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如果要实现长期的、可持续的和健康的经济发展，需要推行一种竞争秩序为其保驾护航。不过，不同的学者对竞争秩序有着不同的理解。在本章中，我们将总结和分析不同学者，尤其是不同流派有关竞争秩序的理论见解。
根据哈耶克的定义，秩序是指“这样一种事态，其间，无数且各种各样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是极为密切的，所以我们可以从对整体中的某个空间部分或某个时间部分所作的了解中学会对其余部分作出正确的预期，或者至少是学会作出颇有希望被证明为正确的预期。”
哈耶克认为“秩序”一词往往遭到误解，在相当普遍的程度上被解释成某个具有思考能力的心智设计出来的秩序，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由某人作出的刻意安排。根据这一解释，在社会中，秩序必须以一种命令与服从的关系为基础，或者以整个社会的等级结构为基础。但是，哈耶克指出，存在着两种秩序，一种是人造的秩序，或称外部秩序，即源自系统外部的秩序或安排；另一种为自发秩序，属于内部秩序，即自我生成的或源于系统内部的秩序。自发秩序是人的行为的产物，但不是人为设计的产物。这种秩序处在“自然”和“人为”之间。
在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的学说中，“秩序”（ordnung）属于其基本概念。秩序在此是指有一定规则的安排。
我国由于沿袭至今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往往把秩序等同于等级（hierarchy）概念，即等级秩序。但是，有些秩序是非等级秩序，比如哈耶克等人所言的“catallaxy”，即“交换秩序”或“通功易事秩序”。它是指那种在一个市场中由无数单个经济（即企业和家户）间的彼此调适所促成的秩序。这是一种特殊类型的自发秩序，是市场通过人们在财产法、侵权法和合同法的规则范围内行事而形成的那种自发秩序。哈耶克书中的“catallaxy”一词的出处是在古希腊语里的“katallatein”一词，它意味着相互交易、为社会或共同体所接纳并因此而化敌为友。它与相互交往和相互接纳相关，因而有别于强加于人。哈耶克把竞争作为发现程序。那么，竞争到底能够发现什么呢？它能发现散布在无数人当中的信息和知识。这些知识可以是有关市场的信息和知识，也可以有关制度的信息和知识。哈耶克也注意到，除了劳动分工之外，还存在着“知识分工”，两者都能带来好处。容易推断，利用“通功易事”往往与利用了“知识分工”和“劳动分工”的好处联系在一起。可以认为，哈耶克的知识分工观点为“catallaxy”或者“catallactics”增添了一种新的维度，即“交换知识和思想”的维度。于是乎，在进化经济学里，一般认为，大量知识来自“通功易事”，它不仅是指狭义上的产品交换，也是指与他人的相互交往，以及知识、思想和资产的交换。
哈耶克称市场系统的运作可以理解为一种通功易事秩序的竞赛（the game of catallaxy），这是一种创造财富的竞赛，而不是博弈论里的那种零和博弈（zero-sum game）。这场竞赛是一场按照规则展开的，并由更高的技艺、力量或好运所决定的竞赛。
从哈耶克的“通功易事秩序”概念，我们不难洞观市场秩序的非等级性、非特权性和互利性。因此，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朝着市场经济的转型日益深入，我们的秩序观也应该从等级秩序观朝着非等级秩序观转变。
但是，这种通功易事秩序意义上的市场秩序本身需要有一整套的法律框架加以维护。市场秩序的功能主要是通过竞争过程来实现的，竞争使得供给面向需求，使得价格趋向于边际成本，使得市场中的租值消散（无谓损失）最小化。但是，竞争也可能会导致限制竞争（如垄断）和不正当竞争。在此意义上，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竞争秩序来维护竞争过程的正常运作。
我国当前市场秩序的运作可能受到各种各样的障碍，需要建立和维护一种面向绩效竞争的竞争秩序。与之对应的经济应当是一种“开放型经济”，不仅要对外开放，而且更要对内开放。这将对我国社会迈向波普尔意义上的开放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为了建立这样一种竞争秩序，我国需要早日推行狭义的竞争法和广义的竞争政策。狭义的竞争法包括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而且现代竞争法的基础支柱一般包括规范合同性的限制竞争（即卡特尔）、对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的滥用监督以及企业合并控制的规范。广义的竞争政策则涵括了狭义的竞争法，而且囊括了政府可以采取的、旨在促进竞争的所有行动措施，其中也包括了减少管制、政府守法等等措施。
从布坎南立宪经济学角度看，应该区分立宪层面和操作层面。其中立宪层面是“对规则进行选择的层次”，相应的选择属于“立宪选择”、“对约束的选择”；操作层面是“在既定规则下进行选择的层次”，相应的选择属于“后立宪选择”、“约束内的选择”。对于市场竞争，我们需要建立一种立宪层面的规则体系，来确保一种可达成一致的竞争秩序。也就是说，我们要为市场立宪。而要为市场立宪，我们需要了解一些主要的竞争秩序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其主要竞争理论是完全竞争理论，它是主流经济学的立足之本，尽管受到多方批评，目前仍是各种市场结构的福利效应和效率效应的参照系。德国的弗莱堡学派也叫秩序自由主义学派，其代表人物欧肯（Eucken）以提倡一种竞争秩序和秩序政策而广为人知。欧肯的竞争秩序观点对德国的竞争政策和整个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有着重大影响，他赞成完全竞争秩序类型，反对集中管理经济秩序类型和“权力集中的私有经济”的秩序类型。而且欧肯对竞争的界定不同于主流经济学。为了反对“权力集中的私有经济”秩序类型，他同意采取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直至市场过程得到纠正、竞争和维护。熊彼特（Schumpeter）的创新理论和基于该理论而发展的德国动态竞争理论，重视竞争作为一个过程和技术创新的作用。奥地利学派哈耶克（Hayek）和米塞斯（Mises）从维护自由出发论述了广义的竞争秩序，与弗莱堡学派相比，他们对基于更高效率的垄断更为宽容，基本上不主张针对垄断的国家干预。克拉克（Clark）的有效市场理论与哈佛学派迄今对于发达国家的竞争政策影响很大。康森巴赫（Kantzenbach）“最优竞争强度”理论脱胎于有效市场理论，对当前德国的反垄断法有着重要影响。芝加哥学派60年代以来对哈佛学派提出了众多批评，从而在70和80年代对美国的反托拉斯政策施加了广泛重要的影响。鲍默尔（Baumol）的可竞争市场理论的实际可操作性大于完全竞争理论，对哈佛学派也提出了批评。霍普曼（Hoppmann）的竞争自由理论反对一些学派把竞争作为达到一些经济政策和政治目标的手段，已经在德国竞争理论界以及在反垄断法讨论中占据重要地位。但是随着时间的演进，新近的哈佛学派代表人物已经消化吸收了芝加哥学派以及其他流派提出的部分批评，接受了芝加哥学派提出的效率标准，减少对市场份额的偏重，承认潜在竞争的作用。更新的流派也在不断抬头。
从趋势上看，现代竞争政策理论越来越注重效率和福利取向，以效率和福利尺度作为反垄断的终极衡量标准。虽然上述竞争秩序观有时互相抵触，有时互相补充，它们对竞争秩序的构建和演化均会有重要的影响或者意蕴。在借鉴这些理论时，最终的尺度仍然是福利和效率尺度。而且放眼于长远未来，这种福利和效率最终只有在维护竞争（而不是竞争者）情况下才能实现。因此，有必要分析所有这些竞争观在理论上对竞争政策构想的影响和意蕴以及在美国、欧洲和德国的应用状况，从而为我们提出我国的竞争政策构想奠定基础。
一 主流经济学的完全竞争秩序观
主流经济学界普遍把新古典理论的“完全竞争”作为市场结构的理想参照系。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类型必须满足四个基本条件：（1）市场上存在着大量的买者和卖者，都是价格接受者；（2）市场上的商品是同质的；（3）所有生产要素都可以自由流动；（4）买卖双方都能得到有关现在和将来市场情况的全部信息。新古典理论认为，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能够实现配置效率，或称帕累托效率。所谓帕累托效率，其意蕴是：如果一个经济能合理地运用资源和分配资源，若不使某人的生活差一些就不可能使得另一个人生活得更好一些，那么这个经济就是有效率的。
新古典理论假设行为主体一方有着充分的信息，这隐含着没有学习的余地。根据进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理论，行为主体从一种不完整和不确定的信息状态出发，而且竞争的一个主要功能是甄别、发现、创造新的知识。显然，我国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首先是所有一个参与方的学习过程。完全竞争理论的结论实际上已经隐含在其假设条件中。完全竞争理论仅限于阐明其中已隐含结论并可能存在的状况，但并未说明这种状况是如何产生的。哈耶克认为，竞争从其本质上说，是一种动态过程，但完全竞争理论是静态分析。
尽管人们对新古典经济学及福利经济学理论有着诸多批评，但人们仍然把完全竞争结构作为衡量配置效率的一种参照系。如果实现了完全竞争结构，资源配置达到最优。完全竞争理论的意蕴是，任何对完全竞争结构的偏移都会导致效率损失，从而招致政府干预。但是，现实世界中只有部分市场接近于完全竞争的情况，从而可以近似地将完全竞争结构作为参照系，其他大部分市场却是不完全竞争市场。因此，有效市场理论、最优竞争强度理论、可竞争市场理论等理论都对完全竞争理论提出了批评、挑战和补充。
实际上新古典理论基于“结构—行为—绩效”范式，与哈佛学派的“市场权力说”基于同一范式，但新近的哈佛学派吸收了芝加哥学派等学派的批评，已经日渐放弃这一范式；而芝加哥学派众多流派的共同内核就是新古典理论中的均衡理论，它60年代以来提出看待集中是否有害这一问题得看效率（效率标准）是否已经成为美国现代竞争政策的最重要标准，也为其他国家所普遍接受。但是，芝加哥学派立足于较狭隘的新古典的均衡模型，也受到了众多的批评，从而面临着进一步拓展其分析工具的问题。
二 弗莱堡学派的完全竞争秩序观
德国弗莱堡学派作为秩序自由主义学派而闻名于世，对德国社会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德国的竞争法实践有着实质性的影响。德国的反限制竞争法是在1957年颁布的。而德国弗莱堡学派的思想理论是德国社会市场经济制度和德国这一反垄断法的最重要理论基础。1955年前，德国联邦政府在关于反限制竞争法的草案说明中指出：“自由竞争的市场秩序要以完全竞争的市场模式为前提。就是说，市场上供给和需求的双方都要有足够数目的参与者，以致任何企业都不得以其市场行为严重影响市场价格。如存在着这种前提，立法者就必须注意，不要使这种完全竞争因某些限制竞争的做法受到损害”。可见，德国最初是想按照完全竞争模式建立市场秩序和竞争秩序的。
但是，有些学者认为，从现实性角度看，完全竞争的条件在现实中几乎是不存在的；从创新效率角度看，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每个生产者的经营规模都非常小，没有足够的财力进行技术创新，其结果会减弱市场竞争的功能。不过，笔者认为，上述“足够数目的参与者”不一定就是规模都很小的参与者。究其缘由，首先，参与者规模大小和数量与产品和行业有关，消费品市场和生产资料（如大型设备）市场在这方面就大不一样。其次，不一定按照参与者数量多少来衡量竞争，尤其是完全竞争。比如弗莱堡学派代表人物欧肯并不把参与者的数量多少作为衡量完全竞争、区分竞争和垄断的标准。他赞成完全竞争秩序类型，反对集中管理经济秩序类型和“权力集中的私有经济”的秩序类型。但他所指的完全竞争不同于新古典的完全竞争理论。欧肯认为，根本不必把市场参加者的数目当成区别市场形式的标准。决定性的因素是经济计划。如果由于市场与个别经济（单个企业和家户）的规模之间的关系，使得个别经济的行动对价格的影响极小，以至于它在自己的计划中不注意这种影响，那就存在着竞争，否则就存在着垄断，而不论有多少市场的参加者。
此外，为了反对“权力集中的私有经济”秩序类型，欧肯赞成采取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预，直至市场过程得到纠正，竞争得到维护。实际上，这也意味着应该规定“合并控制”。但是，最初德国的反垄断法《反限制竞争法》存在着漏洞，并没有加入合并控制的规定。只有到1973年，才加入了这方面的内容。不过当时反垄断法的修订主要参照的是康森巴赫的最优竞争强度理论，后者在其后的竞争政策实践中占据了支配地位。虽然弗莱堡学派的竞争理论目前在德国的实际竞争政策当中不再占据支配地位，但是其“秩序”理念在德国深入人心，无疑也影响了康森巴赫德最优竞争强度理论以及竞争政策的制定者（后两者均强调“秩序”）。“秩序”理念迄今为止的影响表现在：（1）由于弗莱堡学派的跨学科特征（与芝加哥学派中的法与经济学理论类似），其秩序理念为经济学家和法学家创造了应用性很强的秩序思维框架；（2）竞争法作为广泛的经济政策（秩序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作为私法秩序的一个组成部分，从而也是一个更为广泛的经济制度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作为经济宪法）。
产权与竞争并重：
该学派主张，在市场经济中应该将产权和竞争并重。如果没有分立的产权制度，即使存在竞争，也可能没有效率，因为企业中经济主体在实现绩效方面缺乏内在激励动力；如果没有竞争，产权就意味着市场权力，垄断者必然不会自行放弃垄断从而收取垄断租金的权力；如果竞争不面向规则，不受制于一种竞争秩序框架，竞争可能导致市场权力的出现和对市场支配地位的滥用。
对市场形式的区分：
欧肯认为，在各个历史时期只有两种基本经济形式：“集中管理经济”和“交换经济”，在“交换经济”中，众多的企业和家庭自主地制定计划，相互进行经济交往，并存在着一个协调它们经济活动的市场机制。根据不同的市场形式，各个个别经济以不同方式制定和协调自己的计划。欧肯从形态学角度出发，在对个别经济供求双方的计划进行详细的研究后，区分出市场形式。
欧肯反对把个别的市场参加者能否影响价格当成阐释和划分市场形式的标准。他认为不能把竞争说成是一种单个供给者或需求者不能在实际上影响价格的情况。这样的供给或需求形式在现实中不存在。他认定把竞争与其他供求形式区别开来的不是对个别经济行为的实际反应，而是资料体系，是个别经济把从匿名的市场上接受的价格当成计划的资料。即使在竞争条件下，个别经济通过改变自己的供给量或需求量，也会对价格发生某些影响，只是由于它的供给量或需求量相对于市场来说过于微小，使其在经济计划中不再考虑价格对它的行为的反应，才使它把价格当成计划的资料并据此行动。因此，欧肯认为，区别垄断和竞争决定性的标准是“个别经济把什么当作计划的资料”，是它是否在计划中把价格当作自己无法改变的，而不是它事实上能否影响价格。正如上文所述，欧肯认为，根本不必把市场参加者的数目当成区别市场形式的标准。决定性因素是经济计划。如果市场与个别经济的规模之间的关系使得个别经济的行动对价格的影响极小，以至于它在自己的计划中不注意这种影响，那就存在着竞争，否则就存在着垄断，而不论有多少市场的参加者。总之，把垄断与竞争区别开来的不是有多少个供给者或需求者，而是计划体制和资料体制。
欧肯认为，如果把产品的同质性当作区别垄断与竞争的标准，那就无法精确地确定二者之间的不同。不同厂商的产品不可能是完全同质的。如果按同质性这样错误的准则来判断，那就只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的竞争几乎是不存在的。而在实际上，竞争和垄断是现实的极端情况，二者的实际区别在于它们的计划资料。在竞争条件下，价格是参与决定个别经济的计划和行动的资料；而在垄断情况下，价格不是计划的资料，而是计划实践中要解决的问题，它产生于垄断者的经济计划。
欧肯否认垄断竞争的存在。他坚持认为垄断与竞争是相互排斥的，二者在现实中完全不一样，不可能在市场的同一个方面混合起来。根据这一标准，欧肯举例分析了被认为造成了“垄断竞争”的几种典型情况。比如存在着替代性商品、固定的顾客或供给者的地点有差别，这些情况通常都被看作造成产品差别的典型因素，它们使供给厂商处于一种垄断与竞争相结合的状态之中。在逐个分析这些情况之后，欧肯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些情况中的每一个都不会造成垄断与竞争相结合的市场形式，根据个别厂商所使用的不同计划资料，它们或者处于垄断之下，或者处于竞争之下，但决不会处于兼有垄断和竞争的状态中。虽然供给和需求的形式取决于个别经济在作计划时把什么当作资料，但这决不意味着它可以根据纯粹的主观估计、情绪而任意地作为垄断者或竞争者来行动。如果它采取了不合乎实际情况的行动，经营的失败就会强迫它修改不适当的经济计划。这说明，尽管欧肯可按个别经济使用的计划资料来区分竞争和垄断，但是个别经济却可能使用了不适当的、与实际资料不同的计划资料。这说明，若要减少这一区分标准的主观性，最好的办法就是市场趋于欧肯所追求的完全竞争结构，因为竞争越完全，计划资料所依据的信息就越逼近于实际资料信息。
在欧肯的“形态学体系”中，“部分垄断”和“部分寡头垄断”都是供给和需求的纯粹形式。欧肯认为，它们不是垄断与竞争的混合，而是一种纯粹的类型，本身就是一个整体。欧肯反对把这两种形式说成是垄断与竞争的混合形式的观点。欧肯抓住经济计划及其资料这个根本点，提出了理由。他认为，部分垄断下的大单位既不是垄断者，也不是竞争者，因为它的计划资料不同于后两者，这种情况下的小个别经济也不处于竞争状态，因为它们作为计划资料接受的是部分垄断者提出的价格，而不是在匿名的市场上形成的那种竞争价格。部分垄断并不是垄断与竞争的结合，它在经济上是一个整体，是一种经济上不能进一步分解的供给和需求的形式。在理论上也不能简单地转借垄断和竞争的理论原理来处理它。同理，从个别经济的计划资料上来分析，部分寡头垄断也不是寡头垄断与竞争的结合。在部分寡头垄断下，部分寡头垄断者们要考虑小单位的反应，这与寡头垄断下不一样，它们因而不处于寡头垄断的地位，小单位接受的是部分寡头垄断者提出的价格，它们也不处于竞争状态。比如，微软在制订其办公室应用软件简体中文版时，不得不参考中文WPS办公组合软件的价格。金山公司反之也一样。若按照欧肯的理论，这似乎就是寡头垄断的情况。
欧肯认为，在那些可能的地方，供给者和需求者始终试图排除竞争，赢得和维持垄断地位。欧肯对需求方的同等强调是有着现实意义的。欧肯的这种做法对现代竞争政策实际上有着重要的意蕴：现代经济中不仅存在供方垄断和供方卡特尔，而且存在需方垄断和需方卡特尔。在新经济时代，需方卡特尔可以在一些配件市场（如汽车配件市场）以因特网采购平台形式出现。这对众多配件供给者来说形成威胁，从而对竞争政策形成挑战。
欧肯对供给垄断的看法与熊彼特不同，他对熊彼特提出了批评。众所周知，垄断企业常常大力投资，有能力迅速更新生产设施，使其与当时最新的技术知识水平相适应。欧肯认为，这种情形使得一些作者——如熊彼特——错误地将供给垄断看作为经济上优越的市场形式。出于同一理由，技术专家们也常倾向于对垄断作出积极评价。尽管垄断公司凭借垄断地位成功地为自己输送了更多资本，有利可图地多投资，但如果没有垄断的话，这一企业投资可能要少得多，所有机器设备的更新或许要慢得多，但其他生产部门却会拥有更多的生产资料，并且最终决定性地使消费品供应在整体上更好。所以，欧肯认为，对垄断者技术设施的赞赏在经济上是没有意义的。不过，笔者在此想指出，在这种情况下，垄断带来的净效率效应是正是负，取决于在没有垄断情况下原垄断企业减少投资后的创新效率与其他生产部门拥有更多生产资料后创新效率之净差额。这一净差额是正是负，可能得视具体产品和行业情况而言，而这种区分可能对制定当前基于效率和福利尺度的现代竞争政策有着重要意义。
至于从持续的生产过程中获得供货的垄断供给，根据欧肯的观点，由于在垄断情况下对生产设施的建设缺乏可靠的调节，垄断者在持续生产中的预期费用便不一定正确地表示生产资料的短缺状况。比如煤气厂、铁路等，正是因为它们的生产设备不符合短缺状况，例如技术设备过于原始或过于豪华，它们才能够作为垄断者耗费过高的成本。可见，在此垄断者没有降低成本的动力，垄断的害处在这方面很大。
欧肯认为，这说明垄断和竞争情形下的成本曲线不应被看作是同样的，一个垄断性的糖精厂也许有一条与处于竞争中的糖精厂不同的成本走向。欧肯建议，经济理论在比较总成本、边际成本、平均成本和边际收益时也应该注意这一点。垄断监控不应当毫无顾忌地以垄断者的成本为依据。这一成本曲线也许是错误的，就是说，它不反映实际上的短缺关系。
反对垄断斗争：
欧肯对允许垄断斗争持否定态度，认为垄断斗争最重要的手段之一是阻拦：阻拦提供原料，阻拦供给和销路，阻拦信贷，阻拦顾客购买对手的货物，阻拦许可证等；罢工和不准进厂同样是阻拦。阻拦的缓和形式是独占合同和忠诚优惠，当顾客从对手那里购货时，它就失效了。为此，较低的要价即“斗争价格”成为垄断斗争的有力武器。欧肯认为，以前在西斯蒙第和马克思的时代，部分直到20世纪初，人们相信这样的斗争是完全竞争的特征。但实际上，恰恰是当完全竞争逐渐消失时，垄断斗争才得以产生。完全竞争下的供给者和需求者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实行市场战略（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欧肯特别指出，对具体垄断斗争的形态学分析将表明，在现实中可以找到的各种市场形式下，垄断斗争也是不同的：比如若干电力康采恩之间的斗争不同于具有部分垄断地位的化学工业康采恩反对局外小企业的斗争，铁路垄断集团与车厢制造业辛迪加的斗争也是另外的样子。
欧肯指出，在垄断斗争过程中成本原则不受重视。为了损害对手，并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对手，成本原则被有意识地违反了。比如：一个占据部分垄断地位的水泥辛迪加，为了同外来进入企业斗争而将其成本的一小部分定为斗争价格。又如：两条相互竞争的航线将它们的运费降低到不值一提的水平。根据欧肯的观点，在个别市场上，垄断斗争很快就过去了。大多数情况下，它结束于垄断形成之时，或者结束于不稳定的寡头垄断均衡状态。当局外企业加入或被买下时，水泥辛迪加的垄断斗争就结束了；互相斗争的两条航线也愿意暂时回到没有任何协议的不稳定的均衡之中，直到以后新的斗争爆发，形成卡特尔或者其中一条航线从斗争中退出。
根据欧肯的观点，尽管个别市场上的垄断斗争难以长期持续，但倘若垄断或寡头垄断的市场形式存在的话，却是持续的现象。抵制威胁性竞争的垄断一再卷土重来，部分垄断或者寡头垄断一再出现，在它们之间不断发生斗争。这些斗争导致价格不再反映货物的短缺状况，即降低了价格体制的作用程度。即使在上述市场形式下不稳定的均衡状态出现时，价格体制的功能也将遭到损害。这时根本不能想象价格会等于边际成本。某些——不是全部——垄断斗争具有“关闭”市场的目的。一个铝材辛迪加企图反对非成员公司建立新的轧辊厂，它便采取封锁机器供应、阻拦提供信贷等等恐吓手段，实际上取消了经营自由。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打算通过废除许多传统特权、取消限制和强制以及取消行会等来建立开放的市场，以促进效率竞争，使企业优胜劣汰，可是“阻碍竞争”却常常使靠立法确立的开放市场失效，并妨碍了效率竞争。
欧肯提倡绩效竞争。他认为绩效竞争像一场赛跑。在并行的冲刺中，个别企业的效率提高了，而在终点应由消费者来决定谁取胜。对企业及其领导人选择、技术和经营方式的选择应该在绩效竞争中进行，利润、亏损、破产在效率竞争中才有其意义。而消费品的供应状况将决定竞争的结果。这里欧肯把绩效竞争和消费者主权原则联系在一起。绩效竞争的现实意义是，让市场发挥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作用。在中国，不论是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私营企业，绩效竞争的弱者应该及时淘汰，而不是通过政府补贴去“救援”，这种“救援”实际上扭曲了资源配置机制，保护了落后，带来经济运作的低效率。
欧肯认为，在垄断竞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对消费者的贡献，而是现有权力地位的强弱程度。如，在两条轮船航线的寡头垄断斗争中，储备量大小是决定性的，它决定着斗争双方的能力和能忍受斗争价格的时间长短。在一个部分垄断的烟草业康采恩与有效率的小企业的斗争中，起决定作用的也不是效率竞争，而是康采恩的权力地位：它可以与烟草供应商订立独占合同，阻止顾客到对手那里购买香烟等。垄断斗争不仅与效率竞争不同，而且阻碍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法律和经济政策意义的事实。
针对垄断斗争，欧肯提出的通行原则是：谁允许垄断斗争，谁就阻碍了效率竞争的发展；谁要效率竞争，谁就不能赞成和允许垄断斗争。
欧肯还指出：一国的垄断集团越强大，所产生的对均衡的干扰就越大。这是因为，现有垄断越多，供求两方面垄断的市场形式就越可能蔓延。一个到处充满了垄断的经济将是完全失衡的经济，所有农业、工业集团都处于相互斗争之中。一个这样“集团无政府状态”的经济秩序或许会很快过渡到对经济总过程实行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去。
秩序类型的划分：
在竞争秩序方面，欧肯的贡献是，他在《经济政策的原则》巨著中提出了一种非常确切的构想，而且构想的操作性非常强，对我国有现实意义。
欧肯区分了三类秩序类型：第一为集中管理经济秩序；第二为竞争秩序；第三为权力集中的私有经济秩序。欧肯认为，集中管理经济同时对国家宪法起决定性的影响，它强行实施专制，是与法制国家和民主不能相容的；而市场权力任其自然发展，将导致通过权力集团进行经济调节，即导致权力集中的私有经济秩序。出于这些考虑，欧肯强调建立一种竞争秩序。这一点也表现在欧肯等人的《秩序年鉴》第一卷纲领性的前言“年鉴的任务”当中。在该前言中，欧肯等人指出其任务是“创造一种经济与社会秩序，在其中经济绩效和人类尊严的存在条件要得到保障”。他们认为，可以使得竞争服务于这一目的，而且没有竞争就无以实现这一目的。竞争是手段，但不是最终目的。
除了区分上述三种秩序类型，欧肯还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区分两种秩序：其一为“经济秩序”（wirtschaftsordnung），是指历史上各种个别的、不断变化的、具体的、现实存在的事实秩序，是人们事实上生活于其中的可能不令人满意的各种秩序；其二为“经济的秩序”（ordnung der wirtschaft），亦即“奥尔多秩序”（ordo），是“合乎人和事物的本质的秩序，它是一种其中存在着度和均衡的秩序”。对于欧肯，“奥尔多秩序”也是“有运行能力的、合乎人的尊严的、持久的秩序”，是一种有用的，公平的秩序。它也是一种规范性的秩序，值得人们去争取。欧肯所指的“奥尔多秩序”实际上就是《秩序年鉴》第一卷前言中所宣示的竞争秩序。要借助这一秩序来保障实现经济绩效和维护人类尊严的存在条件。
德国弗莱堡大学凡贝格教授尝试了对欧肯的奥尔多秩序观和布坎南的立宪秩序（constitutional order）观加以整合。通过推导，凡贝格教授对欧肯的“奥尔多秩序”进行了阐释。他认为，欧肯的“奥尔多秩序”作为“一个有运作能力的和合乎人类尊严的经济秩序”，体现了两层含义：其一，这一秩序是指一个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没有特权的秩序，是合乎人类尊严的，也即合意的；其二，这一秩序作为市场竞争秩序，是一种符合辖区内所有成员可达成一致同意的立宪利益的经济宪法，这种秩序所内含的市场竞争设想指的是“绩效竞争”，只有绩效竞争才体现消费者主权原则，符合（布坎南意义上）辖区内所有成员可达成一致同意的立宪利益，具有运作效率。在此，立宪利益是指关系到他们想生活其中的规则秩序种类的利益。凡贝格的阐释对于我国竞争秩序的构建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我国也需要一种“一个有运作能力的和合乎人类尊严的经济秩序”，它是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没有特权的秩序，它是基于绩效竞争的秩序，它是体现消费者主权的秩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