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传记文学的发展，以唐代为分水岭，形成前后不同的两条主流。唐代以前，传记文学的重心是史传文学；唐代以后，传记文学的重心是脱离史书的杂传作品。本课题的研究对象是唐前史传文学。
一、史传文学与历史、文学的联系与区别
史传文学，从广义上来说，是指史书中文学性强、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主的作品；从狭义来说，仅指纪传体史书中的人物传记。本书从广义上来使用“史传文学”这一术语。
史传文学，具有历史和文学的双重性质。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就历史与文学的区别问题发表过著名论述，他认为：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历史家与诗人的差别不在于一用散文，一用韵文；两者的差别在于一叙述已发生的事，一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更被严肃的对待；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所谓“有普遍性的事”，指某一种人，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会说的话，会行的事，诗要首先追求这个目的，然后才给人物起名字；至于“个别的事”，则是亚尔西巴德所做的事或所遭遇的事（借指历史上的真人真事——引者）。
文学可以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自由想象，因无生有，历史只能描述历史上的真人真事。这是文学与历史的根本区别。我们所说的史传文学更具有特殊性，它是在历史与文学的交会处放出光芒。史传文学与历史著作有同有异。作为历史著作的一部分，史传文学与之有许多联系，主要有：
第一，它们所面对的对象都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和出现的人，都要以真实作为自己的生命。法国传记家莫洛亚指出：“一个现代传记的作者，如果他是诚实的，便不会容许自己这样想：‘这是一个伟大的帝王，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一位伟大的作家；在他的名字的周围，已经建立了一个神话一般的传说，我所想要叙说的，就是这个传说，而且仅仅是这个传说。’他的想法应该是：‘这是一个人。关于他，我拥有相当数量的文件和证据。我要试行画出一幅真实的肖像。这幅肖像将会是什么样子呢？我不晓得，在我把它实际画出之前，我也不晓得。我准备接受对于这个人物的长时间思量和探讨所向我显示的任何结果，并且依据我所发现的新的事实加以改正。’”但求真并非易事，中国古代尤其如此。如为尊者、贤者、亲者讳的传统束缚，使作者难以写出完整的人物；受集体意识的影响，作者有时难以突破世俗偏见；受情感因素的指使，作者对人物产生爱憎，难免褒贬失度；受虚假材料的迷惑，著作中往往掺入一些水分。尤其是政治环境的影响，使作者有时难以直书。因此，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就曾感叹：“验世途之多隘，知实录之难遇耳”。但许多史家不惧权势，不怕牺牲，以求真实：“如董狐之书法不隐”、“齐史之书崔弑，马迁之述汉非，韦昭仗正于吴朝，崔浩犯讳于魏国”，都是典型的例证，尤其是司马迁，以“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给史家树立了光辉的榜样。当然，任何史书和传记都不可能做到绝对真实，但以真实为生命，则是史家和传记家的神圣职责。
第二，史传文学和历史著作都要展现历史的变化，揭示社会发展中某些规律性的东西，给统治者提供借鉴，这是它们的政治目的。一部著作，无论采用何种形式，记载多长时间历史，总要用事件或人物来展现这段历史的变化，包括王朝的更替、君主的变化、人事的变动等等，以此来表明这段历史的来龙去脉，确定历史人物的立足点。还要写出这段历史的广阔面貌，展现国与国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复杂矛盾，等等。总之，“变”是作者的观察点。一个王朝为什么灭亡，一个王朝又为什么兴起，这是历史家必须回答的问题。在这个回答中为当朝统治者提供有益的经验。
第三，大都有依附皇权的倾向，在奉旨编纂的著作中尤为明显。在封建专制时代，天子至高无上，他的意志代表一切，因而思想文化领域也必须为他的统治而服务。在史传文学和历史著作中，天子被列入“本纪”，以示是天下的主宰，而且在其他人物选择方面，也受统治者的思想限制。朝廷设立史官，并逐步加强统治，使编纂者难以摆脱正统思想的束缚，因而，皇权神授、承天命而治天下等迷信的东西进入史书之中，为封建统治制造舆论。当然，也有一些史家敢于冲破封建统治思想的限制，大胆发表一家之言，并对至高无上的天子进行揭露和讽刺，司马迁就是其中的一位。
第四，都有褒善贬恶的道德目标，“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就是这一目标的具体体现。史传文学和历史著作，就是要通过善或恶的人物形象，给世人一个警告。它们都不是单纯地写历史人物，而是把历史人物纳入道德的范围之中加以选择，然后进入史书这个载体，使这些人物具有正面或反面的“模范”作用。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在《史官文化与唐前史传文学》一章中有一定论述。
另外，在叙事方法上，史传文学和历史著作也都注意按照时间顺序，介绍人物的出处来历、命运结局等。在材料选择方面，除了选择重大事件外，还注意适当吸收民间的一些材料，这些都具有相同之处。
但是，史传文学和一般的历史著作又有区别，主要表现在：
第一，一般的历史著作在叙述人物事件时，用的是“概括法”，概括介绍某人做了某事，而史传文学用的是“形象法”，把事件过程具体化、故事化，使“死”的资料变成“活”的艺术形象。如《春秋》隐公元年：“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时间、地点、人物、结果都有了，但为什么要“克段于鄢”、如何“克段于鄢”，读者不大了解。而《左传》则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记述，在叙事中刻画了郑庄公阴险、狠毒、伪孝的形象。因此，《左传》的记述就进入到史传文学的领域了。
第二，一般历史著作写人的经历，往往写成履历表的形式，而史传文学则要在此基础上升华生活。“如果只把一系列事实按编年的顺序罗列起来，还不能组成一个人的一生，这仅给出了事件的大致轮廓。因此传记作家要从材料中寻出人物活动的动机，并且发现人物的个性”。为了突出人物的某些特征，可以压缩不必要的时间交代过程，延长或放大富有生命特征的事件，避免将传记写成生平与时代的记录本。如《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只选取了“完璧归赵”、“渑池之会”、“将相和”三个典型事件，就刻画了蔺相如热爱国家、机智勇敢、不计私仇的形象，千百年来一直留在人们的脑海里。
第三，一般历史著作主要用作者的叙述语言，来展现人物的形象。史传文学不仅有作者的叙述语言，更重要的是用历史人物自己的语言去表现人物的个性，变静为动，动静结合，因而更形象、更生动。高尔基曾说：“文学就是用语言来创造形象、典型和性格，用语言来反映现实事件、自然景象和思维过程。”“文学的第一个要素是语言。”个性化的语言是历史进入文学领域的一个重要门槛。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个性化的语言，也就有了个性化的人物。
第四，一般历史著作较少细节描写，大都粗陈梗概，史传文学则十分注意用细节来刻画人物。如《左传》僖公二十三、二十四年写晋公子重耳出亡，其中“别隗”、“过卫”、“醉遣”、“窥浴”等段，都是用细节来表现重耳的个性。《史记》在这方面更为突出。细节描写往往能收到以小见大的效果，表面看来微不足道，但这也是文学区别于历史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五，一般历史著作只叙述人物所做的事，而不注意心理刻画，史传文学不仅写人做了某事，还要探寻人物“为什么这样做”的原因，揭示人物生命活动的内在动力。史传作家就像一位高级心理学家，能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进行心理刻画，给读者以身临其境之感。本世纪以来，西方传记家运用精神分析学派理论来指导传记创作，令人耳目一新。这种方法有一定的长处。美国学者汪荣祖说：“近代‘心解’（即精神分析）之术，大有利于揣情度变，盖‘心解’之烛，可照心灵之幽，超越‘诗之想像’也，运医学利斧，剖魄魂深处，可令传主无所遁形矣。”唐前史传文学中，主要通过人物的神态举止、心理独白以及抒情诗歌来表现人物的内心世界。由于有心理刻画，所以历史就插上了想象的翅膀，进入到文学的殿堂，但这与虚构完全不同，下文将要论及。
第六，一般历史著作注重的是客观叙述，史传文学则有较浓厚的主观感情。尤其是那些私人著作，融入了个人的人生体验，把强烈的爱憎感情寄寓在叙事之中，有时按捺不住内心的激动，直接站出来，抒发感情。《史记》是最有代表性的，因而被鲁迅先生称为“无韵之离骚”，对中国的抒情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感人心者，莫先乎情”，“情”是感动读者的催化剂，也是历史迈入文学殿堂的一个标志。
由于以上原因，历史著作与史传文学产生了不同的效应。
历史著作给人以历史的教益，使人从历史的经验教训中来观照自己；史传文学不仅给人以历史教益，而且给人以艺术的美的享受。史传作家以美的语言、美的形式，使历史人物“生死而肉骨”。读者在历史之外，又多了一种享受，无怪乎史传文学要受到人们的青睐了。
史传文学与文学（主要是叙事文学）也是有同有异。
相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是以人为描写对象，通过具体生动的人物形象，给读者以生命的启迪和美的享受。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都要注意个性化的语言、细节描写、心理描写等，并且融入作者的情感。
不同之处在于：文学作家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像力，进行虚构。史传文学则不允许脱离事实而虚构，它只是在真实的基础上刻画历史人物形象。尽管有时也适当地运用想象，但目的在于补充事实链条的不足。明清之际文学批评家金圣叹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说：《史记》是以文运事，《水浒》是因文生事。以文运事，是先有事生成如此如此，却要算计出一篇文字来，虽是史公高才，也毕竟是吃苦事；因文生事即不然，只是顺着笔性去，削高补低都由我。“以文运事”和“因文生事”，可以说是对史传文学与文学区别的最好概括。史传文学是用文学的手段来描绘历史人物，要受到历史真实的限制。
通过以上对史传文学与历史、文学的联系与区别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史传文学不仅具有历史的科学性和真实性，而且具有文学的艺术性和形象性，与古希腊希罗多德的《历史》一样，“把严肃的科学内容跟具有高度艺术性的表述方法结合到一起”，“历史也正是用散文写成的史诗”。作为史传作家来说，要有史学家的谨严，哲学家的睿智，心理学家的细腻，文学家的笔调，这样，才能写出动人的篇章。
二、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过程及其基本特征
唐前史传文学的发展，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先秦是萌芽成长期，两汉是成熟高峰期，魏晋南北朝是逐步衰微期。
如果我们把文字的产生作为历史记载开端的话（此前是口头传说），那么，甲骨文就是最早的历史文献，但它无文学色彩。周代已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史官制度，有些记事较为详细（如《尚书》中保存的某些周代的文献），但大部分仍属言辞简略的记事活动，没有很清晰的人物形象，倒是保存在《诗经》中的几首民族史诗如《生民》、《公刘》、《帛系》、《皇矣》、《大明》等，刻画了后稷、公刘等形象，具有一定的传记成分。总之，殷商时期到西周时期，史传文学仅仅是在记事的形态上略显出一点萌芽。到了春秋战国时代，随着思想解放潮流的出现，“人”的价值得到了肯定，因而史传文学有了转机，《左传》、《国语》、《战国策》在叙事记言中，刻画了许多个性较为鲜明的人物形象，是史传文学开出的第一朵鲜花。当然，由于受体例的限制，这些著作还不是以人为中心，因而史传文学仍处于成长时期，但它们为后来纪传体写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两汉时期，随着大一统时代而产生的《史记》，将史传文学的发展推上了高峰。它完成了由编年到纪传的转变，形成以人物为中心的纪传体例，是史传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上至帝王将相，下到平民百姓，各种人物涌现在司马迁笔下。这些人物，各有性情，各有特色。司马迁在写历史人物时，一方面继承了前代秉笔直书的优良传统，另一方面也发展了“文”的部分，运用了更多的文学手法，因此，文学味也更浓，成为记述真人真事的传记文学作品。东汉时期的班固，在学习继承《史记》风格的基础上，积极创新，编纂纪传体断代史《汉书》，“究西都之始末，穷刘氏之废兴。包举一代，撰成一书。言皆精练，事甚该密”。尽管《汉书》思想比较保守，不像《史记》那样富于批判精神，但就写人而论，“不激诡，不抑抗”，注意于精雕细刻中见性格。在他的笔下，诸如苏武、李陵、霍光、张禹、王莽等历史人物形象无不绘影绘声，如立目前，因此，成为与《史记》并驾齐驱的著作。《史记》、《汉书》代表了唐前史传文学的最高成就。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与史学分家。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并上升到仅次于经学的位置。历史著作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成书之多，卷帙之富，是汉代以前所不能想象的，甚至出现“一代之史，至数十家”的情况。但是，由于官方的控制，这些著作愈来愈依附于皇权统治，成为统治者的御用工具。而且，由于文史分家，史学著作中的文学色彩逐渐淡化，因而史传文学在总体水平上赶不上《史记》、《汉书》。以列入“正史”的著作而言，此期的史传文学走下坡路，有三个台阶：《三国志》和《后汉书》为第一个台阶。《三国志》作者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以简洁的笔触，展现了风云变幻的三国时代。他写人时，善于抓住主要特征，于肯綮处显全人，但由于“简”，往往影响人物性格的刻画。加之晋承魏统，作为蜀人的他既想提高蜀汉地位，又不得不为晋多作回护，因而在人物描写或评论时有失当之处。《后汉书》在写人方面也有新的特点，范晔根据东汉时代的历史，创立《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列女》七种类传，表达了鲜明的思想倾向。尤其是许多论赞，笔势纵放，富有强烈的批判色彩。但由于描绘人物时常常举其大略，且立传的目的在于“正一代得失”方面，不是以刻画人物形象为主要目的，因而大多数人物传记流于平面的叙述。总之，《三国志》和《后汉书》在写人方面各有特色，有些篇章可以和《史记》、《汉书》相媲美，但总体上写人艺术走了下坡路，这是第一个台阶。如果说《三国志》、《后汉书》在艺术上还有许多可称道之处，甚至与《史》《汉》并列“前四史”的话，那么，此后的《宋书》和《南齐书》离《史》《汉》愈来愈远，它们成为走下坡路的第二个台阶。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奉旨而作，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更加明确。沈约的《宋书》，奉萧齐统治者诏命，而且主要依据刘宋史官撰述的材料，因此，既为刘宋王朝歌功颂德，又为萧齐王朝讳恶扬善。萧子显的《南齐书》更是这样。萧子显是齐高帝萧道成的孙子，又是梁朝的皇族，因而为齐梁两朝服务的思想极为明显。二是《宋书》和《南齐书》在人物传记中，缺乏生动细致的描写，概括性的叙述代替了生动传神的人物刻画。而且大量载入一些奏疏文章，这固然增加了史料价值，但也减少了文学色彩。
走下坡路的第三个台阶是魏收的《魏书》。由于对人物的取舍褒贬常常带有个人好恶，因而此书历来被人称为“秽史”。《四库提要》则认为：“魏齐世近，著名史籍者，并有子孙，孰不欲显荣其祖父，既不能一一如志，遂哗然群起而攻。平心而论，人非南董，岂信其一字无私。但互考诸书，证其所著，亦未甚远于是非，秽史之说，无乃已甚之词乎？”评论较为公允。
从写人方面看，繁琐是一大弊病，一人立传，子孙往往有附传，附在后面的多到一二十人。而且大都是概括叙述，缺少生动描绘，因而文学色彩日趋淡化。
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传文学与《史记》、《汉书》相比，明显呈下降趋势。当然，这是从总的发展趋势而言，并不排除个别作品有相当高的艺术价值。
唐前史传文学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明显的特征，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连续性。马克思指出：“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每个时代都有产生伟大人物的雄厚土壤。史传文学就是每一时代历史人物的形象化再现。我们所说的连续性有三层意思：一是指史传文学这种形式自从产生以后，就没有中断，不仅在唐前，而且唐代以后也没有间断，从“三史”发展到“十七史”、“二十四史”、“二十五史”，就像一条永不枯竭的河流，流向远方。二是指唐前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每朝每代都得到了再现，没有中断。《史记》记载了从黄帝到汉武帝三千年历史，三千年的人物形成一个整体。此后，《汉书》人物承接《史记》，《后汉书》人物承接《汉书》，等等，从时间上说是连贯一气。三是从生命意识上说，史传文学中所记载的每个人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但他们的精神并没有中断，仍给后人以生命的启迪。而且，人生代代无穷已，整个人类的生命是无限的，所以，史传就像一个永不生锈的锁链，将古人与今人、现在与未来紧紧地连在一起。
（二）系统性。唐前史传文学是一个由人物集体组合成的一个庞大的系统，反映了唐前社会的发展进程。这个系统有三个层次：时间层次、空间层次、人物层次。时间层次反映了传主的时代性（所处的时代），表现历史发展中生命流动的进程。时代不同，人物的性格特征及生命价值的标准也各不相同，如汉代人的个性及其追求与魏晋时代的人就不一样。空间层次反映历史进程中人物活动的地域性、差异性，体现的是传主的民族性。处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的人物，也有其不同的性格特征。史传文学中特设民族史传，体现的就是这种精神。尽管有些传记对周边民族有歧视之处，但毕竟写出了这些民族与中原民族的交往，以及这些民族的个性特征，因而不能忽略。人物层次表现历史进程中各阶层人的生命活动，总体上反映的是传主的阶级性。由于划分标准的不同，又可将人物划分为不同的小系列，如以年龄划分，可以分为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等系列；以地位划分，可分为君、臣等不同的系列；以道德评价划分，可分为善、恶、美、丑等系列；以性别划分，可分为男、女两个系列，等等。年龄不同，地位不同，性别不同，职业不同，因而性格特征也就各不相同。我们按照不同的小系列，由小到大，由表及里，就可以对整个系统进行分析评价。
（三）功利性。唐前史传的功利性十分明显，首先是褒善贬恶，起教化作用。功利性还表现在它的美感效应方面。史传文学不仅给人以认识价值，而且还能给人以美的享受。它的人物形象美与其结构美、语言美，都能唤起读者的美感，并产生感染作用，能够使传主、作者、读者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互相沟通。通过生动的艺术形象，真正达到教化的目的。
（四）模式化。史传文学由编年到纪传，形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司马迁的《史记》起了表率作用。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卷一说：“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
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矣。”司马迁用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来描绘各个不同阶层的人物，为史传写人树立了榜样。列传又分为四种形式：专传，专为一人单独写的传记；合传，二人以上合为一传；类传，把若干身份或职业相同的人合为一体，或为周边民族立传；附传，将次要人物附在主要人物之后予以记载。这样的体例安排，符合人物的身份地位，更符合封建正统思想。因为这是一个“金字塔”形的体例，最高层次是天子，他们毕竟是少数；中间层次是王侯贵族，是天子的屏障，保护天子；底层是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有些是有身份的将领，有些是为社会做出重要贡献的思想家、文学家，有些则是有一技之长的能工巧匠，等等。周边民族也无一例外地纳入列传之中，以表示是天子的臣民，体现出天下一统的思想。由于上述原因，纪传体就成为史传的基本体制。
作为叙述模式，史传开头一般都写传主的姓字籍贯；然后叙其生平事迹，多是选择几个典型事例，表现人物的个性特征；最后写到传主之死及子孙的情况。篇末另有一段作者的话，或补充史料，或对传主进行评论，或抒发作者感慨。这段文字，《史记》称“太史公曰”，《汉书》用“赞曰”，《三国志》用“评曰”，《后汉书》先有“论曰”，再有“赞曰”，等等。这一叙述模式在唐前史传中无多大变化，即使唐以后的史传，也很少有变化。
三、研究唐前史传文学的意义、方法
唐前史传文学，兼有历史与文学的特征，阅读它、研究它，既可以得到历史的教益，又能获得艺术的享受。尤其是那些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物传记，尽管它所表现的个体的自然生命是有限的，然而它却走向了永恒的时间和无限的空间，因为它已转化为道德生命，犹如燃烧的火柱，飞涌的激流，充满活力，生生不息，并且不断地扩展、张扬。唐前史传所表现的爱国精神，奋发进取、积极向上精神，百折不挠、顽强不屈精神等，不仅对我们有教育意义，而且对于我们民族精神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从艺术上说，唐前史传取得了较高的成就，对后代的传记文学产生直接影响，对于古典散文、小说、戏剧等其他文学样式也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深入研究唐前史传，对于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繁荣当前的传记创作，都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我以为，研究唐前史传文学，应确立如下几个原则：
（一）唐前史传文学首先是历史，但又不同于纯粹的历史资料；作为文学，它又不同于纯文学的虚构，不是为文学而文学。因此，研究唐前史传文学特征时，必须结合它的历史特征。如果抛开它们的历史特征，孤立进行文学欣赏，就会失之偏颇。史传家的史学思想决定了他的选人标准、选材标准、评价标准乃至于感情标准。而且，史传文学的文学特征，是建立在历史真实基础之上的文学特征，未尝脱离历史而孤立存在。我们研究时也不能脱离历史特征而空谈文学特征。
（二）唐前史传主要体现在“本纪”、“世家”、“列传”三种体例之中，研究唐前史传不能仅局限于这几种体例之中，而应把整部书作为一个整体，结合“表”、“书”（志），作全面认识。以《史记》为例，读《六国年表序》，才能对秦国的历史人物有更深入的了解；读《秦楚之际月表序》，才能对陈涉、项羽、刘邦三人的历史作用有更清楚的认识；读《平准书》，才能更好地理解司马迁在《货殖列传》中对经济问题的看法，等等。即使本纪、世家、列传三体（有些史传没有世家）之间也要整体看待。其一，三体（或二体）是一个系统，从人事发展的角度展现历史的变化过程，往往具有“经”与“传”的关系，要了解一个时期的人物、或一个人的全部，就要在这个系统中查找相关资料。其二，三体（或二体）中的篇章，有些是相互对比，互有联系，如《史记》中的《高祖本纪》与《项羽本纪》，《李将军列传》与《卫将军骠骑列传》等；其三，即使一个人的传记，由于史传采用“互见法”，往往将一些材料分散在数篇，因而必须综合数篇，才能完整了解一个人。
（三）将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由于历史的连续性、复杂性，对一个时代历史的记载也不限于一部史传之中，往往互有交叉。如《史记》与《汉书》，都写到西汉历史；《三国志》和《后汉书》都写到东汉末年历史，等等，我们可以采用对比研究的方法，看每部史传不同的写人特点。即使像春秋时代历史，《左传》、《国语》乃至到《史记》，人物描写各不相同；战国时代历史，《战国策》与《史记》也各有风貌。因此，对比、综合，成为研究唐前史传的一个重要原则。
（四）研究唐前史传，还应把它们放到整个中国文化的长河中去认识，不仅挖掘它们本身的价值，而且与后代进行对比。如它们与中国史官文化的关系，与唐前哲学思潮的关系，与中国古典小说的关系等等，这样就更能清楚地看出史传的特征及其价值。
对于唐前史传文学的每部著作，从古到今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尤其是对《史记》、《汉书》的研究，硕果累累。这些研究，从史学、文章学方面研究者居多数。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系统从传记文学理论角度进行研究、探讨规律性的东西，这方面显得有些薄弱。刘勰《文心雕龙·史传篇》是最早使用“史传”这一词语，但它指的是上起虞夏、下至东晋的所有历史著作，没有从传记文学角度进行系统总结。唐代刘知几的《史通》，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史学理论著作，其中《六家》、《二体》、《列传》、《人物》、《叙事》等篇与传记文学有关，刘氏重点在讨论史书的体例和叙事方法，可以说有一定的传记文学思想，这是对唐前史传进行的一次较有系统的总结。
但由于时代的局限，还不可能对唐前史传文学的特征及规律做出深刻的全面的总结。
本世纪以来，梁启超、胡适、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对于传统的史传文学都有一定的评论。尤其是朱东润先生，自本世纪年代初开始发表《张居正大传》以后，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主要从事传记文学理论研究和实际创作，对古代传记（包括唐前史传）的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关于唐前史传文学综合研究的主要成果有：
程千帆先生《先唐文学源流论略之四》一文，其中一节对唐前史传文学的嬗变过程进行了全面论述。
韩兆琦先生主编《中国传记文学史》，系统论述了从先秦到明清中国古代传记发展的历史，其中论述到唐前史传的发展情况。
李祥年先生《汉魏六朝传记文学史稿》，对此期的史传文学发展进行了史的勾勒。
另外，对于每部史传著作的研究也都有一定的成果，这里不再一一罗列。
鉴于近年来唐前史传研究的情况，本文在研究中注意两点：一是不对单部著作作孤立研究，而把唐前史传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二是不再详细勾勒发展的线索，而把重点放在发展规律的探寻上。总之，想从具体作品出发，对唐前史传作综合研究，以期对今天的传记创作提供某些借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