寇准的性格直接影响着他待人处事的态度，总括来说，寇准的性格有刚直、使气、豪侈等三个方面。
第一、刚直。这是寇准性格中最明显的一点。刚直，既包含刚强的意思，又有直率坦诚的含义。事实上，寇准在刚中进士之时，已经表现出他的刚直。当时，宋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罢去，有人教十九岁的寇准虚报自己的年龄，他回答说：“准方进取，可欺君耶？”这位少年进士，不怕惹皇帝不欢，大胆直言，也难怪后来天下人都对他称道有加。寇准对待上司，也毫不客气。在他任枢密副使时，当时的枢密使王显偶有过失，就为自己护短，不肯改过，由是寇准对他非常轻慢。寇准的刚直，最著名的应是“挽衣留谏”一事，此事发生在淳化五年（994）他任参知政事之时，当时，他“因奏对切直，太宗怒起，准辄挽上衣留以埃处决”这件事使太宗非常赞赏，认为他“真宰相材也”又对左右说：“联得寇准，犹唐太宗之得魏郑公也”把寇准比作魏征，正是太宗对他的最高赞誉，也是他本人性格的真实写照。
然而，寇准刚直的性格又有负面的一面。他对别人的批评是毫不客气的，无论对方是自己的朋友还是政敌，只要他认为不对，不符合他的观念，他就直斥其非，不留一点情面。寇准这种直斥人非的性格，当御史言官是非常好的，但作为宰执之臣，就不免会引起朝廷内部的矛盾和争斗。当他遇到王旦这样大度而又是同年的人的时候，就会只观其才，而忽视其短，大胆向皇帝推荐他。事实上，朝廷内外除王旦外，也有不少人曾经推荐寇准，如毕士安、向敏中等。但是，寇准这种刚直的性格用于政敌或中立派时就会惹来很大的麻烦，政敌会由此对他更加怨恨，而中立派则会由于不满他的态度而成为他新的政敌。冯拯、王钦若、曹利用、林特等人就是由此与寇准交恶，并在争斗中与他对立。寇准刚直还有一个极端化的表现，就是与其他大臣甚至皇帝在朝廷上争吵。如罢枢密副使时与张逊争论，罢参知政事时在太宗面前争辩，在枢密使任上与林特忿争等。这些事情被皇帝看在眼里，都是极为讨厌的。太宗说他“交构是非，烦默公上”。真宗评之“无大臣体”皆由于此。
刚直引申出来的行为就是专断，寇准为官，也的确十分专断。他在太宗时任参知政事，张洎既同执政，“洎奉准愈谨，事一决于准，无所预，甘言善柔而已”而后来吕端拜相之后，也不敢独任政事，太宗也临时改变参知政事的职能来抚慰寇准。这当然是太宗对寇准的恩遇，但也可以看出寇准当时己权倾朝野。这种情况在澶渊之盟后又再出现，真宗对此十分忌惮，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他终于在景德三年（1006）将寇准罢相。王旦对寇准这一缺点其实也很清楚，他曾经评价说：“准好人怀惠，又欲人畏威，皆大臣所当避，而准乃以为己任，此其所短也。”
第二，使气。这是指寇准单凭自己的喜好，率性而为，往往不管事情的好坏与后果，带有一点任性。这一点首先表现在他用人的标准上。他选人择士从不用例，这当然可以说是他选拔人才不拘一格，但事实上也带着他本人的偏见。冯拯一事正是最好的证明，他贬抑冯拯，就只因为他不喜欢这个人。而在景德二年（1005）五月晏殊和姜盖一同应真宗特试的时候，寇准又“以殊江左人，欲抑之以进盖”反观寇准自己所择之人，张洎在他有危机时落井下石，丁谓更是他后期遭贬的罪魁祸首。这反映他看人的眼光是有偏差的。
寇准的个人喜好还用于待人接物，而且完全表露在自己的言语和举止上，毫不讳饰，也不顾后果，这也是他直率性格的体现，但有时也会给他惹来麻烦。他轻慢枢密使王显正是其中一个事例。王显的事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实质后果，但举荐张洎一事，却让他得罪同年。至道元年（995），寇准同年苏易简罢参知政事，张洎与苏易简同在翰林时已经不和，这次苏罢参政，是由于“洎多攻其失”不知寇准是否有看破这层关系，但他与张洎关系甚好，甚至“乃兄事之”苏易简罢参政后，他又数荐洎不己，这就使一些同年看来，他在张、苏的争斗中站在张洎一边，因而对他心怀怨忍。在冯拯参劫他时，他的同年康戮也参与其中。
另一次是对曹利用。寇准任枢密使时，与枢密副使曹利用意见不合，于是他斥责曹利用说：“君一夫尔，岂解此国家大体耶？”曹利用也从此与他结下仇怨。寇准的使气还表现为行为不够谨慎，有一件事很能证明这一点，就是前文不断提及的张洎落井下石一事。张洎本是南唐李家旧臣，博学多才，但为人品格不被时人称道。寇准知吏部东锉的时候，张洎对他刻意奉迎，“准年少，新进气锐，思欲老儒附己以自大”故寇准与他交好，二人关系亲密。但后来张洎看到寇准失势之时，又落井下石，大言寇准退后多诽谤。“准但变色，不敢自辩”从寇准不敢自辩可以看出，他的确曾经在背后说过一些宋太宗的坏话。诽谤的话出自寇准并不奇怪，但却不应该出自参政之口，寇准既为参政，就当注意自己的言行，这是他不谨慎之一。其二，就算他要发牢骚，说太宗的坏话，也应该注意谈话的对象，以寇准的聪明，不应该不了解张洎的为人，他理应知道什么话可以对他说，什么话不可以。寇准好酒，估计这是他酒后失言。这种任性而又不谨慎的行为，后来成为他致命的弱点。
当然，这种不谨慎的性格，也反映出他的光明磊落，只要他认为是对的事，他从来是毫不讳饰。他本人的权力欲很重，但却从来没有注意修饰自己的言行，以延长自己掌权的时间。寇准使气，还有一点表现，就是心胸有点狭隘。他向王旦求为使相，王旦拒绝后，“准深恨之”幸好王旦后来真的为他向真宗求使相而且真宗又答应了，真宗并且把此事告诉了寇准，令寇准大为感叹，否则真的很难估计他们的关系会变得怎么样。寇准的气量相比吕端、王旦等人，颇有不如。他有宰相之才，而无之度，因而不但不能平衡中央各方矛盾，反而其自身会引起矛盾冲突。真宗曾对王旦说：“准年高，屡更事，联意其必能改前非，今观所为，似更甚于畴昔”这里的“前非”，应该就是真宗以前提及过的刚直、使气这些他难以容忍的性格。苏辙后来也说：“盖准为人忠亮自信，固无异心，然使之得志，必有态横失众之事，未必不为国之祸也。”
第三，豪侈。这是寇准一个很显著的性格特点，不过这一性格特点除了让他喝酒太多误事之外，实际对他没有多大的影响，反而是他洒脱人生的表现。《宋史》中《寇准本传》云：“准少年富贵，性豪侈”他喜欢饮酒，而且喜欢与别人共饮，每每花费都很大。据叶梦得记载：“寇莱公性豪侈，所临镇燕会，常至三十盏。必盛张乐，尤喜柘枝舞，用二十四人，每舞连数盏方毕”与饮宴相关连的花费，寇准也从不铿省。“公（寇准）尝知邓州，而少年富贵，不点油灯，尤好夜宴剧饮，虽寝室亦燃烛达旦。每罢官去，后人至官舍，见厕涵间烛泪在地往往成堆”而他在藩镇做生日时，曾“造棚大宴，又服用膺侈，为人所奏”这件事触怒了真宗，以为他效仿自己，幸亏王旦解围说：“准诚贤能，无如墩何”即说寇准这种行为，只是像小孩子的任性。关于寇准豪侈好饮的记载很多，然而，也有记载说寇准生平节俭，富贵而不置私第，不营田园，所得俸赐，皆分给宗党故旧，去之日家无余资。“及朝廷许葬洛师，护还之费，仅能完给”《五朝名臣言行录》引《莱公遗事》说：公）尽散金帛，终身不蓄财产。公外奢内俭，无声色之娱，寝一青帖，二十余年，时时有破坏，益命补葺。《邵氏闻见录》也有相近的记载，又记载了魏野赠给寇准的诗句：有官居鼎镬，无宅起楼台并且认为，寇准的豪侈，缘于公务应酬繁多。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偏好，寇准豪侈，我们不能说是优点，但也不必过分指摘。他好饮酒，好宴乐交友，这正是他豪爽性格的体现。如果寇准是一个循规蹈矩、处处小心的完人，也许他做不出澶渊退敌这样的大手笔。寇准是一个性情中人，他洒脱不羁，耿介刚直，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傲岸的背影。
寇准年谱
太宗太平兴国五年（980年），19岁。举进士。授大理评事，知归州巴东。后徙大名府成安县。
淳化四年（993年），32岁。被贬知青州。
至道三年（997年），36岁。三月，宋太宗死，原襄王赵恒继位，是为宋真宗。寇准迁尚书工部侍郎。
真宗咸平六年（1003年），42岁。真宗对宋初的制度作调整，合盐铁、度支、户部为一使，寇準迁兵部，为三司使。
景德元年（1004年），43岁。毕士安任同中书门下章事，荐寇准，赞其“秉资忠义，能断大事，臣不如也。”真宗诏寇准为集贤殿大学士，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名列毕士安之后。闰九月，辽兵入侵，寇准坚决主战，鼓励真宗亲赴澶州。
景德二年（1005年），44岁。因澶州之战，加中书侍郎兼工部尚书。
景德三年（1006年），45岁。王钦若进谗言。不久，寇准罢相出，为刑部尚书知陕州。后宋辽关系又紧张，真宗乃诏寇准还，以兵部尚书权东京留守。
天禧元年（1017年），56岁。寇准改山南东道节度使。后又镇永兴军。时真宗大力崇道教，迷信天降瑞书。寇准迫于形势，遂上天书。此事颇为时议所非。上天书后，寇准被拜为中书侍郎兼礼部尚书、同平章事、景灵宫使，再次拜相。
天禧三年（1019年），58岁。进尚书右仆射、集贤殿大学士。
乾兴元年（1022）61岁。二月，贬雷州司马。
仁宗天圣元年（1023），寇准在贬所雷州（今广东海康境）病卒，后归葬洛阳。仁宗朝追谥忠愍。
