辗转奔波权力间
魏征，青少年时期酷爱读书，勤奋学习，希望以后能作一番事业。当隋末天下大乱，各地农民纷纷起义的时候，他先是出家当了道士，后参加了李密起义军，李密死后，魏征为了取得李渊的信任，就自告奋勇，去说服李密的部下，要他们降附李渊。他的建议被李渊接受了，就任命他为秘书丞（管理国家档案图书的官），去执行这个任务。魏征顺利地说服徐世勋、元宝藏归降了李渊。
魏征再回到了长安后，太子李建成，听说魏征有才，就招为洗马，这是太子东宫主管经籍图书的一个小官。魏征既然在自己不得志的时候为李建成招为洗马，就觉得李建成很看重自己，所以他也为李建成的太子地位担忧。这时正好窦建德的旧部刘黑闼，又在河北一带收复了窦建德的旧地反唐，魏征认为这是李建成立功提高自己威望的好机会。他向李建成建议说：“李世民功劳大，威望高。你长年在首都协助李渊处理政事，没有李世民那样显赫的战功。现在刘黑闼纠集了窦建德的一些散兵败将，人数不到一万，也缺乏粮草，他虽然占领了一些地方，但不堪一击。这是一次很好的取得战功，结纳山东豪杰，以壮大自己势力，提高威望的好机会。”李建成接受了魏征的意见，得到李渊的同意后，就亲自率军去攻打刘黑闼。在与刘黑闼作战过程中，魏征给他出谋献策，用瓦解对方军心的办法，很快就瓦解了刘黑闼的军队，同时又在河北一带安插了亲信，收买了豪强，使之成为自己争权的外援。
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魏征作为李建成的亲信，李世民马上召见他，并质问他：“你为什么要挑拨离间我们兄弟？”魏征坦然说：“如果太子李建成早听我的劝告，也不会有今天的下场。人各为其主，我忠于我的主人李建成，这有什么错呢！管仲不是还曾射中小白（齐桓公）的带钩吗？”李世民见魏征回答得很直爽，又早知道魏征的才华，不但没有处置魏征，反而任命他为管事主簿。
这样，魏征由李建成的亲信，逐步又取得了李世民的信任。这就叫“良鸟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伺”。
治国即是安天下
李世民即位为唐太宗，就提拔魏征为谏议大夫，这是一个专门向皇帝提意见的官。这时，李建成虽然被杀，但他和李元吉在各地的追随者，由于李世民采取了镇压的办法，所以人人自危，都在伺机反叛。魏征向唐太宗建议：“要不计旧仇，对他们处以公心，否则祸根就消除不掉。”唐太宗认为魏征的话有道理，就下令李建成和李元吉的旧部下，一律赦免，不再追究过去的事。
李世民当皇帝后，摆在他面前的是一个经过隋末大乱之后十分残破的国家。怎么样治理并振兴这个国家，唐太宗心里也无数。魏征对大乱之后治理好国家，信心百倍。他说：“大乱之后治理国家，就像饿极了的人吃东西一样，来得更快。”他认为，隋亡的最根本教训是“静之则安，动之则乱”。如果百姓想休息而派他去服徭役，百姓生活困难又要他负担很重的赋税，国家的衰亡就是由这里开始的。魏征劝唐太宗要吸取隋亡的教训，轻徭薄赋，休养生息，对百姓要尽量使之“静”下来。
怎么样变隋末的“动”为唐初的“静”呢？魏征从以下三个方面帮助唐太宗进行了整顿和治理。第一，不为了皇帝个人的享受，而滥用人力和财力。第二，皇帝不要到处去游幸，给百姓增加不必要的负担。第三，慎重处理对外关系，不轻易用兵。魏征强调要“静”而反对“动”，目的是帮助唐太宗巩固已经取得的天下。他认为：“静徭役就少，百姓耕作的时间就多，富裕得就快，富裕了就不会起来造反，君臣就可以长保富贵了。”
“动”的统治只看到了眼前的享受，而“静”的统治却想到了长久的统治，可见魏征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他的眼光要看得远多了。
直言敢谏传其名
唐太宗是一个比较能听臣下意见的封建帝王，所以在贞观年问，君臣共商国是，互相能平等地讨论问题，政治比较开明，谏诤的风气盛行。其中敢于据理力谏，直言不留情面的，首推魏征了。从贞观初年到十七年魏征病故为止，十七年间魏征谏奏的事，有史籍可考的共有二百多项。包括了政治、经济、文化及对外关系和皇帝私生活等各个方面。魏征的谏诤一都能得到了唐太宗的鼓励和支持，所以达到了知无不言的程度。唐太宗将魏征的谏诤，比做一面镜子，给了很高的评价。他说：“魏征前后共提的二百多项建议，如果不是全心全意为国家着想，是很难做到的。”
谏诤的前提是皇帝能够听得进意见，所以当唐太宗有一次问魏征：“什么叫明君？什么叫暗君？”的时候，魏征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并对此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和阐述。魏征认为，任何个人的才智都是有局限性的，皇帝也不能例外，因为“皇帝身居深宫，对民间的事不能亲自看到，他必须通过大臣，才能了解到下情”，所以他要经常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才不会与外界隔绝。他认为，君臣要同心同德，才能治理好国家。君主再圣明，如果没有大臣的齐心协助，也是难以治理好国家的。
唐太宗虽然欢迎谏诤，但到具体的事情上，魏征反对他的意见时，并不一定总是愉快地接受的。唐朝规定18岁的男子开始服兵役，为了多征兵，有一次唐太宗决定16岁以上的健壮男子也都要征兵入伍。当时皇帝的命令要大臣会签后才能生效，魏征认为这个作法违反了唐朝的制度，几次都拒绝签字。唐太宗很生气，当面责问魏征为什么不签字，魏征回答说：“竭泽而渔，并不是得不到鱼，而是明年就扑不到鱼了。焚林猎兽，并不是捉不到兽，而是明年就无兽可捉了。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何必为了充数，而把不够年龄的人也拉来当兵呢？”魏征认为，明明规定18岁服兵役，现在把16岁的也征来，这就失信于天下了。唐太宗反问：“我有什么失信于天下的事？”魏征举了一系列例子，说明唐太宗已经办了不少出尔反尔，失信于民的事。唐太宗最后在魏征摆事实、讲道理，说明不能征不足年龄的兵的情况下，才同意取消了这个命令。
唐太宗晚年，由于国家的经济情况已经好转，对隋末战乱的影响也渐渐淡薄了，所以他开始变得傲慢起来，对大臣们的意见不那么听得进去了。这时魏征连续四次上《论时政疏》，给唐太宗敲警钟，希望他能够善始善终，把贞观初年纳谏如流的风气保存下来。魏征对唐太宗的这一警告是既及时而又尖锐的，唐太宗接受了他的忠告。他把魏征的奏章抄送史官，以便传给后世，他自己也将其贴在屏风上，随时可以看到。
“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成了此后历代国人在劝诫别人使得一句至理名言。它也是很合辩证法哲学道理的。
魏征的直言善谏成了中国历代大臣效法的楷模，魏征本人则成了直言善谏的象征。
宽刑疏法缓民
贞观初年，有人向唐太宗建议要用严刑峻法来治理天下，魏征反对，他认为治国不能单靠法，还要用仁义，峻法只能解决一时的问题，不是长治久安的办法。魏征反对法家的那种严刑峻法的办法，并不认为可以无法，而主张正确的运用法律。怎么样才能正确地运用法律呢？他认为是“公之于法”，就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大家要共同遵守，皇帝也不能例外。他曾多次向唐太宗提出，制定了法律，就要依法办事，决不可因为自己是皇帝，就随意改动法律，在法外加“法”，用个人的意愿来代替法律。在执法的时候，要赏罚分明，不徇私情，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
魏征对执法者，要求他们要按实情来审理案件，反对严刑拷掠，旁求罪证，任意牵连别人。贞观七年（公元633年）魏征任侍中时，尚书省积压了一批久未解决的案件，因为办案的人员意见不一，一直未能处理。唐太宗认为魏征办事一直公平，所以就让他去解决。魏征虽然并不熟习法律，但他能从案情的事实出发，有事实根据的就定案处理，事实不足的就不予以追究，加以结案释放。因为他从事实出发，处理得当，所以大家都很满意。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正月，魏征得了重病。唐太宗还亲自二次到魏征家探望。魏征就与世长辞了，陪葬于昭陵，时年64岁。
历史点睛
魏征去世后，从他家里找到一份写了一半的奏稿，这也可以说是魏征的一份遗嘱。里边认得清的话有：“天下的人有善有恶。任用善人，国家就安全；任用恶人，国家就要衰亡。对自己喜欢的人，要了解他的缺点；对自己讨厌的人，也要了解他的优点。要毫不迟疑地去掉恶人，也要毫不猜忌地任用善人，这样国家就可以兴盛了。”
魏征给企业的参与人员的启示就是：首先，企业是为某一任务而存在的，只要是有助于中心任务的完成，各种不同的资源都可以而且应该拿来为企业所用，即使是对手拥有的资源，只要有可能，都应该争取。其次，好的企业必须在用人上非常慎重，各种类型的人都要避其短用其长，尤其是企业的领导者在决策时必须要虚心地听取不同的意见，并尽可能地采纳合理的建议。企业领导者必须关心下属的生活，维护其利益。只有这样才能使属下员工甘心为企业的发展尽心竭力、无怨无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