经济、文化的发展。
宋宝祐元年（元宪宗三年，1253年）秋，蒙古大元帅兀良合台率大军往攻大理。12月，大理城破，大理王段兴智逃到鄯阐，加强防卫力量，继续抵抗。鄯阐城之战是元军入滇以来最大的一次战役。开初，兀良合台挑骁勇之士强攻，不能下；继用大炮猛轰北门，后用火攻，仍无进展。兀良合台“大震鼓钲，进而作，作而止”。如是七日，城还是不能克。此城如此坚固，原因即三面临水，一面靠山。
当时，南诏、大理对民间手工业和商业采取开放政策，如鄯阐城，已不仅是衙门官邸，而是工商业有了一定发展的城市。至其中期，与南宋进行经济、文化交往。据载，大理国经由黎洲（汉源）、播州（遵义）、（南宁）三条路线与内地交易，鄯阐为出口要冲，促进了工商业发展。
（五）元代“壮丽的大城”
宋宝祐二年（元宪宗四年，1254年），元灭大理，宪宗以兀良合台为大元帅，镇大理。先后有昔撒昔、也先、宝合丁、阿鲁忒儿来任都元帅，统制云南。设万户、干户、百户互相辖制，其中有昆明二千户系首次将“昆明”用作本地地名。依次是：鄯阐万户：总管昆明二千户、黎（富民）千户、太池千户；嵩明万户：总管杨林千户、邵甸千户；阳城堡万户：总管呈贡千户、安宁千户；巨桥（昆阳）万户：总管门（易门）千户。方国瑜：《云南沿革》，见《云南史地辑要》。
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命忽哥赤为云南王，俗称梁王。至元十一年（1274年），忽必烈命赛典赤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前来治理云南。赛典赤到任后，注意搞好与梁王的关系，着手行政区划的建制，使其跟内地的建制一体化。至元十三年（1276年），他把万户府、千户所、百户所改为路、府、州、县。路设总管，府设知府，州设知州，县设县令或县尹。改变以行政管理军事的弊端。正式设立起云南行中书省，并把云南省的行政中心从大理迁到昆明，至此昆明正式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云南成为全国的11个行省之一。
是年，赛典赤改昆明二千户为昆明县，改鄯阐万户为中庆路。中庆路下设三县四州。三县：昆明、富民、宜良；四州：嵩明、晋宁、昆阳、安宁。其中，嵩明领杨林、邵甸；晋宁领呈贡、归化；昆阳领三泊、易门；安宁领禄丰、罗次。
元代中庆城是赛典赤·赡思丁在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任上，修浚滇池和修筑松华坝后修建的。他在鄯阐城的基础上，向西北发展到现城区的中部，称押赤城，亦称鸭池、雅岐。又因中庆路治所设于此，所以又称中庆城。从此昆明城初具规模。中庆城是一座南北长而东西窄的土城。南端为土桥，北端为五华山，东在盘龙江西约100步，西在今沿福照街至鸡鸣桥一带。中庆城内有梁王府。至元四年（1267年），忽必烈之子忽哥赤为云南王。后又封其曾孙松山为梁王，传至把匝剌瓦尔密，建府于此。城内有大德桥、至正桥、白塔；西南两面有护城河——玉带河；北城墙内外有悯忠寺和圆通寺。中庆城的中心是三市街，即今威远街口的正义路中段至金碧路一带。（参见拙作《（昆明）建城沿革》，见《当代中国城市·昆明》第42-43页，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
欧洲旅行家马可·波罗对中庆城有以下描述：“至第五日晚上，到达省会，名雅岐，系一壮丽的大城。城中有商人和工匠，为杂居之地，有偶像崇拜者，聂斯托利派基督教徒，萨拉森人或回教徒；但偶像崇拜者的人数最多。本地米麦的生产甚丰，然人民认小麦制的面包为不卫生，故不用面包而吃米食。并用其他谷类加入香料，制成酒，清澈可口。至于货币是以河中所取的白贝壳充用，兼可作为头饰。80个贝壳等于一个银萨吉价值，或两个威尼斯的格洛特，8个完善的银萨吉等于一个纯金的萨吉。这里有许多盐井，居民所用的盐取给于此。盐税为皇帝的大宗收入。”（李季译：《马可·波罗游记》。）
这是外国人眼中的壮丽大城，城中有商人和工匠，有各种教派，有制酒业和盐业，有货币使用情况。在此前后，元代著名云南文人王升写道：“探华亭之幽趣，登太华之层峰；觅黔南之胜概，指八景之陈踪：碧鸡峭拔而岌，金马逶迤而玲珑；玉案峨峨而耸翠，商山隐隐而攒穹；五华钟造化之秀，三市当闾阎之冲；双塔挺擎天之势，一桥横贯日之虹。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致川陆之百物、富昆明之众民。迨我元之统治兮，极复载而咸宾。矧云南之辽远兮，久沾被于皇恩。惟朝贡之是勤兮，犀象接迹而。如此池之趋海兮，亘昼夜之靡停。”（王日升：《滇池赋》，见《景泰云南图经》卷一。）
此赋写景状物，形象地勾画出了中庆城的繁华壮丽。
三、明代昆明城的变迁
元末农民起义斗争约20年，至正二十八年（明洪武元年，1368年），顺帝出走，朱元璋在应天府（今南京）即皇帝位，建立明朝。云南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不降，企图负隅顽抗。朱元璋先后五次派明使来昆劝降，都未把梁王劝服。其中王、吴云（后世所称“二忠”）特使还被残杀。为此，明王朝不得不使用武力征服。
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朱元璋命颍川侯傅友德为征南将军，永昌侯蓝玉为左副将军，西平侯沐英为右副将军，统率将士挺进云南。十二月，明军击败梁王军于曲靖。二十四日，蓝玉、沐英进抵昆明，“滇城父老争出金马山，盘香拜迎王师”。《滇史》卷十九。把匝剌瓦尔密全家投滇池自尽，明军占领昆明。翌年，明王朝改中庆路为云南府，在昆明设立云南都指挥司、云南布政司和提行按察司。云南府设4州9县，4州为嵩明、昆阳、安宁、晋宁，9县为昆明、呈贡、宜良、富民、三泊、禄丰、易门、归化、罗次。
明代，昆明城市建设的最大特点是砖城。从有文字记载开始，昆明历代筑城均为土城，一直到明朝洪武年间才改筑砖城——云南府城。据记载，云南府系洪武十五年（1382年）建，周围九里三分。“三百三十四步，共一千九百六十七丈。”阮元声：《南诏野史》，《云南备征志》卷八。“高二丈九尺二寸，向南。城共六门，上各有楼：南门曰丽正，楼曰近日（原名向明，总督范承勋易今名）；大东门曰咸和，楼曰殷春；小东门曰敷泽，楼曰璧光；北门曰拱辰，楼曰眺京；大西门曰宝城，楼曰拓边；小西门曰威远，楼曰康阜。居南门西偏者为钟楼。环城有河，可通舟楫。外有重关，跨隘街市……”（《云南府志》卷三。）明时，南关街道宽丈余，中间分三道，行走的人左边为仕官，右边为商旅，中间为王公贵人。（夏光南：《云南文化史》，第67页。）
明代的昆明府城已不是旧城规模，而是向盘龙江以西拓展。城内主要是衙署、官邸、寺庙，一般居民很少。近郊多是王公显贵及士大夫的园林别墅。黔宁王府、巡按察院、都察院、布政使司署、提刑按察司、都指挥使司都集中于今正义路、威远街一带。整座砖城的城区面积约有3平方公里。（参见拙作《（昆明）建城沿革》，见《当代中国城市·昆明》第42-43页，改革出版社1990年版。）
四、向近代化城市转变的准备
崇祯十七年（1644年），清军攻破山海关后大举入关，定都北京。顺治二年（1645年）十一月，滇南土司沙定洲攻占云南府城。顺治三年（1646年）元月，大西军余部入云南，攻昆明，沙定洲战败，遁归阿迷（今开远）。顺治四年（1647年），张献忠部将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率大西农民军进入昆明，在云南创建农民起义军政权。顺治十三年（1656年），李定国拥明永历帝入云南，驻昆明，继续抗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清军入昆明，永历帝退避缅甸。康熙元年（1662年），李定国抗清失败，缅甸以永历帝及其眷属送吴三桂，吴三桂绞杀永历皇帝朱由榔于昆明华山西金蝉寺逼死坡。（参见：郭影秋《李定国纪年》、《明史·桂瑞王常瀛传》。）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叛乱。靖南王耿精忠在广西、福建，平南王尚可喜据广州叛，形成“三藩之乱”。康熙十七年（1678年），吴三桂称帝衡州（衡阳），不久病死。其孙吴世蹯奔丧至贵阳，被拥立继帝位，改元洪化。洪化政权建立不久，清军分兵围攻，吴世蹯赴云南。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从四川、贵州、广西三路入滇，三月包围昆明，十月攻入城中，吴世蹯自尽，“三藩之乱”平息。
清代沿袭明制，仍以昆明为省会，称云南府城为省或会城。云南府辖四州八县，即晋宁、安宁、昆明、嵩明4州，昆明、宜良、嵩明、富民、呈贡、易门、禄丰、罗次8县。清初，总督蔡毓荣革除了吴三桂的十大弊政，没收其全部庄园改为民田，采取休养生息政策，使昆明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城区显著特点是：明代以前城内以沐氏私第和衙门寺庙为多，自清代开始民户渐多，商业逐渐兴盛。城南的广聚街（金碧路）、南校场（宝善街一带），城东的咸和铺、米厂心，城西的庆丰街、凤翥街都成为商业闹市。南门外从三市街到塘子巷至得胜桥为商业中心，著名的“云津夜市”即在这一段。大西门外地台寺到北门的莲花池，原为吴三桂的安阜园所在地，吴叛乱结束后，这一带也成为繁华地段之一，以虹山角最为热闹。另马市口到三市街至金马、碧鸡坊一线，列市纵横，繁盛异常。三、四牌坊为商卖交易市场，也极繁荣。（参见夏光南、罗养儒口述材料，见《昆明市志长编》卷六。）
据载，清代云南府城内主要商店有：
南正街、三牌坊：从南门直线向北，为省城第一条繁华街道。有洋纱铺30余家，丝线铺20余家，其余为洋杂货铺。
四牌坊、马市口：有陶瓷器铺10家左右，洋纺铺数家，外有书铺、药铺及劝工局售货处。
辕门口、东院街：开设鞋帽铺、洋杂货铺。
西院街、福照街：西院街以棉衣铺为多，并有马鞍店数家；福照街售上等衣类、蒲团；二纛街以玉石器、铜器、衣类店居多。
长春坊、树皮坡、东门正街：以饮食、古玩、盐行店铺居多。
粮道街：多为客栈、行。
书院街：主要为刺绣、书画装裱店；小西门正街相杂有小店铺。
南门外：三市街有米商及饮食店十余家，卖菜多设露天地摊；太平铺、盐店街多为盐店。
东门外：金牛街主要为畜牧市场和制革业，珠玑街则杂开小店。
西门外：永平街、庆丰街有米商数家。
大商店多在南门外，交通便利，成为商埠。参见1910年日本外务省通商局编《云南概况》第一编第四章。
在城市建设方面，继在明代原有旧城的基础上，清代先后对昆明城区修理过23次，尤其街道有了较大发展。城郊共有三坊、十八铺（或二十四铺）。城区内外约有大小街道150余条，大小巷道400多条。
三坊：一是崇政坊，南起南门，北至马市口；二是报功坊，南起马市口，北至圆通街；三是世恩坊，在北门街附近。
二十四铺：高山铺、忠爱铺、中端铺、羊马市铺、鱼课司铺、土桥铺、鸡鸣桥、石桥铺、新城铺、云津铺、三义铺、嵩（高）山铺、三元铺、十里铺、咸和铺、太和铺、金牛铺、敷泽铺、桃园铺、商山铺、螺峰铺、文林铺、胜应铺、龙翔凤翥铺。《昆明市志长编》卷六。
城内衙署亦较多，较著者有：
云贵总督署（今“胜利堂”）云南巡抚署（今昆八中）提督学政署（大兴街）布政使司署（威远街）按察使司署（今市中级人民法院）交涉使司署（福照街）粮储水利道署（文明新街）盐法道署（万钟街）劝业道署（景星街）巡警道署（报国街）云南府知府署（文林街）府属南关通知署（新祥云街）昆明县知县署（圆通街）主考官公馆（翠湖南路）贡院（今云南大学）城守营参将署（大西门内）抚标中军守备署（福照街）接官厅（拓东路）此中可以窥出，清代前期、中期昆明的各级衙署，较明代的三司六卫机构，几乎多出三分之二。
城内外街道路面多为条石镶砌，两边修筑毛石水沟，人行道宽窄不一，多修为三合土路面。巷道则铺垫碎石，或即泥土路。当时昆明的街道，除主要街道南门、大东门、小西门三条稍宽外，均极狭窄。而且不编门牌号数，找人比较困难。其拥挤场面，以南门要道为例。自马市口，通过四牌坊、三牌坊、南大街，至城外三市街南头，因城内街旁为菜市，城外街旁为粮食市场，就显得比较拥挤。尤其是南门的大小瓮洞本来就不宽，两旁又摆杂货摊，行走就更加困难。
清代初中期，随着经济的逐步发展，风景游览区也有增加。如初步开发了“天下第一奇观”的石林，九层十一阁殿宇的龙门，滇池岸边的大观楼，以唐梅、宋柏、明茶著称的黑龙潭；重铸了高6.7米、宽7.2米、深6.2米的鸣凤山金殿和雕塑了栩栩如生的筇竹寺五百罗汉。
清代前期昆明城市建设的扩大，街道、店铺的增多，商业的繁盛，风景游览区的开发，使得省城昆明经济实力增强，具备了向现代化转变的条件，加大了辐射全省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