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东方国家走新威权主义道路作为过渡是必然的
中国人之所以成为中国人，东方国家之所以成为东方国家，都是几千年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马克思有一个经典表述：“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任何一个东方国家，如果想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民主理念，用三级跳远的办法达到西方的现代化模式和社会发展水平，都会由于没有文化基础和历史传承的支撑而造成社会瓦解或混乱。当然，由麦克阿瑟当太上皇强行改造的日本除外。
绝大多数套用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东方国家都在一定时期运作不良，处于英国作家拉什迪所称的“可运作的无政府状态”。以南亚次大陆为例，英国结束殖民统治后，移植了西式民主的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及后来的孟加拉国，不约而同的出现了水土不服。巴基斯坦是军界强人统治与民主选举不断交替，常常是因民选的政府治理无能或腐败，军界干预而上台；社会又对军人统治普遍不满，导致结束军管而还政于民，形成恶性循环。印度独立后也存在着多党民主制不能稳定运作的问题。尤其印度不是由单一种族、单一宗教和文化组成的国家，有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锡克教、耆那教及外来的基督教等，有种姓制度，有15种主要语言及无数种次要语言。在这样一个文化背景如此复杂的国家，实行西方的多党民主制，结果就是拉什迪所称的“可运作的无政府状态”，而且拉什迪认为这说法至今仍然适用。
这种情形下，东方国家在改革中走威权主义道路显然有其必然性。东方国家有别于西方国家，包括西亚、东南亚、东亚国家和地区，还可以算上俄罗斯，差不多都经历了并且有些仍然在经历威权主义路径。尤其是以成功的东亚模式为代表，正如亚洲“四小龙”中韩国的朴正熙时代，中国台湾在蒋介石、蒋经国父子统治的时代和迄今为止的新加坡模式，差不多都是以威权主义道路走向现代化。这些作为一个规律性现象不是偶然的。
事情看来与西方主流观点相反，急切地走向民主，对东方国家来说并不意味着好结果。西方的主流媒体和民意，或许是出于善良愿望，喜欢用自身的价值观念和尺度去衡量东方国家，评头论足。从理念角度说，可能没有错。但再好、再美的鲜花，也需要适宜它的土壤和气候，否则花种撒下去，要么是长不出来，要么长出来也是弱不禁风或形状怪异。东方国家的民主之所以变成“可运作的无政府状态”，看来即是如此。从目前泰国、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拉丁美洲和非洲一些国家的情况看，在相当长的时期里仍然会是这样。
面对历史的普遍性，对中国比较而言，能够成为特殊的例外吗？既然西方家门口的亲戚俄罗斯没有例外，距离西方很近的属于欧亚交汇桥梁的土耳其没有例外，美军保护了60多年的盟友韩国没有例外，传统包袱更重的中国显然也无法成为例外。对于这一点，东方国家的领导人更容易看清楚，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自古以来，中国就是由一位皇帝来统治的。假如中国变民主了，你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吗？是内战！”这句话说的可能有点难听，但绝非危言耸听。
关于中国未来改革之路的障碍和解决的药方，可以借鉴俄罗斯当代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的观点。他分析了俄国自19世纪以来走向经济和政治现代化的艰难与反复，认为俄罗斯历史上有四个因素阻碍了它实现现代化：小农经济和公民的无权（苏联时期）；只突出国家，而无视社会和个人，国家就是一切，国家吞噬了社会和个人；官僚阶层掌握全权，官僚垄断了政治社会生活；文化上的自我封闭和孤立，不能吸收和消化世界文化。这四种因素，同样也是中国现代化面对的路障。
米格拉尼扬把俄罗斯改革与西方对比后，提出了俄罗斯改革之路的药方。他认为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经过了几个世纪的时间实现的，英国形成稳定的现代民主制度用了约5百年的时间，法国在大革命后经历了约150多年的反复才使社会关系得到调整，使社会多数在价值观上取得认同感，从而形成了现在的政治制度。所以，对于俄罗斯而言，他认为像前苏联这种极权主义制度，在改革中要分两步走。第一步必须经过威权主义阶段，然后才能过渡到民主政治阶段。对俄罗斯社会来说，威权主义并不比失控的民主可怕，它可能是一剂苦药，但却是通向民主的一座桥梁。他认为企图一步就走到民主化，必然会出现政治势力的两极化，导致国家的失控和混乱。像一名预言家，80年代末以后苏联的解体及俄罗斯到普京执政以前的混乱，都已被他所言中。
中国思想界曾经有过类似米格拉尼扬所提出的俄罗斯改革之路的药方。上世纪80年代末，国内知识界出现过对新威权主义道路的主张和讨论，后来戛然而止。但今后对这个问题只有正视和探讨，使其成为知识界的共识，才可能成为全社会的共识，进而也才有助于改革的稳步推进，保持国内经济与社会政治进程的可控性。米格拉尼扬所主张的：“从专制政体向威权政治的过渡，从威权政治向民主政治的过渡，需要一个相当稳定的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关系，需要有一个避免正面冲突和发生悲剧性的破坏性剧变的明确共识”。这一主张有相当的合理性，值得中国人为之深思。
二、宏观渐进与微观激进相结合是理性选项
渐进的改革模式被世界公认是中国改革的特点。1978年以来，中国逐步地在经济领域改革，通过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大力引进外商投资，逐渐发育建立了多种所有制形式，实际上形成了混合经济模式。由经济生活的多元化，又逐步带来了文化生活、价值观念、就业方式和个人追求等波及整个社会生活的多元化趋势，而且这种趋势还在发展。特别是随着民营经济、市场中介组织及影视文化娱乐业的发展，中等收入阶层不断壮大，出现了西方概念上的中产阶级。政府也开始主张并致力于扩大中等收入阶层，即世界上通常表述的扩大中产阶级。中国正在慢慢的向通常的现代化社会形态靠近。
虽然总的改革步伐可能有点慢，但趋势还是看得见的。中国由传统的小农社会向现代公民社会的过渡正方兴未艾，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现代化社会前景可期可待。
中国所走的渐进的改革道路，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不是事先基于某种理想蓝图，而是根据客观环境，顺应实践需要和实际条件而为的；不是理论在先，有理论准备，而是在“摸着石头过河”过程中，各种因素相互作用所产生的结果。具体说，就是从体制外改革启动，并作为一个时期改革的主要内容，边改边看，边看边改。这种做法，对于形成渐进改革的模式是极其关键的。
对于改革开放后中国走的渐进式道路，国内外经常有否定性观点评判说不彻底、不全面。这些论断多少是有些“想当然”。在中国这样一个从人口到文化传统，几乎任何方面的国情都无与伦比的复杂国家，渐进式改革道路不敢说惟一，但肯定是理性的选项。毕竟，在世界历史上至今还没有一个大国在如此平稳、渐进，没有发生大的剧变和灾变就从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过渡的先例，虽然这个市场体制还很不完善。米格拉尼扬研究中国经验后就认为：首先要在经济领域进行变革，建立各种所有制形式。只有在这种基础上诞生的公民社会，才能保持国家的完整性。尔后才能改革整个政治制度。如果没有公民社会的某些基础，民主政治制度是不可能有活力的。只有在此之后，市场和在市场基础上的政治制度才能不可逆转。新加坡学者黄朝翰也认为中国选择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即优先发展，逐步改革，以发展带动改革，避免了前苏联那样只改革、不发展所带来的严重问题。
前面的渐进式改革效果斐然，但问题确实不少。不仅国内理论界，连国外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也都看到了：不断加剧的“新三大差别——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和区域差距，取代了原有的以工农差别、脑体差别、城乡差别为标志的“老三大差别”；地方政府迫于政绩需要的掠夺式的项目开发，使生态环境的破坏日益严重；“权贵资本主义”的苗头显现等等。改革缺乏方向性的战略指导，一味地“摸着石头过河”，到了水深的地方，就摸不着了，硬着头皮去摸，还有可能淹死。今天改革已经到了深水区，显然，继续搞“摸着石头过河”是不行了，需要有明确的改革战略。
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冥顽不化地坚持正统苏式社会主义，反对市场化改革路线的人愈来愈少了。在国家的改革战略主张上，大体上可分为两派：一派为非主流的激进改革派，主张实行最快的市场经济改革，并尽快把西方的民主价值观和机制移植到中国土壤上来。另一派为主流的渐进改革派，在主流中也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坚持中国的“特殊发展道路”思想，只接受一定程度的市场经济，反对任何形式的民主政治；一种是主张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同时由推动执政党党内民主和基层民主到逐步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认为在这一过程中必须保持政治稳定和改革的可控性，探索及实行经过实践检验和深思熟虑的改革方案。应该说，这最后一种意见，才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世界大势。
在今后的战略选择上，应该将宏观渐进与微观激进结合起来，如弹钢琴般的拿捏好快慢、轻重。不积跬步无以成千里，宏观渐进可以起“变压器”的作用，使改革在动态平衡中向前深入，短期内看起来有点慢，累积起来，比大起大落要好得多。目前的改革取向在宏观上体现了这种战略，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认可并开始逐步推动一定程度上的政治民主。但是，应该与微观上必要的激进改革结合起来，对一些具体的领域，如农地制度改革、垄断行业改革、社会保障与医疗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解决要素市场的行政性垄断，需要及时推进。如若不果断地动大手术，敢于动真碰硬，宏观上的渐进也就实现不了，后果是整体改革的停滞，是社会不满的淤积。
三、坚定地走与国际接轨的道路而又不泯灭特色
伴随中国改革开放道路的延伸，对之感兴趣并分析研究的国家愈来愈多。日本《中央公论》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是将西方模式中国化；二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现代化。其实，可以将这两点概括为一点，改革开放就是中国不断地与国际磨合、接轨的动态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不断地挣脱束缚和局限，越来越全面的“睁眼看世界”，越来越大胆的走向世界、融入世界；相应的，世界也开始不断了解中国、接纳中国，伴随着接受中国产的商品，接受“孔子学院”，接受中国投资，国际社会也有了越来越多的中国元素和色彩。正是受益于与国际的持续性接轨，中国有了史无前例的现代化色彩，但并没有被“西化”或同化。
从逻辑上说，任何国家只要独立或相对独立，不可能被彻底西化或同化。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管制下的日本没有被彻底西化，柔道、相扑和日式料理等日本文化元素反而更广地走向了世界；前苏联驻军下的东欧、蒙古没有被同化，甚至属于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也不例外没有被同化，民族主义色彩反而很强烈。事实上，一个国家只要独立于世，肯定会有自己的特色。遍访当今世界，只怕找不着一个有一定独立地位，却没有自己特色的国家和民族。过去那种一听要与国际接轨，就扣所谓“全盘西化”的帽子；一听要对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剔其糟粕”，就扣“全盘反传统”的帽子的做法，是基于一个拒绝西化或同化的伪命题。如果分析其缘由，或者是沿袭自“文革”的仍然若明若暗的极“左”主义，或者是迷醉于国粹往昔辉煌的怀古主义，或者是商业利益主导下的煽情语言。
这就需要继续回答一个问题：在朝向现代化的改革道路上，是走与国际接轨道路的同时又不泯灭特色？还是为了“特色”而特色，把“特色”当作目的去另外走一条特殊的发展道路。选择A还是选择B？成了摆在中国人面前的一道选择题，也是一道必答题。选择A的理由：现代化是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全面现代化，以欧美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改革成功的欠发达国家，殖民地独立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走这条道路。从彼得大帝之后的俄罗斯、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凯末尔之后的土耳其、朱拉隆功之后的泰国，到南美的巴西和阿根廷、东亚的韩国和中国台湾及喜马拉雅山南麓前不久主动建立民主体制的小王国不丹，是殊途同归的同一历史走向。同时，这些国家哪一个都没有因此而泯灭了自己的国家及民族“特色”。英国人从来不同于美国人，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都是有极鲜明文化特点的民族，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没有因社会制度西化而变成欧美人。韩国人至今仍是受中国儒家文化影响最深的民族，传统文化烙印在国民日常生活中的表现，甚至比中国人还明显和强烈。没有哪个国家因为走了现代化的一般道路而减少了自己的民族“特色”。选择B的理由：就是前面多次提到的不愿意西化或者害怕西化。中国古人讲的杞人忧天，几千年后，我们的国人还在做同样的事。
中国改革自洋务运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开始，受制于封建文化传统包袱太深、太重，始终游离于主方向、主道路之外。到如今，中国人想主要在经济领域与国际接轨，继续试图以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实现走入现代化国家的梦想，代价太大，时间太长，这是中国历经百年迟迟不能完成社会转型的根本原因。中国的香港、台湾是个例外。依然坚持这条道路，还是如凯末尔改革般的痛下决心，毅然决然地走向与现代文明的主流逐步全面接轨？这道艰难的选择题到了需要回答的时候了。
由于民族特性使然，让我们这个民族选择全面与国际接轨并不容易。英国广播公司有一篇文章论及“中国特色”，有一位英国记者疑惑地说：中国人真行，似乎永远有道理，……中国人手中配备着两把万能钥匙，即“国际接轨”和“中国特色”。这两个“四个字”是中国人最熟悉，也是最时髦的新词了。略作梳理，不难发现，与国际接轨的往往是硬件部分，涉及到软件的部分却容易保持中国特色。……拿中国特色说事，近些年来常见。一个国家拥有特色是必须的，但不能容忍以“中国特色”为借口，掩盖自己的问题，把中国特色当成“遮羞布”。
毫无疑问，中国只要朝着现代化道路迈进就一定会显示出民族特色来，用不着为了“特”而去“特”。强调中国特色，应该是说明它的民族性、地区性、国家性。但是，无论这种特色“特”到什么程度，现代化道路一定有它的“本色”和“同质”。所谓中国特色，只能“特”在形式上，而不是“特”在内容上。我们在理解“中国特色”时，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努力吸收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营养，不仅反映了我们的胸怀，更反映了我们的聪明和智慧。我们在说明“中国特色”时，更应强调创造性地吸收“人类文明一般”。因为从实践的意义上讲，更多的东西是“利与弊”，而不是“是与非”。许多东西并非都一定要兵戎相见，更多的则可以融会贯通。相反，拒绝接受文明，则是野蛮与落后的象征。我们决不赞同当年洋务派“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狭隘民族主义观念，决不赞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现代化蓝本，而是要在经济全球化、世界一体化中积极参与国际大分工。总之，我们决不能以“中国特色”去拒绝由“本色”所带来的规范要求，去否定本来应当实现的“一般”现代化进程。这也就是说，千万不能把一个原本是反左的正确口号，演变成一个真正带有“左”倾色彩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