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成一个国家起而改革的原因，除了外部的因素，还有内部因素。而内部的原因往往是决定性的。
一、财政崩溃引发改革
中国宋代范仲淹、王安石先后变法的重要原因，是大宋王朝的财政处于困境。有宋一代，冗兵、冗官加重了政府对财政的需求；对辽国、西夏战争的庞大耗损，战败后被索求的高额赔款，对政府财政构成了很大压力；再加上宋朝皇帝对官员的奢侈赏赐之风，形成了国家财政的巨大漏洞。宋真宗景德年间岁支为六百万缗，过了不到50年，宋仁宗皇佑年间，政府年度开支竟增加到一千二百万缗。
特别是浩大的军费开支一直困扰着宋王朝。据研究财政史者的数据，宋朝的军费开支一般占财政支出的一半以上，在战争时期则高达80%以上。为了战争的需要，宋朝军队在不断地扩充。据统计，宋太祖建国之初，厢军总额才22万，太宗时达66万，真宗天禧年间为91万，仁宗庆历年间，也就是范仲淹改革之前激增到125万之多。本来以大量人力物力供养的军队应该兵强马壮，但事实上，宋军之弱空前未有。据史料所载，宋军“终日嬉游市井间，……衣服举措，不类军兵，习以成风，纵为骄惰”。虽然财政都接近拖垮了，却由于对武将的防范和兵制的配置及指挥等方面的不善，使宋军将不专兵、兵不识将、指挥无方，失去了战斗力。
在晚清戊戌变法前，大清王朝财政就濒临破产边缘。甲午战争开战前，清朝财政已经十分困难，据统计，这时每年的收入是接近9000万两白银，开支绌于应付，勉勉强强维持度日。战败以后，要缴付日本勒索的2.3亿两白银的赔款，清政府惟有借债一条路，而这又几乎是毁灭性的。从1895～1896年，清政府向俄、法、英、德借款总计3亿两白银，加上利息共6亿多两白银。面对甲午战后严重的财政危机，清政府也不得不承认财政“万分奇绌”、“罗掘已空”，要偿还洋债，实在到了“挪无可挪，借难再借”的地步。
清政府为了偿付赔款解决财政窟窿，命令户部“妥筹办法”，“通盘筹划”，竭尽搜刮之能事。以致一些地方督抚都坐卧不安，向中央政府呼吁“民脂已尽”，要求“体恤商艰”、“体恤民隐”。清政府加紧筹款的恶果之一是，各地官吏乘机贪污、勒索，“对地方之利病，生民之休戚”，“不遑顾问”；加之“旱潦流行”，“颗粒无收”，以致“哀鸿遍野”，人民不断地举行反抗斗争。康有为在恳请变法的《公车上书》里形象描绘道：“民日穷匮，乞丐遍地，群盗满山，即无外衅，精华已竭，将有他变”；“伏莽遍于山泽，教民遍于腹省，各地会党，发作待时，加以贿赂昏行，暴行于上；胥吏官差，蹙乱于下，乱机遍伏，即无强敌之逼，揭竿斩木，已可忧危”。
可以想象，如此财政危机下，即便是没有“强敌之逼”，改革也会成为不得已的选择了。
二、社会危机促成改革
俄罗斯从彼得大帝到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促成的原因，无不是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的恶化、人民生活困苦联系在一起的。
彼得改革前的俄国可谓“百病缠身”。17世纪的俄罗斯仍是一个封建农奴制国家，土地为皇室、贵族、教会和国家所有，农奴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政治上是一小撮贵族把持国家大权，地方割据势力强大，皇权处处受到大贵族特权和教权的制约，在80多个中央官僚机构中，居然没有专职的财政和司法机关。经济上虽自16世纪末就有了炼铁、酿酒、玻璃等手工工场，但仍然无法自供自给。全国仅有20余家手工工场，“17世纪末，俄国从瑞典进口高质量的铁，但图拉一带老式炼铁炉炼出的生铁质量很低……17世纪末铜的产量微不足道，国家只好靠进口铜满足自己的需要”。军事上俄国没有海军，没有正规、常备的陆军，因而也没有巩固的国防。遇到战争需要用兵时，贵族地主自备马匹，携带旧式武器入伍作战，指挥员则临时从西欧各国聘请，战争一结束，临时拼凑的军队也随即解散。教育上十有八九的学校条件简陋，甚至简陋到全国没有一册像样的教科书和科技书。恰如俄罗斯作家别林斯基所说：“彼得的出现恰是时候：他如果晚25年出现，谁能拯救俄国？”
凯末尔改革前的国内情况更糟，土耳其正处于政治混乱、经济崩溃、债台高筑、民不聊生的境地。一战中，奥斯曼帝国有60万士兵战死或被俘，200万人受伤；人民大众担负了苛捐杂税、强制供应和强迫劳役等战争的全部重担；经济状况急剧恶化，战争耗费逾10亿里拉，国债由1.563亿里拉剧增到4.657亿里拉，足足增加了两倍，相当帝国预算的19倍；物价暴涨15～20倍；耕地面积和粮食收获减少过半，耕牛也由270万头减为38万头；战争引起的瘟疫、饥荒夺去了250万人的生命。正如土耳其历史学家阿罕默德·莱菲克所记载的：战后的土耳其“到处是饥饿、贫穷和破坏，人们失去了人的面貌。”
朝鲜甲午改革之酝酿，是因为社会经济濒于崩溃，各地相继爆发起义，最终汇成了全奉准领导的甲午农民起义。统治阶层深感“危急存亡之秋”已经到来，担心“不施以止血回生之方”则必然灭亡。他们认识到农民战争的根子在于封建弊政，在于各级封建官吏的腐败，地主阶层的残酷剥削，使农民“无法糊口，穷窘莫甚”，无法安居乐业。于是开始酝酿变法，改革的发动者们希望以新政求得“保国安民之策”，“以矫积久之弊、振萎靡之风”。
泰国朱拉隆功的改革也有国内压力的原因。朱拉隆功1873年亲政，这时分离主义现象严重存在，泰国各地大封建主、省督竭力免受中央政府的监督。巴勒格瓦指出：“省督拥有巨大权力，他们滥用权力压迫穷人，为了掩盖滥用权力，他们向国王和中央派来检查他们行为的官员行贿大笔的钱。”边远的省督更是不听中央的政令。同时，封建人身依附关系和奴隶制广泛存在，阻碍着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且因奴隶制下经济生活低下，限制着消费市场扩大，从而严重阻碍经济发展。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经济技术人才严重缺乏。朱拉隆功执政时面临的巨大压力和挑战，就是如何改变这种落后状况。
中国当代改革启动前的国内形势同样严峻。长期实行的高度的计划经济和全盘的公有制，使经济运行愈来愈缺乏生机和活力。尤其是“文化大革命”造成了极大的社会破坏。
1966年5月～1976年10月的“文革”期间，经济基础濒临崩溃，人们极低的生活标准有时也难以保障，工农业生产停滞不前，甚至有所倒退。1976年产钢2040万吨，仅相当于1971年的水平，倒退5年；农村劳动力平均粮产量974公斤，比1965年的1010公斤下降3.6%，城乡人民生活极为贫困。“文革”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理论和实践带来了空前的政治危机，有近一亿人受到各种形式的政治株连，有成千上万名干部、群众死于非命。知识分子被当作异己的力量加以“改造”和专政，在每个文化领域都有一串死亡名单。民主荡然，法制毁弃，使冤狱遍于域中。那种高度集权、最终集于一人之手的政治体制和广大民众丧失民主权利而造成万马齐喑的政治氛围，使整个社会生活失去了生气。对文化教育也破坏严重，大学从1966年起就停止招生，10年累计少培养了100多万名大学生和几万名研究生。科技、教育、文化领域人才出现断层，历史上长期积累培育的精神文明成果被无情践踏，社会风气恶化。“文化大革命”不是一般性的社会危机，而是一场全局性、持久性的民族灾难。
中国进行改革，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文化大革命”沉痛历史教训的结果。改革开放前对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失败探索，尤其是“文革”中推行农业社会主义的严重后果，清楚地表明，若不对原有的经济体制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国家的经济生活将面临彻底崩溃，难以获得温饱的民众的生活状况会进一步恶化，将不可避免地走向社会动荡。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是一种最深刻的学习。如果说“文革”是一次背离世界主潮流的大规模的乌托邦实践，那么选择改革开放，则是中国人从理想“天国”重新回归到了面向世界。
三、专制制度腐朽迫使改革
中国北宋范仲淹推动“庆历新政”的目标指向之一，就是腐败的官僚体制和官僚队伍，希望通过整顿吏治，裁汰臃肿的官僚队伍，使北宋政权焕发生机和活力。
宋代官僚机构之空前庞大，官僚队伍冗员之众，是中国封建社会罕见的。自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夺取后周的江山，为尽快统一中国，收罗了南方各国的大批旧官僚，因而宋初保留了唐、五代以来许多旧官衔，在此基础上又增设了大批新官衔。此外，宋初为防止权力集中，从中央到地方分化事权，使得中央机构臃肿庞大。除中书主政、枢密主兵、三司理财为实权外，三师、三公、三省长官及六曹、二十四司，大都形同虚设。《宋史·职官志》指出：“故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缺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谏诤。至于仆射、尚书、丞、郎、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由此可见机构设置的臃滥和冗员之繁。据记载，宋朝的官吏人数空前扩大，到1063年，全国官吏的人数竟“十倍于国初”。立国不到100年，官吏膨胀了10倍，创造了一项古代的吉尼斯世界纪录。
宋代“科举”之滥，是造成官僚队伍庞大的另一个主要原因。这主要表现在“特科”和“恩荫”两个方面。正常的贡举三年一考，比较严格且名额有限，为了照顾不学无术的纨绔子弟，设立“特科”，由皇帝恩赐出身，中书省和地方官均可因此而随意荫补授官。设立“恩荫”制度，这一封建特权制度，使中央高官不仅在任何时候可以无条件地让其子弟亲属补官，退休和死亡之后仍可享受这一待遇。荫补对象，因官僚之大小，范围逐级缩小。不但亲子孙、堂子孙，甚至五服以内和五服以外的父系血统或母系血统的异姓亲属，乃至门客、医生、仆人皆可以无条件入官。真可以说是一人做官、鸡犬升天。范仲淹在庆历三年（1043年）的《条陈十事》中指出：“假如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外出京官二十人，仍节次升朝，此滥尽之极也。”范仲淹正是洞悉此中弊端，严重危及大宋王朝的存续，才以一己之力推动新政。
与之相仿佛，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时的“斯托雷平改革”，也是面对专制制度日益腐朽的局面进行的最后的自我拯救。
直到20世纪初，沙皇政府的专制性质仍未改变。俄国专制主义政体在世界几个大国中，除中国之外是延续时间最久的。当时不仅英、美早已建立了君主立宪制和共和制，连后起的德国和日本也分别于19世纪70年代和90年代颁布宪法，确立了二元制的君主立宪制。俄国却始终抱住专制政体不放，日益走向腐朽没落。19世纪俄国官吏人数的增加比居民人数的增加要快7倍，供养一支庞大的官吏队伍，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1890年，俄国的行政开支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8.6%，相比之下，同期英国只占9.4%，法国只占12%左右，德国仅占4.5%，意大利为11.1%。如果说这些桌面上的巨额开支让俄国老百姓还能勉强承担的话，那么，上层无法无天的贪黩腐败行为，各级官吏的贿赂公行，却让俄国老百姓怎么也无法应付了。
沙俄专制官僚制度的腐朽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连国家的司法部长遇事都得行贿了。“在尼古拉一世的时代，司法部长潘宁在发生诉讼的时候也要行贿，甚至当他完全有理，而根据法律应该判他胜诉的时候，他也行贿。”尼古拉二世的财政大臣维特在给沙皇的报告中如实说：“俄国资本家的企业活动是相当困难的，……企业不得不同各个部门打交道，从最低的行政部门开始，直到国家最高机关，……行政部门对私人企业的无秩序，相互不协调，成为让人深感痛苦的阻力。”
沙皇的总理大臣斯托雷平试图以改革把俄国从这种状况下拯救出来。他夸口：“假如给俄国20年的国内外和平，你就会认不出俄国了”。但这布尔什维克革命前的最后一次机会，在这个腐败的专制制度下已经不可能抓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