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案语]
与福兰阁一样，佛尔克（Alfred Forke，1867-1944）也属于德国第一代的学院派汉学家，他们都是从外交部的驻外翻译转变成为大学汉学教授的，换句话说，他们是把汉学研究从业余转向专业化的开路先锋。福兰阁获得了汉堡大学、同时也是德国大学汉学系的首个汉学教席，佛尔克是作为福兰阁的继任者来到汉堡大学的。
佛尔克于1867年元月12日生于德国历史名城布伦瑞克（Braunschweig）的舍宁恩（Schoeningen）。1886年中学毕业后，先后在日内瓦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法律，同时在柏林大学新成立的东方语言专业学习汉语。1889年，他结束了大学学业，通过了国家候补文官考试，1890年在罗斯托克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同年，作为翻译实习生被派到德国驻北京公使馆，后来在厦门、上海领事馆担任翻译。1903年回到德国，作为其老师阿恩德（Karl Arendt）的后任，成为柏林大学东方语言专业的教授，期间还被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聘为客座教授。1923年，应福兰阁之邀，担任汉堡大学汉学系教授。1927年，佛尔克在六十岁生日之际，获得莱比锡大学哲学系授予的荣誉博士学位。1935年退休。1944年7月9日，佛尔克在汉堡逝世，终年77岁。
作为著名的汉学教授，佛尔克已成为德国汉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其治学范围涉及语言学、文学、民俗、历史、哲学。他的中国古代诗歌翻译（从汉到宋）、《论衡》、《墨子》翻译，尤其是他的三卷本《中国哲学史》（Geschichte der chinesischen Philosophie），已成为经典、汉学系的必读书。而他的汉学研究之路，开始于在华担任翻译期间，他翻译的中国古典诗歌，在上海出版的《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e Lloyd）上连续刊出。
在中国任职期间，佛尔克与他的女朋友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这些信件早年曾在《东亚评论》（Ostasiatische Rundschau）上发表。难能可贵的是，佛尔克并不赞成他的大多数同僚的殖民主义观点，对中国人民报有友好的态度和可贵的同情心，故而他的记录才显得客观公允。正因为是即时之作，佛尔克直抒胸臆，生动地记录了在北京的德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外交官、在华雇员、商人等生活状况，记录了他们对清朝政府、官员和普通中国人的看法，尤其是对他的同事的社会、知识背景和人脉关系的披露，有助于我们了解在华西方外交官的整体素养和专业素养，也有助于我们理解近代中西外交交涉的错综复杂。
本文译自1985出版的《中国书信》（Briefe aus China），该书收入“汉堡东亚书籍目录”第35号。书中收入佛尔克在汉堡大学的同事颜复礼（Fritz Jaeger）教授和在柏林大学的同事海尼诗（Erich Haenisch）所撰写的纪念文字，本按语参考了他们的文章内容，特此说明。
1890年8月31日，大觉寺
……我已经在名为大觉寺的佛教寺庙里待了五天，这里是公使馆的消夏之地。我的上司——公使——明天就要重返北京了，随他一同返回的还有我的三位老同事——主翻译葛尔士（von der Goltz）先生、郎喀（Lange）先生和禄理玮（Grunenwald）先生。前两位以前都是少尉，其中一位是步兵炮兵（Fussartillerie），另一位是要塞炮兵（Festungsartillerie）。一直到去年，禄理玮博士与我一起在东方语言专业（Seminar）学习。还有一位先生原本是建筑师，现在却发挥着翻译的作用，他与我一起在这儿再待一个月，因为眼下公使馆的地方不够用。能在这里多避一阵暑，我感到心满意足。
这座寺庙很漂亮，建造在西山的一座小山顶上。极目远望，四周景色相当美丽，让人误以为到了哈茨（Harz）山区。我们现在住的厢房，在某些时段是给朝圣者休息用的；形形色色的小庙，是给八个可怜而粗俗的和尚祈祷用的。寺庙的外貌基本保持完好，而除了主殿之外，其他庙的内部都很破旧。佛祖及其随从的雕像刚刚刷过了油漆。所有的门上都写着这样一行字——敬永恒之佛。最后一字正是我中文名所用的那个字。
我是星期一——这个月的25号——坐着一辆中国大车抵达北京的公使馆，可是只在北京待了半天，次日凌晨3点，就骑上毛驴来到了这里。相对于七个小时乘坐粗笨而没有弹簧装置的两轮大车，七个小时的骑驴而行简直是一种享受。途中我们在一个关隘口小憩，这时天气已经很热了。我惊讶地发现一个中国人，竟然把好多瓶的慕尼黑狮子牌（L？wenbr？u）啤酒浸泡在凉水里。我很想喝一瓶，就问那人，多少钱一瓶？他一开始根本不理会我，过了一会儿才答道：一元。这相当于4个马克呢！因为不想出此高价，我只好放弃了这一享受。在公使那儿吃饭的时候，我又遇见了这个人。他是公使仆人中的一个，上次是被派去接客人的。因为他脸很圆，我给他了个绰号——Mops，中国话叫起来就成了“没脖子”。听了我的经历，公使大人觉得很有趣，也很高兴“没脖子”成功地在我面前守护住了他的啤酒。
我的上司是一位很可爱的老先生，他现在是北京外交使团的领头人。他年轻的时候也当过军官，由于欠债而退役。他一直未婚，把大部分的收入都用在了购买中国艺术品上了，特别是珐琅瓷器和景泰蓝，他已成为这方面的权威。在这城外之地，我们成了他的客人，他每天请客两次，由此我们的避暑也就变得很便宜了，天天晚上都有香槟酒。
我发现自己没有多少消遣时间的天赋。这里的男士们每天都要跟公使玩两次斯卡特（Skat）牌，我到现在对此还是一窍不通，也没有多少兴趣去学打牌。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在玩牌方面缺乏天赋，而且每天输掉少说三块钱，我也无法承受，如此一个月下来，差不多一大半的薪水就输掉了。在说笑话、聊趣闻方面，我也是个新手。
翻译工作基本都由葛尔士先生承担，他只有三十三岁，却是这里最老练的人，简直就是个很能干的中国人。我们其他人还处在学习中文的阶段，这一点，大多数人竟然没有觉察到。我们另外所能做的，就是帮公使抄写报告。下一礼拜会给我安排一位中文老师，我得用功读书了。在旁边的一座小庙里，住着我在柏林就已认识的德意志银行的一位先生和他的中文老师。他常来我们这边，我们有时候也去看看他。天气一直美妙无比，气温在列氏18到22度之间。天空总是澄明如洗，偶尔会下一阵雨。
1890年9月14日，大觉寺
……庙里的生活极为安详清静。我无法给你描述北京圈子里的生活，因为我还没来得及认识那些人呢。跟着中文老师孔周谦（音），我每天要学好几个小时的中文。孔先生是孔夫子的后代，在经历了一次失败之后，他考取了举人，而在最艰难的进士考试中，他已落榜十次，所以最终放弃，因为他已五十六岁了。德华银行的柯尔伯（Karbe）先生——住在附近的唯一芳邻，他的中文老师精力更为旺盛，尽管在举人考试中已落榜十八次，而且已经年届六十九，他还想明年第十九次参加考试，他甚至还盼望着三年之后再参加进士考试。中国的科举考试纯粹就是六合彩，二十个人里面有十九个是要落榜的。
晚上五点半到七点，我和库思特（Kuester）先生、柯尔伯先生照例要一起去散步，我们有时爬山，有时穿过玉米地和高粱地去附近的村庄。高粱长得有两人高，现在正是脱粒的时候，打谷场是用夯实的泥土做成的。我们通常会跟路上碰到的中国人聊一会儿，第一句话总是“去哪儿”，第二句总是“吃了没”，从来不说“你好”。所有的道路都很糟糕，大路原本是河床，上面满是石块。山上的路倒是用大小石块铺成的小道。从大觉寺周围的小山上极目远眺，风景极佳，到处郁郁葱葱。高达三千英尺的绿色山峦，绵延起伏，那就是西山。再远处是北京平原，其尽头是北边山峦的轮廓，那里便是通往长城以及进入蒙古的道路所在。
礼拜天我们通常是这么度过的：中午，柯尔伯先生来我们这儿吃饭，晚上我们去他那儿用餐。我们的中国厨子也尽心尽力，除了每天都有的红酒外，还有昂贵的白葡萄酒、雪利酒和苦艾酒。扫兴的是，太阳一落山，庙门就关了，而且他们是用一块大方木从里面顶住，那些中国人睡得很早，当我晚上八点以后从柯尔伯先生处回来，就不得不先敲醒大门的门卫，然后还得敲醒小门的门卫，只有这样，才能进到庙里最深处、也是最高处的院子。为了晚上能在高低不平的路上行走，就必须一直提着灯笼，这么一来，庙里所有的八条狗就开始疯狂地吼叫。幸好它们不咬人，甚至还害怕欧洲人，走近的时候，这些狗就两腿使劲夹着尾巴，悄然跑开。
我那间小屋布置得极为简单，只有几张中式的桌椅。小屋坐落在一个四合院的一边，院子中间种着花木。我的中国仆人住在隔壁，他的职责是保持我的住处整洁、服侍我的饮食，一切听我吩咐。库思特先生住在靠近山下的一个类似的小院里，玻璃窗是没有的，木格窗框上，只是糊着白纸和纱帘而已。
1890年9月26日，大觉寺
……目前北京共有十七个德国人，包括一个小孩。十二人是所谓圈内的，其中三位是女士，一位是布鲁克多夫（Brockdorff）伯爵夫人，两位是商人的太太。
在北京，没有真正的礼拜日，至少对我们公使馆而言就是如此。公使馆成员都是程度不等的非教徒，这其中的部分原因，在于我们没有德语的礼拜，因此大家不得不去英国人、美国人的教堂。而中国人根本就不知道什么礼拜日，他们把它当做平常一样的工作日。公使馆也变得有点中国化了，我们实习生在礼拜天常常比平时承担更多的抄写任务。上个礼拜天，库思特先生和我就花了七个小时撰写报告，是公使阁下友好地送来的。晚上为了放松一下，我们就跟柯尔伯先生玩牌，倒霉的库思特先生的欠债增加到了十二元，差不多就是五十马克啊。我还算幸运，只输掉了三块五。我是永远也学不会玩牌的，整个北京都在玩牌，赌注也很高，我只想尽量地少玩，而且只玩那种规规矩矩的。
今天一早，柯尔伯先生去了上海。过几天，他的小屋会有一位叫柯乐德（von Groot）的先生来住——他来我们这里做客一天。这位先生乃俄罗斯人，是中国海关的秘书，极为能干，可惜他患有严重的肺结核，走路都困难。尽管如此，他养了四匹马，打算参加下一次的赛马。听说他常常通宵达旦地玩扑克，我们肯定不会给他机会的。
1890年10月10日，北京
……月初从山里回来后，我在公使馆分到两间很大的带壁炉的房间，前面一间作起居室和工作室，后面一间作卧室。可是家具只有一张大书桌、一张巨大的圆桌、一个快散架的柜子和六把摇摇晃晃的转椅，其余的都得我自己去买。这里实际上只能买到旧东西，而且价格比国内还要贵一倍。要不是东一样西一样地买，或者遇上某个公使馆里调走的人拍卖家当，这些家什是很难置办的。到现在为止，我的境况很糟，希望最近能在比利时人和西班牙人那里买到一些物件。有些可以让中国人做，如桌子、转椅和柜子，但是他们做的活儿，看上去有些粗糙。当然也可以从上海的福利有限公司（Hall＆Holtz Comp。）购买整套的家具，但对实习生来说，其价钱加上运费就高得离谱了。同事们都把房间布置得极为雅致，他们用中国的绸缎、青铜器、瓷器、珐琅器具、毯子、毛皮和地毯等来装饰。每天饭后，就有商人进来展示他们的商品。我们的先生们过惯了好日子，这里的一切都以信贷方式购买，不付现金，所以他们什么都买，直到被债务淹没。除了古董和艺术品，他们的钱就消耗在纸牌、香槟酒、哈瓦那雪茄和赛马上面了。
库思特先生住在我右边，左边是我以前在东方语言专业学习时就认识的禄理玮博士。
我们的公使馆差不多就是按照中国式样建造的，四米高的石头围墙将尘土飞扬的外界隔离开来。门卫的平房按照中国的方式涂画得五彩缤纷，如果不是德国的国徽，没人认得出这里面是我们的公使馆。过了门卫的房子，就到了公使馆花园的林荫干道。花园很大，用作散步之地是很惬意的。我们的公务侍者胡默克（Hummelke）对花园给予了特别的照料，他以前是汉诺威的花匠，娶了曾在比利时公使馆工作的侍女，生了一个漂亮的男孩儿。他跟中国仆人讲汉语，一种自创的汉语，只要是他不知道的中文词儿，他就干脆代之以德文，听起来是很好笑的，可是中国人还真能听懂。
林荫干道的左侧是公使的房子，也只有一层，但是有高台的那种。里面的大厅极为考究，装饰得简直如同侯爵府第般高雅精致。起居室、抽烟室和餐室里摆设着公使的丰富藏品——瓷器、青铜、珐琅器等，极其引人注目。每个礼拜天的晚上，或者有活动的晚上，我们都在公使那里吃饭。在这种时候，通常有一位意大利人在场，即卢嘉德（De Luca）先生，前意大利公使的儿子，还有一位在海关供职的德国人韦尔策（Wilzer）先生。其他时候，我们都在葛尔士先生房间里的一间餐厅一起吃午饭和晚饭。葛尔士先生和郎喀先生住在林荫道右侧的最后一栋房子里，我们三个住在中间那栋，胡默克和我们的文书住在离入口最近的房子里。
而仆人全都是中国人。我们每个实习生都有一个男童，当丫头用，此外每两个人还有一个干杂务的苦力，还有一个厨子以及一个在厨房打下手的。管膳食的郎喀先生每天都把菜单给厨子并跟他结算费用，在剩下的时间里，都由厨子自作主张。大多数情况下，厨子做的饭菜都很好，很欧洲式的。尽管如此，这些被惯坏了的先生还要抱怨，这当然就要激怒膳食官了。
我挺喜欢跟同事们在一起的共同生活，虽然他们都比我更会享受。最能干的是葛尔士先生，他被任命为主翻译官。
上个礼拜，新任命的驻柏林公使许大人来我们这里午餐，葛尔士做翻译。对我来说，这位先生说得还是太快，而且还有口音，我没法都听懂。
我的履新拜访只是递送名片而已，我已经完成了大半。认识的人很有限，只不过几位先生和两位女士——美国公使夫人，我正遇上她的接待日，还有齐尔夫（Kierulf）太太，德国人，他的丹麦丈夫在我们的对面开了一家商店，出售各种各样的欧洲物品。她是我们公使的特殊朋友，尽管作为店主太太，她并不属于我们的圈子。
我还没机会多看看北京。特别是可怕的尘土把我吓住了，每条街上的尘土都厚达半英尺。只有一次，在城墙上散了一会儿步，至少那里的空气是清爽的。
1890年10月22日，北京
……我把房间布置得差不多了，只需要再弄几幅中国画和几个花瓶，把空荡荡的墙壁和壁炉装饰一下就行了。我不会真的去用壁炉，因为火要生得很大，产出的热量却很少，所以我昨天在比利时公使馆的拍卖会上买了一只铁炉子，此外还弄了几样小玩意儿，是跟中国人、公使馆官员和海关官员打赌赢来的。比利时公使馆坐落在宽阔的哈德门大街，竟然没有尘土，这很奇怪。有些路段看起来很像我们那儿的市场或大集市，因为中国商店及其彩色木板门面看上去与我们的集市的店铺极其相似。后天，不管乐意不乐意，我都要去赛马了，二十五匹小马将由主人骑着，展示威风。
1890年11月2日，北京
……北京的天气现在开始变得不舒服，明天我就要生火了。
过去的一个礼拜里，有两天我在赛马，早上坐着中国大车去秋季赛马会，路上要一个半小时，下午快五点的时候回到家。总共有十场赛马，这儿没有大马，穿着彩色职业骑师装的先生们都骑着小马。北京社交圈子里的大多数人都来了。一点钟吃了一顿简单的午餐，很多中国总理衙门的官员还参加了第二天的午餐，他们还提供了一个奖品。赛场的四周都被中国人占了，他们兴致盎然地观看着比赛，使劲朝着首先到达的马匹叫好。在去赛场的路上我遇见数不清的骆驼，冬天它们从蒙古带来煤和木柴。我们公使馆前面也总能听见驼铃声。
北京城可看的东西不多，因为最美的皇帝及其皇子的宫殿都被高墙围住了，什么也看不见。所有的街道看上去都差不多，路面没有铺设，尘土飞扬，黑色的猪和数不清的狗在街上窜来窜去。引人注目的是城墙和带着高高塔楼的城门——这里交通繁忙，还有架在街上的五颜六色的木头牌楼，用镀金木刻作门面的茶叶店和药店，画般美丽。
1890年11月21日，北京
……自己将来的生活情况，我不难想象，因为它会跟这儿大多数年轻夫妇在北京的生活一样，我已去过几家了。除了几个小角桌和茶几，家具全都是欧洲式的。还有就是装饰房间的丝绸料子、帘子、瓷器和珐琅器都是中国的。所有的仆人都是中国人，北方来的只会说汉语，南方来的会说难听的洋泾浜英语。厨房全部交给厨子管理，只要告诉他大概的意向，他就会买来所有的食料，过后跟他结账就行，可以每天结，也可以月底结。有婴幼儿的女士们，其实没什么固定的事情要做，大部分的时间都用来社交，而北京的社交生活是很活跃的。大多数女士都骑着中国小马与其丈夫一起散步，这被看做是北京独一无二的享受。回到家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要么读书、要么听音乐、要么画画……。她们经常养一大群的小狗或小猫。华尔生（Walsham）夫人就有二十二只小猫，濮兰德（Bland）太太有四只狗和两只猫，齐尔夫太太拥有的狗猫数量也很可观。
上个礼拜我参加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举办的盛大晚宴。坐在我旁边的是濮兰德太太，我跟她尽聊赛马会和那些马的事情，我们都被邀请参加明天公使先生的晚宴。这里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库思特先生昨天搬到天津去了，他将在那里新建的铁路学校授课。而新的翻译实习生——从柏林来的法时敏（von Varchmin）先生已经报到了。
包尔（Bauer）先生作为公使先生的客人来做客一个礼拜，他是我东亚语言班上的同学，以前是建造师，现在是克虏伯公司的代表。
1890年12月6日，北京
在库思特和郎喀先生走后，我获得了两个负有重大责任的岗位，对我来说，这两个岗位所花费掉的时间要超过其本身的重要性。首先我要管理拥有1500册书籍的图书室，其次我还得管理膳食，因为没有别人愿意管，做这工作必须要直接跟厨子讨价还价。尽管厨子拿了回扣，不管他拿了多少，肉和蔬菜还是比从齐尔夫和塔利（Tallieu）那里买的东西便宜一半。
快乐的郎喀先生走后，我们的餐厅安静了许多。我的同事还是像以前一样，卖力地骂中国人、骂中国、骂北京社交圈的人。我以前在柏林就跟法时敏先生很熟，最近我跟他在一块儿的时间比较多，还一起出去散了几次步。因为夜里下了点雨，倒是没有尘土飞扬，空气比较清新，也不是很冷，正是散步的好天气。法时敏先生不会跳舞，而我们的公使先生很希望他学，所以我们晚上就时常教他跳舞。滑稽得要命的是，大腹便便的葛尔士先生用男低音唱道：
约翰，雅科布·舒尔茨是个粉刷匠，是个油漆匠，哟呵！
他不粉刷就油漆，不油漆就粉刷，……
而法时敏先生跟着节奏跳起了波尔卡舞，或者我们四个人一起跳，每人抱一张椅子当女伴转圈，就是说跳法式舞。你看，亲爱的C，这儿常常很好玩哦……
1890年12月9日，北京
……可惜以后一段时间里，你所有的信件都要过八个多礼拜才能到我手上，因为从12月中旬起，上海和天津间的轮船联系将中断，这段路冬季走陆路的快件需要十四到二十天。到目前为止，天气还算温和，只在夜里有过霜冻。到一月、两月，直至三月中旬，就会天天结冰，其余时间北京的气候还是有利健康的。你真的没必要为我的健康担心，因为我和其他欧洲人一样，觉得在这里很好，让我们不健康的只是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弄得胃吃不消。我们的公使巴兰德先生总是在礼拜天晚上请我们吃饭，同时被邀的还常常有一个德国人韦尔策先生，还有一个卢嘉德先生，两人都是海关的。他总是坚持让我们把做得非常可口的食物都吃完，以示尊重。另外还要每个人把香槟酒一口干完，法国人和英国人是从来做不到的。要赶上公使先生和葛尔士先生的水平，我和法时敏先生还有很多东西要学习啊。饭后就是打牌，公使、葛尔士先生以及卢嘉德先生玩惠斯特，我们其余的人玩简单的Hazard，当然，不会像郎喀先生那样输赢一两百，我们只不过是三四块钱的输赢。
其余的晚上，从七点到八点半吃完饭后，我把大多数的时间都用在工作上，因为我没兴趣把时间消磨在打牌上。与家庭间的交往是不存在的，至少对我们来说，根本没有。对女士们的“拜访”，仅仅局限于她们的接待日，而这总是有点拘谨和仪式化。眼下有一大群年轻漂亮的女士们在这儿。潘萨（Pansa）夫人是意大利公使的夫人，在娘家就是女公爵，她的亮相总是引人惊叹。俄罗斯公使馆的廓索维慈（Korostovez）夫人和波波夫夫人，还有英国翻译雷夏伯（Brady）的夫人、布鲁克多夫伯爵夫人，后两位刚刚做了母亲。布鲁克多夫伯爵，就是以前放弃了贵族头衔的那位，现在为了他的夫人，又经由我们的广州领事通过赫德爵士，把他从海关的外勤调到了内勤。还有皮里（Piry）夫人、欧礼斐（Oliver）夫人和濮兰德夫人（海关的）。她们给人的印象都很好，看上去在这里生活也很习惯。在各个公使馆的大型宴会上，几乎所有女士都热衷于跳舞，由于男士的人数是她们的四倍，她们就能不停地换舞伴，一点都不寂寞。
1890年12月22日，北京
……今天我们在等司艮德（von Seckendorff）领事来，他要在这里住几个礼拜。伊尔梯斯（Iltis）号的阿舍尔（Ascher）舰长以及第一少尉冯·勒弗佐夫（von Levetzow）先生，上个礼拜在这儿待了几天，他们要返回在天津停泊的船上过冬，圣诞节也将在船上度过。
法时敏先生已经很憎恶中国了，他跟禄理玮博士一起比赛着骂糟糕的伙食，而我作为现任的膳食官，感到特别受伤害。
1891年1月1日，北京
……圣诞夜，我们所有的德国人都被巴兰德先生邀请去参加晚上六点的晚宴，而且不按惯例穿华丽的礼服，为了显得温馨舒适，只穿大礼服。唯一一位出席的德国女士是布鲁克多夫伯爵夫人，她的旁边是忠实的克纳伯（Knappe）和爱慕者韦尔策先生。座位的排序是很要紧的，一切都按照既定的规矩，比如我们实习翻译和海关的年轻官员身边一般没有女士陪坐，因为她们本来就是稀缺物，她们是留给公使和使馆秘书的，如果运气好的话，翻译也会享受这一待遇。我们的伯爵夫人是一位令人愉快的女士，假如你来中国认识了她的话，肯定会喜欢她的。作为伯爵夫人，她算是极其简单纯朴的人，她会一点都不扭捏地跟人说：我的身份不允许我参加某项活动。她对我们大家都很友好，人也漂亮，受过很好的教育。
快九点的时候，被邀请的孩子随着大人来了。大家都到齐之后，小客厅的双扇门打开，公使亲手装点的挂满艺术饰品的圣诞树在我们眼前闪着光芒。桌子上堆放着给男士、孩子和女士的礼物。公使送给我一个很漂亮的圆形气压表，它同时也是个小温度计。我很喜欢这一礼物：一方面，它是很好看的装饰品，另一方面，我还可以每天观测温度和湿度。我的房间大部分时间都很暖和，基本上保持在列氏15度。入冬已经大约有十四天了，但还没有到过三度以下。除了夏季的酷暑，总的来说，这里的气候比德国舒服。自从我到了中国之后，下雨的日子还没超过十五天。那种又湿又冷的天气，这里根本没有，天总是晴朗的，午间总有阳光，而且还很温暖。司艮德先生给了我一个特别漂亮的青铜盘子。除了正式的礼物，每人还得到一盘甜品点心。
被邀请来的孩子都非常可爱。杜德维（Drew）太太带来的孩子最多，有四个，最大的女儿已经快成年了，法国领事馆的负责人带来两个活泼的小男孩，黑眼睛亮闪闪的。最让我喜欢的是廓索维慈夫人两三岁的小男孩，如同他妈妈说的，今晚是他首次打扮成一个男人样。最近一次我去拜访廓索维慈夫人时，看到他的橡皮狮子放在门口处。可惜这个小东西只会讲俄语，中文一点都不会，根本没办法跟他交流，连我们的公使都要从他母亲处先学一句俄语才行。意大利公使的小女儿也很可爱，她叫Carina或Puola Pansa，跟她的母亲一样，是个金发美人，她拿着一个巨大的娃娃在大厅里走来走去，只有在拿不住的时候，她才松手。
十点钟以后，孩子们被送回了家。成人们在钢琴的伴奏下，翩翩起舞，一直跳到快十二点。午夜时分，还上了冷餐，有五十来盆，丰富异常。到了次日，还有四盆根本没有动过，结果被送回餐厅，成了我们的晚餐。
总而言之，圣诞夜美妙之极，只是稍微缺少了点温馨，因为有太多的陌生人在场。
在其他公使馆，元旦比圣诞节重要得多。英国公使馆就在除夕夜举办了盛大的晚会，全北京的人都被邀请去了。晚会以小乐队富有戏剧性的音乐开场，乐队由十个年轻的英国人组成，他们在台上围成半圆形坐下，一会儿唱歌，一会儿说笑话。笑话都与这里中国的事和人有关，比如，“What is the most wonderful in the Imperial Maritime Custums at Peking？”——“There you can hear a wolf speak and see a cart write！”（这是指Wolf先生和Cartwright先生）
“Why does the Chinese Emperor resemble the players？——Because both must have an audience”。这是在影射下个月——2月份——首次举行的皇帝接受外国使节觐见的事情，这可是外国人与中国交往中的头等大事。我们的名字甚至也被编进了顺口溜：“Round the German Legation plays the forked thunderbolt”（葛尔士）
两个装扮成鬼怪的小丑互相说谜猜谜，然后蹦蹦跳跳地舞蹈，又重重地摔到地上，等等，这都是英国滑稽必不可少的内容。最后一个节目是英国翻译实习生演奏的小提琴，很有专业水准。还有一段顺口溜的模仿秀，对于其他国家的人来说，要听懂很难。
十二点，冷餐会开始，华尔生（John Walsham）爵士作了长篇演讲，美国公使田贝（Denby）又作了简短的答词。接着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对着晚会的主人大声地喊叫着“hip hip hurrah！”为新年快乐干了杯，绅士们就拿着香槟酒杯走来走去，互相干杯，特别是与女士们干杯，并互祝“Happy New Year”或者是“Année bonne et heureuse”。
两点钟以后，又跳起了舞，其中包括很有趣的高替洋舞（Kotillontouren）。
前一段时间，我的运动量还是蛮大的，因为我很起劲地沿着公使馆后面的游戏铁路跑步，它是由俱乐部铺设的。女士们很少来这儿，只有杜德维太太、伯爵夫人、濮兰德太太和费齐（Fitch）太太经常来此跑步。后两位今年才开始跑，但是已经跑得很舒服了。濮兰德太太最近还招待我们大家喝茶吃蛋糕，她把泡茶机等物件都搬到了俱乐部餐厅里（其实像个仓库），在那儿她亲自给我们按照英国方式泡茶。
天津的司艮德领事跟我们一起度过了圣诞节，元旦前，他就从这儿启程去山东省考察，那里的德国天主教传教团遭到了迫害。他带着三辆大车，自己骑马走在最前头，他戴着硕大的蒙古狐狸皮帽子，穿着中国皮毛大衣，看上去真的很有意思。我很喜欢司艮德先生，他性格平和友好，这点跟大多数别的同事不一样，那些人多少都有点粗野的军官气。
1891年1月14日，北京
……你所耳闻的中国的一切，都有点夸大其辞。当然，在中国土地肥沃的南方省份人口是很稠密的，而土地所产——中国人是辛勤耕地的农民——比我们那儿要多得多，有些地方甚至一年有两季收成。中国的平均人口密度比德国略高，比英国还低一些，因为北方省份，包括我们所在的直隶省，相对来说居住人口较少。大部分的中国人都很知足而节俭，基本只吃大米和其他谷物，最多偶尔吃一两次羊肉或猪肉。他们根本想不到会去吃鸡、猫、老鼠和狗之类的东西，只有大饥荒的时候，无东西可吃，他们可能会吃上一回，就好像法国人在巴黎遭到围困时候一样，不得不吃。长久埋过的蛋，其实是一种美味，大多数欧洲人也吃，比如郎喀先生和葛尔士先生就很爱吃。不过我还没有机会去品尝。这里没有女性仆人，因为未婚女子进入陌生人的家庭是不符合中国人的习惯的。欧洲人只把比较年长的中国女子用做保姆，她们很会带孩子。
说德国人在这里老得快、消瘦得厉害，我认为是不正确的。因为伙食好，大家都很健康，比如我们的公使，还有葛尔士先生、司艮德先生、克林德先生、潘德（Pander）教授和胖胖的阿恩德教授。后者在中国任职二十二年之后回到柏林，一根白发都没有。瑞乃尔（Schnell）先生在这里待了二十年，看上去竟然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岁。只有我们的上司，在日本和中国住了三十年，看起来像个老人，这很可能是由于他年轻时太过活跃的缘故，还与他现在患哮喘病有关系。
在圣诞之夜，我浏览了一下你送给我的书Rembrandt als Erzieher的内容，在此再一次表达我衷心的感谢。因为你那么喜欢这本书，我会充满兴趣地阅读它。从第一个晚上读到的一些段落我已经看出，这本书的确很有吸引力，很有哲理，它的再版即为证明。在我看来，书中几乎所有的观点都是未经证明的假设。作者是一个理想主义的艺术家，他用艺术家的眼睛看待整个世界，因为他只根据感觉而不根据理智来写，对于那些需要用敏锐的逻辑来处理的艰难问题，他几乎全放弃了。
1891年1月24日，北京
眼下，我学中文甚为用功，因为巴兰德先生可能要在三月份对我们进行考试，好向外交部汇报。这是个给实习生举办的考试，我很希望能通过。实习生原本是没有什么基础的，在北京待了两年，这跟东方语言班的结业考试差不多，只是口语必须更流利一些，并且对于中国的现实要有准确的知识。……
一切仍然照旧。接下来的春天，休假一年多的公使馆秘书崔德琳先生就要回来了。他跟葛尔士和郎喀先生一样，都曾是破产的军官，先做翻译实习生，后来升为公使馆秘书，一半是因为用功，一半是因为他们有关系和靠山。……
1891年2月10日，北京
……很令人开心的一件事是，哪怕在冬天，中午和晚上都有新鲜水果：梨、苹果、橙子、橘子，还有一种特别的葡萄，当然，价格肯定是不便宜的。现在所有东西比平时更贵了，因为所有商店在中国新年期间都关门一个礼拜，什么也买不到。中国新年引起我们注意的还有一点，就是街上的人和车都少了，还有就是不断有鞭炮炸响，特别是在夜里……
我们的中文老师一点英文和德文也不懂，我的老师孔先生也是如此。他住得离我很远，我还没去他家拜访过，因为他跟所有的中国人一样，怕邻居说三道四，估计会拒绝我去。欧洲人和中国之间根本就没有私人交往。
1891年2月23日，北京
……冬天将在本月中旬结束，气温差不多有十度，不穿大衣也可在花园里散步了。今天是中国第一个月的第十五天，晚上灯笼节过后，再放一大通的爆竹，中国新年就结束了。新年的头十天里，所有的工人、商人和官员都放假，这是很难得的，因为他们是不知道有礼拜天的。我是同事里唯一一个为中国人说话的，因为其他人只要一提中国人，必然就带上粗野的词语。那两位军官葛尔士和郎喀平时所用的语调特别粗鲁和粗暴，现在禄理玮博士也带着这种腔调，比街上的小流氓还严重。如果公使馆的女士们在场，他们当然用的是文雅的语气。我相信，要是女士们躲在帘子后看见这场景、听见光棍的这类谈话，肯定会吓得不要再听，而且再也不想再看他们一眼。他们常常用词极其过分，却没有丝毫的幽默感，就像这样一个向另一个发问：“哎，昨天那个什么什么公使馆叫去吃了一通的啥玩意儿来着？”“恶心、烂货，又是一样的猪狗食，灌的黄汤也不是正经好货。”——诸如此类的语言能够收集到一大本，都是些低级军官要新兵们背的东西。要是我对任何一个过分的用语轻蔑地一笑，葛尔士先生或禄理玮博士就会说了：“啊哈，博士先生，你肯定又在想，我怎么掉进杀人犯的窝里了？”我认为，单身汉长期在一起，很容易就变得玩世不恭。尽管我在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这些方面思想很自由，但这类小流氓的粗话还是违反了我的美学感受，这是我长期与姨妈一起生活获得的教养，所以我感到更有紧迫感，尽快与我亲爱的人建起一个自己的家，在妇女的庇护下获得维护风俗习惯的权力，我真的很盼望这一天。
1891年3月22日，北京
……最近一段时间，天气又不好了，虽然不是很冷，但是风沙却很大。对于散步来说，街道上的尘土原本就已很厚了，现在尘土都盖满了墙壁。这种沙尘暴是从蒙古的沙漠里来的，大多要刮好几天。它们无孔不入，哪怕在密闭的屋子里，所有的家具仍然蒙上了厚厚一层土，甚至手绢上也是一层土。取暖还是必需的，我在想，下个月大概会好起来的。
上个礼拜我们又举行了一次会餐，邀请了两个德国人，还有三个会说德语的人。我们玩扑克，一直玩到早上五点。斯科特我已经完全不学了，不过我还得从头学起，为的是在必要的时候，能够参与打牌。
1891年3月27日，北京
……现在是春天了，可惜这里的春天没有德国那么美丽。我们花园里的各种树都开花了，所有盆栽的花也都从暖房里移了出来。地上看不见草，因为土地太干了，只有夏天的雨季过后，才会在几个礼拜内长出脚背高的草来。
今天上午司艮德先生又启程了，可惜我和法时敏先生还没起来，没能和他道别，只能在卧室里跟他说再见。在我们实习生里面有一种坏习惯，早上起得很迟，大多要到九点、甚至九点以后。当然，我晚上要把时间补回来的。只有葛尔士先生因为事务太多，很早就起来了。
禄理玮博士有好几个礼拜没在公使馆里住了，而是住在外面一个靠近跑马场的庙里，因为他和米奇（Michie）先生——意大利使馆的翻译——要一起训练新买的两匹马，这两匹马都是葛尔士先生买的，准备参加春季赛马会。四周聚集了好多体育爱好者，也在训练自己的马匹，每个人都尽量保密，不让对方知道自己马的本领。
昨天我们大家跟布鲁克多夫伯爵领事到外面野餐。一开始非常尴尬，因为早上六点大车就载着食物和葡萄酒上路了，结果走错了路，没有到达指定的地方。我们只好先去散步，让带着照相机的韦尔策先生给我们拍照，大家围着石头乌龟排成了好看的一圈。法时敏和我乘的是公使馆的大车，比中国大车好，里面有软面的座位，所以不必坐在上面摇晃。当然还得有一个人坐在外面的车辕上。伯爵夫人一开始坐大车，后来出了城门就骑驴，韦尔策先生身着马术教练的服装——黄色的马裤，他牵着缰绳。伯爵本人也神气地骑着一头长腿灰驴，叮叮当当地从我们的大车边走过……
1891年4月6日，北京
……在身体健康的情况下，你睡得也很不好吗？我的睡眠没什么可抱怨的，睡得踏实，而且中间不醒，最多只能抱怨睡得太长了，很晚才起床，也是因为很晚才睡，跟我的同事们一样（只有葛尔士先生例外，他很早就得起来工作）。大多数人晚上要到十二点半到十二点三刻才躺下，早上八点三刻才起床。最近在一次英国公使馆的晚餐上，我跟布鲁克多夫伯爵夫人提起自己晚起之事，她把我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说她自己早上六点半就起来了，因为现在天亮得早了。我当然很清楚自己的缺点，但是要改掉这个习惯真是很难的。我真的觉得自己在改掉不良习惯上的意志是很需要加强的……
昨天是礼拜天，下午我坐着公使馆的大车在外城转了两个半钟头，当然是有软座的，比中国大车（需要蜷缩着腿席地而坐）舒服得多。我的另类坐姿以及夹鼻眼镜自然引起沿路所有中国人的兴趣和普遍的惊奇，除了公使馆旁边的几条街，我们这一百来个欧洲人，在所有大街上总是引起同样的好奇，就如同中国人在德国所遭遇的一样。我先沿着北京的交通干道——前门大街——行驶，然后转弯经过小胡同，来到金鱼池，这是我很想看的地方，可是并无东西可看，尤其没有金鱼。那些水塘的边上就是很窄的小路，看上去像个浸水的草地。后面是天坛的围墙，皇帝每年要去献祭几次，遇到这种情况，总理衙门就会发出通知，要求所有的欧洲人都不要去前门大街。前门大街上生意兴隆，生机勃勃，商店的门面都画得五彩缤纷并镀了金：彩色的杠子上装着镀金的手柄，椽头上刻着龙头，从高处挂下来的画着字的幌子，飘荡在宽阔的街面上空。大街两边用帆布或竹子隔的小店里，或者干脆就在大街上出售着各式各样的商品：桌子、长凳、箱子、盒子，衣服、毡鞋、瓷器、金属物件，还有鸭子、母鸡、鹅、鱼、点心、食品等等。具体描述等我下回再说，因为邮件马上就要送出了，这封信要赶上……
1891年4月13日，北京
……我们的公使又犯了一次哮喘，不得不在床上躺了将近一个礼拜。我们对于此事的感受是很直接的，因为在这期间我们没有任何抄写的任务。
我们的花园现在有了春天的装扮，大部分的灌木都已绿了，还有很多的花，金黄色的shou-tans花（我忘了德文名字），首先是桃花，浓浓的粉红色，常常开满枝头，煞是好看。我们房间前面有好几棵桃树，从那儿经过，总是令人欣喜满怀。丁香、灌木花坛的大部分也已含苞待放了。由于一直干旱——这儿几乎从不下雨——所有植物，甚至花园里的树，都需要浇水，两天里至少要浇一次。草几乎不长，大树现在还是枯枝，要到五月份才有绿叶覆体。从暖房里搬出盆花，放在露天，在通往公使房间的主台阶上，漂亮地装饰着芭蕉和欧洲植物。我现在经常到花园里散步，因为那条通往城墙的路尘土飞扬，太让人不舒服了。一般来说，如果沙尘不是太严重的话，城墙上面空气还是干净的。中国人是不允许上城墙的，只有欧洲人按照惯例给守卫塞点小费，就获得了在城墙上散步的权利。城墙环绕着我们所居住的内城一周，其中央则是皇城。所有皇帝住的宫殿是根本看不见的，只能看见城墙和皇帝住的黄色琉璃瓦的屋顶。内城为四方形，所有主路都是垂直交叉的。城墙是蒙古王朝——成吉思汗的后代——修建并在后来扩建的。但蒙古王公贵族以前就住在北京了，到了十五世纪，才在南边建了小一些的长方形外城。正中间是前门大街，上次我跟你讲过的。城墙和街中间画得色彩斑斓的木头牌楼算是北京仅有的引人入胜之处了……
1891年4月20日，北京
……长达几个礼拜之中最重要的谈资，即那件最重要的大事——春季赛马——已经结束了。我只在第一天去了赛马场，对我来说，两天有点吃不消。葛尔士先生有两匹马参赛，其中一匹赢了一次。在一个小庙里训练和看护赛马的禄理玮博士今天回来了，他一直在咒骂这里可恶的糟糕的充满尘土的空气。
我没有再进过城。那里一直笼罩着飞扬的尘土，还不如待在公使馆内散步。说是城里，其实也就是前门大街，也不能说它美，不过还算有趣，总是充满生机。骑马的、骑骡子的或是骑带铃铛驴的，赶驴的跟在后面，骡子拉的两轮大车，两边装货的独轮小推车，三四头骡子和驴牵引的货车，有时还有四人或八人抬的轿子，前后都有骑马的簇拥着，卖货的肩扛两根长杠子，上挂一个大竹篮。行人大多属于底层阶级的，因为有钱的中国人是不走路的。乞丐们遍体结痂，破布挂身，几乎半裸，大多表情如动物。一切都这么拥挤着，被尘土裹挟着，混乱不堪，一切缓慢行进，想要让马跑起来是难以想象的。大马路的两边有很长一段路上都有竹子或帆布搭起的小摊，里面所有中国人生活所需的可说是应有尽有：羊肉、鱼、家禽、蔬菜、水果、家用器具、箱子、衣服、首饰等等。每隔几步就有桌子长凳，饥饿者在那儿吃米饭，口渴的在那儿喝着茶。一群人紧紧围着的地方，是有人在讲故事，那些目不识丁者认真倾听着，街的两边商店一家挨着一家，醒目的镀金和五彩的木刻就是来源于这些店家，还有高高挑起的雕刻有龙头的长杠子，那上面挂着的店招和小旗儿，也来自这些店家。
1891年4月27日，北京
……你的明信片我花了点力气才解出答案。公使是最先看到信件的人，希望他不会想到自己去解一张明信片上的密码。禄理玮博士收到的很多女子笔迹的信件，常给公使提供不少谈资。法时敏先生的信件是最少的，他个性独特，不跟人深交。他在此的五个月里，总共只给家里写过一封信，只收到过一封信。估计以后情况会像以前的一个翻译实习生一样，其父母来信问公使，他们的儿子是否还活着，因为好多年没有得到他的消息了。……如果你还要继续与那位女高级经济师做伴，那无论如何要给自己预备好充足的食品。这儿的情况正相反，吃的东西太多了，今天中午我的三个同事还说，在中国，吃和喝就是人们唯一的娱乐享受。我并不赞同这种观点，而且我与我的同事们在思维和感觉方式上迥然不同，很自然，我们之间常常不可避免地有些小争论，他们当然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我也常常为此生气，明确告诉他们我的想法。希望以后有机会遇到与我兴趣相投的人，不是满脑子只有吃穿打牌这些外在东西的人。不过，观察一个享受型的人如何把生命消耗掉，也很有意思，很有教育意义。我跟他们最多只是客气的和形式上的交往，不会跟他们交朋友的。
你想知道巴兰德阁下，他大约五十五岁，头发雪白，且因多年哮喘而有些驼背，所以看上去要比其实际年龄老十岁。他根本忍受不了德国的气候，只有在北京才觉得舒服，他已经在这儿生活了十五年。他从前可是一个帅气而壮实的人，很健谈，很有思想，对所有人都很和蔼亲切，我们都不愿意他被换走，当然这只有在他健康状况明显不好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他的法语和英语讲得极为流利……
1891年5月5日，北京
上个礼拜又有三位德国客人来到北京，天津来的曼德尔（Mandel）先生，是一家奥地利公司的头儿，与中国政府做着特别的生意；还有从上海来的奥地利总领事夏士（von Haas）及其夫人。曼德尔先生从外勤人员努力向上，至有今日，现在与这里的总督巡抚——这些人在中国有相当于侯爵的权力和威严——都是朋友。此外他还穿戴优雅，旅途中至少要携带一打领带，是唯一一位会说汉语的德国商人。夏士先生年纪稍大，特别安静，其夫人却年轻而充满活力。如果不包括她那好听的奥地利口音的话，她的浑身活力和稍许风情，让我想到了你。原谅我用了“风情”这个词！小剂量的这种姿态完全不是坏事，只有太多太滥了才有危险。为了独占夏士夫人，禄理玮博士和法时敏先生请他们夫妇晚上一起吃饭，当然不包括我，因为我晚上基本上都独自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为了听我的第二个（汉语）老师讲讲新闻，所以我到了第二天晚上才在公使那里见到他们。礼拜天下午，我和禄理玮博士、法时敏先生陪夏士夫妇从我们尘土飞扬的使馆大街，穿过哈德门，一直到东便门外，在那里他们上了船，前往通州，再从白河继续去天津。我们陪同他们来到第一道坝（一共有四道坝），这里是换船的地方。水路是很美的。我们的法时敏先生在这一天里已经对伯爵夫人很不忠诚了，在我看来，他现在试图把可怜的韦尔策给挤掉，因为他非要一起前往通州。幸好我们打道回府了，因为傍晚刮起了异常可怕的沙尘暴，估计夏士根本到不了通州。
有一桩很美的活动，就是现在每个礼拜三在海关总税务司赫德爵士美丽的花园里举办的花园舞会，他的中国小乐队还演奏欧洲乐曲。
近来我的事情非常多，要翻译中国报纸《申报》上的一篇长文，这是我到目前为止翻译的最长的文章，译文竟然达到了十八页。
1891年5月13日，北京
我的考试到现在还没举行。总有事情横插进来，一会儿公使病了，一会儿要赛马，后来公使又有好多事情，再后来他又有访客。也有可能是他考虑到禄理玮博士的现状，才把对我的考试也延迟了。假如他向外交部报告我的情况，就必须同时报告禄理玮博士的情况，他比我来的时间长得多了，可是只学了一点汉语的口语，一个汉字也不认识，他说汉字太烦人。他和法时敏一样，极少关心自己的职业，而这对我来说，却是最重要的事。他们生活的主要目标，就是吃喝打扮，就是打情骂俏以及打牌赌博。
我曾经学了一点点斯科特的玩法，现在完全放弃了。因为要玩得像点样子，就要花很多的时间。而我很喜欢学打网球，这是英国的球类运动，在中国，或者说只要是英国人扎堆的地方，他们都会玩，而且玩得好极了，作为初学者，没法跟他们打。所以我们德国人想成立一个自己的队，队员包括禄理玮博士、法时敏先生、布鲁克多夫伯爵和我。上个礼拜，我们跟沃尔夫（Wolf）先生和卡尔松（Carlsson）在南苑玩了一回，好多年轻的海关官员住在那里，他们有自己的网球场。今天气温列氏二十四度，在这样的天气里，我们却在赫德爵士的花园里。眼下室外气温一般在二十八度，由于房间里放下了竹帘子，气温就降下来了。幸运的是，一直有冰，吃的喝的都冰镇过了，厨子特别有本事，做出各式各样的冰激凌。
1891年5月24日，北京
我做事情，总是低估了所要花费的时间。上个礼拜我想最多花两天时间完成一篇文章，然后就给你写信，结果那两天却变成了五天。但至少我很高兴，这篇有关北京沿街叫卖和街头商业的文章得到了我的上司的肯定。他甚至主动提出，这篇文章再作一些补充后，可以寄给和立本（von Holleben）先生——我们驻日本的公使，因为他是德国“东亚协会”东京分会的主席，他有能力对文章做出判断。
上个礼拜我又参加了两次大的活动。一次是我们公使为美国驻朝鲜公使何尔德（Heard）举行的欢迎会，他与夫人及女儿来我们这儿已经十四天了，其间还去了趟长城和明陵。何尔德小姐是位很活泼有趣的女子，很会享受在北京的生活，特别会利用跳舞的机会，很快就把我们这里唯一的年轻女士费齐小姐比下去了。看起来俩人都有意在这里众多的绅士中挑选出一位，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成功。
昨天晚上在赫德爵士的花园里举办了一场所谓“意大利之夜”的晚会。整个花园灯火通明，草地上，有中国乐队在演奏。所有的绅士都穿着燕尾服，女士们都穿着跳舞的服装。我只跳了两首Lancier和一首圆舞曲，其余时间都在花园里散步了。因为很难得到女伴，所以我只好跟女伯爵齐格理（Gigli）跳了一首Lancier，她是意大利公使夫人的母亲，是一位很和善的上了年纪的女士。按照我们公使的观点，她现在看上去比她女儿还要漂亮。意大利公使和夫人正在朝鲜，女伯爵掌握着意大利的印章，这样就算是“委托她管事”（chargé d’affaires）……
1891年6月9日，北京
……我还没告诉过你呢，阿理文一家让我们这里的德国人人数有所壮大。阿理文先生一直在福州任专员，看上去温文尔雅，彬彬有礼。他的太太是将军之女，同样给人以很好的印象。阿理文先生也是从外勤做起的，因为勤奋和能干，被赫德爵士调入内勤了。现在已经任专员多年，这一职位的地位和薪水与领事相当。阿理文一家搬进了以前濮兰德住过的离我们很近的一栋房子，他们没有孩子。两人都会打网球，阿理文太太已经跟费齐小姐打完一局，可惜输了。每个礼拜五是俱乐部的女士日，她们带来了蛋糕和茶。上个礼拜五，我们的伯爵夫人当值，德国人当然全数参加，我们品尝了她的四种蛋糕。伯爵夫人自己不打网球，因为她近视得厉害，特别是最近度数又加深了，快速运动和来回跑动会让她不舒服。打球的主力是华尔生夫人和杜德维太太……
你肯定听说了扬子江沿岸各港口的骚乱，主要是针对传教士的。在芜湖，天主教教堂被烧毁、海关被袭击，所有欧洲人，连同英国领事都逃走了，这事你肯定也听说了。在另一个地方，一个传教士和一个海关官员甚至被杀了，估计你很可能已经看过新闻了。幸好现在德国、法国和美国各有一艘炮艇开进了扬子江，希望不久后还能得到增援。我们北京周围驻扎有大量的驻军，李鸿章也在近旁，他有经过欧式训练的士兵，所以是很安全的，你不要再担心了。
1891年6月16日，北京
……我3月8日的信里肯定已经给你讲过一点觐见皇帝仪式的事情，你4月30日的回信还提到过。关于这件事情，我知道得不是很多，因为我不是正式的外交官，不能参加觐见。仪式非常正式，总理衙门与外国公使们事先经过很长的谈判，商定了觐见的细节。《汉诺威快报》（Hannoeversche Kurier）和《德文新报》（Der Ostasiatische Lloyd）登载的两篇致辞都是原件，由我们的公使亲自寄给上述的德文报纸。尽管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总理衙门和外国公使之间还是时常存在着尖锐的分歧和矛盾，每次把公使措辞严厉的电报翻译给这些“猪”——中国人时，那位葛尔士先生总是感到很舒坦。最后中国政府总是照例妥协让步。欧洲人跟中国人一样，无缘一睹皇宫的真容，因为皇帝住在一个封闭的小城区里。只有最高等级的国家官员每天去向他报告，他就在公文上用红笔做出简短的批示。你在我以前的信中都看到了，欧洲人在中国只生活在自己的圈子里，根本不与中国人有社会交往。我很想对中国人的居家生活做一些了解，但走进中国人家里是不可能的，哪怕是我们的老师和仆人，也会觉得让人家知道他们跟外国人有关系，这将是很难堪的事情。
看起来，今年年内从北京调走不大可能了，但我希望还能去庙里住上一个半月。要去的话，应该就是下个月的中旬。我们担心公使今年没大兴趣外出，因为何尔德家来访的一个月占用了他很多时间，很多事情有待处理。最近几天，扬子江沿岸的骚乱平息了一些，没有新的电报。看上去，各省总督巡抚都按照皇帝的旨意办理了，这些谕旨也反映的是外国公使们的意见。扬子江上巡游的炮艇也获得了预期的效果……
1891年6月23日，北京
现在，人们又开始搬往庙里避暑。华尔生夫人取消了她的接待日，法国公使馆负责人林春（Ristelhueber）的夫人和潘萨太太已经在避暑了。后者上个礼拜刚刚随同其丈夫从朝鲜回来，他是向国王递交确认函的。你大概知道，朝鲜半岛有自己的国王，他与中国保持一种松散的附属关系。潘萨夫人获得了朝鲜王后的接见，还收取了各式各样的礼物。我们的皇太后还没有走得这么远，但她总有一天会接见欧洲女士的。总体上，她被认为对外还是友好的。
上个礼拜天晚上，潘萨夫妇来拜访我们的公使。你想想，潘萨太太才二十四岁，已经结婚七年了，她有两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跟她们的母亲一样是金发。一般都以为意大利女子的头发是褐色的。她的母亲——女伯爵齐格理——是威尼斯人，她自己这么说的，也是褐色的头发。她看上去就是标准的意大利上流社会的夫人，举止极其高贵得体，和蔼可亲，其女儿远为不及，女儿有点被众多的倾慕者宠坏了。头号倾慕者是卢嘉德先生，以前每个礼拜天晚上都来公使这儿吃饭，然后打惠斯特桥牌，几周前他被调到上海去了。
昨天餐厅又请客了，而且三十年前这一天，公使第一次来到北京。那时他是普鲁士东亚外交特使团的成员，使团由艾林波伯爵领队，前往暹罗、曼谷、中国和日本，签订了第一批的条约。在天津，使团团长与两位中国钦差进行了没完没了的谈判。作为使团随员，巴兰德从天津派到了北京，准备租一栋房子。中国政府得到这一消息后很恼火，马上就要赶他走，因为他们从没有听说过普鲁士，所以普鲁士人是没有权力来北京的。后来大家以诚相待，取得了一致意见。葛尔士先生简短地向公使致辞祝贺。为了庆祝这一天，我又技痒难熬，以德国鹰和中国龙为主题吟了几句诗。我给大家朗诵之后，公使把它要去了。我们邀请了所有的德国人，但阿理文夫妇没有来，因为阿理文先生身体不舒服。我们的伯爵夫人穿了一件很漂亮的带船员式翻领的白色丝绸连衣裙，公使心情好极了，向伯爵夫人打趣开心。可怜的伯爵一点也不会社交，极少说话，在这种以他夫人为中心的场合，有点惨兮兮。而公使却是属于最有吸引力的社交能手。禄理玮博士是个夸夸其谈的能手，尽管他说的话不是一直都有内涵。葛尔士属于中等，而法时敏和我俩人不是很会说话的人，但我还是希望将来不会成为伯爵那样的角色。如果被点将，我一般也能讲几句，只要我能把谈话引入自己的兴趣和品位所在。可是一旦加入一大串人的聊天行列，我就不行了……
摘译自Alfred Forke，Briefe aus China，1890-1894，Herausgegeben von Hartmut Walravens，Hamburg，C。Bell Verlag，1985，pp。4-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